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全文图书 > 斯特朗文集1

第二十一章 红色汉口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我在上海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向我建议，如果我想看到真正的革命，就必须马上沿长江而上到汉口去。《福西克贝报》的德国记者冯·萨尔兹曼刚从汉口回来，他对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充满了感情。“别为南京浪费时间了，”他对我说。“不管它能拖延多少年，但它不会长存。它将在外国金钱和中国上海富商的压力下妥协。汉口将坚持下去，如果不是指人的话，至少他们的信念将永存。如果汉口政府被推翻了，它也会名垂青史，东山再起。那是一种什么信念呢?它不象共产主义思想那样明确。它是推动一切革命的信念——长期受压迫的人民突然获得的希望。” 　　宋子文是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当国民党政府分裂成两大敌对营垒时，他在两者之间举棋不定。他身穿一件雅致的浅蓝色长袍，在上海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对我说：“南京没有什么值得了解的，穿新鞋走老路，用华丽的词藻掩盖中国惯有的腐败无能，汉口倒有看头!”然而，他本人却离开汉口，同新的南京政府调情了；不过，他还没有下决心。他曾两次买票想返回汉口，但最后还是找借口没有去。他让我转告他的妹妹——在汉口的孙中山夫人，他很快就会返回汉口。可是，当我告辞的时候，他无意中脱口而出地说：“再见!我们北京见。”他说话前后矛盾。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犹豫不决的痛苦神色。他知道群众运动是伟大而光荣的。要放弃这种运动是痛苦的。但是，他很清楚，要离开上海的金融家将是更痛苦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我访问墨西哥后不久来到中国。我当时以旅游者的身份奔走于各个革命的中心。中国的局势成为世界报刊的头版新闻。因此，我在美国停留的时间不长，我在佛罗里达州巡回演说结束后，为霍尔德曼—朱利叶斯蓝皮书出版公司写了七本小册子中的最后一本，后来到纽约去会见了一些编辑。然后，我从旧金山坐船来到上海，我心里很清楚，我下一步必须到汉口去。英国半官方规定，禁止妇女在长江旅行，但是我搭上了德国的一艘远洋货轮溯长江而上到达汉口。去年十二月，我还在克里米亚医治肺炎，今年二月便访问了墨西哥城；五月又来到中国工业中心的“红色首都”。因此，我现在觉得我们的世界显得小了。 　　一年半以前，我在广州看到了国民革命。现在，它已引人注目地向北发展，达到长江，半个中国掌握在“国民革命军”手里了。北伐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代表中国中上阶层爱国者的国民党同组织工农群众的共产党结成了联盟。工人农民以“人民政权”的名义举行的起义为北伐军开辟了道路。我在广州革命军队中看到了两种对立的因素——穿丝绸长袍的商人和饥寒交迫的工人。他们已经分裂为两个敌对的政府，一个在上海附近的南京，另一个在沿长江走三天路程的武汉三镇、主要是汉口。 　　造成这种分裂的近因是蒋介石在上海血腥屠杀工人。在孙中山时代，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北伐计划，第一步是巩固中国内地，然后再向沿海进攻，这样就可以避免与帝国主义接触，直至中国统一，消灭匪盗和军阀。当前的计划是要求南方军队立即北上，与冯玉祥的西北军会师。蒋介石这个趾高气扬的大元帅无视本党和政府的命令，擅自挥师，直取金融中心上海。他本人是上海黑社会的歃血结盟兄弟。上海的革命工人举行起义，迎接他的到来，并为他夺取了这座城市。他掌握了他们给予的权力后，立即下令封闭工会和屠杀工人领袖。在上海富豪的支持下，他成立了南京政府。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仍然呆在从上海长江而上要走三天路程才能到达的原定目的地汉口。他们宣布：“要文治，即民治，不要武治，”并任命了一位新总司令来取代“叛变的”蒋介石。蒋介石既有钱又有军队。可是在我到达汉口的时候，汉口仍然享有爱国运动的道义威望。他们是中国的“进步力量”，在他们的行列中有国民革命的著名人物。他们仍与共产党合作，并通过共产党把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廷。 　　关于汉口的各种谣言不断传到长江下游。在被压迫人民起来反抗压迫者的斗争中，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谣言的。人总是制造一些关于两性的传说，目的是引起人们的强烈反感。例如，谣传汉口的妇女为了庆祝获得自由而举行了妇女裸体游行。还传说汉口政府强行给十六岁以上的女子分配丈夫。一个名誉扫地的传教士油印和散发了这些荒唐的传闻。这是非常典型的。在这些传说中，最温和的、有点事实根据的是：工会和农民组织夺取了富人的财富。 　　真正布告的副本也传到了长江下游，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些开明分子散发了它们。这些布告给中国的战争注入了一种新精神。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事呢?一支取胜的军队在攻克一座城池后发布如下的公告：“虽然我们为得到这座城市而高兴，但我们看到民众的苦准而感到忧伤。……革命军一定要解救人民的苦难。我们与人民休戚与共，同生死，共患难，共同扫除一切障碍，共同致力于建立美满之生活，共同铲除帝国主义和军阀。” 　　在汉口，人们在中央银行的楼上给我们安排了住处，隔壁是宋庆龄的卧室。她是我在世界上结识的人中最文雅、最敏锐、最刚强的女性。她接受了中国严格的传统礼教训练。她非常敏感，在我看来，根本不在意的一些小事，都会使她感到不快。然而，她却顶住了中国的习惯势力对妇女所施加的两大社会压力——家庭的影响和对名誉的诋毁。南京方面散布了许多可耻的谣言，企图毁坏她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名声，她的亲属把这些谣言都告诉了她，劝她为了已故丈夫的声誉而到上海去。她坚持留在汉口，并坚决执行与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鲍罗廷后来说：“她是国民党左派中独一无二的人物。” 　　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广州得了疟疾，大部分时间生病；在几次病重时，卧床不起，不得不在病房会见各个委员会成员和来宾。他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根据以往的许多革命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经济力量、社会阶层和革命方法进行精辟的分析。上海的自由派人士对我说：“鲍罗廷希望中国陷入混乱，以期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种糊涂的看法。 　　“中国已经处于混乱之中，几十个军阀混战使中国四分五裂，”鲍罗廷对我说。“希望保持这种混乱的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控制和掠夺中国。但是问问：在中国，什么社会阶级才有足够的勇气、凝聚力和纪律来把这个国家从混乱中解救出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和现代化的独立国家呢?”他在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中找到了这种必需的素质。同国民党的联盟，为这项组织工作提供了机会，因为国民党包括了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汉口政府比我在墨西哥看到的卡莱斯政府要进步得多。它有理论，有纪律，有很大的权力。然而正如石油巨商象一把利剑似的悬在卡莱斯头上一样，在汉口，长江上的外国炮艇都已做好战斗准备，如果革命搞得太过份，他们就会开炮镇压。商人纷纷顺流南下，带走了武汉的就业机会和黄金。中国的“工人中心”实际上成了一座嗷嗷待哺的失业者的城市，日益迫切地需要粮食。 　　饥饿的工人面对着外国炮艇的威胁，并没有畏缩。他们集合起来，占领了汉口的英国租界，把它永远置于中国的控制之下。在一些革命的省份，农民承认中央银行印刷的纸币，人们可以用它购买大米。无耻的德国商人们对我说，他们乘机在这些交易中牟取暴利，用低值兑换纸币，而按票面价值购买大米。他们说，“只有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才愿意接受纸币来购买他们的大米。”他们嘲笑这些农民：用牺牲了的信任来支持“人民政府”。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劳动大会在汉口的一个大礼堂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三百八十一位选举产生的代表，他们来自中国十八个省中的十四个省，代表着四百万组织起来的工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封锁线，来到汉口，为的是加强和巩固他们的国家，以抗击世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的力量。代表们共济一堂，举目四望，只看见一张张面孔：有的翘首仰望，有的神情严肃，有的面露笑容，有的焕发着青春的容光，有的透露着生活的艰辛。但是，在所有的面孔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精神抖擞的、不屈不挠的决心。 　　在这些代表中，我会见了一些人。一位姓余的代表是来自上海的久经考验的组织者，在他的领导下，许多运输工会得到了加强。一位姓马的代表是广州的老印刷工人，他正在创建中华全国印刷工会。一位年纪较大的姓唐的代表是湖南的矿工。唐仍然怀念帝王时代，希望资本家回来，但他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会来摆脱承包工头的欺压。上海纺织厂的女工们不顾生命安危溯流而上，置生死于度外，想方设法通过封锁线。这些代表们代表了各行各业的工人，从落后村庄的苦工到武汉兵工厂的先进铸造工人。他们讲着各地不同的方言，所以开大会时经常需要有人作翻译；只有中国的书写文字是统一的，口语的发音则因省而异。大多数合法成立的工会还不到一年的历史。在国民革命军管辖的地区，它们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它们是中国最强大的、最富代表性的人民力量。 　　革命力量很大，也很复杂。许多兄弟组织派代表出席了劳动大会，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中有：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国民政府，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它十一个全国性组织或省市组织。 　　苏联工会派了一些兄弟工人代表来参加大会，其中有：冶金工人、铁路工人和教育工作者。中国人围住他们，如饥似渴地询问一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实际问题。“在你们进行革命时，你们对破坏政府工业的行为采取什么态度?是鼓励、容忍，还是惩罚?”……“在你们的革命中，钢铁工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得到物质上的好处的?是在剥削者一被打倒就得到好处呢，还是在为革命作出许多牺牲之后才得到?”苏联人取得革命成功，享有很高威望，他们可以提供这方面的知识。与此同时，主要由帝国主义大国的工会组成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则拒绝承认中国工会的存在。 　　共产国际的代表罗伊(印度人)给这次大会定了基调。他说：“过去，你们在国民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现在则要求你们起决定性作用。前三次劳动大会的任务是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而这次大会的任务是领导中国工人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国革命的成败将决定现时代世界革命的命运。”这些并非空话。汉口政府的垮台使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并至少决定了此后十年世界形势发展的方向。 　　在这次大会上，我并不觉得他们是异国的黄色皮肤的中国人；他们的面部表情、语言和行动完全与世界上有组织的战斗工人一样。但是，作为会址的这座城市仍然秩序混乱，中国封建军阀气焰嚣张。大会闭幕的那天，国民革命军一个主要将军(指唐生智——译注)的一些军队占领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开始抢劫代表们的行李。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全城：在汉口，象在全国各地一样，军队也开始镇压工人了。在鲍罗廷的办公室里召开的紧急会议增强了“国民革命政府”的勇气；国民革命政府的领导人汪精卫“说服”这位将军撤走他的军队，以“挽回政府的面子”。当苏兆征带领大家清扫歹徒抢劫工会而留下的垃圾时，我采访了这位精疲力竭的劳动大会主席。他说：“我们今天可以在大楼里工作，谁知道明天又怎样呢?”那天晚上，工人和士兵按原计划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工人们充分利用了汉口政府给予他们的喘息机会来“教育”士兵。 　　附近省份组织起来的农民象工人一样坚定和艰苦。在苏联人还没有前来帮助他们以前，他们就成立了上百个自发性组织，其中有红缨枪会、黄肚子会(意译——译注)等，目的是保护农民，对付土匪和军阀。随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来到北方的苏联顾问告诉这些拼命的农民怎样才能使他们的力量发挥更大作用。“清除你们队伍中的二流子、土匪、鸦片鬼、地主和放高利贷者(以前所有的农民组织都被这些人腐化了)。在你们建立了地方组织后，从你们的村庄派代表去同另一些村庄联合起来。这种联合要不断扩大到全省和全国，这样你们就有力量抵抗土匪、控制军阀和建立‘人民政权’了。” 　　农民纷纷赶来参加会议，聆听这些道理，数百万人参加了农民协会。他们采取了行动：“人民的粮食、人民的法庭和人民的学校。”他们没收了富人从饥荒地区运出的大米，成立粮站，按固定价格向穷人出售大米。我在湖南农村认识的一些德国传教士告诉我，农民是如何小心翼翼地记帐的。他们还对我讲了“人民的法庭”，在那里举行群众大会，对那些收买土匪来保护自己的地主和贪污饥荒救济款的人进行审判和定罪。“人民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到几万所。过去，每个村庄都有教富人子女念书的家庭教师。现在，农民命令他们开办穷人学堂。他们征用了一些房屋，让学生们自带凳子和学习用品。中国人很重视的读书写字技术很快就被农民的子弟掌握了。 　　为饥饿者提供粮食，处决贪污分子和为穷人开办学校——这些都是农民起码的合理要求。他们力求过个好日子。此外，他们还要求制定新土地法，这种土地法因地而异。新土地法规定了地租的限度，规定在饥荒年代免交地租，而且提出了统一的土地税，“不得预先征税”。更先进的农会组织还要求监督地租，甚至要求重新分配。但这不是他们所追求的、准备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冯·萨尔兹曼说得对：这不过是从中世纪奴隶般生活迈出的第一步而已。 　　取得胜利的革命军队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开始时以广州军校纪律严明的毕业生为骨干，在北伐战争中迅速吸收了大批工人和农民。他们在受压迫的农村地区点燃了希望之火，唤起了盟友。农民的脊背成了他们的运输工具，对当地情况熟悉的农民帮助他们包围城市。但是，北伐军也吸收了一部分地区的军事冒险家，他们看到革命力量强大，就迫不及待地投靠革命。这些武装力量必须被当作盟军接受下来，否则，把他们留在后方，就会成为隐患。 　　为了把这些杂七杂八的分子教育成为一支纪律严明、而又忠诚的部队，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设立了政治委员制。大部分政委是共产党人。他们很快给这些士兵上读书识字课和政治课。这个方法确保国民革命军在攻克半个中国时所需要的革命热情和组织纪律性。但是随着节节胜利，军队扩大了，军人之间的矛盾加剧了，政治教育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况且，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大多数是商人和地主的儿子。当农民与压迫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尖锐时，这些军官开始转而反对革命了。国民革命军又开始分裂成旧军阀派别了。他们驱逐或杀害政治委员，在各省实行军事统治，镇压工农组织。 　　尽管有这些互相争斗的因素，文官政权——国民党左派政府毕竟在汉口建立了。这个政府的劳工部长和农业部长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他各部长由中国知识分子和商人担任——自孙中山时代以来，他们一直是国民革命的领导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外国留过学。他们是当代中国的进步力量，充满爱国激情，争取实现“民治”，要求摆脱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推行政府所有制，以确保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繁荣。由于我参加过西雅图总罢工，所以我能理解他们。 　　几个月前，这些知识分子在北伐热情的鼓动下，发表了革命演说，其激昂程度比工农犹有过之。孙中山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保守派实业家孙科曾高喊：让农民“杀死绅士”，因为农民更有理由要求控制粮食和处决少数贪污分子和土匪。年纪较大的司法部长徐谦发表了充满无政府主义词句的激烈讲话，以致使共产党都感到不安。革命政府主席汪精卫是最雄辩的演说家，长期享有爱国者的声誉。他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大会致以武汉政府的革命敬礼，并向他们保证说，政府将永远支持他们组织全国工人反对剥削的斗争。 　　然而，就在我到达汉口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政治家开始动摇了。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农民和工人表现得很坚定，而那些意志薄弱的知识分子却慌了手脚。汉口工人利用群众的巨大压力夺回了英国租界，并把它交给武汉政府，这件事立即在全国和全世界赢得了威望。可是武汉政府胆小如鼠，只是在鲍罗廷竭力规劝下，才勉强接受这份厚礼。他们被世界列强吓坏了，他们想把租界还给英国人。 　　他们也害怕自己的将军们。不过这些进步分子倒也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文官必须控制军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本身是文官，他们所受的教育也使他们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国外看见过现代政府。他们谴责蒋介石不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他们还经常对我说，武汉的最大光荣在于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由“人民代表”控制军队的政府。然而，当他们的将军们开始屠杀农民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采取行动来制止他们。 　　这就是农民和工人一直为之卖命的“红色汉口”的“进步政府”。然而，这个政府的“外表形象”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问鲍罗廷：“如果这个文官政府很坚决，军方会不会退让呢?”这就是美国的传统：政府是强有力的，军队得服从它。 　　鲍罗廷笑着说：“你可看见过在蟒蛇面前的兔子吗?兔子吓得发抖，知道自己要被吞掉了，然而它却呆在那里不动。我们的文官政府在军阀面前也是这样。”我认为，这大概是鲍罗延长期患病使他过于悲观了吧。我也看出，汪精卫对将军们太迁就了，湖南军人对政府的命令置之不理，恣意屠杀农民。要恢复那里的正常秩序是很困难的。不过，我仍然认为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和杰出的进步人士。虽然他不象我在劳动大会上见到的工人那样生气勃勃，但毕竟得有他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担任政府首脑。难道“红色汉口”不是一个政府吗? 　　鲍罗廷把我介绍给他旁边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时讲了一番话，当时我并不理解。他说：“斯特朗女士在她的革命中不够幸运。她去俄国太晚了，而现在来中国又太早了点。”我认为这是富有哲理的话。当然，中国革命刚刚开始，但是，难道它不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到全国吗?我当时不了解革命政府内部存在深刻的分歧，这些分歧正在加速政府的垮台。我当时认为，政府内部的派别越多越好，这样就更具有代表性。甚至连许多将军，只要变得驯服一些，具有爱国心，忠于第一个真正代表国民的政府，还是可以团结的。我认为，将军们应顺从于思想，而不是思想顺从于将军们。 　　我同汉口的官员们一起去郑州出席由冯玉祥将军参加的著名军事会议。在专列上，餐车非常豪华，有冰镇汽水、罐头龙须菜、卡耶牌巧克力糖和森基斯特桔子——这表明美国已经渗透到这个美国化的左派政府。我们经过了一个躺满“铁军”英雄尸体的战场。在中国军队之间展开的第一次大战中，他们同张作霖的精锐部队交火，用高昂的士气战胜了他的炮兵。他们的勇猛为冯玉祥的西北军杀出一条路，从而使两只“人民军队”会师，现在这两支“人民军队”将挥师直奔上海。这就是他们所讲的北伐的情况。 　　冯玉祥过去以倒戈出名。如果汉口政府希望冯玉祥帮助他们占领上海，那么他就会要求他们帮助夺取北京。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冯唐工人究竟谁占上风呢?自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湖南的唐将军成了当时汉口军队的首领。再不然，汉口的文官革命政府是否会战胜这两位将军们，使他们听从政府的号令?它能表明自己真正是“人民政权”吗? 　　汪精卫和汉口的领袖们在对付将军们方面手中握有一张王牌——组织起来的工农力量。农民和工人把权力交给他们，使军队胜利北伐。如果依靠工农力量，他们本来是可以占上风的。但是，他们来到郑州后，却就农民的“不轨行为”向将军们表示歉意。冯玉祥认为他们无论作为敌人还是朋友，对他都是无关紧要的。于是，他客客气气地表示愿意合作，但是一星期之后，他一反前言，同蒋介石会谈时，同样客客气气地保证忠于蒋。国民革命的力量立即分裂为三个地区。千千万万工人和农民流血牺牲，把国民党的旗帜插遍半个中国，到头来却使三个新军阀坐地分赃。 　　然而，在虚伪的圆满成功声中，我们的火车向汉口疾驰而去。不论是美国进步人士、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是麦克唐纳，都不如中国的政治家善于挽回面子。我对优柔寡断的气氛感到迷惑不解。但我高兴的是，大家都联合起来了，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们也欺骗自己，故意作作样子，高兴地聊天，可是他们在思想上正在设法适应新的任务：不要再玩弄表达工农希望的美丽词藻了，而要提出维护“法律与铁序”的口号，这样才能安抚正在崛起的湖南军阀。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将军们都是一致的。于是，革命的文官政权道歉了! 　　当列车在一片爆竹和欢呼声中徐徐驶入汉口火车站时，他们还在欺骗工人。在车站，迎接他们的有劳工组织代表、革命妇女代表、学生代表以及反帝同盟的缠头巾的印度代表。他们都来迎接他们派去创立新中国的使者。武汉的进步官员昂首挺胸走过欢呼的人群时，居然象英雄一样。他们把与冯玉祥达成的妥协说成是一大胜利。……几天以后，汉口工人举行了总罢工，抗议“郑州会议上的背叛”。 　　然而，革命并没有完。将军们分成三派，互相厮杀，争夺地盘。武汉的进步力量向将军们的意愿屈服了。但是在这些将军管辖的地区内，组织起来的农民正在为“人民政权”而展开斗争。我南下来到湖南访问。唐将军禁止武汉政府的文职官员进入他的管辖区。他正在镇压所有的农民组织。然而，在每个村庄里，农民们用长矛和少数左轮手枪迎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要他们放弃梦寐以求的人民政权、人民的粮食、人民的法庭和人民的学校而向将军们投降，并非易事!当他们被装备精良的部队打败后，他们就撤到山区，隐蔽起来，保存实力，重整旗鼓，准备东山再起。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今天，在中国抗击外国统治的坚强力量，不是轮流给美国和日本当走狗的南京政府，而是从有组织的农民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苏维埃。蒋介石发动了六次围剿也无法消灭他们。 　　许多省份的农民组织早就要求给他们武器了。他们曾对他们的汉口“人民政权”说：“让我们武装起来打土匪，保证政府决议的贯彻，对付这些自称同我们是一家人的半封建军人。我们的力量就是你们的力量，让我们武装起来保卫政府吧!”他们纷纷加入了“铁军”，因为铁军的指挥官享有最革命的声誉。这样一来，武汉各军之间的磨擦增加了。胆小怕事的政治家动摇不定，一会向他们提供一些左轮手枪，一会儿又要求他们归还枪支。 　　湖南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但表面上，它仍然是所谓革命的武汉政府的一个“省”。我从湖南返回武汉时，发现鲍罗廷和所有的俄国人都正准备回莫斯科。出了什么事?国民党领导人在车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他们恋恋不舍地站在他旁边，似乎不愿意让他走。有些人的脸上的确露出了遗憾的表情。他们问：“您什么时候回来?”是为了顾全中国人和政治家的面子呢，还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权力正在失去，而又没有勇气抓住不放呢?宋子文对我说过：“汉口了不起，”然而他又不能去汉口。他们象宋子文一样，也都知道伟大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光荣。这种群众运动使他们成为领导人，后来他们对革命发生动摇，从这个将军转而投靠另一个将军。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来到长江下游，投靠了上海富豪支持的更大的军阀蒋介石。 　　我得到鲍罗廷的许可，同俄国人一起坐汽车经过中国西北诸省，到了蒙古，转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当鲍罗廷会见冯玉祥时，冯问他：“武汉政府与蒋介石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 　　“没有，”鲍罗廷说：“没有。他们曾经有过不同之处，但现在没有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在交战?”冯玉祥问道。 　　“为了赵王爷，”鲍罗廷没精打采地说。“就是为了赵王爷，”他指掠夺上海的财富。 　　几年之后，我从中国人的回忆录中才了解到汉口当时的详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罗伊对汪精卫说，共产党人奉命武装工农，以保卫“人民政权”。有些人认为罗伊是以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身份讲的，他向这个亚洲人说莫斯科的坏话；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去找一个不太热心的盟友，使之支持武装工农。难道汪精卫不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者吗?难道他不是曾经为工人们敢于与压迫者作斗争叫好吗?共产党盟友提出的这个尖锐的要求是否会使得整个国民党左派强硬起来，使他们接受(即使是很勉强地)工农武装呢?工农的忠诚曾使他们获得统治权力，而现在工农正遭到军队的屠杀。 　　汪精卫和中国的进步分子曾经热烈地欢呼革命，曾高喊“杀死绅士”和发表过比共产党还激进的演说；现在，当他们动摇的灵魂面临这一难办的抉择时，他们突然觉得：武装自己的追随者，比在军人面前蒙受屈辱和失败更可怕!最好是同华中地区的封建军阀讲和，或者同蒋介石和上海的金融家讲和，甚至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讲和。难道汪精卫夫人不是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办橡胶厂赚钱吗?外国列强是讲人情的。如果难以同南京和解，毕竟还可以到巴黎去住嘛，反正不能同那些被叫作“同志”的、粗鲁的、武装起来的群众相处。对汪精卫来说，那是最可怕的事! 　　皓月当空，在陕西的一个果园营地，鲍罗廷坐在折叠椅子上向一位逃脱冯玉祥镇压的陕西省副主席讲解了中国革命力量的问题。这是我听到他讲的最全面的阐述。他在汉口时，病得很重，无法讨论这些问题，而且也没有时间。 　　他说：“在中国有三种力量：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大资产阶级、地主和他们的国民党将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因为他们并不真正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同他们勾结，并通过他们谋取私利。汪精卫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也不能统一中国，因为他们动摇于广大群众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在大资本家的压力下，最终是要投靠大资产阶级的。只有工人和农民才能统一中国。 　　“当国民党人依靠群众夺回了长江一带的外国租界时，他们是‘胜者’。当中国资产阶级镇压广大群众时，帝国主义的剥削也会变本加厉。但是，不要灰心，中国革命并没有完蛋。” 　　月光撒满了果园，陕西的这位同志面向南方，似乎在眺望红色的汉口。那里的中国进步分子正一个个来到长江下游，同蒋介石讲和，或者逃亡国外。在远离长江的广东，共产党领导的“铁军”开始向汕头进军。在江西和湖南的山区，农民正在重整旗鼓。华南的工人也在重新组织新的斗争——广州公社。 　　但是，我这个美国进步人士，逃脱了西雅图的冲突，然而仍然拿资本家的钱，并希望得到苏联工人的信任，我还能相信自己吗?难道我不是曾经用比汪精卫更华丽的词藻赞扬过革命吗?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