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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俄国早期的美国移民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在卡累利阿北极光下使我一直不能入睡的那种兴奋劲并不是新的感情。有一次鲁思·怀特和我发现社会主义时也是这么兴奋，直到丹特·巴顿的“阶级斗争”把我们关在门外为止。它使我的生活有了新内容。在失掉“我的美国”之后，它使我走下山，参加西雅图《号角日报》的工作，而当西雅图劳工运动因不团结而失败时，又使我漂洋过海来到苏联。多年来，这种兴奋和期望变得越来越强烈。 　　然而，我也在变。矛盾的感情支配着我。看到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可能突然使我认为苏联是一个新的专制国度或者是一个亚洲式的市场。我有新闻记者的习惯——难道仅限于新闻记者吗?——抓住孤立事件，加进自己的感情，把它们说成是普遍规律。但是我也学会了不以一时的感情行事。在我采取行动之前，我要等等看，看多久这种事会再发生。我是相当稳健的，通过我的多数感情来下结论。 　　这些主要感情不仅越来越要求将来在苏联工作，并且还要在组织上与苏联生活联系在一起。我看到，建设社会主义不再是梦想，而成了现实。比以前我预想的困难要大得多，但是力量也大得多。我看到这种力量是相当神秘的，群众已经觉醒，要筹划人类的未来。这种“意愿”把分布在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的千百万人都团结在一起。这种意愿是强大的，个人的意愿①可以永远消失其中。它②强大得足以征服所有古代的贪得无厌、人间不平等和世界上所有漫长的战争。如果它不能的话，就没有为之生存的价值了。在第一年里，我经常怀着这种心情写文章。 　　与这种有组织的力量进行实际上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简单。我想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的愿望，在我到达这个国家的第一天就受到了无礼的阻挠。外交部新闻官员劝我吃教友派教徒的饭，如果我希望保持工作效率的话。当我提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时，他们对我更是大泼冷水。首先听到我提及此事的共产党员大笑起来：“象你这样一个爱动感情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想加入共产党!” 　　这话刺伤了我。我是一个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事业的妇女，但却受到了嘲笑。我变得越来越含蓄了，如同一个提问题的记者一样拐弯抹角地问加入这个党的条件。我了解到要在工作岗位上才能入党。但是，我是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工作的。我还了解到，资本主义的记者是禁止入党的。那么，为什么卡尔派我找的那些同志一直那么热切希望我为赫斯特系报纸工作呢?这看起来不公平。当我进一步询问时，我了解到我可以回到美国去参加。这是最不友好的话。这些乱世创业者告诉我离开他们去加入党!我真的想加入共产党吗?肯定不想在这种条件下加入。另外，我有其他感情。 　　我主要在为赫斯特系的《国际杂志》工作。该杂志主编诺曼·哈普古德喜欢我的文章，我也喜欢他确定的标准。“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我们需要新颖详尽的报道。我们也希望文章写得简明生动，使堪萨斯奶车司机或是圣路易斯杂货店职员都觉得它有内容有意思才行。”为美国西部广大中产阶级的群众写文章，引起我的兴趣。所以我放弃每天给国际新闻社发消息的苦差使，集中精力就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写长篇生动的文章：“为俄国石油而战”，“向酗酒开战”，“教堂革命”以及其他许多题目。正是在一九二四年四月，我在赫斯特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在美国出版的关于斯大林的文章。偶尔，我作为赫斯特《国际杂志》驻东欧和中欧记者到德国或波兰去。我喜欢这一工作。这是锻炼把文章写得生动的好机会。它的稿酬很高，所以我有足够的时间免费为自由派和劳工报纸写文章。 　　在美国对苏联持有很深偏见的时期，我发回大量对苏联友好的文章。我的共产党朋友都说我的工作有益处。那么，为什么这种工作反而使他们很明显地把我当作外人看待呢?我青年时期长久不得其解的想法又重新出现在脑海里。这里的人们不需要我。问题可能出在我身上。当我阅读共产党文献时，我发现存在不少问题。一九二二年底，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预备性的专题理论和策略分析文章已经发表。我几乎难以阅读下去。这些分析文章是那么阴暗、那么沉重，对世界又是那么愤怒。其中没有一句话使我感到兴奋。我习惯于写激动人心和令人高兴的文章。 　　我越强迫自己阅读那些报告，就越觉得我不象一个共产党员。即使那些我弄得懂的事情也使我不满。一件明显的事是，他们攻击德国社会主义者、英国工党，甚至攻击他们自己党内的一些持不同意见的成员。为什么他们不能变得更“友好”一些?正象斯蒂芬斯在西雅图曾说过的一样，各地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大。这是真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弄得一团糟，英国工党行动相当迟缓。他们不象这些俄国人那样创造一个新世界。但是，难道他们没有尽最大努力吗?如果非得攻击某人不可，为什么不去攻击资本家呢? 　　所有这些阴沉的理论与一个乱世创造者的激情(如里姆帕勒或萨马拉的工厂厂长)，又有什么联系呢?我不想与德国社会主义者争吵；我甚至不想阅读关于他们的文章。我的兴趣放在那些“做实事的人们身上。我想与世界大动乱作斗争。难道里姆帕勒必须先仇恨英国工党领导人，他们才让他去挖云母吗?我不相信这一点。古赫林——是的，也许古赫林懂得那些理论——他是一位教授。但是，是否有一些较简单的办法?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仍保留着西雅图中央劳工理事会交给我的一封信，他们让我在欧洲旅行时，通过《工会纪录报》报道西雅图工人关心的事情。红色工会国际将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它正从各种工人组织里找代表。我写信给西雅图中央劳工理事会，请他们为我开一个出席代表大会的证明信。这样，我在会上便有可能“会见世界各地的工人代表”。让“进步的西雅图”成为首先派出代表的组织之一吧。西雅图同意了。他们寄给我证明信，指定我“代表西雅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代表大会，但不受任何决议的约束?” 　　俄国人对待证明信的态度远比写证明信的美国人认真。我了解美国一些参议员，他们第一次见面就会给你开到世界各地的介绍信。但是，即使在美国，美国劳工联合会对这种介绍信也十分重视，它指责西雅图中央劳工理事会不该轻率地开给我介绍信。俄国人对这封介绍信给予足够重视，他们让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出于礼仪，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我也享受类似待遇，但我发现大会论文非常难读。 　　在红色工会国际的一些会议上，我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他们让我参加一个讨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各种工会的理论和策略问题的委员会。我讨厌所有这些理论性的讨论，它只能在同志之间产生恶感。但是我没有把这一点说出来；我认为那样做是不礼貌的。另外，我还认定所有理论并不真正重要，重要的是工作。如果理论不得不吞下去的话，我还是可以吞下去的，正如很久以前我“征服”哲学那样。不管怎么说，让他们替我写理论还是比较容易的，正象有一次我让莉娜·路易斯把马克思主义写进我的社论里去一样。她认为这很重要，而我则不以为然。 　　介绍信给我一个实际好处：它使我得到了勒克斯旅馆的一间房子，而当我为劳工报刊全天工作时，他们却拒绝让我住那间房子。我对自己说：“这些俄国人是那么喜欢小纸条!一年的辛苦工作不能得到的，一张介绍信却得到了。“对于我来说，努力而有效地工作才是生活的保障。我完全不懂，俄国人对我感兴趣的远远不是我个人的工作，而是我代表一派有组织的工人。多年来，我都不理解这一点。 　　在那些日子里，因为有大量的差事要办，许多国家的外国人都住在勒克斯旅馆，另外，还有多年住在国外的俄国人，他们陆续返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国家。许多人是从美国回来的。成千上万的人都有同样的愿望，希望跨洋越海到这个新的世界生活。无论是在莫斯科或到全国各地旅行，我都看见这样的人，有的成群结伙，有的是个人，里姆帕勒、加利福尼亚之子和萨马拉工厂厂长只是他们许多人中的几个。 　　并不是所有的人在俄国都过得那么愉快。第一批来的人曾想这里是工人的天堂，但是他们看到各处遭到的毁坏之后，他们的幻想很快便破灭了。即便那些预先被告知艰苦条件的人——俄国人竭力事先提醒外边的人——也不能想象如何困难。他们原先设想，良好的愿望和高效率将很快为他们获得一个好的位置。但是，他们习惯于美国的企业，在那里，劳动有分工，所有设备都由老板提供。他们引以自豪的技术，在工具和设备简陋不堪的情况下，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的美好愿望被官僚主义的洪水所淹没，被不熟练的工作人员所窒息。那些俄国工人尽管效率不高，仅凭力气或手艺就能够生产，而美国人根本无法这样做，为此，他们嘲笑这些新来的人穿戴和习惯，称他们为资产阶级。 　　然而，俄国人希望有美国人的技术和效率。列宁自己也说过，建设社会主义，除了工人的权力以外，还需要加上这一点。俄国人尽力使美国人适应他们的制度，但不能保护他们免受大混乱的影响，每一个人都被大混乱卷进去了。而一批批工厂、矿山和油田的人们都正在勇敢地从大混乱中杀出一条道路来。美国人必须斗争，但他们不知道斗争的方法。同时，靠吃黑面包，也没有那份劲头。 　　因此，那些从世界各地来这里帮助革命的外国人很难适应这里的条件。所以俄国采取了一项政策，只接受那些能够提供机器、设备、衣服、食品和准备开发土地或开办生产性企业的、有组织的团体或“公社”。在西雅图公社、列宁公社、库兹巴斯工业区、阿斯托里亚渔民以及其他许多美国开拓组织中，有些组织失败了，有些则成功了。但是，当时他们对苏联的建设都做出了贡献。新的国度为他们提供了它可能提供的最好的条件；熟练工人、美国机器、同相应的政府机构签订的协议。双方互相信赖。然而，即使这些团体也很快遭到预想不到的困难的打击。 　　一个小型美籍芬兰人渔业团体从阿斯托里亚和俄勒冈来到卡累利阿北部，他们装了成车厢的先进捕鱼和罐头工业的设备；可是他们怎能想象，他们的货物会在混乱的摩尔曼斯克火车站丢失好几个月，以致于他们不得不用一些手锯手斧、少量的衣物和食品来应付北极的冬天。来自我故乡华盛顿州的勇敢的美籍芬兰农场工人和伐木工人把西雅图公社组织成一个农业技术友好中心，向整个地区传授技术；他们是否知道，地方当局为给他们找地方将要赶走一大批来注册的擅自占地者，从而给邻居留下仇恨，两年来，这里的农民甚至拒绝卖给美国人一只鸡。他们是否预见到，连续三年的疟疾给他们带来极大灾难，蹒跚着去工作的少数人仅能种够公社吃的粮食。 　　在美国人办的所有项目中，最雄心勃勃的项目是西伯利亚的库兹巴斯工业区。这块广阔富饶的土地的面积等于匹兹堡山谷加梅萨巴山脉之和。如果他们能把它开发的话，就把它交给美国工人合作区。但是“工人自己管理工业的这种大好机会需要数千名有技术和组织得很协调的工人以及精心挑选的配套设备，来自纽约东区的热心激进分子一到西伯利亚就受不了那里的艰苦条件而返回纽约。身体更好，决心更大的其他一些人来到这里，并且战斗到底。他们同运输大混乱作斗争，同许多仇视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当地工程师作斗争，以及同当地工人的排外思想作斗争。他们也同自己人的不团结和低效率作斗争。他们斗争，挨饿，患病，一直坚持斗争；但他们的人数不够，不足以按照需要迅速地开发库兹巴斯。为此，苏联政府买下美国工业区的全部财产，把它重新组织成一些国营托拉斯。但是今天，西伯利亚钢业中心的部分力量还是来自那些顽强的战士，他们现在分散在苏联工业部门，可以与最好的开拓者媲美。每一个人都珍视“老库兹巴斯人。” 　　除了这些公社，俄国人并不鼓励新的移民。他们使你很难得到签证。如果要求的移民是共产党员的话，他们受到党的纪律的约束而来不了。他们说：“如果那个人是好的革命者，那么他就留下来，在自己国家搞革命吧。如果他不是一个好的革命者，他在俄国也不会有用。” 　　我们美国人不理解俄国人的态度。我们同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们说：“他们的排外为什么那么厉害?这难道不是我们也有份的世界革命吗?难道我们效率不高吗?我们宁愿为社会主义工作，而不愿为资本家工作。”甚至有的人为了到俄国来，把美国共产党的资格都放弃了。他们说：“建设和破坏比较起来，我更倾向于建设。我在俄国搞建设，比在美国攻击资本家，更有用一些。”他们是这样来为自己离开困难的阶级斗争辩解的。我也是这样为自己逃避困难的西雅图劳工运动辩解的。如果这些人不听任何劝告，坚持要来，俄国人便接收下来，并尽力安排他们。谁知道一个人到底在什么地方最有用?作为一个决定因素，他们尊重人的个人意志。 　　封锁被打破之后，通过各种方式来的个人或团体在勒克斯旅馆进进出出，讨论他们的问题。我们开始分析自身和我们的麻烦了。我们断定，我们美国人是感情用事的人。我们是满怀崇敬、热情和糊涂的思想来俄国的。我们想，单凭广泛的同情这一点，就应该分给我们住的房子，提供翻译和安排忙人的接见。我们想，我们的友好情谊将引起俄国人的注意。然而他们从来不是这样。我们自己也很快讨厌那些新来的讲我们本国语言的人了，讨厌扶轮社的“友好服务”方法：“确切地说，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是非常同情你们的革命的。”我们特别钦佩不动声色的俄国人，他们想不受个人感情影响来了解这些新来的人的所作所为是否能够抵得上他们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麻烦。但是，当我们竭力不动声色时，我们变得粗暴了，这是感情脆弱的另一面。我们缺乏俄国人的那种严峻经历，这种经历使他们警惕感情用事。 　　过去我们学的是，使自己习惯于老板。我们要么服从命令，要么辞职不干。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分析情况和改变命令。我们不可能了解如何做才好。在灾荒即将结束之际，哈罗德·韦尔把美国第一批拖拉机带到了俄国。他的计划是用拖拉机耕地，达到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力量谋求发展。他不只有机器，而且有精心挑选的一批美国农场工人，他们可以教俄国人。国际饥荒救济组织德国负责人一点也不懂农业，他派韦尔的一个小分队到距铁路八十英里的彼尔姆北部贫瘠的农村去。由于这块地方没有开发过，一路上，他不得不修理二十座桥梁才能把他的拖拉机开到农场去。山丘上光秃秃的，农事季节又非常短，自力更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告诉韦尔这是“党的命令”，韦尔象一个尽责的工人一样，驯服了。当他喜爱的联合收割机运到时，救济团体却把它安装在彼尔姆商店橱窗里“展览”起来，而美国人却在火车站到处找它。与此同时，在八十英里外的农场，人们用镰刀收割。 　　“由此，我了解到，”韦尔说，“即使是党的命令，也不是上帝的意旨，而是人的意旨。你必须要了解到哪里去，去找谁。你必须知道何时顺从，何时与之作斗争和如何斗争。这个国家的意愿是诚实的。但是你必须学会如何与此意愿联系起来。你必须懂得政治而我们美国人没有一个人懂政治。” 　　我们还了解到，这个国家没有“公平交易”。没有任何人曾得到他期望得到的东西，得到他“挣得的私有权得到的东西”。有时他得到的多一些，有时则少一些。这使我们美国人迷惑不解。我们中有些人说：“这些俄国人不守信用。”另一些人说：“这是亚洲人效率低的表现。他们会进行公平交易的，但他们不知道怎么进行。”我们终于看到，这里边包含有更多的东西，有旧的，也有新的。其中一部分的确是效率不高，但是另一部分是新的集体标准。你将加入一个合作社，事先为你的一套房间付款。你得到的东西与你为之所付的代价不相称，三年太晚了。没人欠你的任何东西。这是你们集体的过失，你们的合作社管理得很糟糕。否则，你会得到从未预料到的意外收获，免费戏票，或便宜蜂蜜，或者半费在克里米亚休假，这是因为你所属的组织是一个效率高的集体。我们开始认识到“公平交易”这一概念来自做生意的资本主义，它和世界上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和友谊、家庭没关系，和古代封建主义以及将来的社会主义也没关系。 　　取代“公平交易”的是“集体斗争”这一新概念。你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那边，要么唯利是图，要么努力加强工人的权力和建设社会主义。在第一种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士竭力用各种方法反对你。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能帮助你就帮助你，这是不常见的，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帮助是不多的。但是，大家都坚持斗争，坚持学习在大家一起建设的东西中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在个人问题上，不要象理想主义者所竭力做的那样，多愁善感地自认为在作出自我牺牲。这种看法只能使俄国人讨厌。你应该照料你自己，不要大惊小怪。 　　“这场斗争比我们过去进行的战争更艰巨，”过了一会，我们开始讲话了。“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更艰巨一些，因为我们不懂当地语言、斗争手段或者社会反应。既然这场革命是属于全世界的，那么它也可能是我们的革命；但是，它不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俄国人曾劝告我们留在美国，闹自己的革命。这不是排外主义，这是常识。现在这样的环境使我们难以发挥力量。然而，既已选择，我们中间有些人也是有贡献的。 　　在理解我们的新战斗和它的新概念时，我们新来的人主要得到了“回来的美国人”的帮助，这些俄国革命者在美国呆了一些年，是回来搞革命的。他们的情况各异，那些在美国住得最久的人同我们最密切，而那些离开这里时间最短的人同俄国人最亲，但是，他们这两种人在两个世界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他们了解我们，想帮助我们，一是为了他们自己，二是为了我们。他们在俄国是采用美国方式的旗手，他们希望有一天我们将帮助他们。他们珍视我们的才能，也理解我们的短处。 　　聪明能干、精力充沛的比尔·沙托夫在美国时煽动无政府主义，为言论自由而斗争。回到俄国后，他管理西伯利亚铁路和彼得格勒的民兵。自那以后，他先后担任过银行的行长，矿山调查者和石油出口经理。随后，他投入第一条新的大铁路的建设。 　　沙托夫吹捧美国。“它是我的老师，”他说。“我现在已不属于它了，但不管怎么说，它教育了我。当我在这里的铁路上工作时，他们称我为铁路专家。当我在军队工作时，他们称我为军事专家。鬼才知道呢，我不是什么专家，我只是一个美国人。我的所谓军事训练是在科罗拉多追赶恶棍，我的警察训练是躲避警察，我的铁路训练是不买票偷乘火车。在美国学会进行工作的窍门，即做事情不费劲的办法，这对你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是有益的。”沙托夫使我们新来的美国人激动，他知道什么是效率，他证明我们是有道理的。 　　另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梅尔尼钱斯基那时是莫斯科工会主席。民兵懂得了把在大街上迷了路的所有美国人都带到他的办公室。他是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特别擅长于为许多在困难中挣扎的公社解决问题。他确定他们的合同，查明货物存放的地方，帮助发送出去。 　　其他几十个人在国营工业的各个部门工作。克拉斯诺晓科夫曾在芝加哥开办过一所学校，回来后成了远东共和国的主席，现在是工业银行的行长。他把混合服装工人工会的捐款和工人带给俄国。他正在计划办一个“美国工业大学”，把农场、工厂和学校融为一体，在距莫斯科不远的十五个庄园里开办。阿瑟·亚当斯管理AMO汽车厂，早期该厂大部职工是“归来的美国人”。鲍罗廷先是在芝加哥工作，后来在中国出了名。作为美国工程师协会成员的洛谢夫正在修理全俄国的发电厂。他对我说：“除了共产主义，我便为采用美国管理方法而斗争了。” 　　过了几年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即使这些被我们尊为良师益友的“回来的美国人”，由于和我们住在一起多年，也难以完全使他们适应俄国的环境。他们知道如何办工业；他们在生产方面是有用的。然而，正如韦尔所说的，他们不“懂得政治”。担任高级职务，他们往往不会成功。他们不了解俄国同事的本能要求；他们已美国化了。比尔·沙托夫直到此时还未能参加共产党。梅尔尼钱斯基在工会的地位升得高，但是，由于他反对党的政策，他被调离工会。克拉斯诺晓料夫因贿赂而被捕坐牢。 　　我是否该说“贿赂”?贿赂这个词向美国人传达了俄国人感到的耻辱。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他的行为并不是耻辱。我们听到俄国人说，他背叛，应当枪毙。我听到美国人嚷：“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正是办银行惯用的方法，他是在加强工业银行。”双方都是对的。在美国来说，他的办法是办银行事业的惯例，而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却被看作是背叛。 　　克拉斯诺晓科夫代表苏俄同外国商人打交道。他盛宴未来的买主，用政府的钱招待他们，吉普赛音乐会，他和他的秘书也参加。他把国家的钱贷给他的在莫斯科承包房屋建筑的兄弟。房屋建筑业急需的行业，私人承包是合法的。他的兄弟所提供的保证金是一笔有足够数额的美元现金，这种保证金超过许多国营工业被毁坏、管理不善的工厂所能提供的保证金。但是，办银行是为国家服务的，一个共产党员能够进行这种辩护吗?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早期，政策界限还不清楚。投机者在大街上趾高气扬，苏联工人的愤慨与日俱增。现在需要一个明确的规范界限。克拉斯诺晓科夫事件是一颗信号弹，照亮了新经济政策的界线。他的判决书说：“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弊端来说，谋取私利可能是合法的，但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是光想着谋取私利，并使其发展，便是罪过。”敌人仍然是那个永久的敌人。也许可以停火，但是没有和平。 　　过了一些年，克拉斯诺晓科夫在被释放很久之后，又重新担任负责工作，成了一个工业部门的领导人，甚至恢复党籍。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在美国呆的时间太长了。我的习惯、动机和方法太美国化了。它们永远不会完全对路，反而使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绝非偶然的是，许多在国外呆了多年的俄国人从革命开始时的工作岗位上跌下来，俄国群众推举了新的领导人。他们距我们的外部世界愈近，他们距这些群众就愈远，而这些群众则是力量的源泉。 　　我们美国人的确注意到，我们钦佩的朋友和良师益友的工业效率超过了他们的政治技能。这对我们来说，不是缺点，而是美德：我们更加钦佩他们。他们是工业的实干家，当别人幕后操纵他们时，他们不免感到不快。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党早期大多数讨论和斗争的意义。 　　我们美国的历史情况使我们看不起“政治”。在我们的词典里，它意味着个人幕后操纵，利用竞选演说获取选票，利用选票上台，上台以后为个人捞取财富和权力。它意味着把高级职务交给自己的信徒，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器，这部政治机器反过来又赋予它的操纵者更大的权力。我们在苏联也看到了一部分这种情况，便以为，在这里，政治也是这样的。我们想：当然，他们必须要有政治斗争，但是愈少愈好。 　　过了没有多少年，我才认识到，我们美国人所谓的“政治”仅是外表，出于个人的贪得无厌，有些人经常在玩弄腐朽的权术。实际上，政治是研究群众的内心深处的本能意愿，分析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动态，不断调整构成社会的成千上万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关系。 　　① 请参看第三十一章对觉悟和意志的看法。——原注 　　② 注意：我说的是“它”，而不是“我们”。——原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