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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被驱逐出境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陈裕年

我由卫兵陪着，汽车飞快地向着莫斯科机场驶去。在机场，让我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吃早餐。很显然，我看不见别的旅客，也不能被别的旅客所看见。我们乘的是一架小飞机，只能坐八到十名旅客，机上的人都是卫兵或他们的家属，他们对我一点也不注意。坐这样的小飞机上下颠簸，我觉得很不舒服，但还想稍为打个盹儿，因为已经疲乏到了极点。最后我们降落在一个开阔的地面上，在那里我被换上了汽车，后来又换乘一辆小吉普车，里面有一个司机和两个卫兵。这样，我终于到了波兰边境。那是一处荒凉的边境，在那里两国被一条小河隔开，河上有一座破桥，桥又倾斜，又不稳，吉普很难过得去，只有步行还可以。 　　在一个哨所前面下了车，两个卫兵提着我那很重的箱子走到桥中央，放在那里，我跟在后面。他们把我的护照和装有我的美国货币的皮夹子递给了我，然后离开了我。一个相当困惑不解的哨兵从对岸向我走来。我急忙打开护照，发现里面有波兰的签证。当他来到时，我就给他看。他拿了护照，用俄语对我说，他得拿给他的上级去看。接着他就走回波兰的哨岗。等了一会儿，他同一个他的上级军官一起走了过来，问我要到哪里去。我回答：“华沙”。然后我被告知，去华沙的火车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要从不远的一个车站开走，他们可以用给他们装煤的卡车把我送到那个车站去。 　　那是一个小小的火车站，没有兑换外币的机构，不过他们接受了我的美元来付车票，并找给了我一些波兰钱，我用其中一部分付给了卡车司机。海关人员里里外外搜查了我的行李和我的全身，他们对于我这样古怪地来到这里好象迷惑不解。这使我更相信我在监狱里已经形成的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推测，我相信苏联当局已经知道他们是搞错了，逮捕了我使他们很不好意思，他们是不会把这事宣布出去的。这很好，我也对此保持沉默。不过，我的遭遇还是使我很紧张，很神经过敏，忐忑不安，我发愁会不会由于我没有正常地将美元兑换成波兰钱而使我坐进波兰的监牢。 　　当我到达华沙时，天色已经很晚了。我坐了一辆出租汽车到旅馆。拿出我的护照，我问旅馆的管理员是不是给我预定了一个房间。他查了他的记录，要我在两个房间中选择一个。我不知道这是机会碰巧，还是莫斯科给我预定的。我太累了，顾不了这些，我只想睡觉。不过，房间管理员已经使我不能安定下来，他告诉我，我的波兰签证是个过境签证，第二天就要到期。 　　我不想马上就离开波兰，我想停一停，同政府的头头们联系一下，不几年以前，当他们的政府在卢布林形成时，我同他们很熟识。不过，第二天是星期天，所有机关都关门。我不知道可以找到谁来帮助我。我想起了“电讯新闻社”的头头，那是一位嫁给了一个波兰共产党员的英国妇女。这时，“电讯社”是一家进步的国际新闻社，我也为它写作。几个月前我路过华沙时，我们曾互相拜访，我并且留给她一些不能带出国的波兰货币。我知道她的住处，也不怀疑我可以在星期天的早晨在她的家里找到她，她是马上就可以给我帮助的。 　　当第二天早晨她开门时(我早在八点钟左右就去找她了)，她一看到我就满脸吃惊和害怕的样子，使我立刻意识到莫斯科已经宣布我是个间谍了。“快进来”，她说，“快告诉我。”她向周围的街上看了看，看见视线里没有人，她表现得轻松了一些。她告诉我，她将让我小心地走出去，而且我不应该再回来。 　　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且补充说，我仍然不知道逮捕我的原因，因为审问我的官员好象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并且拒绝承认我是个作家，却谴责我是个间谍。我又说，我肯定这是搞错了，我要在波兰停下来去见当局，并打电报给斯大林，把情况搞清楚，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到中国去。她回答说，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我本来从她的神态中，已经开始对我原来的想法怀疑起来了，而她这样一说，更使得事情格外清楚了。 　　“你在东欧的声誉，完全是来自你以前在莫斯科的声誉。波兰或东欧的任何一个国家，是都不会有人能够或者肯定为你的这个案件帮一点点忙的。只有美国共产党，在四十年以前你还没有去莫斯科时，他们就了解你，有权利也有义务来处理你这个案件。但是美共又是那么奴性十足，你是没有什么指望的。” 　　她的分析是那么清楚，我立刻接受了她关于东欧的那些说法。但是我又反对她那关于美共的说法。事实上，当我知道了莫斯科已向全世界公布我已被当作一个间谍驱逐出境时，我就必须立刻回到美国去告诉美共我所发生的事情。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同时也是为了他们。我们可以共同商量该怎么办。 　　“我不认为美国党象你说的那么奴性十足，”我回答说。“我承认美共不论是谁，都会接受莫斯科警察当局所说的反对我的话的。但是，如果我告诉他们审查我的官员拒绝承认我是个作家，他们从我的卷宗中搜集起来的所谓证据包括了我在苏联的所有旅行和我的全部著作，我想他们至少应该同斯大林一同来查看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管怎么说，我同意我的首要任务是向美国党报告，越快越好。 　　我的女主人说，她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同波兰同志联系，并提出我的处境，看他们是不是愿意做点什么。她要我这时呆在里面的那间卧室里，不管谁来敲门，都不要答应。后来她回来报告说，她去找的波兰同志肯定了她已经说过的那些话。她要我不但不再找她，而且也不要同任何在欧洲的“电讯社”记者接触。“我们是一个新组织，还有待证明我们是个进步新闻社的价值。和你的联系会连累我们全体。” 　　我实在是疲劳不堪，又加上离开波兰的种种技术困难，不过它们本身并不紧要，它们起源于我的签证有效期只有一天，而这一天又是星期天。当我试图延长签证时，我发现这需要一个高级机关的介绍，可是所有机关星期天都不办公。现在，我回忆起来那时我坐等几个小时打电话，好容易才接通了某个重要人物，并让我绝望地说：“如果你愿意，就把我关到监狱里去吧，但是得给我一个在夜间到什么地方去睡觉的机会。”对于这，我得到了心平气和的答复：“我们不愿意把你关到牢里去，因为你没有破坏波兰的法律。我们要帮你离开这个国家，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愿望。”于是我的签证得以延长了一天，并在到巴黎去的飞机上预定了一个座位。同时也使我想起，在这些国家里，从前我曾是极受欢迎的作家，而这时我却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避难者了。我利用在华沙的机会，重新整理了我的行李，装了许多书，很沉。我不可能带着这些上飞机，于是我就把这些书留给了一家以前欢迎登我文章的报社，要求他们给我寄到美国去，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寄来。 　　* * * 　　我直接飞到了巴黎，听说去纽约的飞机几个小时之内就要起飞了，这时我的眼睛牢牢地盯着纽约。因为我曾被警告不要同“电讯社”或者任何别的友好组织接触，同时我也想要回避任何地方的美国大使馆，或许它正在注意我的到来。如果同它接触，不正好证明我是一个间谍的罪状了吗?我在靠近飞机场的一家旅馆里休息了几个小时，没有进城。买飞机票时，我要求保证不公布我的名字。售票员答应了，但是我的名字却很快就传了出去。我们在纽芬兰的甘德①停了一下，这时流传说我就在这架飞机上。 　　1949年大西洋公司的飞机不象今天那样的快。这时坏运气还是跟着我。一阵风暴远远地把我们赶出了航线。在精疲力竭的飞行之后，当我们到达甘德之前，我们几乎飞到了亚速尔②。飞机上的女服务员，看见我疲劳得实在不行了，为我安排了一个双人座位，使我可以躺下来。在到达甘德前，我问她可不可能让我停下来睡一夜，然后乘下一班飞机继续飞。她回答说，能够这样安排。在甘德，我见到了两个新闻社的电报，要我给他们回个他们付费的电话。我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我很小心地给他们写了同样的答复，我说，“不要利用我的被捕作为冷战材料。我不知道为什么被捕，或者为什么他们不公正地把我叫作间谍。不论哪个国家的警察都会犯错误。” 　　在一个公共电话间里，我对着电话念了这一段电文。电话间的门猛被拉了开来，闯进来了一个人。他说他是赫斯特国际新闻社的记者。为了向我采访，他特地从纽约赶来甘德。我除了准备的那段电文之外，拒绝再说什么。我决定，除非我知道了外界关于我已经在说些什么，或者最好是我已经同朋友们商量了，在这之前我什么也不说。可是这个人是那样莽撞，而且那样执拗，很明显，如果我在甘德过夜，他甚至不会让我一个人在床上的。我要变成了赫斯特的“独家新闻”了。我厌倦地走出电话间，上了飞机，向女服务员解释了我的处境，继续飞行。赫斯特记者同我一起飞。他利用了我那双人座位，坐在我的旁边，于是我就再也不能休息了。我离开了他，又向服务员要了一个座位，那里更挤，但是他不能再坐到我的旁边。这之后，他还是把身体倾斜过来，想法子继续讲话。这样，我们就在那第二个不眠之夜的午夜以后，到达了纽约。 　　当别的旅客下飞机的时候，服务员要我等着，我还以为她大概是照顾我，给我一个单独离开飞机的机会。我的幻想马上破灭了，当我一下飞机的梯子，就遇到了两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把一张传票塞进我的手里。那是要我在十点半去见大陪审团，如果不到就要受罚的传票。过了午夜，同时就是早晨，这时已经是凌晨了。接着我被带到移民局的官员那里去，他们扣住我的护照，用冗长的讯问企图证明我已经不是一个美国公民。他们的这个意图失败了，因为我一向是很小心的，许多美国人在苏联的选举中投票，我可从来没有干过。我从来没有对任何外国政府发誓效忠，我从来没有担任过只有另一国家的公民担任才合格的职务。总之，他们要证明的事情没有成功。 　　我最后被领到机场大厅里时，已是早晨四点钟了，那里有一百多个新闻记者和电影、电视摄制人员，不耐烦地在那里等着采访，已经等了一夜。当时我说了一些什么，我大部分都忘记了，不过有些小事情还记得很清楚。我首先问他们是不是已经看见了我从甘德发出的声明。他们回说，已经看到了。我就向他们保证，除此之外我没有再对任何别的记者作过别的声明。对于这，赫斯特记者叫了起来，“那是说谎。从甘德来到这里，我同你谈了一路。”我回答：“你想要同我谈，纠缠着我，不让我休息。但是我没有告诉你什么。”     　　他叫着说，“在监狱里他们不是待你很坏?”我激动地回答：“没有象你(们)在这里这样待我的一半坏。”一个在我背后的妇女低声告诫我；“不是我们全体，请不要说我们全体。”我吃了一惊，我要把美国整个新闻界当作敌人攻击起来了。于是我回答：“不是你们全体，我只是指从甘德来的那个不让我休息的人。”这以后我听见赛卓克·贝弗莱吉在我的旁边说话了(他是《国民前卫报》的编辑，我也在为这家报纸工作)。他向我肯定地说：“等这里完了以后，我带你到纽约的一个私人家里，那里没有人会打扰你。”这以后，我尽力来回答好问题，我说没有被粗暴地对待过，但是被不公正地控告了，我认为那是一个错误。这样的错误不论在哪个地方都是同样被“冷战”的气氛所鼓舞。 　　这是我那时的观点，我现在仍然基本上保持这个观点。这并不妨碍我想要知道我被捕的真正原因，而这原因我还一直不知道。 　　* * * 　　当我们到达《国民前卫报》的一个支持者的家里时，已经快要破晓了。我精疲力竭，而又过于兴奋得不能睡觉。我被命令于十点半去见大陪审团，目的何在，又不清楚。因为我从赛卓克那里听来，这就是最近控告美共一群高级领导人的那个大陪审团，看来他们显然是要利用我来找到美共与莫斯科有联系的新证据，或者，如果我倔强不屈的话，就提出什么来控告我。我觉得我至少应该先同美共联系上，再到大陪审团那里去，以便能够听到正在建议中的方针：例如，是否运用“第五修正条款”③所给予的权利，使自己不至于在证词中陷入法网。 　　我决定打电话给我通常总是通过他来和党打交道的那位美共党员，特别是在我到中国旅行期间，我是通过他来与党联系的，就是他，曾经急切地写信对我说，“我们觉得这是你的不幸，也是我们大家的不幸，你被阻在莫斯科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希望你马上就到中国去。”我设想这个人的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都是会被窃听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早晨八点钟打电话到他家里，并且不说我的名字，被窃听去的危险要小一些。 　　于是我要求在略为休息后，早晨八点钟就把我叫起来。我打电话接通了在家里的这个人，他立刻就听出了我的口音。我说，“你大概知道今天上午十点半我有个紧急约会。”他回答说他知道。我说我去以前必须同朋友们商量商量。我问是不是可以立刻到他家里来。他回答说不行，他要到我所在的地方来。赛卓克给了他住址和电话号码，他答应在九点半以前来。我们等着，可是他一直没有来。到了十点半，我已经可以扣上“藐视法庭”的罪名了，而且再加上这样的事实：前一夜我曾经告诉过联邦调查局我想去住的旅馆的名字，可是我并没有去，这就可能被认为是回避，或者是要逃跑的真实企图了。“现在你显然需要一个律师了，”赛卓克这样说，我也同意。在赛卓克的建议之下(据说那位没有按时而来的美共党员后来也同意)，我们决定去找奥·约翰·罗杰。他是前些时曾到大陪审团受审的那些美共领导人的律师，所以他对于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和使用的方法都应该很清楚。 　　当我在约定时间去罗杰先生的事务所时，我已经请一位医生检查了身体，他看到我的状况很震惊，对于我让自己搞到那样疲惫不堪的境地，好好教训了我一顿。当他听到我的处境时，就给我写了一张证明书，说我必须卧床休息，完全不得外出。这对大陪审团是有用的，但是还不能阻止我去找我的律师的事务所。我为罗杰先生的一位同事所接见。他说明在罗杰先生见我之前，我必须同意预付一千美元的费用。当我犹豫地说，我不知道如何能立刻弄到这么多的钱时，他回答说，象他们这样有名望的律师事务所，这是最低的费用了。不过人们并不都总是能够照付的，例如，史沫特莱，她同意付，但是没有能够付成。如果我付不了，我是不会受到逼迫的。我考虑，既然共产党曾推荐罗杰，而他的规定也是必须接受的，所以我得付他这笔钱。我还被告知，这笔费用不只限于大陪审团，而且还包括由于我在莫斯科被捕而引起的，美国政府所要进行的其他检查都在内。 　　我把医生开给我的健康状况证明书交给罗杰先生看时，他说把这交给大陪审团，作为我第一次不能应传出庭的证件很有用。不过，他们大概曾等着我去，而我的缺席可能使他们很恼火。所以我很难拒绝出一下庭，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说，他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有什么特殊原因必须召见我，“你现在很出名，地方检查官可能想使你出庭，利用你的名声来搞到什么好处。”在他的极力主张之下，我同意他可以在第二天安排我去见大陪审团，并设法借口我的健康不好，使我出庭的时间很短。他说，只要我这次出庭使他们得到满足，无疑地，他们会让我请假休息一些天的。至于我应该说些什么，罗杰先生实际上什么主意也没有给我出。如果我回忆得正确的话，他建议我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而且警告我，我将在宣誓之下回答问题，所以任何虚假都可构成伪证罪。他又告诉我说，他自己要同我一起去那开庭的地方，但是他得留在外面，因为律师是不准在大陪审团面前陪着他的当事人的。 　　一千块钱所得到的意见好象太少了。不过，更为重要得多的是，当我坐在罗杰先生的事务所里时，我进行了两次重要联系。第一次是通过电话同我的朋友皮尔逊医生联系，她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克伦威尔。当我一听到罗杰先生说，次日下午同大陪审团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之后，我可能有希望被放下一个时期，我就马上打电话给皮尔逊医生，并问她我可不可以在这之后立刻到她家里去休息。她热情地问候我，并要我一有可能就马上来，我愿意在她那里呆多久都可以。 　　第二次是在罗杰先生事务所里同一位美共领导人会见，他说他是美共中央委员会派来看我的。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向我问候，并且说：“唔，安娜，你使自己陷进很大的麻烦当中了。”我回答说，我知道，并且我好象也给党造成了某种问题。我说，我从这一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没有作过间谍，我也不知道我曾经做错过什么事情，但是我确实在企图到中国去的这件事情上，曾经纠缠住一些苏联官方人员。这事一定激怒了很多人。我不很清楚我是怎样，并且为何会激怒了他们，但是我确实知道了苏联在我的工作计划上不是帮助我的一位老大哥，而是有他自己主张的国家政权，而且是非常粗暴地对待我的计划的国家政权。我好象在某些地方使它的目的受到了挫折。我希望美国党能够使这事得到解释。 　　当我那位朋友听到我的这些话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说：“你愿意到全国各地，在听众面前这样说说吗?不是在党的听众面前，而是在党的帮助之下去说。” 　　“我能吗?”我问，“这是你给我的希望，我可以从困境中挽回一点什么来了。我很高兴这样做。” 　　在这点上，他使自己遇到了难题，他说：“我什么也不能答应。我只能回去报告。我不知道他们将怎样决定。”他又补充说，他要马上离开城里去干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他能让我知道结果。我叫他打电话到皮尔逊医生那里找我。当他离去时，我感到我的希望很大。 　　* * * 　　大陪审团第一次开庭，没有发生明显的意外事故。我赶上了下一班到康涅狄格车站的火车，爱米莱④来接我，开着车子接我到克伦威尔她的家。她把我安顿到床上，检查了我的身体，告诉我她要把医生证明书送给大陪审团，证明我必须在克伦威尔最少卧床休息两个星期。她把病单念给我听，听起来是怪严重的。不过她再一次向我肯定地说：“没有疑问的是，象我在证明书里说的那样，你严重脱水，并且使你的心脏紧张到了极度。但是不要担心。象你这样大的年纪和体重，象你经受过了这样多的事情，这种情况一点也不意外。我一定要使你呆在这里，直到我把你的体重减下来，同时补足你身体中的水分。只要仔细照顾好饮食，并且彻底卧床休息，这是可以办得到的。” 　　① 甘德：横跨大西洋飞行的一个起落站，在加拿大东海岸外大西洋里的纽芬兰。——译注 　　② 亚速尔：在大西洋里属于葡萄牙的一群岛屿。——译注 　　③ “第五修正条款”(The Fifth Amendment)：美国宪法的第五修正条款规定，在刑事案件中不得迫使任何人成为他自己犯罪的见证人。——译注 　　④ 爱米莱：即皮尔逊医生。——译注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陈裕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