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个人著述

八、在戈壁滩继续前进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郭鸿等

恰好是在王爷府，雨水帮了忙。穿越中国的途中，雨水总是会严重地阻滞我们，幸好这种天气我们只遇到两天。现在我们热切地希望下雨，居然真的下了。他们说，这是王爷府五年来的第一场雨。这到底是真话，还是为了奉承我们这些贵客，那是永远也弄不清的。两天来，雨哗哗地下，把旅店的小院变成一片水汪，把街道变成一片泥泞。但我们知道，一出城就是沙路，雨水会使泥沙变硬，对我们大为有利。 　　九月八日的下午，我们终于把骆驼装载完毕，打发它们上路。这是一支共约六十头牲畜的运输队，由彼得洛夫和卡莱诺夫同志率领。九日午后，我们自己也出发了。张先生的卡车载着士兵走在前面领路，跟在后面的是鲍罗廷的别克牌和陈丕士的道奇轿车。我们很快就从城内的泥泞中脱身，一路上坡，登上一条被雨水冲刷得很结实的沙路。有些地方有水洼，不易通过。两小时后，我们抵达只有四间房子的一个地方，离王爷府二十六英里，名叫成塔荷(音译)。我决定在此停下等待后面的汽车，它们不是被水洼所阻，使是引擎出了毛病。傍晚，由于厨师和给养未到，根据鲍罗廷的要求，我试着能否从那四家人家找些吃的东西来。我们发现，此地的人是好客的。他们当天杀了一口猪，给了我们一条猪腿，还有大米，不要我们付钱，只要诸如针、线、肥皂或其他任何文明生活的细小必需品。这些东西他们很难弄到。一条六英寸长的洗衣皂、三枚针、半轴线，就换来了肉。还让我们用他们的锅，提供柴禾和开水给我们泡茶。汽车很晚才全部到达。他们看到一具蒙古妇女的尸体弃在路边，已经半腐。这使我们想起蒙古人处置他们的死者的原始习俗。 　　几小时的旅程就显出，有些汽车修理得很不好。因此，在成塔荷帐篷中休息一夜以后，工匠又得用大半天来修车。在此期间，别的人就去打野鸭和野鸡。这里这种野禽很多。张先生的成果最佳，打下一只大野鹅，足够让每个人都尝到味道。下午，我们离开成塔荷，很快来到沙土山脊上。如果不是雨水使之硬结，这将很难通过。我们经过一口井，附近有两所小屋，从那里弄到了开水。又走了数英里，来到一只将死的骆驼的身边，它在路中间抽搐，它那吓人的叫声响彻四野。这段路正好蜿蜒在小沙丘之间。鲍罗廷的“别克”企图绕开骆驼，结果却遭了殃。只有道路上的沙土才是硬结的，而小丘的斜坡却不然。结果，车子经过半个多小时才开出来。现在我们必须把骆驼从路上搬开。这很难做到。这庞大、沉重、笨拙的生物把头盘在肋下，象一条毒蛇。嘴里冒出令人讨厌的绿色泡沫。周围的恶臭令人作呕。当人们推它一下甚至碰它一下时，它发出的嗥叫也同样令人毛骨悚然。最后，许多人用绳索拖，才把它搬开，便道路得以通行。 　　日落时分，我们来到一座佛庙和喇嘛寺，这是方圆数英里之内仅有的建筑物。喇嘛们已离寺去度假，只留下几个看守人。他们允许我们占用几间房间，水和柴禾也尽用。鲍罗廷又一次发了热病。我们再次被迫宿营。没有吃的，因为厨师和给养所在的卡车没有赶上来。两天的时间我们才从王爷府走了四十九英里。就是这个速度也已很不容易了。这不是由于道路，路是很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汽车状况不好，加上中国司机缺乏经验。 　　早晨，鲍罗廷感觉好多了。落在后面的汽车和卡车也已在夜间赶到。于是，在吃了一顿自王爷府以来令人高兴由最丰盛早餐(有咖啡、蜂蜜、香肠、鸡蛋和面包)之后，大约九点钟，我们又上路了。由于驼路不能通行，我们花了半天时间跨越一条山脊。我们也经过那种到处都生着很厚的草丛的平原，车轮撞上去，好象比石块、流沙和砾石还硬。又驶过一座红沙小山和一条河床。还有一小段很好的砾石坡，向着群山延伸。当逼近山下时，我们立即离开骆驼道，向东转弯九十度，以便在几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地点进入山脊。我们缓慢地通过沙土、砾石和草地，直至忽然出现一处平坦的古老河床，伸向山中。它有一百多英寸宽。我们沿河床前进，在只有向导才知道的某个地点才离开它。向左转，径直爬上山丘的陡坡。我们向西又向西南转弯，然后又向北。在不平坦的道路上颠簸了不到两小时，指南针却曾指向所有的方向。在山脊顶上看到两堆石头，这是标记。从这里，一个急转弯，我们驶向西北。走了几英里路之后，重又回到骆驼道上，在一口井的旁边停车，那里有一所房子和一堆火。 　　这以后在一条很好的砾石上我们奔驰了好多英里路。到处都是砾石。在上面行驶倒不难，难在要找到路。骆驼道是散在各处的，与其找路，宁可去找标石。黄昏时在平地一口井旁宿营时，才知道这一天走了七十一英里。早晨过山脊那段难走的路不算，这个是离开铁路以来最好的记录了。 　　这天有一件突出的事是遇到一位奉命从库伦来接我们的同志。一辆意外地从沙漠那边开来的汽车，从中出现一位热情高呼欢迎的没刮胡子的白种人，这就是我们首次见到的来自北方的信息，而北方正是我们长途旅行的去向。他已经离开库伦一个月了，以为我们早就到了，一直在向北约一天路程的夏拉介井等候。南来的路被沙山封住了，直至几天前雨水冲开路面后，他才跑来找我们，为我们带路。从这里开始，他负责照管我们的旅行。这一夜，只是冷又是下雨。和上次一样，厨师和给养半夜才到达。次日，驶过沙土和砾石地，又过沼泽地，汽车在里面陷了几个小时，然后又是平地。流沙随风阵阵吹过干结的骆驼道。最后，我们遇上了“沙山”。 　　在整个戈壁之行中，现在是最令人激动的时刻了。我们本以为我们早已翻过“沙山”了。因为我们曾越过许多山脊，有的高些，有的低些，如若在干燥的条件下，这些都是难以翻越的，有的夸张一点简直可称之为“山”。但现在，我们的向导在山丘之间的一块空地上叫我们停下，这里完全没有沙土地和砾石地上特有的草丛。他说：“接下去的十英里路就是沙山。我先去开路。让其他车辆各保持五分钟的间距。要快开。要靠近我的车辙，可又不能沿着车辙开。不要停车去援救别的车辆。如有车辆陷住。我们明天将从夏拉介派骆驼来。” 　　说了这些话以后，他消失在一片越升越高的白茫茫的摇晃不定的沙丘之中。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前进。轮到我们开进时，前面除了四条依稀可见但在阵风中又很快平复的车轮轨迹外，几乎什么也看下到。我们知道，如果车轮一旦把由最近的雨水造成的薄壳压穿，我们就只好坐等，在落日和风暴中在沙丘下受煎熬，直到从远处的蒙古游牧部落那里召人来救援。我们有大型的铁制水罐和小听肉食，但是前景还是够怕人的了。有一次，在攀登一个沙土比较柔软的堤岸时，汽车陷住了。赶快用铲挖，拼命使劲推，总算把车子推回原来较为坚实的低处，然后才能重新发动。 　　接近翻过沙山时，我们赶上了前面的两辆车——警卫人员的道奇车和鲍罗廷的别克牌。它们停在沙土坚实的低处，前面就是我迄今从未见过的最陡峭高耸的沙山。圆圆的，白得耀眼，看上去几乎无法翻越。风从它的顶端刮起一股股沙暴，在蓝天中飞舞。 　　“这是最后也是最高点了”我们的向导说“只要翻过它，往后就没有困难了。” 　　为了加速，乘车者都徒步前行，车辆先尽量地往后退，再一辆接一辆地往上开。快到顶端时都慢得几乎要停下来，下坡时才又有了冲劲，人员就又跳上车。人们曾告诉我们，翻越沙山要花几天时间，要骆驼来支援，车轮下面还要垫毯子，现在多亏最近的一场雨，我们却翻过去了，只花了不到一小时。下午四点钟，第一批车辆到达夏拉介，即使那些重型车辆，经过一番周转，卸下了一些装载物，也于次晨二点到达。尽管是沙路，这天我们却走了近七十英里路。从现在起，我们到库伦就没有严重的困难了。 　　夏拉介是戈壁滩上一个著名的地方，原定由骆驼驮运的行李在这里和我们会合。既然是个会合点，我想象它应该是个象样的市镇，至少也是个大村庄。结果发现这是光秃秃的沙漠上的两口水井，两井之间距离一公里。第一口水井的附近有两顶帐篷，已由张先生占用。第二口井的附近只有孤单单一顶帐篷。剩下的人都住在一所驼厩的破墙边。我第一次见到了蒙古包。这是一顶圆形的帐篷，直径大约十三英尺，用驼毡制成，由格子状的木结构支撑着。帐篷中心圈起一堆石头，用来生火。满帐篷的烟把我们的肺同眼睛呛够，熏够之后，才从顶部的小圆孔逸出。 　　我们挤在蒙古包里开了个晚间会议，讨论下一步旅程怎么办。一辆绿色道奇车已经损坏，要修好它缺少必需的部件。这辆车老是拖我们的后腿。也没有足够的汽油和煤油让所有的汽车都能开到乌兰巴托。因此决定，五辆车，即鲍罗廷的别克车，我们的道奇轿车，黑色道奇，刚从乌兰巴托来接我们的那辆卡车和张先生的卡车继续前进。其他两辆车(绿色道奇和大卡车)在夏拉介等后面的骆驼带来汽油再往乌兰巴托开，开多远算多远，再从乌兰巴托为他们送油去。从现在起，我们已经在指望乌兰巴托的汽车行了。 　　离开夏拉介是九月十三日中午。这又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又一次遇到了北方来人，一群在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学习了两年回来的中国学生。他们象我们一样，选择了这条中苏两国之间唯一安全的路线。他们乘骆驼而来，两个姑娘骑在驼峰上，走在前面，其他六名青年徒步跟在后面，黝黑而强壮。他们是三星期前我们在甘肃遇见的一大批人中最后的几个。两年前，国民政府择优录取，派他们到俄国去学习，准备回国做革命工作。这些搞糊涂了的学生现在却回到了正在杀戮革命者的地方来了。他们几星期来得不到任何消息。他们贪婪地聚集在鲍罗廷周围，询问中国的最新消息。 　　他没有使他们乐观。“现在发生了反革命，”他冷冷地说，“反革命以及枪杀劳工领袖和共产党员。北方和长江两岸都是如此。” 　　“在冯玉祥管辖区也这样吗?”他们焦虑地问道。 　　“好一些”鲍罗廷说“他不允许共产党存在，但他不杀他们。” 　　他们点点头，也是冷冷地，接受摆在他们面前的前途，走向南方，走向他们的未知命运。 　　离开夏拉介以后，我们的车速持续地增快，在我们眼前，一幅又一幅丰姿多采的风景画不断掠过。道路仍然是骆驼道，没有任何人工修筑物，只有在山脊上偶有高高隆起的石堆指示方向。道路坚实，有时车速可达每小时四十英里。离开夏拉介后的第一个半天，我们走了七十英里，平了我们这次旅程中在中国境内时最佳的记录。水草树木的海市蜃楼幻影消失后，出现了层出不穷的红色石壁。然后景色又变成浅淡的灰红色，沙土地交叉其间。还从黑色的山岳下和宽阔的黑色砾石平原上经过。我们在沙漠中露天过夜。由于该地区没有水井，我们的大铁水罐用上了。又经过一天不断变幻的沙漠景象，我们抵达巴申图，这是一群帐篷的所在地，近处是许多蒙古古代圣祠和墓碑。离乌兰巴托只剩三天路程了。当晚，住在一位中国商人的大帐篷里。地面修整得很好。他告诉我们，他是从北京一家贸易公司来的，要在这里干六年，希望干完退休时能积聚一笔小小的财富。他从蒙古人手里收购羊皮和驼毛。 　　离巴申图后，九月十五日早晨，鲍罗廷用只有在戈壁滩才会有的漂亮姿势射猎野山羊。前一天的早晨，陈丕士在我们的道奇轿车上也这样干过。大平原上，有的地方十分平整，没有任何障碍物，汽车可以任意驶行，追逐野山羊。有一次在这样追逐中车速表显示的速度是每小时三十英里，但野山羊跑得比这还快，不久就逃掉了。 　　再也没有比在巴申图附近的大草山上的旅行更叫人欢欣鼓舞的了。整个戈壁之行，我们总是不断地向上爬，现在到达什么高度，我们连想都没有想到。我们最后到了高矗的圆圆的草山之顶，从这里往下，可以长距离地高速滑行，在起伏不大的绿色小丘之间跳跃飞腾。这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前面的路并不总是看得清，有时不得不在丘顶来个急转弯，以免坠下峭壁。我们的道奇轿车，载着两位小陈，另外两位中国人和我，一路领先，直到第二天才见到其他车辆。在一个黑砾石平原上开了很长一段路之后，透过夜幕，我们看到了胡索素(音译)喇嘛庙繁星似的灯光。黑暗中摸索着走了一段不平坦的路，我们开到了喇嘛庙后面的一个中国商站，在那里他们殷勤地同意让我们过夜。 　　因此，我们有机会观察蒙古沙漠中中国商人的生活了。我们并排睡在店里的炕上。店主人晚间搬到宽敞的厨房里，并为我们准备一顿好吃的大米饭，香喷喷的，内有羊肉和香菜。我们获悉，香菜是他们自己园子里种的，经过说不尽的艰苦劳动才在屋后这块广阔的未开垦的土地上建立起这个菜园，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刻苦耐劳的小小的典范。他们种植粗莴苣和南瓜，还有不同品种的索藤的豆类植物。店堂里，有漂亮的蒙古式丝帽，有黄色或深红色的，镶有沉甸甸的金线和用皮毛滚边。还有多种颜色的蒙古高筒靴，靴尖高高翘起，离地几英寸。有镜子、佛珠、各种各样的色纱、鞍袋、皮制烟袋和装在草鞘中的刀刃。绝大多数是廉价品。这正是中国人的打算，用这些东西从蒙古人那里换来成堆的羊皮和驼毛。 　　早晨，我散步去看喇嘛庙，发现中央部分是一座精致的庙宇，四周是奇形怪状的碑石和坟墓、粗陋的小木屋，几百名穿着单调的红色褂子的男孩聚集在一起看我，或者互相玩耍，和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互相推撞、欢笑。他们是送到庙里来学当喇嘛的。许多孩子衣衫褴褛、营养不良。这么多男孩，加上我们在其他戈壁滩上人烟稀少地区见到的那么多喇嘛，令人回忆记蒙古半数男子要当喇嘛的传闻。这些在寺庙内生活的一半人，正是落后的、劳苦的人民的寄生虫。经过庙宇时，我听到一阵金属乐器的回响声，这是在做早礼拜。庙外石级上，一名老年游方香客在念经。房屋之间，许多凶猛的黑狗在吠叫，令人走路时提心吊胆。 　　这就是戈壁滩上我们所见到的人群——大喇嘛庙的和尚们无所事事，依靠信徒的施舍生活；分散的、色彩丰富的、辛勤劳动的牧人生活在帐篷中；中国商人干五六年活盼望发财；而超乎所有这一切之上的，是一股苏维埃影响的细流，表现在满怀希望的年青人身上，他们从莫斯科学习后回中国去……。 　　于是，我们开始走很长一段下坡路，开往乌兰巴托。离开喇嘛庙和中国商站后的那一整天，我们行驶很快，开过长着稀疏黄草的大砾石平原……又经过一座喇嘛庙，有一个小池塘，可取得饮水。就象一匹精疲力尽的马，越是快到家越跑得快，我们的汽车也一样，尽管超载、损坏，轮胎上到处是补钉，挡泥板断裂，却跑得更欢。无论是冲上丘顶还是溜向山谷，我们前后的车辆都可以望得见，那种在泥穴或沙丘上一停几小时，或因发生不测使车队一分离就是几天的情况不再发生了。草地越来越绿，地面越来越结实。整个黄昏，我们好象是从天而降，坠入蓝红相映的落日余辉之中，擦过草丛和石块，向暮色愈来愈浓的北面驶去。这就是我们快速下降的景象，看上去北边的星辰都在我们脚下，我们简直象腾云驾雾一样向这些星辰开去。最后，没有一丝月光的黑夜来临，我们怕迷路，既然已经快到旅行的终点，决定停下来，最后经历一次戈壁滩的酷寒。 　　天色一亮，我们就起身了。毛毯被霜冻硬，正在融化。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一次需要忍受的露营。整个上午，山上的羊群越来越多，还看到许多牛。偶尔可见一个野营帐篷，还有穿着鲜艳蓝、红色服装的蒙古骑手。高处出现松树，代替了常见的稀疏黄草。现时，我们正穿过一个小山口，下面就是城市，躺在一个巨大的圆形山谷中，在它的四周。有山溪环绕。在拥挤的、平庸的居民住房之上高高矗立着壮丽的喇嘛庙，闪光的白色尖塔。我们驶近的平原点缀着成百的帐篷。它提醒我们，空旷的土地和游牧生活已经抛在后面了。但是，在我们头顶的空中，我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在帐篷之间，有一个无线电站和一个飞机场。这是从北方来的俄国文明渗透到此的第一个象征。我们知道，再向前四百英里就是西伯利亚洲际铁路。 　　我们开到海关，出示我们的护照。城市的前哨也就是蒙古的边防线。再向外，在大平原上就不再有人间政府的痕迹。然而我们已经回到了文明世界，充满政治上和有组织的社会中各种复杂性的文明世界。 　　 斯特朗文集（2）/（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郭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