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个人著述

5 在美国东部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陈裕年

在皮尔逊医生的护理下，我恢复了过来。在这几个星期中，我继续想办法同美共联系，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已经逐渐成为我在美国从事活动所依靠的主要谘询来源以及我的大部分定期演讲会的主要赞助者，而且因为我相信他们是这样的渠道，通过它我可以最后使莫斯科相信我并没有他们所指控的罪行。这种指控的后果已经很快地毁掉了我在世界各地共产党中的声誉，特别是使得那些原已同意出版我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的欧洲国家，统统都撤销了出版合同。 　　在那时，这是莫斯科指控最严重的后果了。虽然我把我写的关于中国的材料仅仅是部分成功地在美国印了出来，不过我觉得它在欧洲六七个国家中的出版，弥补了美国之不足。可是在这许多国家中，实际上只有法国在我被捕之前就把它出版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对所有已经接受了我写的关于中国书的国家的出版单位，统统都写了信，告诉他们这本书里的材料比我的名誉更重要，如果莫斯科对我的指控(我说它是完全错误的)使它不可能在我的名下出版的话，我允许他们可以使用我的材料，而不必说明作者的名字，甚至可以和别的作者的书合并在一起。我记得法国的出版社简直是以外交家那样的冷静来回答了我，他们在信里对莫斯科的指控连提都没有提，而只是说书已经出版了，而且已经出售了。如果我记得正确的话，他们甚至还寄给了我的代理人一些版税。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本书后来怎样了。我想它大概是不声不响地被抛弃掉了。 　　这时在美国左翼书店出售的我的一些书，很快就不再出售了。这些书就是《明天的中国》，这是关于我所目睹的中国情况的那本较大的书的缩写本，还有一本小册子《在北朝鲜》，这本小册子约有50页，美共出版社1949年1月出版，2月我被捕以后就很快不再发行了。幸运的是，通常送给作者的六本样本，已经寄到加利福尼亚我的家里。几个月后，我去到加利福尼亚，在那里发现了它。所以，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后，我能够重印了这个材料；它是朝鲜战争前西方作家所写的关于北朝鲜形势的唯一的报告。如果不是由于我的被捕，这个材料可能已经广为美国的进步分子所知道，而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的情况，来反对美国侵略。 　　我有时常常这样想，莫斯科当局会不会曾经想要破坏掉我那些关于中国的报道，而且这是不是就是逮捕我的一个原因?关于这，我没有办法知道，但是这些著作的大规模遭到破坏，则是实际的结果。今天我认为，因为我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当中共早年只是采取外国的意见时，他们遭到了许多失败，而只是在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定出了政策以后，才最后成功了——很可能莫斯科当局对于我所写的东西比我懂得的更多，以至于用实际行动来阻止它的出版。这至少是他们那时行动的结果。 　　我很快察觉到我那要联系上美共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曾在罗杰先生事务所见到我并且告诉我他要去向中央委员会报告的那位对我很友好的代表，没有再见我。我最后向他的城外寓所打电话，才找到了他。他告诉我他要进城同另一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去讨论这件事。他要我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他说，倘若他取得了什么成果，他自己会打电话给我的。这很清楚地表明，大多数人是反对我的。 　　我试图恢复老关系的努力失败了，而纽约所有的报纸、新闻社都想方设法要同我建立起联系来。皮尔逊医生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使记者进不到寓所里来。有一次，一个赫斯特的记者确实爬到了一棵树上，向着窗户窥探我的卧室，以证明我的确就在里面，电话机也不间断地响，这大概也使得皮尔逊医生不能正常工作。我来到了克伦威尔的消息很快就在这个小城里传了开来，而这确实打扰了我的女主人，使她不得安宁。她用那默不作声的英雄主义来保护我和护理我的病，我对她永远感激不尽。 　　有个著作代理人很快就给我来了信，他介绍自己是一个进步党党员，他说他愿意处理我的公众联系事务。他建议我把我的被捕写成多篇连续性文章。我曾问过罗杰先生他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他说他确实是个进步党党员，并且曾为罗杰先生做过一些事情，做得还能令人满意。于是，我自己就一下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人不仅代表进步党，而且还代表共产党，在那个时候，进步党和共产党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我想：“他们不敢公开地接近我，于是就采取了这种方式来同我接近。” 　　于是我就连续写了六篇文章，尽可能客观地描写了被捕和被关进监狱的整个经历。我写这些文章是为了自己来分析这一经历，同时也是为了向我的同志们作一篇忠实的报告。我把这六篇文章送给那个著作代理人，并要他把这些文章转给愿意读它的“某些进步党负责同志”，特别是给其中某些领导同志看。我很快就接到了答复说，《纽约先驱论坛报》接受了这些文章，并准备为这六篇文章付出五千元。我用电话回答了他：“我是叫你先给进步党的负责同志看的，”他回答说：“我可以把它送给你提出的任何进步党党员看。”从他的谈话当中，很快就弄清楚了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著作代理人，主要兴趣在于挣钱；他同进步党的仅有联系不过是他曾为罗杰先生个人的竞选活动做过一些宣传工作。他不懂我反对的意思，不过他说，他愿意把原稿给亨利·华莱士看看，而华莱士不久前曾是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对我来讲，他应该完全算得上是个权威。 　　我为了掌握我自己的文章而同这个代理人和《纽约先驱论坛报》进行了为时十天的斗争，这十天如果和在莫斯科监狱里的五天相比，则是一场更大的恶梦。正式说起来，我这时还是“卧病在床”，不能应召到大陪审团那里去，也不能同纽约打长途电话。我的文章，本来是作为机密报告写给我的进步党和共产党的朋友们看的；如果可以发表的话，也是想在《国民前卫报》上刊登出来的，而它现在却在纽约一家为首的资产阶级报纸的手里了。我一点也不能从我的左翼朋友们那里得到处理这个问题的主意。罗杰先生，这时我还把他当作一个进步党党员，而且由于他是某些共产党领导人的律师而信任他，他这时只不过告诉我说，避免同大陪审团发生什么麻烦的最好办法是由我自己来公布全部事实经过。他说，“地方检察官只不过是想利用你的名声来捞点什么油水，而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则是打破他的计划的最好办法。”他还告诉我，“亨利·华莱士看过了我的那些文章，认为写得好。” 　　* * * 　　当我的医生最后允许我从病床上起来应召到纽约大陪审团那里时，我记得我的健康状况仍然不好，走路都很困难。我从大中央车站沿着四十二号街走到“远东政策民主委员会”的所在地，爬上了楼梯很陡的四层楼，直到办公室。他们很意外，但不是很高兴地看到了我，可我还是一屁股坐到了一把椅子上，直等到最负责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我说，“我是到一个著作代理人的办公室那里去而路过这里的，他等着我去签一份将在《先驱论坛报》上登的六篇文章的合同。他告诉我，如果我不签字，他们也要发表，不过将作为是我写的但我却又要压下来不发表的东西而发表出来。如果我签字，或许我还能控制文章的版权。往常我依靠出主意的那些朋友们现在谁也找不到。请建议我应该怎么办才好。”他们拒绝给我建议，但是据我回忆，他们最后还是接受了我为此而准备的文章副本，同意把它们送给某些“负责同志”。我要求有什么意见，可送到罗杰先生处交给我——那时罗杰先生建议我呆在他的寓所里，直到大陪审团开庭完毕。这既回避了记者，而又便于商量事情——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这个委员会或哪一位别的“负责同志”有什么回音。 　　* * * 　　应付大陪审团并不很困难。据我所知，大陪审团的成员多数是由上层社会选拔出来的普通公民所组成。我现在回忆了起来，这个大陪审团的主席是个“图书俱乐部”的头头。图书俱乐部的主要任务是介绍书籍给它的会员去阅读。他在法庭上宣布说，他们都应很欣慰得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向一个访问过许多国家，写过很多书的作家来提问题。他提的问题以及其他人提的一些问题，同我往常在演讲会上所回答的问题一样，都是些爱穷根究底而全无敌意的问题。虽然大部分讯问实际上简直可以说是愉快的，不过小心提防圈套，还是必要的。因为大陪审团是由地方检察官来指挥的，他的职业就是抓罪犯，他成功的大小是用他所处罚的罪犯数目之多少来衡量的。 　　地方检察官这个人，特别是他的一些助手，总是在注意找机会来诱陷我。例如，他会带着讥讽的口吻这样说，“文学谈够了，让我们回到间谍角度上来吧。”一次，他介绍纽约发生的一桩“煽动叛乱”一类的案件的判决名单，他逐个念着长名单上的名字，看我是不是认得他们。当我一个接着一个单调地拒绝认识他们时，他突然插进一个另外的名字，叫这个名字的人我曾经在罗杰先生的事务所里遇到过。我一下子感觉到他预料我将继续否认，如果我这样，他就能够判我以伪证罪。我不但承认了我认得这个人，而且我还承认我老早就认得他，当他同一群年轻的美国农民带着拖拉机来救济俄国灾荒时，我曾在苏联遇到过他。这就是设下的陷阱的一种。我还记了起来，那个助理地方检察官问了我一个马克思主义问题，我回答说，我不认为我是个马克思主义专家。对于这一点，他公开地讥讽我，好象由于我长期住在苏联，我就一定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专家。我仅仅这样作了回答：“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认为我在研究新闻事件方面可以说得上是个专家，但是我却从来就不善于搞理论。” 　　* * * 　　就是这次去纽约，我也同时第一次去会见了那个著作代理人。我已了解到他同进步运动的关系只不过是很普通的关系，他主要是为罗杰先生的竞选活动搞一些宣传工作。对于在《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我的文章会使我感到犹豫，他一点也不同情。我记得他总是说我那些文章将会得到五千块钱，说的次数之多使我很厌烦。于是我就给他写了个书面通知，说明这些文章可能收到的钱都不应交给我本人，而必须作为一笔特殊基金交给罗杰先生，首先应该付清我回到美国来的费用以及罗杰先生自己的一千元的费用，这之后的剩余应该送给将由我指定的各种宗旨善良的事业。 　　“从此以后”，我说，“我要求你停止谈论这五千元钱。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谈论你自己的百分之十的五百元佣金。但是要闭口不谈给我什么钱的问题，并把注意力放在这样的政治问题上：在《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这些文章是不是一件好事。” 　　这以后，他就开始比较严肃地讨论问题。他承认如果我反对，没有我的签名《先驱论坛报》就“不能合法地”发表这些文章。但是他们能够从中取出全部事实，甚至引用很多我所用的字句，并把这些当作我曾拿出来而又撤了回去的东西来发表。他说，如果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我就一点保护也没有了。不过，如果我允许用我的签字来“合作”，我应有权变动我的文章。 　　在接着的一些日子里，我和《先驱论坛报》之间的斗争继续着。我要作一些变动。他们要作另一些变动。他们反对我的变动，我反对他们的变动。代理人和我的律师罗杰先生，不是支持《先驱论坛报》，就是觉得我太小题大作了。我赢得了一些分数，但是整个看来，我是输了。《先驱论坛报》在最后的时刻，欺骗地印出了我在校样上曾经删去的东西。这时我极度地精疲力尽，拿不准我的判断。我多年来依靠同朋友们商量来形成我的判断，但是这种商量这时已被剥夺殆尽了。只有很少的进步朋友我还能联系上，例如皮尔逊医生，他们觉得这些文章是值得发表的。最后我也同意了。 　　这六篇文章发表的结果有好有坏。美共本来是一直避着我的，这时找到了理由公开指责我。他们不敢指控我在莫斯科是个间谍，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他们这时攻击我“给资产阶级报纸写文章”，甚至可以宣称我的文章是“攻击苏联”的坏文章。事实上，我的文章并没有攻击苏联。 　　至于我身体上所受到的实际伤害还不很严重。对于我，伤害是在精神上。，这是由于我多年来对苏联的信仰以及由于我多年来的社会联系缩小到极左派当中，而现在，这些联系都断了。我不知道逮捕我的准确原因，我从来不曾知道过。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来自某些地方官员，他们被我坚持要求到中国去这件事所惹恼，或者来自更高的当权者，他们为了要粉碎我高度估价中国胜利所产生的影响而逮捕了我。我觉得我有理由否认对我的指控，但是很少有理由去怨恨它。如果他们认为中共和中国必须先得到他们的认可才能获得世界声誉，而不能通过一个美国记者这样来获得，则我的坚持的确使得苏联新闻司很厌烦，而我发表了中国走向胜利的自力更生的道路和“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也的确可能惊动了俄国人。 　　皮尔逊医生告诉我说，她参加了进步党的一次会议，在会议中讨论了我在《论坛报》上登的文章，这时我觉得心里宽舒了好多。出席的共产党员指摘这些文章，但是非共产党的进步党党员则称赞它们。我心里感到宽舒的是，由于这些文章发表，起了我要它起的作用。这些文章指出苏联不是一个邪恶的国家，但是可能犯错误。这使所有普通进步党党员都安下心来，但却既激怒了右派，也激怒了共产党左派，既激怒了那些宣称苏联是极端邪恶的人们，同时也激怒了那些宣称苏联是极端善良的人们。 　　没有想到的是，《论坛报》上登了我的文章以后，“德波戴出版公司”表示愿意出版我那本关于中国的书。这个公司的头头，肯·麦克考米克，到纽约的旅馆里来访问我，表示他对于我论述被捕经过的态度客观，印象极深。他要知道我是不是有计划要出版一本书。我回答说，关于我所目睹的中国情况，我已经写好了一本书，但其中的一部分业已用小册子的形式在美国出版了，书名是《明天的中国》。他回答说，这没关系，他要看一看原稿。他看了以后说，如果我将书里的材料重新组织一下，并一直写到最近的情况，他愿意接受它。我起初犹豫了一下，怕他要求作某些政治方面的改变。事实上，“德波戴”从来没有要求政治方面的改变。他们要求把书全部重写成一种能够回答他们所考虑的基本问题的体裁，这些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怎样起来掌权的?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经济政策?他们的军事战略?于是我就把材料重新组织了一下，集中回答这些问题。书就出版了。 　　我非常高兴的是，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会得到这样满意的结果。在我看来，我在莫斯科被捕这一完全不幸的事件，甚至于已经被这一事实变成了一个好的结局：我最后还是成功地把中共要求我向全世界，特别是向美国公布的材料发表出来了。不过，从书的销数看，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它没有象“德波戴”预期的那样好销路。根据他们的计算，他们须卖掉近六千本才能补偿他们花费了的基本成本。他们没有完全办到这一点。他们把我的名声也算进了提升销数的因素；同时也将以前卖过我的书的全部左翼书店的正常销数都计算在内，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销售额。而且这本书出版时，正当中共在巩固他们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相信它一定会很畅销。我特别希望美共会发现，这本书正好给了他们所需要知道的有关中国的一切，并且开始再接受我。 　　相反的事情发生了。这本书确实包含着美共最需要知道的有关中国的东西，但是美国没有一家左翼书店愿卖这本书，因为它写着我的名字。剥夺了共产党控制的书店的销路，“德波戴”仅仅收回了生产成本。为了促进发行，我从他们那里买来版型，获得版权，并把版型给了坎萨斯州的一家专卖廉价书的知名书商，“郝德曼——朱利厄斯”，他们发行了一种平装本，获得了一些成就。 　　在1949年的暮春时节，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访问了美国的几个地区。莱蒙·罗宾斯上校邀请我到佛罗里达他那里去访问。我在那个愉快的环境里，度过了几个星期来写书。我在纽约还参加了进步组织的许多集会，寻求我能够想得出来的方式，来同美共接触，并向他们证明我还是一个进步分子，象支持中共那样我也支持苏联。每一个企图都失败了。越来越明显的是：我能够参加进步组织的集会，凡是那些不是共产党的人都欢迎我，但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拒绝同我讲话。我在一些演讲里仍然以友好的态度论及苏联，美共的一般党员开头还对这个事实表示欢迎，可是后来，他们组织里的上层当权者把他们统统搞到一起来反对我了。 　　共产党第一次对我公开攻击是发生在当我试图给美共领袖的辩护工作赠送一笔钱的时候。《先驱论坛报》的五千块钱已经按我的指示存入罗杰先生事务所的信托基金帐户里，从这笔钱里面，他已经支出他自己的一千元费用和代理人的五百元的佣金。我指示他送一千元给“福来方场辩护案”①(他就是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之一)；我还补充说，他送钱时要附一题词，写上“一个在冷战中牺牲的伙伴赠送”。几天之后，共产党的最高当局指责我“企图贿赂他们”，把钱退了回来。拒绝我的赠款的新闻在世界各地发布了。那时在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我的一个侄子听到了，给我来信说，如果我有被拒绝的多余的钱，他可以在青年会里使用。后来我到了罗杰先生的事务所，他把送去而被拒绝的支票退给我，我震惊地看到他把“一个在冷战中牺牲的伙伴赠送”这一行字打在支票后面通常签字的地方。这样，美共就得在这行字的下面签字了。我立即责怪罗杰先生说：“是你使他们拒绝这笔赠款的。他们不能被要求去签这样一张支票，来承认我是在冷战中被牺牲的他们的一个同伙。”罗杰先生道歉说，这是事务所的一个秘书的粗心，他把我说的“题词”误解为在支票上写一题词。我非常生气，但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一直不知道这究竟是无意做错了，还是有意挑拨。 　　威廉姆·潘特生是“公民权利大会”的书记，共产党通过它来处理这方面的法律事务。罗杰先生告诉我，当潘特生退回支票时，好象心里很难过。如果我不要求任何重要的共产党员签字，他或许是愿意接受这种赠款的。我建议可把这笔钱赠给潘特生，为“特伦敦六人案”②使用，这是一桩黑人被控犯罪，但是“公民权利大会”为他们辩护，认为他们是被诬陷。我就把赠款给“公民权利大会”，钱马上就被接受了。我了解到，如果他们可以不签字承认收到，共产党还是愿意接受赠款的。我也了解到罗杰先生就是“特伦敦六人案”的律师，他用这个方式来保证他将来的部分收入。 　　从此以后，我形成了一种习惯，每当参加一些进步运动的集会或宴会时，如果当场募集捐款，我就捐赠较大的款额。在这样的大多数情况下，凡赠款超过二十元，有时只要超过十元，主席就会宣布赠送者的姓名。有几次在这样的集会上，我赠送了一百元，同时注意主席宣读赠款名单。这时，当他念到我的赠款时，突然为难起来，接着宣称：“一百元……一位友人赠送。”这仅仅是连续不断出现的美共抵制我的少数事例。 　　我决定回到加利福尼亚去，那里还有一所房子，是我的家。在走之前，我最后一次尝试接近美共的上层。这时我住在罗杰先生的寓所。他问我特别想要会见谁。我说，如果他，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辩护律师，能为我安排同其中任何一位谈一次话，我将很感谢。他建议由罗杰夫人邀请威廉姆·潘特生和他的夫人吃饭，“潘特生曾经接受了你的赠款……”我插进来说，我在莫斯科曾会见过潘特生，这时很愿意再见见他。罗杰夫人发出了邀请，还说明斯特朗女士将在座。潘特生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也很高兴，因为障碍似乎打开了缺口。可是，当我进到吃饭的屋子里时，我从潘特生的神色中可以看出来，他见了我很吃惊。我后来听说，那天上午他是在一个很嘈杂的房间里接到邀请他的电话的，他将在罗杰先生家里参加一次社交活动使他非常高兴，高兴得使他没有注意听其他客人的名字。 　　接着的晚餐是我记忆中的最奇怪的一次晚餐了。围着一张小桌子只坐着我们六个人：罗杰夫妇和他们从大学回来的儿子，以及潘特生夫妇和我。在这样的小圈子里，罗杰和潘特生在“个人思想”与“集体思想”的比较这个问题上争论了起来。罗杰先生说，“个人思想”是最自由的，是最好的；潘特生则为“集体思想”辩护，说它多半可能最正确。我支持潘特生，反对罗杰。我的论点打动了罗杰。但是潘特生看来好象始终没有我这个人在场似的。他一句话也不对我说，他一眼也不看我，好象我根本不在场，而我和他不过只有三尺远。饭后，我们进到一间大一些的休息室里，别的客人也都进来了。我看到潘特生就要离去了。我同罗杰说，“如果你能办得到，给我十分钟单独同那个人谈一谈。”他点了点头。他退到前厅里，把潘特生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他回到休息室里来叫我。他说，“在前门对面那间小屋子里你会看到他。” 　　潘特生僵直地站在那里，同他说话很困难。我说，“我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同一位共产党的负责人说话。我要求你告诉他们，我没有从事过莫斯科所说的间谍罪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指控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究竟是为什么。在监狱里审问我的那个人好象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而且不肯承认我是一个作家。我曾经希望美共，他们知道我为什么去莫斯科的，也许可以帮助我把事情弄清楚。特别要告诉他们，自从我回到纽约以后，我受到了很多压力，我费尽心思来应付，也许犯了很多错误。现在我还是处在很多压力之下，要我演讲，要我在其他社会活动中出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告诉他们，即使处境多么坏，没有什么处境不能被好的建议所改善，或者被坏的建议搞得更糟；我除了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建议外，我不愿再从什么别的地方得到建议了。” 　　潘特生一直听我说完，没有任何表示。然后他回答，“我一定告诉他们。”接着又补说：“今晚”。 　　我说：“已经十一点钟了。没有必要在今晚。” 　　他说：“不，有必要。” 　　我说：“你的意思是，由于是被迫同我接触，你就必须在睡觉之前报告这件事情?” 　　他僵硬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一个字。 　　这是我在美国东部试用同美共上层联系的最后一次。 　　① “福来方场辩护案”(Foley Square Defense)：1948年7月20日，美国共产党中央十二名领导人，包括美共主席福斯特，总书记丹尼斯等，被控鼓吹暴力推翻美国政府而被捕入狱。后来福斯特由于年老心脏患病，从十二名当中被提出单独审判。其他十一名作为一个案子在福来方场联邦法院审封。这一案件自1949年1月17日开始，一直审到同年10月14日，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罪案”审判。10月21日宣判，十一人每人被判处罚款一万元；其中十人监禁五年，一人三年。——译注 　　② “特伦敦六人案”(The Trenton Six)：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成了一些残暴陷害案件的受害者。“特伦敦六人”就是这许多陷害案件之一。当时特伦敦有六个黑人被诬告杀死了一个白人，在全国范围的群众斗争之下，六个人中有四人最后获释，其他二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译注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陈裕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