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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工人当家作主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朱荣根等

我们打算怎样使我们的钢厂、煤矿和油井运转起来?在一九二三年初的苏俄，这些问题挂在每个人的嘴边。工人们在工会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工业管理人员在群众大会上与工会代表商计，共同制订计划。习惯于战争术语和在许多战线上打败敌人的人们以及不久前曾战斗在“饥荒前线”的人们现在都讲“工业战线”了。 　　莫斯科两大报纸之一的《真理报》举行了一次评选活动，来确定企业里的“最优秀领导人”。设想一下，美国一家报纸举行评选，决定洛克菲勒，或加里，或匹兹堡的某个工厂的经理，到底谁是最好的领导者!在我们美国人看来，比评选本身更有意思的是评选标准和确定的方法。 　　工人们向报纸写信，吹捧他们的上司。另一些信则指责上司，其中有些上司随之被撤职。由本厂工人推荐，经其他厂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而确定的十二名最优秀的候选人应邀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宴会，并且戴上劳动红旗勋章，这是国家最高荣誉之一。 　　工人们确定的评判标准使我吃惊和感动。他们写道：“我们工厂一直开工不足。后来，阿钱捷尔斯克来了。他的话把我们鼓动和团结了起来。他制订了规章制度。他很快就使生产水平达到了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阿钱捷尔斯克把他的整个身心都用在工厂工人身上了。他整修了住房和工人的宿舍，他安排工厂青年上技术课。十个月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一天天改善。” 　　在谈及不好的领导人时，他们这样写道：“他管理的十个月里，所用的油比需要量多用了二千五百吨；好的机车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事故增加了三成。工人们开始怕他，说：在这个人的面前，工会不能保护我们，他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增加生产。他没有修理任何东西。他对教育一点也不感兴趣。整整两年半，他没有做一件改善工人生活的事。” 　　这些就是工人们确定的用来评价他们领导的标准。他们不问经理是否大量赢利，他们甚至也不讨论工作时间和工资问题。他们对他支持与否，同西雅图工人的做法完全不一样。西雅图的工人支持政治领导人，是因为他“令人信服”，“他的意见同他们一致”。所有这些范畴看起来都退居第二位。他们问道：“他能组织我们战胜混乱，使我们的工厂走向正规，为我们大家创造一个好的生活吗?”这是对正在进行建设的人们的明智的检验。世界其他国家所确立的标准突然显得不明智了。 　　非常清楚，这些工人是作为主人翁来说话的。但是在什么意义上他们是主人翁呢?我知道西雅图的公有制——市营的发电厂、码头和有轨电车。所有进步人士都为之而自豪，我们说我们拥有它们。这意味着，每隔一两年，我们便改选一些人参加董事会。但是我们的公营公用事业从来不象俄国的国营工业那样引起工人这么持久的兴趣和热心。可以肯定，我们的有轨电车工人从不想用他们的假期来修理汽车，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俄国人是否更热心公共利益?也许这是“所有制”的一种不同形式? 　　从莫斯科往南走一天多的路程，在乌克兰，有俄国的“匹兹堡，”即生产煤和钢的顿涅茨山谷。朝东南方向继续走三天，在里海岸上有世界上最大的油田——巴库油田。这些是苏联重工业的主要基地。它们曾先后被各种侵略军所控制，也受到了国内战争的破坏。全国都非常注意这些地方。即将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把恢复工业生产作为三个主要议题之一。乌克兰主席拉科夫斯基打算到顿涅茨去参加那里的党代会，起草一份关于煤炭和钢铁的报告。苏方安排我跟他一起去。 　　我估计，大概会有长时间的生动有趣的讨论。我想，会有很多时间坐小汽车。我还没有理解这些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工作的。拉科夫斯基晚上六点坐上车，就立即睡着了。前两个夜晚他一直工作到黎明。半夜，他起来开始阅读堆在那里有几英尺高的一些外国报纸——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保守派报纸。他毫不费力地迅速阅读这些各种语种的报纸，标出让秘书去剪贴的地方，然后把它们扔在一边。他一直工作到累才罢休，或者直到他的“服务员同志”给他送来了吃的为止。他吃完饭或睡完觉后，又开始工作，完全不论白天、黑夜。 　　“在莫斯科的一个星期，我落在外国报纸的后边，”他微笑着说，“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有什么看法。” 　　“他们是否也用心了解你们?”我问道。 　　“他们对我们的了解甚少，”他回答道。“我是在洛桑知道这一点的。” 　　在等着去顿涅茨时，我访问了基辅，并且在“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向广大妇女讲了话——在褪了色的围巾下边是一张张疲倦和专心致志的面孔。我是用很糟糕的法文讲的，翻译得可能更糟。但乐队奏了起来，妇女们鼓掌欢迎，她们把我当作一个杰出的人物，从美国走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但是我知道，她们每一个人都比我强，她们经受了十六次的轰炸，一直在料理家务。 　　在内战中，基辅城十六次易手。德国人控制过它，彼得留拉、邓尼金，各种游击队、波兰人都控制过它。四分之一的建筑受到枪炮的破坏。当我问妇女们什么最难忍受时，她们没有提及危险的事。她们说，最糟的事是，正在做饭时供水设施被破坏了，你必须要到数英里以外的河里去提水，煤矿被敌人占领，你就没有燃料了。战争危险正在消失，人们不那么激动了。但是又有谁曾讴歌过她们在无休无止的战争灾难中苦熬过来的精神呢? 　　现在复苏的基辅正在举办一个大型博览会，“以便了解我们的新工业”。在许多货摊上，六周之内做成了价值六百万卢布的生意。政府的新企业采取了各种形式。资本主义的宣传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清一色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一个所有者垄断一切。有十几个组织形式，有竖向联系的托拉斯，也有横向联系的托拉斯，有经营地方产品的小型城市托拉斯，也有全国性的石油或粮食托拉斯。它们都是公有制，但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很灵活。课本由属于教育机关的托拉斯出售。药品由卫生人民委员部下属的一个托拉斯经销。高加索有一个水泥托拉斯，乌克兰有一个纸张托拉斯，粮食托拉斯用一万七千吨粮食来打破私人对粮食的控制。这些只是我们看到的许多公有企业的一小部分。 　　很清楚，主要是地方的积极性在起作用。看起来，如果你知道如何控制的话，即使是私人投机商也可以加以利用。博览会主席、基辅公共设施和住房领导人维坚斯基对我讲了他是如何修复被破坏的供水设施、发电厂和被毁坏了的有轨电车网和数百座建筑的，仅用了一年时间，没征收一文税，而是把商店和市场货摊租给私商，象资本家那样，只要买卖能做，就尽量多让他们做。同我不一样，维坚斯基并不为私人买卖而哀伤，他利用它来重建城市。他设想，将来“基辅是一个花园式城市”，蜿蜒的第聂伯河在壮丽的山脚下流淌，计划种植二万五千英亩的森林供人民游乐。 　　“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有这么好的场地”，他说。他们还没有城市规划专家，还没有其他花园城市的蓝图。但是他们手里掌握了基辅的一切，一个被毁坏了的基辅，有全部的租金，工业和森林。他们保存了城市的集体财富，从十六次战火中夺回了它，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呢? 　　乘拉科夫斯基的小汽车从哈尔科夫南行半天进入乌克兰无产阶级的心脏地区——煤炭钢铁山谷。从人们不断提出公开的批评中，你可以感到你是置身于工人中间，置身于当家作主的工人中间。“你好，拉科夫斯基同志，我们何时才能得到他们已答应给的工作服?何时才能得到矿井安全灯?” 　　拉科夫斯基不再阅读外国报纸了。他正专心致志地读当地报道。他和当地党的领导人一天二十个小时在商讨问题。报纸上登满了工人的来信，大多数是批评信件。“斯捷潘斯基去年十二月为他的电站落成大肆庆祝了一番，但是至今还没有供电!”……“市营农场的牛奶本应当给患结核病的工人，却送给了政府机关的朋友们，而工人们排着队，眼睁睁地看着牛奶被拉走。”……“我们的矿山有好的设备……这是俄国最深的矿井，但是，这些设备由‘专家’看管两年了，没有成效，尽是麻烦。让忠实可靠的工人来管理吧。这些‘专家’在搞破坏!” 　　有一座矿山为它的经理阿巴库莫夫而自豪。他们把他作为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来参加《真理报》举行的评选。他们是这样写他的：“他得到的是一个已经报废的、被毁坏了的矿山。矿里的水多得无法进行工作。但阿巴库莫夫穿过冻结的土地从四英里以外的地方引来电恢复矿山。他用电动火车代替了马。由于他，我们避免了毁灭，甚至增加了产量，这里也有了煤气，炼焦炉和化工厂。”…… 　　其他国家能为这坐煤矿唱这种赞歌吗? 　　我下到其中的一个矿井里，遇到一些美国矿工。他们正从下面沿着又潮湿又滑溜的斜井往上走。他们听到我讲英语，便和我打招呼，并且借助矿灯那微弱的光上下打量我。然后我们坐在满是泥的通风管道口，在若明若暗中低着头弯着腰，煤泥打湿了我们的衣服。他们带着伊利诺斯的土音对我讲了他们对俄国的看法。 　　“去年相当糟糕。这里的状况受到饥荒的袭击。我们后悔不该来这里。但是，现在好了，我们估计，我们在这儿的生活和在美国一样好。矿山组织得不好，在这里一周挣的钱相当于在美国两天挣的。但是，在美国，不能指望一周只工作两天，因此，有得有失，得失相等。我们宁愿工作正规。这里环境更平静一些。” 　　“平静”，我惊奇地大声说。内战和饥荒才刚刚过去嘛。但是他们对我讲了工人对平静的看法。 　　是的，这里没有罢工或闭厂。晚上可以上床安稳睡觉，不必担心明天早晨的工作，在美国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在这里，我们和上司没有争吵。这里有工人工会，有矿工委员会，工人病了或出了工伤事故，都由公家管。有些事情是相当腐朽的，我们和老农民出身的工人相处不好。我们穿着象样的衣服进城时，他们便叫我们资产阶级。这些人在采到煤之前大概早已不在人间了。他们很懒，工会在矿门口组织学习班，他们也不去学文化。政府给他们各种机会，但是他们不利用。然而，我们希望政府能有钱买好的机器。他们的心眼是好的，但是没有机器，不过，我们也不想回美国去。我们估计，五年到十年之后，这里将是第一流的工人国家。” 　　在随后的若干年里，我会见了数百次美国工人，他们都持这种态度，这是首次在苏联工业部门工作的美国工人的典型态度。他们相信这个国家的政策。他们希望把工作做好。他们因为俄国工人的落后或者缺乏机器以致影响了他们自己的工作效率而烦恼。多年来，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俄国领导人称美国工人“太被动”。尽管他们在生产中有干劲，但在思想上是被动的，等着机器来，等着懒惰的人死去，等着必然的进步来拯救他们。俄国人说，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于靠老板过日子，他们没有用革命推翻他们。可以肯定，他们缺乏亲切的主人翁感和责任感。我发现，比较先进的俄国工人有主人翁感和责任感，因为他们通过流血斗争夺回了这些矿山。他们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一定要想办法使矿山投产。 　　为准备全国党代表大会，在红色卢甘斯克出席区党代会的八百名男代表和少数女代表知道，国家属于他们所有，他们必须管好它。这些从矿山、钢厂、农村来的人穿着工作服，好象是他们刚下了工。关于工业和少数民族问题的文章已经发表，并正在全国各地的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红色卢甘斯克并不很关心民族问题。关于这一点，他们听拉科夫斯基的意见。他向他们解释，中央政府要增设一个新的民族院。“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找出办法来解决全欧洲都感到头痛的这一困难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荣誉的问题，”他说。 　　关于工业，代表们不等拉科夫斯基，便热烈地谈论起来。懂工业的不是他，而是他们这些钢铁和矿山的主人。他们说，莫斯科和哈尔科夫的官僚主义正在毁坏工业。他们要求权力下放，给地方以权力。“我们生产的机车从去年的十三辆提高到今年的三十四辆，”机车车辆厂厂长发言说。“但是，这三十四辆机车仍然停放在我们的车场，它们停在那里已经一年了!在莫斯科的某个人忘记告诉铁路把这些机车取走的情况下，我怎么能一直催促工人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为社会主义需要而生产呢?” 　　“你们的机车要多少钱?”大厅里响了一个声音。“现在铁路上也根据经济规律办事了。可能他们付不起钱，也许你们的机车价格太高了。” 　　“我怎么知道要卖多少钱?”厂长回击道。“这又是该诅咒的中央集权在作祟。我知道工厂里的一切。我知道制造一辆机车的时间减少了，但是，我的煤是从十公里外的煤矿运来的，矿山经理和我都不知道煤炭的价格。这是会计的秘密，不知他在中央哪个办公室办公。” 　　一整天，来自工业部门的人，矿山经理、车间委员会书记、直接来自采煤工作面或机床的工人讲了一大堆意见和情况，有尖锐的细节和具体的要求。然后，他们选举了最擅于表达大家观点和掌握最多支持此种观点的情况的人当代表，出席在巴赫穆特举行的州代表大会，此次大会将使这种观点成为全顿涅茨煤炭钢铁基地的观点。从巴赫穆特选代表到哈尔科夫出席全乌克兰为期一周的党代表大会，集中全乌克兰所有工人的看法和意见。从哈尔科夫，他们将赴莫斯科出席全国党代表大会。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最后决议体现的将不是某个高级领导人的意见和看法，而是集中了上千个工厂、矿山和农村的经验。代表们返回城市和农村，将解释和支持已制订的计划，并且在来年的工作岗位上加以贯彻执行。 　　这是建立在共同觉悟之上的基本工作方式。我看到全俄国都是如此。他们是在混乱中的创业者。但是，他们在混乱中并不是孤立的。看上去，他们不象在挨饿的萨马拉农村和极北地区新开的矿山那个样子。他们在上百万健壮的铸造工人、煤炭、石油、钢铁和铁路工人中有一个牢靠的基础，他们代表了这些工人的决心和意志。现在我更加理解，里姆帕勒尽力把这些不识字的北方农民出身的工人组织到工会、合作社和夜校，是为了什么。这不仅仅是社会服务，不单是善良的里姆帕勒为无知的人做好事，象美国的一个进步的资本家可能做一些福利工作来教育他的工人那样。这些是领导这个国度的工人权力的组织形式。在南部的工业区，工人们早已组织起来了。他们用武装斗争赶走了旧厂主。他们夺取了生活和工作的手段。现在，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推举了数千名里姆帕勒式的人物，作为他们的代表，派他们赴莫斯科，如果需要，派他们到边疆，掌管日益扩大的权力，组织国家的工业生产。 　　根据从一系列这样的会议上搜集到的情况，拉科夫斯基着手为全国党代表大会写一个报告。这与我过去看到过的任何政治报告都不同。我习惯于议会里政治讲话的形式，执政党用旨在打动听众的精彩流利的演说吹嘘他们的全部成就，而在野党却在那里攻击他们如何滥用职权，但任何一方都不去寻求实实在在的朴素真理。拉科夫斯基力求准确地写出顿涅茨的需要和愿望。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成败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地集中千千万万工人的要求。数十名工人代表也将出席此次代表大会。 　　他这样写道：“生产只及战前的一半。这就是说，我们所有工业部门必须使用的产品的成本增加了一倍。钢铁工人的工资的购买力只及战前的百分之四十，而且工资还不能按期支付。住房情况令人震惊，资本家从不花钱修理房屋，因为，租赁期已过。在许多地方，即使是未修理的房屋，其中四分之一在内战中也受到毁坏。不过，去年粮食紧缺致使数万工人弃工从农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眼下再没有愤怒的抗议集会了。抱怨意见已由粮食转到住房和设备上来。这些意见是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和报纸等正常渠道反映上来的。生产稳步上升。红色卢甘斯克在一九二一年生产了十三辆机车，在一九二二年生产了三十四辆。”① 　　从红色卢甘斯克往东南走一千英里，又有两个工人权力中心：石油都城巴库和第比利斯。在第比利斯，高加索四十个民族正非常热烈地讨论民族问题。当拉科夫斯基朝北走时，我来到了巴库。 　　何等壮观的巴库油田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闪闪发光的黑色油架林立，无论是蓝色的天空，蓝色的水面或者烟雾笼罩的山上，凡是视线所及的地方尽是钻油井架。除了这些井架，便是一片荒地。巴库不长绿色的植物。蓝色的里海水是咸的；巴库仅供饮用的淡水是穿过一百英里的荒地运来的。巴库从来不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建的；而是为着远在别处的主人的利益，为剥削无文化的当地工人而建的。整个荒地上仅有的一些树在彼得罗拉别墅，这座别墅是为诺贝尔石油公司的高级官员们建造的。我去访问时，它已被四个儿童之家所占有。 　　这是在原始的亚洲背景之下进行的现代化工业。工人们正在操作刚从美国运来的旋转钻井机，他们的土话几乎难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用面纱蒙面，肩挑两个沉重水桶的穆斯林妇女，艰难地走在千年城堡废墟的狭窄街道上。在下面的平原上，一座欧洲最大的现代发电厂输送的电流供八个分散的油田使用。在我脚下的比比艾巴特油田的喷油井每小时喷油一次，喷油时在半英里深的地下就开始发出隆隆声。不远的地方就是另一口著名的喷油井，七年来一直喷油，一年产油一百万桶。其他井架的铁链格格作响，因为钻头正旋转进数百英尺深的沙石。淡黑色的原油流经油田里的油腻土地，朝大储油池流去。 　　全部石油最终都运输到巴库城和它在海湾的一些大炼油厂。这里可以看到通往码头的油管和正在装卸的船。这里有曾属于诺贝尔的俄国最大的炼油厂，生产八十种不同的石油产品：汽油、煤油、机油、石蜡等。二十种不同品位的汽油不停地倾注入白色发亮的油流里。多种颜色的机油闪着金色、棕色等各种光泽。跟在大桶大桶黄绿色“油脂”油后面的是一桶桶蓝灰色的“洗油”。外边是一大池一大池的重油，呈暗茶色，这是废油，但可作燃料。 　　所有这些财富过去曾经归一百多家私人公司所有。这些公司用惯用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进行着浪费的竞争，挖对方油田的墙角，彼此争斗着，走向破产。这些公司的股票分散在十几个国家，股票市场对这些小纸片进行着赌博。在巴库工作的俄国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都从未看到过他们的主人。一直到他们和其他俄国工人一道起来，夺取了油田，自己才当家作主。接着，外来干涉者煽动种族和宗教战争。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互相进行大屠杀。巴库最先被德国人夺走，接着又被英国人占领，最后由石油工人再一次夺回。在这些斗争中，油田受到了破坏。到一九二〇年，在废弃的油井里到处是水，看上去巴库石油可能永远丧失。 　　工程师们告诉我，谢列布罗夫斯基挽救了油田。他领导了饥寒交迫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与洪水斗争，与烧了大喷油井的火灾斗争，与管理人员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斗争，与封锁和饥荒斗争。过去由一百家私营公司经营这些油田合并成了一个国营石油托拉斯——阿塞拜疆石油公司。八个主要油田里的油井进行了合理的组织，每个油田都有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阿塞拜疆石油公司通过伦敦购买了美国机器，因为当时还无法同美国做买卖。生产逐渐上升。到了一九二三年，产量相当于一九二〇年的两倍②。 　　接着，阿塞拜疆石油公司重建了巴库工人的生活。谢列布罗夫斯基从北高加索买了大批面粉，并且派代表到波斯用石油换大米。由于缺乏足够的工人，他到土耳其，从士气低落的兰格尔部队里招募来一批渴望当工人的人。他们努力弥补以往的过失，成了第一流的工人。从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的利润中抽出了一部分钱，到一九二三年已为石油工人的子弟办起了六十三所学校，为战争中的孤儿办起了十四个儿童之家。厂办学校、夜校和工程技术大学都是靠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的盈利办起来的。 　　头两天，我谋求从谢列布罗夫斯基的办公室搜集情况。他本人难以采访。他办公桌周围放着四把椅子，坐满了等着要见他的人。他轮流简短地回答他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当其中的一个人站起来时，我便坐在那把空椅子上，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想了解关于炼油厂的情况。谢列布罗夫斯基没有谈任何情况，他在一张便笺上匆匆地写下他的命令，递给我说：“炼油厂负责人将给你派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请您告诉他，您讲什么语言。”这就完了，该轮到我后边的那个人了。 　　这位挽救了巴库石油的谢列布罗夫斯基住在内院安全出口上边的两间席子里。他的妻子长得很漂亮，皮肤苍白发亮，面颊火红，巴库的艰苦生活条件使她得了肺病。这里缺少牛奶和鸡蛋，使她慢慢地得了营养不良症。太阳光很毒，刮起的风沙吸入肺部。她与丈夫住在一个房间，而丈夫很晚还带人来讨论问题。“现在比以前好了，”她告诉我。“我们有了两间房子，我可以在一间房里休息。”她全天都躺在一个小房间里。听到她丈夫在铁楼梯上的脚步声，她才在桌子旁呆半个小时，直到他开始晚上的工作为止。有一天深夜，我听到他在办公室里回答家里的电话：“不，肯定要到午夜了，可能要夜里一点才行。不要等我了。” 　　第三天，正当我写一个关于这个新型石油大王和他的妻子的英雄故事时，一个讲英语的工人来找我。“我们听说你有西雅图工人的介绍信。那么为什么你把时间都花在头头身上?” 　　我结结巴巴地说：“怎么，我认为谢列布罗夫斯基……”我曾想，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石油公司里，谢列布罗夫斯基是代表工人的嘛。难道我错了吗?难道他是一个老板，如同在美国的老板一样吗?难道工人们不喜欢他吗? 　　访问者看到我难为情的样子咧着嘴笑了。“谢列布罗夫斯基是一位好管家，”他说。“但是，我们当中还有其他人，为什么不到我们工会来?” 　　我去了。工会希望我看看，他们象谢列布罗夫斯基一样也有漂亮的汽车，因此他们载着我到各处看看。他们有二十五个图书馆、三十个工人俱乐部和一百二十七个扫盲学习班。我参观了其中的一部分。他们还让我参观了医院、疗养院和社会保险事业。我说：“我想这些东西都是由阿塞拜疆石油公司资助的吧。” 　　“对，”他们说，“你认为谢列布罗夫斯基就是阿塞拜疆石油公司吗?……阿塞拜疆石油公司是我们大家!谢列布罗夫斯基管工程技术和生产，但是我们安排工人们的生活。钱是油田出的，至于如何花钱则是由工会决定的。” 　　很清楚，这是苏联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它不同于西雅图的“公有”码头、电灯和有轨电车，我们曾认为那种形式是朝社会主义迈出的一步。那种所有制迫使“人们”提供廉价的公共服务，这可能使小商人、农业工人、“独立经营者”同其他城市竞争，并且使竞争永远进行下去。这实际上有利于大资本家，使他们能够集中力量去经营更能赚钱的商业，或者把过时的公用事业高价卖给渴望建立“市级所有制”的公众，或者牢牢控制为城市提供经费的一些大银行。 　　而苏联的“公有制”则是开发巨大的自然资源和控制垄断性行业，所获利润不仅支付政府预算，而且用于改变亚洲工人——鞑靼族、波斯族、突厥族以及其他许多民族的落后状况，并且建起了由工人掌管的蒸蒸日上的生活。 　　这种所有制是一种综合体。我还未能全部理解它。但是，我清楚地看到，一个经济组织，如石油托拉斯，为国家负责进行有效的管理；工会这样的社会团体组织当地工人进行共同生产，共产党这样的政治组织来协调国家的各种需要，决定哪一个“战线”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点也是清楚的：旧的主人正象黎明时一场恶梦一样已不复存在。那些手里拿着一些小纸片，但却从未见过巴库的人，声称油井属于他们，正如持这种纸片的人声称他们拥有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油井一样。我知道，在远离巴库的地方，在巴黎、伦敦、圣雷莫、热那亚和海牙，人们也在谈论着俄国的石油。我知道，法国和英国签订了一些条约，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已经制订联合计划：如果它们弄到巴库油田，它们如何处理俄国石油。投机狂席卷整个巴黎。寡妇、孤儿和妓女把面包和卖身的价钱都押在巴库石油的股票上。在苏联国界以外，人们仍然相信所有这些奇怪的财产所有权的神话。 　　在巴库，没有人再相信了。当我问一个工人：他知道不知道壳牌石油公司或美孚石油公司现在是否要求在诺贝尔石油公司的财产所有权，他看上去有些迷惑不解，然后突然领悟过来，咧着嘴笑了，“我们怎么能知道呢?我们生活在巴库。油井掌握在我们手里。”巴库石油工人当家作主了! 　　① 在1928—1932的五年计划的4年中，旧卢甘斯克机车车辆厂生产了845辆机车，1933年11月27日开办了一个新机车车辆厂，年生产能力为1，000辆机车。——原注 　　② 在1920年产量最低的九身份，巴库生产右油18万吨，1922至1923年，生产石油350万吨，平均每月30万吨。但实行五年计划之后，巴库在1934年头八个月里生产石油12，493，000吨，平均每月150万吨，相当于1920年的八倍。——原注 　　 斯特朗文集（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朱荣根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