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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花园里的上帝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我的童年时代是健康的，孤独感是短暂的。我很快地建立了自己的世界，弥补了生活的不足。晚上睡觉时，我给妹妹讲童话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故事的情节也越来越复杂。有些小朋友没有读过《伊利亚德》，但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便同他们玩烧特洛伊木马的游戏，使我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设想安排故事情节。我们焚烧了特洛伊木马，穿过被草原大火烧焦了的草地去拯救海伦。我记不得我是否扮演过海伦。我当时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在我们那个小天地里，我是受人尊敬的、颇孚众望的。 　　有一段时间，我记不清究竟是持续了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在我创建的小天地里不断增添新内容，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我们也有活动。一天晚上，我的一位女友和我在夜影中切切私语，说我们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度过了很长的时间，这个世界比我们日常的生活要有趣得多，但是却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彼此信誓旦旦，保证不向外人透露，她才坦白说，她想男朋友，我则承认我想天堂。我不知道哪一种思想更见不得人。我比她年纪小，所以我还没有开始想男朋友。我心里想，她真不害臊，但我认为自己更傻，竟把心头所想的事掏出来。 　　说实在的，我们想到一起了，我们憧憬着更广阔的、更令人神往的生活，其内容岁岁不同。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女儿，整日所见的无非是教堂和主日学校的房屋，我本应把这叫作天堂。但我从小就把竖琴、王冠和天使抛在一边，而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了天堂。在那里，想往哪里飞，就往哪里飞；想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总之，那是一个有飞机和无线电的世界，而这些东西刚刚开始出现。在我的童年时代最使我醉心的，莫过于：万里征程一瞬间，天下景物任我观，王公百姓皆交谈。 　　随着年岁日增，天堂变得更加具体了。它应当提供亲密无间的友谊，这比世上的任何其他东西更重要。我首次同外界的接触告诉我：绝不是每个人都喜爱我。我父母教育我要善良博爱，这样，便会博得人家的爱。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至少并非人人如此。有时是年纪比我大的妇女讨厌我，有时是男人讨厌我。慢慢地我开始觉得人们普遍嫌弃我，这使我痛苦。我是指大多数人。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喜欢我，而实际上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我。我的要求太苛刻了。如果他们不象我母亲那样仁慈，我便认为他们根本不喜欢我，其实是我的想法不对头。 　　这种奇怪的感情在几十年中反复出现而没有加以分析，直到我四十岁那年穿越帕米尔旅行的时候，它的底蕴才突然暴露出来。我对我们旅行团的负责人抱怨说：旅行团的另一位女士不喜欢我，两位先生似乎觉得我是一个累赘，因为他们必须扶我上马。态度和蔼的尼基京说：“你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如果在我们这个十人旅行团中，一个人喜欢你，两个人相当友好，六个人不冷不热，只有一个人不喜欢你，这难道不是一个满不错的比例吗?人类社会就是如此嘛，是不是呢?”……不错，确实是如此。然而我童年的环境使我抱这样的希望：如果我对人家好，所有的人也应当喜欢我。 　　我常常觉得人家讨厌我，这种想法在一生中不断出现。为了摆脱这种感情，我有两个办法，其形式不断变化。一个办法是塑造自己的上帝，另一个办法是埋头苦干，做好工作。我早期的天堂是提供友谊的，它做到了这一点。它使我在思想上颇感欣慰，语言难以形容，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果你能向遥远天际的一个亲爱的人披沥衷肠，那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母亲有一些书是禁止我们阅读的，其中有一部小说是玛丽·科雷利的《两个世界的罗曼史》。这部作品向我介绍了一种人们所不赞成的神秘主义。我们把这本书压在教科书的下面，偷偷阅读讨论。书中写的是：在茫茫的过去或遥远的未来，在千百万太阳系中的一个旋转的星球上发现了我们的“同胞”。它认为在千百万年以后，他们也不可能相会，但是杰出的人可能把他们的“同胞”穿过寥廓的太空拉下来。我们从来不相信这种事，但是那美妙的想象力是令人开心的。天狼星上的“同胞”，我们只能在梦中相见。 　　中学的课程要求专业化，我便放弃精神上的朋友而注重集体生活。独自一个人是愚蠢的。一个人决无法完成所有的有趣事情。我希望当一个北极探险家、飞行员、伟大的作家和一个养育十个孩子的妈妈——生一个孩子是不值得花费这样的时间的!我至少需要有十个生命才行。我知道，如果我开始考虑问题，我就会想得很多。但是所有这些生命必须同一个人联系在一起，而这个人要对他们所有的人感兴趣才行。我放弃了这个打算，它太复杂了。 　　我周围有组织的宗教生活很快把这些梦想接过去，变成了一种受到认可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持续了许多年。上帝变成为伟大的朋友。实际上有两种类型的上帝，不过他们的名字是一样的。我的长辈所宣传的那个上帝是非常讲究实际的，他希望我善良。我恳求他给我以力量去完成我认为我应当完成的事情。我的一些朋友则要求他赐给他们以自行车和宴会。我认为我的思想境界要比他们高一些。我恳求上帝纠正我的弱点。人们教导我们检查我们的小过失。不礼貌、粗鲁、态度不好等等都应该检查。这些事情对上帝来说都是重要的。既然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我加以纠正，所以我对上帝是十分友好的。 　　这第一个上帝正适合我的需要，因为我正大力改进自己，要确保自己取得成功。但是另一个上帝，我更加需要。当我成功以后，我就可以独自干了。但是在一个我不大适应的世界里，我处处碰壁，遭受挫折。这时，上帝就不怎么令人理解了，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可能破产，粉身碎骨。而上帝则是无限的。人们甚至对我说，这个上帝爱我，他爱所有的人，即使他们无所成就，他也爱他们。这使人感到安慰。甚至当我考入大学和走上工作岗位的最初几年，每逢工作不如意，我便在星光下爬上屋顶，把斗篷铺在雪上，凝望天空的星斗，以致忘记了时间，我对茫茫宇宙表示崇敬。也许，在地球上，任何人都不需要我，但是宇宙是需要我的。我从一种感情走入另一种感情，盲目地把我童年时代的那个温情世界延续到另一个比较粗暴的世界，这个世界要求我成为大人。我就是这样执着地迷恋童年时代。 　　我不加区别地热爱着这些上帝。我绝没有想到有人竟然畏惧宗教。我更没有想到，当我父亲年轻时碰到达尔文主义时，它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认为它同他所宣传的宗教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信仰的宗教是以圣经为基础的。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集中力量宣传“耶稣的伦理学”，回避有争论的问题，因为他乐观地认为“不可避免的进化法则”将使每个人都信仰达尔文。 　　当我开始独立思考的时候，我父亲的乐观主义已经被证明是有根据的。在我们的周围，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我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庭里，这个家庭居住在一个舒适的郊区——芝加哥附近的橡树公园。在那里，没有什么太穷的人。在美国，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居住区。在这些地方，不仅住着富有的人，而且住着中等收入的人家，我们属于后者。熟练的建筑工人、铁路工人以及其他熟练工人也都住在那里。住在这些居民区的人从来不谈论阶级差别，只议论大家都正在进入的美好社会。我们没有看到钢铁城或纺织厂的工人。 　　在这个郊区，各区都有自己的名称，有的叫“天主教区”，有的叫“基督教科学区”，名称虽然五花八门，但彼此情况非常相似。这个舒适的地区适应于我们的阶级和时代。地狱的观念已经消失了，只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迷信《圣经》。这种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非常多，所以对他们的观点还不便于公开地、粗暴地加以谴责。他们认为，我们的世界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好，是由于有一个全能的上帝。上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各个人的生活，以及用什么方式做到这一点，是可以探讨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上帝给人以公正、慈悲，有时甚至使人兴旺。 　　我记得，只有一次涉及到那些令人敬畏的上帝：我跟另一个姑娘讨论了“不可饶恕的罪”。这是早几年以前的事，那时我顶多八岁。她提出了一个颇有趣的问题：如果我知道我肯定要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逝世的话，那么，我愿意一下子死去呢，还是愿意拖一天，我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要等一等，跟妈妈和朋友们告别以后才死去，我是一个合群的人，我希望挥洒惜别之泪。而那位姑娘则宁愿一下子死去，因为她认为她并没有犯不可饶恕的罪，但是如果多活些日子，她也会犯这样的罪而下地狱的。我俩都不知道，不可饶恕的罪究竟是指什么，不过她认为她没有犯这样的罪。从她那极其高尚的灵魂看来，她似乎不可能犯这样的罪。我的父母教育我要避免这种不愉快的事情。 　　童年时代的习惯对我们日后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今天对发生在我眼皮底下的坏事情，我都不能视而不见。我亲眼看到了，大吃一惊，但过后就忘记了。我的心记不住这些东西。即使我看到了人们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我也很难相信他们是间谍和破坏分子。我还认为资本家和工人都同样地希望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我简直不敢相信世界正走向战争，尽管我了解事态的发展。我往往采取了美国流行的宗教观点：如果你心善，善自然会到来。在私人关系中，有时确实是这样。许多人是不愿使一个孩子失望的。但是也有一些家伙愚弄轻信的人。我学习着在天堂生活，但我没有学会建立天堂的方法。我的这种心理状态造成这样的结果：如果千百万人都持这样的想法，那便会使大批青年人不自觉地慢慢滑向世界大战，直到战争吞噬他们为止。 　　这就是我青年时代的“鸦片”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我仁慈的父母是绝没有想到的。这种“鸦片”使我们麻醉，看不到即将发生一次大屠杀。当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准备杀死我们时，这种“鸦片”仍使我们保持善良和礼貌。 　　当我发现芝加哥西区的贫穷时，我还是十几岁的姑娘。我是到那里移民区的学校教缝纫的。人们对我说，这种贫穷是由于无知而造成的。那里的人还不开化。我从来不认为他们是另一个“阶级”的人。他们只不过是来自一个比较落后的世界，那里没有美国这么繁荣昌盛而已。只要他们到学校求学(我教的缝纫班就是这样的学校)，在芝加哥富丽堂皇的运动场上玩耍，他们，至少是他们的子女，也会变成象我们一样的美国人。所谓“美国人”，意思就是干净、满足、有效率和富裕。美国是“天国”，是没有阶级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最自由的国家。 　　当我年纪稍大的时候，一些事情使我感到不解。我母亲到伊利诺斯南部去组织妇女协会，她回来以后讲述了她的见闻。她在矿工城镇目睹了美国工人受苦受难、举行罢工的情景。她没有讲述细节。不过，我记得：有一次她满脸怒容地走回家来。她说：“这个世界上不公正的事情太多了，令人难以理解。有些人冷酷无情，贪得无厌，干得少，拿得多，根本不顾别人的权益。他们给许多人造成苦难，然而却逍遥法外。你们长大以后，除了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收入外，决不能掠夺更多的东西。”我现在回想，她大概是就工人的境遇同矿主进行了争论。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使她感到不解。 　　有一个情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大概十五、六岁，我母亲快步走向一个黑人妇女，在街上同她拥抱，向我介绍说，这是莫利·丘奇，她是妈妈在奥伯林大学时期最要好同学之一。我对这位黑人妇女不大热情。我早年对黑人是满怀同情的，但后来受同学的影响，对黑人冷淡起来。我甚至给中学的校刊写过一首诗《忆缅因》。那时西班牙战争正在进行，我几乎成了一个年轻的帝国主义分子。这个黑人妇女一离开，母亲就责备我说，如果由于人家的皮肤是黑色的，就嫌弃人家，这种情绪可不对头啊，必须立即加以克服。她还说，坏人使得黑人处境艰难，无法受到教育和得到平等权利；如果黑人能接受教育的话，比如她的这位同学，她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远远超过我和大多数白人。因此，她有资格得到特殊的荣誉。我希望能重新碰到母亲的那位同学，以表示我深深崇敬她的为人。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读了贝拉米的《展望》。这部乌托邦的著作使我入迷。它所描绘的二〇〇〇年的情景同我早年所憧憬的天堂颇为相似。它提出的财富公有和平均分配这一经济基础也使我很感兴趣。我同母亲讨论了这部书。她反映了她的阶级和她那一代人的观点，她温和地说：“是啊，那真是一个美妙的世界。”但她不无隐忧地说：“不过，当你理解人性的时候，你就会认识到：即便今天实行平均分配，十年以后仍然会出现不平等，因为一些比较能干的人会比别人捞取更多的东西。其实，公有制已在一些城市试验过，效果不怎么好。也许若干年以后，当人们觉悟提高的时候，才会行得通吧。” 　　象那个时代所有的妇女(包括进步的、有文化的妇女)一样，母亲不大懂得经济或阶级；只知道欧洲有阶级。在她看来，人们是孤立地存在的，各人根据自己的能力、道德和人品而获得相应的收入、名誉和爱戴。然而她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不公正的，“坏人”的掠夺妨碍了他人。她的治世之方是：大家必须正直作人，只有这样，世界才会慢慢变得公正起来，因为上带站在正义的一边，是会伸出援助之手的。……不，这还不够，光正直是不行的，仅仅有正义的思想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热爱人们，热爱世界，即使世人有负于我，我仍然热爱世人。如果我们热爱人们，那就会比较容易地做到：一心为他人，而不大计较报酬。这样，人们反过来也会热爱我们。 　　她决没有想到她是在鼓励我们心甘情愿地受剥削，起吻压迫者的手。她给我讲了两种不同的伦理观点，她并没有把两者调和起来。社会经验教育她要作一个正直诚实的互利的人。她自己又加上了作为一个母亲的爱抚和作为一个开拓者的勇气。她不仅把这些品质传给我们，也传给她所接触的尽可能多的人。她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实现平等，但她没有去探讨如何实现这一点，也许当大家都“十分善良”的时候，就能做到这一点吧。 　　母亲死后，我对父亲的布道第一次提出了怀疑。他布道时讲了一个关于“轻信的姑娘”的故事：有些姑娘向男青年表示爱情太轻率了，还没有弄清楚她们选择的对象是否恰当，是否会获得相应的回报，就爱上人家了。我年幼的时候，他在另一个城市，也讲过这个故事，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我十八、九岁时，我发现他的观点有互相矛盾之处。 　　“我发现这个关于轻信的姑娘的故事同基督教的伦理观不大协调，”我对父亲说，“耶稣教导我们爱每一个人，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世人，而决不要求什么回报。当人们伤害我们时，我们要永远原谅他们。而你现在宣讲的是：姑娘们在获得适当的回报以前，不应委身于人。我很懂得，人们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亲吻给予他人。而根据基督教的教旨则恰恰相反。按照基督教的教义行事似乎不大保险。” 　　我父亲被我弄得很尴尬。“我只是要拯救你免于毁灭，”他回答说。 　　“这是我们之间的又一分歧，”我坚持说。“你认为只有两件事可以毁掉一个姑娘：不幸福的婚姻或未婚私通。诚然，我也认为这类事是可怕的悲剧。但是，如果我碰到这类事，我绝不会因此而永远沉沦下去，我将设法摆脱出来。我不认为这类事竟然象小说里头所说的那样比死还坏，因为如果一个人死去，那就一切都完了。” 　　父亲对我的轻浮态度不以为然。不过，在离婚和妇女不贞节的问题上，他比同时代人要宽宏大量得多。对自己的家庭，他持这样的观点：一个女孩子的第一次性经历无足轻重。他鄙弃贪图财产的婚姻，然而他却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婚姻所产生的伦理观点。 　　我自己也未能摆脱这种伦理观点。尽管我声称“男人加于我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永远毁掉我”，然而我仍然认为婚姻是一辈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选择，它可能决定我今后的前途，我自己以前的任何设想都必须服从于它。 　　甚至在选择我未来的工作时，我也考虑到日后的婚姻。我觉得写作是一种不错的营生，不管丈夫带我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写，甚至在家里利用零碎时间也可以写。我竭力避免形成过份固定明确的观点，以免将来结婚后必须加以改变。我这样想：我应当有自己的工作，积攒一点钱；如果同丈夫意见不合，我可以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如果我同他事事和谐，我也免得成为他的负担。假如在我找到终生伴侣以后才做这些事情，我则必须改变自己的想法以适应他的要求。 　　我二十岁的时候，同芝加哥大学的一些高水平的教职员作过一次谈话。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我的确把未来的丈夫看作我命运的主人。那时，我同一些比我年纪大的人交往。我既风华正茂，生气勃勃，又喜欢思考问题，因此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兴趣。其中有一个人戏称我是一个“不想要主人的无主姑娘”。 　　“不，不对，”我大声说。“我要找一个人，由他来吩咐我应当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我遵命照办，我就再也不需要自己动脑筋了。” 　　“天哪，孩子，”我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不再开玩笑了，他说，“你想要的不是丈夫，而是上帝。” 　　的确，我想要的是一个上帝、一个上司、一个主人、一个能使我继续过孩提生活的严父。人们告诉我：这是符合女孩子的性格的。我相信，我的灵魂已经被宗教熏陶得服服帖帖，崇尚依赖了。然而，与此对立的是，我又有要求自由的一面。我在学校所受到的知识正在使我去争取自由。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的事业使我越来越感兴趣，使我不那么容易适应他人，不那么容易听任男性的摆布了。我把要求有一个主子和要求自由的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愿望调和起来，我对自己说：我只有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有出息的、非常好的人，才会委身于他，才会把我的整个生命拱手交给他。 　　我们那个时代的妇女谈及“顺从”一词时是从较严格的宗教仪式婚姻这个角度谈的，对这个字眼时而崇敬，时而畏惧。虽然时代的变化使我高谈男女平等和同志式的婚姻，然而我仍然觉得妻子不尊敬丈夫的那种婚姻似乎缺乏真实的感情。其实我所追求的感情并不是平等的友情，而是一种崇拜的感情。几十年来这种不自觉的追求，同我所真正憧憬的意中人是大相径庭的。 　　由此可以看出，我周围的传统和我的宗教感情不仅使我要寻找一个主子，而且要爱戴他，尊敬他。如果我在婚姻上找不到意中人，那我也要在工作岗位上成为某个男人的高水平的忠实奴仆，把他当作上帝，不管他怎么任性，我都逆来顺受。假如我所选择的对象不大象一个上帝，我则会把我的种种理想加在他的身上。 　　我清楚地记得：布林马尔学院的院长托马斯曾经在学院的大会上对我们说，教育对妇女是有用的，因为如果她们在婚姻中找不到幸福的话，她们会在别的方面有所寄托。我非常生气，暗想：“多么可怕的犬儒主义啊!婚姻必须是幸福的，人们决不能承认婚姻是不幸的。人们必须期望得到最好的东西，她们将会如愿以偿。” 　　由于我年轻时代塑造的所有这些上帝，我变得可以承受任何剥削了，甚至喜欢受剥削，或者至少终生装作愿意受剥削。作为战前美国的一个有教养的妇女，我愿意经历生活的甘苦。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