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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花园里的姑娘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比我年纪大的美国人问我：“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去莫斯科?”比我年轻的美国人则问我：“我希望在新的天地里开拓事业，如果我去那里的话，你可以给我找到工作吗?”他们所有的人都问这问那，但是却没有胆量这样说：“那边的那个陌生世界，情况究竟如何?你一定了解那边的情况。你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以上嘛。那里的确有一些世人所殷切期望的新东西吗?若不然，也许只不过是重演生活中早就有过的失望吧?你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它使你发生了什么变化?十五年以前，你和我们是一样的啊。” 　　他们的问题比较深刻，我试图作出回答。为了他们，也为了我自己，我要把我从生活中学到的优良东西加以剖析。我的叙述不应当从我踏上俄国国土的一九二一年秋季开始，而要追溯得很远，远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甚至远在战争以前。我同千百万人、甚至同全世界的人们共同踏上的这次征途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记不起了。这条征途通向莫斯科，通向比莫斯科更远的地方。如果这条征途有什么终点的话，那么，这个终点不应当是莫斯科。但是，我象其他千百万人一样，当我十五年前在西雅图迈开脚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走向何方。 　　我象其他人一样，在到达终点以前，并不知道我的征途的方向。别人的情况同我一样。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都跟我一样。心理学家把我们这类人叫作动型人。意思是说，我们考虑问题时，不是诉诸视觉形象或听觉形象，也不是诉诸图表计划，而是见诸行动。也许正是我们的开拓性生活使我们变成这个样子，使我们走向一个新天地，只是不断地向它走去，既不可捉摸，也无法规划。也许是机器对我们的神经系统产生了影响吧；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不一样，我们几乎是一生下来就认识了机器。或许这一点并非是美国人所特有的，而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因为在个人身上，象在人类历史上一样，觉醒往往产生于行动上的冲突，然后才形成思想。 　　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在行动。以后，如果我们生存下来，并有时间加以论证的话，我们就可以弄清楚我们行动的动机和目的了。多年以前的事浮现在我的脑海：在我读书的大学，一位受人尊敬的女校长谴责我的鲁莽行动，她说：“如果理性不是指导我们的行动的话，那么，理性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对她说：我的理性的全部职责是在我的行动完成以后对我的行动作出解释，它不负责任何别的事情!这并不是顶嘴，然而她当时却认为我顶撞了她。 　　有时，我真羡慕这样的人：他们预先设想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当他们还是风华少年的时候，他们就确定了自己要作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的生活道路虽然没有遵循一个严格的计划，却也大致上有一个连贯的方向。这个方向并不是我明确意识到的，我从来没有事先的安排。我的道路是每日每时走出来的，是“自我”(实在找不出别的字眼，姑且用这个词儿吧)漫无计划地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个“自我”是我的父母和遥远的茫茫往事所铸造成的。我的道路也受新的力量的影响，我从中汲取了适合我自己的东西。看来，我们这些看重行动的人也达到了目的地。用我国的谚语来说，何去何往，茫然无知。然而，我们象其他人一样，毕竟也踏上征途。 　　这倒也省掉许多筹谋规划之苦。我确信，如果我在若干年之前安排自己的道路的话，其目标无非也正是我现在全力以赴的。不过，我不能忘记：许多人象我一样，满怀喜悦地迈出第一步，然而，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到头来却落得个失望。由于我对自己所走的道路没有明确的安排，多年来我迷惘徘徊，感情矛盾，虚掷了不少年华，这也是要铭记在心的。别的人也许可以从我的经历中汲取教训，少走弯路吧。因为我认为，我所走的道路正是千千万万人所走的道路。 　　往事如烟，难以记忆，只知道我们的祖先漂洋过海，来自一个大陆。他们原先生息在亚洲的腹地，后来不断西移，越过欧洲的平原。进入罗马、高卢和不列颠，在那里生活两千多年。接着，他们又横跨大西洋，这次不再是整个部族迁移，而是以户为单位，成批结队地迁移。他们在美洲沿海定居下来，不断向西扩展，一代接着一代深入大西部的荒凉地带。 　　在新的土地上，他们成为开拓者和征服者。而旧大陆则称他们为“逃亡者”!留在旧大陆上的人，胜利者趾高气扬，而被压迫者则痛苦呻吟。这些移民是由于社会大动荡而被排挤出来的。他们是历代中产阶级多余的人。他们被成批地赶出牧场，但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夺取新土地，那些破产的商人们在一个比较单纯的天地里有能力重新开张；那些失业的工人仍然有钱作最后一次迁徙；只有在新的社会里，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才能施展其才能；理想主义者和信教的人在这里才能弃旧图新。 　　不论是他们的机遇，还是他们的才干，都使他们不可能成为主人，而他们又不愿当奴隶。因此，他们选择了荒无人烟之地去发挥自己的才能，因为征服土地比征服人要容易一些。他们把人类社会的复杂问题留给那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去处理。他们宁肯找一个比较简单的任务：开拓土地，自创家业。就这样，一代一代不断开拓新土地，直到周围住满人，驱使他们又向荒地进军。他们的希望就在于征服新土地，把昔日的失望置诸身后。他们把失望同自己的尸体一起埋葬在异域的坟墓，而把希望留给子孙后代。因此，他们作为西部的征服者而名垂史册。 　　这种生涯产生了他们的强点和弱点。他们引以自豪的是：强劲的体力、大胆的乐观主义、聪明智慧和迅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他们欣喜的是：他们离群独处，毕竟生存下来了，他们把这叫作“独立性”；他们善于出走和变革，他们把这称作“自由”。他们是“务实的人”，不大重视理论。他们不大愿意去对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进行分析。而别人正是利用这种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对他们进行远距离控制，迫使他们走向荒凉的土地，把他们重新束缚起来。他们既没有压迫者的狡猾，也没有亡命之徒的狡猾，又缺乏团结精神，他们靠的是信心和回避矛盾。当他们离开故土，听任暴君在那里肆虐时，他们总是梦想寻找没有奴隶、没有主子的新土地。他们之中有的出身于日耳曼部族，他们的祖先曾经推翻了腐朽的罗马帝国，迎来了更威严、更强大的罗马教皇；有的是移民，他们征服了西部来修筑吉姆·希尔的铁路。他们是勇敢的、自由的和平等的，但也是容易受骗的。他们用干劲代替了思考，用乐观主义代替了分析。他们被激烈的阶级斗争所排挤，但却不肯相信阶级的存在，仍然指望在天涯海角的某地，人们还是自由平等的。他们没有明确地分析一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美国人就是这样出现在世界上的。在征服自然方面，他们最强有力；在使用机器方面，他们最聪明；他们最乐观；在社会关系方面，他们最天真、最轻信。 　　年轻的约翰·斯特朗于一六三〇年来到马萨诸塞，于一六三五年在康涅狄格谷定居下来。然而，他还没有活到老，康涅狄格就人满为患。他便向北移居到北安普敦。在那里，他功成业就，建立了一个家庭和镇子。他逝世一百年以后，另一个约翰·斯特朗进一步向北发展，移居到佛蒙特的荒山之麓。他在那里呆了二十年就离开了。他带着老婆孩子十口人，迁移到俄亥俄。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镇子，用他的名字命名，叫作斯特朗镇。他就是我父亲的祖父。我母亲的祖先叫特蕾西、洛德和拉塞尔。他们也是于一六三〇年来到美国的。他们也是逐渐向西推移，不过路线偏南一点。 　　这些充满进取精神的移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之中既有农民、传教士、教育工作者，也有手艺人、工程师、商人、地方长官。戴维·斯特朗上尉曾参加独立战争。他的母亲萨拉·沃伦把他带回“五月花号”轮船上。托马斯·特蕾西中尉创建了康涅狄格州的诺威奇。约翰·拉塞尔创建了哈德利镇，他年迈的时候，常向人们吹嘘他的功德：当英国国王的军官们搜捕英国的两名弑君者戈夫和惠利时，他曾把他们藏在自己的房子里。他的儿子塞缪尔·拉塞尔建立了一个图书馆，耶鲁大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拉塞尔·洛德是工程师，他建设了特拉华—赫德森运河，在洪斯代尔建筑了美国的第一条铁路。我的祖父约翰·斯托顿·斯特朗八旬高龄的时候仍在俄亥俄一块六平方英里的荒野上放牛，而我的祖母的妹妹利齐·洛德则嫁给了哈里森总统，生活在白宫里。她们两人真是天壤之别。他们的经历反映了这块蓬勃发展的土地上的多方面生活。 　　我的祖先一直是向上的。这表明他们在不断前进，尽管他们的目的并不总是明确的。他们兴建城镇，修筑铁路，建立大学。后人进一步扩展了他们的事业。他们确信，人类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新事物总是好的。三百年来美国的发展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他们的干劲和乐观主义起了作用。 　　他们在思想上同样是不断进步的。五十年前，我的父亲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最先接受了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思想。我的母亲恐怕是世界上最早接受大学教育的女子之一。在她的青年时代，只有两所大学对妇女开放，即东部的霍利奥克大学和西部的奥伯林大学。奥伯林大学具有反奴隶制的传统，它的格言是“学习和劳动”。这所大学是学生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来的。正是在这个大学，她遇到了我的父亲。他们的结婚遵循一种新的进步传统，这就是：妻子不仅在艰苦的创业中是自己的伴侣，而且在智力方面也是同自己平起平坐的。 　　一方面是由于母亲的鼓励，另一方面，在更大的强度上是由于父亲自己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既定目标，他历尽千辛万苦，走过坎坷道路，终于成为符合基督教理想的人。我读过托尔斯泰的著作，但没有见过其人。我认为我父亲颇有点象托尔斯泰。他由于热爱“上帝和人”而憎恶战争。在震撼世界的那次最大的战争期间，他宣传反战思想。当他周围的整个工作、友谊链条全都垮下来时，他巍然独存，坚持奋斗。他不顾年迈，亲自到日内瓦去“看看对和平发生了什么事”。他失望了，但并没有泄气。在我所见到的人中，只有他遵循了耶稣的信条。他宁可为信仰而死，但决不放弃理想。他以其言行教导我：为了自己的信仰，金钱、名誉和舆论都可置之不顾。虽然他未能教会我如何去分辨正确与谬误，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似乎告诉我：正确的东西就是为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利益。虽然这一点在具体情况下并不总是适用的，但这显然是他那一代人的最高见解。他以不屈不挠的意志毫不动摇地致力于他认为是美好的、正确的东西。他的这种精神使我获益良多。 　　我的父亲在他的家里是具有开拓精神的人。当时美国的每个家庭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到西部去创业的是他。他在思想上也具有这种气质。他们兄弟们分家时各得了一份遗产，每户分了数千美元。有人用这笔钱购买了土地，变成了当地的殷实农户。也有人购买了银行股票，成为当地的银行家。我父亲则把这份遗产用来作了一次讲排场的结婚旅行。他是典型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美国人。他是一个健壮的聪明的小伙子，高高兴兴地自由选择了自己的妻子。他耐心地等待了四年，直到他和我母亲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结婚之日，他们举行了应有的婚礼。然后，他们到欧洲、希腊、巴勒斯坦和埃及作了一次广泛的旅行。亲戚们是不赞成他们这种做法的。他们解释说：“在我们结为终生伴侣的第一年痛痛快快地玩一玩，永世难忘。以后，就要为工作和子女操劳了。” 　　他们大手大脚地吃喝玩乐，凭吊古迹，全然不象一般人那样斤斤计较财产。当他们浪迹非洲和亚洲之间的边界时，我的生命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他们横跨大西洋，返回美国几个月之后，我便在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上的弗里恩德镇呱呱坠地了。 　　弗里恩德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据老人们对我说，父亲最初是当传教士，有一间住房和一间书屋，都是用木头搭成的简陋房子。老人们还说，当我还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婴儿时，碰到了一次大旋风，我从门前一下子被卷到了放牛的牧场，刮出去好远。当大人找到我时，我对旋风一点儿也不害怕，倒是对牛有些讨厌。显然，我继承了长辈的开拓精神，认为自然风暴比变化无常的生物还要友好一些。 　　我青年时代还从父母身上接受了另一个传统。当我们从弗里恩德迁移到俄亥俄的芒特弗农时，我还不满两岁。据说，在火车上，我纠正了一个妇女的语言：“妈妈说，不应当使用ain′t(am not，are not等的鄙俗用法——译注)。”看来，我母亲使我从小就注定要当一个编辑。 　　我懂事以后，母亲对我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当我上床时，她总是给我读古典诗歌：《湖畔女士》、《马米昂》、圣经中的诗歌和许多古老的歌谣。我听着听着，便悠然入睡。我之所以六、七岁就开始写诗，十三岁就出版了一本诗集(德尔大叔给打字装订的)，我想主要是得力于这种训练，倒不是由于我有什么非凡的天才。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她就教我读罗伯特·鲍尔的《星地》，我很入迷。这是一部供儿童阅读的描写星空的美妙读物。我早年的乐趣之一就是晚上经常熬夜观察星宿的位置。我的弟弟妹妹长大，开始学习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妈妈通过识字游戏，教我们学习新词及其用法、正确的读音和拼写。我之所以成为作家，大概得益于早期的这种训练。 　　母亲还让我们独立生活。她是具有现代思想的进步妇女，不象过去那些因循守旧的妈妈。我七岁时，我们家迁移到辛辛那提这个危险的城市。从那时起，妈妈就训练我去商业区。在一个行人拥挤的十字路口，同行的邻居听到我过马路时重复妈妈叮嘱的话：“东望望，西瞧瞧，然后赶快跑。”……俄国的成年农民在过莫斯科的街道时，仍然需要这样的告诫!……我八岁时，家里人就让我独自一人坐火车过夜。我不知道家里人是否嘱咐过乘务员，但是我记得车票是我自己拿的，天明时在曼斯菲尔德下了车，我给脚夫付了小费，坐出租汽车到了祖母家。我得意洋洋地在那里吃了早饭。这是我独立生活的一天。 　　我母亲决心把我们锻炼得勇敢无畏。西部草原的雷雨是很吓人的，不但许多儿童害怕，就连一些胆小的大人也害怕。母亲则利用这些机会来练我们的胆子。作为巨大的奖励，她允许我们坐在门廊，观察下一个雷电。有一次，我在门廊坐着，看到了五次电光四射的雷电在我们家的两间房子中间打响。我清楚地知道，如果这个电闪击中我，我就一命呜呼了，可是我不仅不害怕，反而更开心，以一赏壮观的奇景为快。我认为正是这种训练使我能够在日后的生活中临危不惧：当我碰到死亡的威胁时，当我在江河湖海的小船上受到暴风雨袭击时，当我在高山上突然被暴风雪围困时，我镇定自若，更加冷静地泰然处之，甚至欣赏起大自然的威力。 　　我母亲是在俄亥俄北部长大的。那个地方在反对黑人奴隶制的斗争中动手最早。她就读的奥伯林大学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不仅最早接受妇女入学，而且最早为黑人敞开大门。该校为此颇引为自豪。当我们迁移到南部的城市辛辛那提时，母亲把这个传统也带到那里，并且为此而斗争。有一次，一个邻居神色不安地告诉她：她的大女儿安娜·路易斯经常同两个黑人妇女的儿童玩耍。那时我六岁。母亲对她说，也对我说：如果黑人的孩子文明礼貌、和气善良，可以同他们玩，不必介意肤色。据老人对我说，白人孩子象他们的母亲一样，态度非常傲慢，这使我很难受，我搂着洗衣女人的小崽子，抽泣着说：“我最爱黑色皮肤的人。”但是在那时，这种歧视是很流行的。 　　美国中产阶级过去和现在的论调是：他们的子女不应当碰到世界上的邪恶。人间大规模的战斗不应当降临他们的家庭，夺去他们子女的风华正茂的青春。不应当让儿童们碰到粗暴和不公正的事情。我比我那个时代同一阶级的儿童更多地享受到了娇生惯养的幸福。我们家庭洋溢着关心爱护和充满智慧的气氛。我的母亲长得漂亮，非常能干；对丈夫来说，她是一个好伴侣；对子女来说，她是一个好教师；此外，她还抽暇从事那个时代所允许的社会工作，即组织妇女协会。所有这些工作，她完成得非常出色。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任何一句粗鲁或不公正的话。如果他们责备或惩罚我，总是首先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向我说明为什么处罚我。我长大以后，认为公正和仁慈是人们应当享有的天赋权利。如果有人对我不客气，我总是认为错在自己身上。 　　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在辛辛那提的一所公立学校遭到粗鲁对待时，我是十分震惊的。当时一位教师揪住我的耳朵，使劲儿地推搡我，原因是：我的墨水瓶干了，未经允许，我自己倒满了墨水。我母亲赶快给我想办法，以免再发生类似事件。她安排我去上私立学校。不知道究竟是由于我的聪明呢，还是由于我父亲在教会的地位或者我母亲的个人威望，我被辛辛那提一所最好的私立学校接受为借读生。在那里，我得到很好的个别辅导，在四年内完成了八个年级的学业，甚至还学了一些法语。这个学校的校长诺斯女士对我母亲说的话，我记忆犹新： 　　“你的女儿真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显然，她是在充满爱的气氛中长大的。她总是希望人家喜欢她，认为他们的心地是善良的。甚至当女孩子们粗暴的时候，她也想方设法原谅她们，比她们自己都想得周到。” 　　可以看出，母亲认为这是对她的很大恭维。母亲说话的声调使我觉得也是对我的恭维。我几乎一辈子都没有认识到：在走向生活的时候，如果认为人人都是好人，对那些明明是邪恶的行动也总是想方设法说其动机是好的，这种想法可能是危险的。 　　虽然我沉浸在家庭之爱中，但却也免不了感到孤独。有一天在花园里，我就陷入这种孤独感。差不多四十年来，这种情况一再出现。当我试图回答人们的问题：是什么因素促使我去莫斯科，我对苏联的印象如何时，我不禁回首往事，想起了我十一岁时，春暖花开，阳光明媚，在橡树公园牧师区紫丁香花丛附近玩耍，便开始了我有意识地寻求知识的活动。 　　记得当时曾经有一条狗，叫诺伊罗，由于得了瘟热病而死去。另一条狗“老虎”被我们毒死。在这以后，我们不再养狗了。我们还玩捉迷藏的游戏。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那里没有动物。有一天，蔚蓝的天空，阳光普照，紫丁香花的芳香沁人心脾，白色的花丛和紫色的花丛交相辉映，形成了美丽的曲线，突然，我幼小的心灵觉得我自己仿佛是一个坚硬的圆东西，海阔天空的美丽春天在外头，而不在我身边。我可以看到春天，嗅到春天，我爱春天，但我没有同春天融为一体，永远不可能同它融为一体。我那个圆圆的坚硬的灵魂使得我无法同外界打成一片，我出不去，外面的东西也进不来。 　　我的小手臂伸出去拥抱紫丁香花丛，但紫丁香花丛高傲地不理我，它的美丽引诱着我，却又可望而不可及。我趴在地上，抓住植物的根，把脸埋在春天松软的草丛中。土地是硬的，我感到舒服，但孤独寂寞之感仍未离去。那天的陶醉仿佛是产前的阵痛，一个红润的赤条条的婴儿从此诞生了。我第一次觉察到自己是一个同世界隔离的孤单动物。我急切地要回到世界的怀抱里。 　　我不知道心理学家是如何分析从哲学家到诗人都亲身感到的孤独的。但是我近几年认识到：这种由于孤独而产生的痛苦，其原因可能是很简单的：人类是猴子一类的群居动物，而不是象狮子那样习惯于独处。我们的个性是局部的，变动不定的。我们称之为“我”的意识流是由不断变化的、来自群体、又返回群体的成份组成的。我们一直在谋求同群体在一起，而不是把个人向群体对立起来。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群体被争斗所分裂。这种争斗的形式因时代而异：奴隶同奴隶主的斗争、农奴同地主的斗争、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许许多多冲突。 　　这样，在我们生命的鼎盛时期，我们总是力求以自己的方式，如艺术、宗教、爱国主义、爱、同志情谊或工作，把自己同更大范围的生命溶汇在一起。然而每次成功都是短暂的、局部的，因为美、国家、上帝、亲爱者或者事业吸引了我们的全部身心，又使我们同异己的美、同别人的国家或别人的上帝发生冲突。……只有当养育我们的人类群体团结一致，有意识地去控制自己的未来，个人才能安定下来。 　　寻求摆脱人类孤独感的途径——这个努力我几十年前在花园里就开始了。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