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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广州的气氛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一个幽灵在广州徘徊，它就是广州公社的精神。 　　五年过去了，但人们仍然记忆犹新。军阀和政客们在他们姘妇的床上也辗转难寐，商人们巧取豪夺，似乎感到每捞一把都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外国商人和领事馆的官员们回忆起成立公社的那些日子，他们的眼睛里就充满着仇恨。他们经常提到公社，并以此为他们的胡作非为作辩解。 　　城外的万人坑里埋葬着数以千计的工人、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曾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起来粉碎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残酷压迫锁链。三天之内在他们新建筑的街道上血流成河。在这些血泊中也有五名白种男人和一名白种女人的鲜血——他们是敢于涉足灾难深重的中国这片丛林中东的苏联人。现在他们同中国的同志牺牲在一起，埋葬在一起。但公社在历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就同斯巴达克、格拉西、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农民战争、巴黎公社、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和十月革命一样流芳千古。 　　象历史上其他国家里的奴隶和农奴斗争一样，公社是从基层群众中的星星之火点燃起来的燎原烈火——这是人道主义的火焰，求解放的火焰。公社失败了，湮没在其创始者的血泪之中。反动派又取代了革命工人和农民占据了统治地位。 　　反动派胜利了。反动势力象丛林中的野兽占领了广州，屠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在他们的队伍里也有白种人替他们窥测方向，出谋划策，提供帮助。在这两个对立的阵营里种族的界线都消失了。这是阶级反对阶级，旧秩序反对新秋序，反动派反对革命派的斗争。 　　现在反动派不必象工人们武装起来的那些日子里那样有所顾忌了。今天军阀们可以为所欲为，坐在汽车里从街面上呼啸而过，贴身警卫站在汽车两侧的泥板和车后，手里拿着左轮手枪可以随时瞄准开枪。军阀经过时所有交通规则和信号都形同虚设了。他们坐着汽车可能是去赴宴，或同沙面的一个帝国主义者喝茶，或者是去鸦片馆，或逛妓院。军阀出游全市都得屏住气息!因为他的宴请、茶会、吸鸦片或嫖妓都代表着今日广州的精神，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沙面的一个帝国主义领事官员似笑非笑地干咳了一声，然后说道：“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路枪击事件后，苏俄的领事官员指责我们开枪击毙无辜的中国人。但我总算活着看到了这一天，中国人把他们象狗一样打死在街头!”很明显中国人打死他们，不是因为痛恨他们；而是痛恨俄国人把解放的思想带进中国来。 　　另一个人说：“我同白人一同乘车进城去时，看到他们在街上遇见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就把他杀掉。他们在两天里用机枪扫射了四千名犯人——他们根本不问犯人的姓名，职业或是否为公社战斗过，只是一概杀光。不过这也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做买卖的。” 　　社会局局长说：“我负责防止工会和罢工事件。但问题成堆，我想辞职。我自问干吗要冒被人背后打一枪的风险?”他总是神经紧张地搬家，不得安宁。他坐车外出时，由自己开车而让司机坐在后座，这样刺客的子弹可能会先打中司机。 　　国民党的一位主要官员说：“一九二七年和二八年我们国民党进行了清党，现在我们不准吸收新党员，以免共产党工人混进来——所有工人都是赤色分子!任何想入党的人都须经过仔细审查。某些机械工会的会员可以吸收参加。” 　　然后黄色工会，机械工会的主席走上前。他已被任命为一名政府的高官。他是个愚蠢而又反动的老头，还是叫花子院的院长。据说这也是工会官员的责任。这个老头说：“我这个院里有一百个乞丐。如果我一年能吸收五百个乞丐，十年之内广州就没有乞丐了!” 　　这就是他的改造社会思想!在广州就有几千个乞丐。他们象臭水坑里的蛆虫是反动社会的产物，只会日益繁殖越来越多。 　　这个机械工会主席在他的总部里展出了一座印刷厂。他神秘地窃笑着说：“一九二七年印刷工会站在亦色分子一边。他们拒绝印刷任何不维护红色政权的东西。所以我们工会里的一些人就秘密利用这座印刷厂以帮助白军。” 　　这样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中国的一些隐藏着的事。他在吹嘘他的背叛。作为酬报，他得到高官厚禄。他和他们工会里的头头被授予警察的权力，在他的工会工人中查处共产党嫌疑分子。在工会礼堂的布告牌上经常贴有被追查人的照片：“侦破共产党嫌疑分子!赏金——”二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他们企图用金钱买共产党嫌疑分子的头。他们除了用金钱买卖外不知有其他办法了。 　　一名官员说：“是的，我们必须严密监视我们允许存在的工会。他们必须向我们提供工会官员和会员的全部姓名、地址，并且执委会里必须要有国民党官员参加。我们定期搜查工会和工会领导人的家以便掌握他们的活动。 　　“当然不搜查机械工会，但要查看海员工会那样的组织，因为一九二七年前它是一个赤色分子的中心。我们已做过清理和改组，但仍然经常出问题。就在这几天，它们还在背后支持码头工人的罢工，要求得到一九二七年时同样的工资，但却要求少装一些煤。就在昨天一个煤炭商人的代表团来向我们求援，我们不得不派军队去促使码头工人讲道理，停止破坏法纪。法律吗?罢工是非法的——他们已经破坏法纪!……其次印刷工会是共产党的组织。现在我们在本市禁止成立任何印刷工会。” 　　印刷工会——它的名声仍然很响亮，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年。海员工会仍然使人既怕又恨。这些工会和所有工人总是商人、军阀和政客们的眼中钉。他们等着有朝一日能镇压所有的工会。这一天终于等到了。 　　一位中国的教授对一名调查人员说：“中国没有关于土地使用和广东农民运动的具体事实和出版物。据说，两个苏联人在中国学生的帮助下，曾对一九二七年广东的土地状况作过一次完整的调查。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可靠的研究工作。但十二月十一日白军占领了广州后，他们烧毁了能找得到的所有这类文件。苏联领事馆被洗劫时，两名外国领事发现了这些文本就给拿走了；据了解一份落到了一名中国印刷工人的手中。 　　“一名中国印刷工人?” 　　“是的，一个印刷工会会员。” 　　“这个印刷工人现在哪里?” 　　“啊，当然他跑了并带走了那份材料。警察一直在搜捕他——如果抓到就得砍头。” 　　“白军为什么要焚烧这本书?” 　　“因为书中的事实对他们的政权不利。” 　　“他们害怕真理吗?” 　　“当然啰!” 　　但在中国某个地方住着一名印刷工人，他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一份有关广东土地和农民状况的科学研究材料。一位中国工人保护着关于农民兄弟的一个真理的火焰!这就是那些为广州公社而奋斗的印刷工人。 　　一名建设厅的官员吹嘘他在领导一项“农业研究工作。”他说他已经给广州郊区的三个村子发了优良种子。他以主人的姿态视察了那三个村子。他的单位已经购买了一台抽水机。在整个广东就此一台抽水机。而且这台机器尚未安装，也不能运转，不过总有一天能运转起来的。有了这台水泵就算是“建设”了。村里的一些农民围观着他。 　　有几个走上前去对他说：“你看到那个跑马场了吗?再过一个月，有钱人又要来看赛马了。那片土地是属于我们的!政府从我们手上夺走了。我们三个村里的六千人只有三千八百亩地。但政府用武力夺走了我们五百亩地并把它改成了跑马场。他们总是说“我们会付钱的，会付钱的，但他们一个子儿也没有付过!他们掠夺了我们的土地!”农民们咬牙切齿地诉说着。 　　这就是新政府的“建设”!这就是反动派的丑恶灵魂。 　　机械工会子女小学的一个穷教员说：“我们这所学校里只有一百名学生——但他们是工会官员和高工资工人的子女。低工资工人的子女上不起学。工人子女根本不能上公立学校，所以我们让他们上这所学校。” 　　“为什么工人子女不能上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太少，此外也不是免费的。工人们付不起学费；他们的子女也没有供上学穿的体面衣服。在中国只有富家子弟才上得起学!” 　　“富有之家?你指的是什么人?” 　　“我是指有钱和有特权的人家。这个政府只为富人办学。” 　　有人感到吃惊地说：“但你任教的机械工会支持这个政府，并帮助这个政府掌了权!” 　　“我不是这个工会的会员——我是一个领薪水的教员!” 　　“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工人的子女能上学吗?” 　　“能上的——但现在富豪在掌权。工人们什么权利也没有。名门望族根本没有把工人当人看待!” 　　这就是一名穷苦教员神色慌张说的话，似乎想透露一点真情，又怕被人听见。 　　统治广州市的一些主要将领互相在争权夺利。各人都有自己的军队，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的小政治集团，为他们造舆论作宣传，出谋划策。 　　一个集团里有留美的学生，另个集团里则有留日的学生。一个掌权，另一个就处于不利地位，这是他们斗争的唯一目的。谁掠夺人民，是你还是我?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双方都学会了现代的词句，双方都掠夺和残杀人民群众。他们也都痛恨和害怕公社那些记忆犹新的所作所为。 　　广州的市长本人不是将军，只得听命于一名军阀。他自己手下的将军不掌权，但为了避免公开的武装冲突，他这个集团里的人也得到一些装点门面，没有实权的地位。所以市长说起话来总是反对那位大权独揽的军阀。 　　“五年来我们什么建设也没有搞!我们只有破坏!我们的多数军事将领无知无识，对技术和经济一窍不通。有些甚至大字不识一个。广州市每月的收入只有五十万元，但警察一项就花去了二十万元，只剩下三十万元可用于教育、公共卫生、财政和建设。我们全省的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用于军事方面，而军队将领还要不断增加新的税收和强迫要求新的贷款。” 　　在广州市的官方统计数字中有这些不加掩饰的收入项目：“对妓女的附加税——用于筑路——五万八千元。”或许这些是通向娼妓区的道路——需要能通行汽车的好路，适合于跑高级轿车，漂亮马车的马路。另项收入是：“鸦片和赌博一千二百二十八万五千元。”一个中国的税务官，眼睛盯着这些数字，用一种嘲弄的语气说道： 　　“对妓女的附加税!税收，附加税，更多的附加税。从农民家里买来的妓女，大多数早已沦为奴隶；现在还要在她们身上抽税。如果妓女不算是奴隶，而能留下她挣来的一部分钱，那末能留下百分之二十就算幸运了——其余部分则必须交给政府和她的主子。…… 　　“但是关于鸦片税的后一笔数字是个谎言。从鸦片上弄到的钱比这要多十倍。政府拿到这一千二百二十八万五千元，但其余部分存入军阀、官僚和商人的银行存折里。我说出真相但不愿被人引用。” 　　一名图书馆员说：“是的，想在广州当官的人必须要为谋取这份工作付出一大笔钱。但他很快可以从中得到补偿还可以通过中饱私囊而发财致富——只要他的帮派不被对立的军阀所推翻。有许多办法可以买到官职——其中之一是向掌权人的外妾们送‘礼’。这是很花钱的事情，因为这些大人物的外妾都非等闲之辈。…… 　　“主要的财源是盐、丝绸、大米、鸦片和土地税。政府采取招标办法授予向农民征税的权利。买到这种权利的商人和官员必须付出一大笔钱，但当他们向农民征税后，可以把全部支出弥补上而且还能在香港的银行里存上一笔可观的数字并在香港购置起房地产。” 　　这是一个中国的图书馆员对这个政权的描述。 　　这个政权推翻了公社同时把它的魔爪伸向了人民。这就是他们说到的那个其反动本质已经暴露无遗的统治阶级。接着他补充道： 　　“军阀官僚掌权后得拚命搜刮——在位两年对他们来说就算长的了。” 　　广州公用事业厅的一名高级官员同朋友们乘着一艘飘扬着国民党政府旗帜的游艇沿着珠江顺流而下。他挥动着手，指着珠江中的一个小岛。在岛上树林后面露出一座监狱的高墙。 　　“那是，”他扬扬自得地说着，“为年轻一代造的。” 　　“年轻一代——什么意思?” 　　他解释道：“这年轻的一代是彻头彻尾中了共产主义的毒。二十岁以上的我们统统枪毙了；二十岁以下的就把他们关在这里。” 　　“那个监狱里现在有多少‘年轻的一代’?” 　　“确切的数字，我不知道。我听说有一千六百人，后来又听说是三千。” 　　“你们怎么抓住这些人的?” 　　“嗯，知识分子，我们有时是通过学校抓来的。指示教授或教师研究所有考卷或作文中是否有共产生义的思想倾向。如果学生有不良倾向，他们必须向警察报告。” 　　“他们报告吗?” 　　“有的报告——有的没有。” 　　“你认为这种办法好吗?” 　　“嗯，有些帮助，但年轻一代仍然中毒很深。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时，其中有些人简直坏透了。” 　　广州市银行行长，一个吃得很好，穿着西装，那双圆圆的眼睛里投射出严厉的目光，他是一所美国大学的产物。他也说起了这“年轻的一代”。 　　“我搞不清是什么原因，”他说，“但共产主义里想必有些很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把共产党员拉出去枪毙时，他们昂首阔步走向刑场还高喊：“我们不怕死——我们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甚至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如此!” 　　“你不认为中国应有这种勇敢精神吗?中国难道不需要这类青年吗?” 　　“得把他们枪毙掉——他们是共产党人!” 　　“杀了很多人吗?报上什么也没有刊登。” 　　“啊，是的——我们杀了不少!有时女的最坏!报界不准发表逮捕和枪决的消息……会引起人们的震惊。如果那些无知的工人听到这些共产党如何被处决了，他们又会象一九二七年前后那样起来聚众闹事。” 　　“除了处决以外你们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了吗?” 　　“他们什么也听不进去!只得处决!” 　　公社的幽灵就这样笼罩着广州，使这个丛林里的人连睡眠也不得安宁。这片丛林里的野兽出来捕食了，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法涂抹掉的斑斑血迹。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