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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士兵们的遭遇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孟胜德

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入侵上海。四十多家医院里挤满了受伤的中国抵抗者。中国的学校和私人住宅也都成了特殊的医院。 　　医院里躺着一长排一长排的伤兵。还有更多的人倒在战场上，有的已经死亡，有的伤势太重已毫无救活的希望，中国战场的后面，高高地堆放着许多用新木板做成的棺材。上海一些医院的外面也堆放着棺材，有些是空的，有些里面装着死者。有些棺材里躺着赤身露体的尸体——因为死者的衣服也不得浪费，除非是位军官。 　　一位富有的中国医生的私人医院已经改成收容伤兵的地方，这位医生的名字叫做纽医生，他是统治南京的所谓宋家王朝的一位亲戚和家庭医生。在这所医院里有很严格的阶级界线。轻伤的军官躺在单独的房间里，受到悉心的照料。但是伤势很重的士兵有的缺腿少胳膊，有的已经神志不清，却一个挨一个地一排排躺着，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同志慢慢死去，听着那没完没了的呻吟声，“妈呀!妈呀!” 　　士兵们对得不到照料十分恼怒。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贱民，没有任何权利，但有一个义务——去死。“这里的照料会惯坏他们的，”一位医生则抱怨说。 　　一家普通医院的轻伤病房里躺着一排排的伤号——农民、工人、苦力们。他们的眼睛东张西望，似乎有些迷惑不解。昨天他们是贱民，今天一瞬间成为英雄了；明天他们又会成为贱民。有一排里躺着三个人，其中两个还不过是孩子，只有一个年纪稍大点。头一个是个十九岁——按外国人算法是十八岁，有着一副憔悴而又可怜的脸；第二个年纪稍大，是个典型的当兵的大老粗，由于流血过多而脸色苍白；第三个也年轻，大约二十岁或稍大一点，是个性格倔强的人，他们依次叙述着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 　　1.“是的，如果你要我谈，我愿意谈。我是第八十八师的一个二等兵，祖籍是凤县，但我出生在南京。我的父亲在南京拉了二十年的人力车。我今年十九岁，我也是一个拉了近十年车的人力车夫。我不会读也不会写——只有那些有钱人才能读会写。 　　“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这个军队。我的父亲和我都找不着工作。只有我母亲工作——她是南京一户有钱人家的佣人。两年前，一位外国大人物来到南京，政府不想让他看见那些穷人居住的小房子……是的，我想那个洋人是一位王子……是丹麦人。你说丹麦在哪里?……所有这一切当时我都不知道。一天晚上，政府派军队和警察将那位大人物要经过的沿街所有穷苦家庭的小棚屋都给拆掉。他们也拆掉了我家的小房子。 　　“我们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钱造一座新的小房，我的父亲只好把我的姐姐卖给了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当女佣。我们用这笔钱造了另一座小屋，才算有了落脚之处。去年发生了大水灾，谁也找不到工作。许多乡下人来到南京拉车，有这么多的人力车夫，谁也无法靠此为生。我的母亲有工作，我的姐姐是有钱官员家的厨子，但我的父亲和我无法找到工作。我的父亲年纪大了，跑不快了，谁也不要他。 　　“我的父亲和我参加了八十八师。我们是蒋介石部下的军队。当日本人向我们开战时，我们师的一些部队在上海，就同十九路军的土兵们一起把日本人给打退了。我过去从未打过仗，我的父亲同我并肩作战。他现在哪里?恐怕已经被打死了。假如果真如此，我将……你下次再来时，我将谈谈——我的父亲…… 　　“你又来了，请坐。我整天哭，因为我总是想到我的父亲。我们在闸北前线一起打仗，我差点给打死。一月二十七日的夜里，我们部队冲进日本人的防线，摧毁了其中的一部分。我猛烈地把所有的手榴弹都投掷了过去。结果那里的日本人不多，他们早都跑开了，我们占领了他们的阵地。半个小时后，一大股日本人在大炮的猛烈炮火掩护下打回来了。我们要求增援兵力，要求补充更多的弹药，但什么也没有给我们。我已经掷完了发起进攻时给我的所有手榴弹。 　　“我们撤退了，我们不能在日本人的大炮下等死。我的大腿这里受了伤。我知道自己受了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脑子是清楚的。我的父亲从他的水壶里给我倒水喝并且安慰我说，伤势不要紧的——增援部队很快就会来的……接着我就失去了知觉。当我苏醒过来时，我已经在这里了，孤单单一个人，我不知道我父亲怎样了……谁也不知道。如果他有……我将……。” 　　那孩子的嘴唇又颤抖起来了，就不往下讲了。 　　那个年纪大些的，还有躺在这孩子旁边的那些人都默默地听着这段叙述。他咕哝了一两声，但嘴唇始终是紧闭着的，他听到过千百个这类故事了。他的手指上带着五个金戒指，有象外国女人用的那种宽边不带花纹的戒指。这些当兵的到处抢劫，见到值钱的东西就抢。这些兵大部分是从江西来的，他们曾在那里同革命工农的红军打了一年仗。他们在城镇或乡村烧杀，无所不为。许多当兵的都带着金戒指，有宽边的，有细条的。 　　现在轮到那个年纪稍大的士兵讲了。 　　2．“你要同我谈话?为什么?你是哪国人?美国在哪里?你多大年纪了?我们的军官说，美国人会帮助我们打日本人——是真的吗?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他们允许日本人利用外国租界作基地，反而把我们赶出来? 　　“我是十九路军六十师二十一旅的一等兵——瞧，你可以看到我符号上写着。我已当了十九年兵，今年三十三岁了。我的老家是湖南弋阳，家里有两个儿子。但他们都是笨蛋，他现在能帮我什么忙? 　　“我十四岁就当兵了，我们家只有七亩地，不够吃。第一次革命推翻了满清，但没有给我们增添土地，只有军阀发了财…… 　　“我在吴佩孚、谭延闿、李宗仁和何建的军队里都当过兵。现在我在蔡廷锴的部队里当兵，我对这些军队的看法是：吴佩孚发给我们的钱最多。他给我们八块钱一个月，我每月都可以寄回家四、五块钱。他的军官不象我们现在的军官那样尅扣得厉害——他妈的!现在我们是十二块钱一个月——但你以为我们拿得到吗?哎唷，几个月过去了，我们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到现在已五个月了，我们连钱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他们真的发给我们时，我只能拿到大约三块钱一个月——其余全都装进他们的腰包。三块钱连零花钱都不够。 　　“我住进医院后，他们告诉我世界各地的人都寄钱给我们——三百万元钱!因为我们在打日本人。但你以为我们看到过一分钱吗?哎唷!蒋介石他这个狗娘养的! 　　“我替这个军阀，那个将军打了十九年的仗，我得到了什么呢?你看我——断了一只腿。他们可能会把我送回老家去，不过也不一定。他们会说我家里人能养活我的!但我为将军们打仗为的什么呢?正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不饱肚子嘛。” 　　“我记得一九二八年我在湖南何健部队里的情况。我们的连长是一个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有很长的军龄。每个士兵每月的伙食费定为六块钱，但实际四块钱就够了——他每月从我们每人的伙食费里扣下两块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那年他把我们从正月到四月的军饷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里去了。后来我们当兵的联合起来要求发回我们的军饷。你以为他会发给我们吗?他抓住四个带头的，每人给抽了两百鞭子。 　　“师长、营长、连长都有控制财务的大权。他们对部队里的财务保密，以便从中榨取更多的钱。旅长和团长也一样。每个军官都尅扣我们。他们甚至连我们买袜子和草鞋的钱也不发，他们买来的鞋袜每双要我们付二、三毛钱……但是这是骗人的，我们在市面上花一半钱就可以买到了。” 　　“我们打红军时曾在江西住过一年，所以我对共产党的情况有点了解。我说，在平等待人方面我们得佩服共产党。他们官兵之间的待遇几乎是一样的。他们穿一样的军装，领同样的饷，吃住也都相同。他们部队里的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小金库。士兵们把他们的钱存入小金库，甚至还有利息。士兵也同军官一样了解部队里的财务账目，可能正因为这样才有人对我们说他们是土匪!我是个笨蛋，因为我没有同我们部队里有些人那样去投奔他们! 　　“我们十九路军从红军那里学会如何去打日本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上海这一仗中打得这样好的原因。红军中有中国最好的军队。我们和日本人可以一个顶一个，但一百个日本人也顶不上一个红军。他们是疯狂的人，他们不怕死……江西的所有人，除了有钱人外，都帮着红军。我们的军队有飞机和无线电台，但你认为我们能找到红军吗?哎呀!一整师红军开过赣南我们都不知道，但我们的人走出村子十步远，红军就知道了! 　　“人人都是他们的奸细。他们的妇女来到我们的营地，哭着说她们是难民。其实她们是来搞情报并在我们之中作宣传。我们的军官抓住了三个这样的妇女，发现她们是红军里的护士。她们是十五、六岁的年轻姑娘。我们把这三个人带到了上海。我们的军官把她们留在司令部……干什么?哎呀——他们需要女人。知道吗?如果你想看，你到市区就可以看到那三个姑娘。 　　“在共区里监视我们的不只是有男有女——甚至还有儿童。有一天我们正在兴国城外的一个村子里吃饭，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突然来到我们面前，用恳求的口气壮着胆子说‘给我们一碗饭，白军兄弟。我们有三天没有吃饭了，因为我们的房子被你们给烧掉了，我的爹妈都已逃跑了，也不知道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后来我们的军官发现这个儿童是个奸细，就杀掉了他。他是一个多么聪明伶俐的孩子啊!他们要杀他时，他也不害怕，看到他我就想到我那两个儿子……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但他们都是笨蛋——现在他们能给我帮什么忙?哎呀!” 　　“我们的军官下令要把这里的一切全烧光。我们就把兴国三百里以内烧得精光。接着又命令我们把村子里的人都杀掉。他们说这是最高司令部的命令。我们就执行命令。我们把农民留下来的所有鸡猪和牛羊都杀掉吃了。我们把他们的稻米收割来吃掉了。老百姓恨死我们了。我们进去时，他们早已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跟着红军一起后撤了。谁也不帮助我们。他们甚至连口水都不给我们喝，并且还在撤离之前往井里和河里放入毒药。我们有很好的飞机大砲，甚至还有毒气，但我们害怕他们。我们翻山越岭行军时尤其感到害怕。山路只有三英尺宽，一连好几天都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们规定行军时不少于四个连一起行动。两连充当先锋，其余殿后。如果我们是小分队行动就会遭到农民的突然包围，还会被缴械。即使我们大部队行动，有时红军也会从那寂静的山林里突然出现，象潮水一般冲向我们，把我们分割包抄各个歼灭。 　　“他们把枪支看得比生命还值钱，所以在队伍的前头是拿着锄头、斧子、红缨枪的农民，只有少数几条枪。后排的枪要多一些。走在最后的是每人一把步枪还有一把手枪的人。到了这最后一批接近我们面前时，我们已经有点厌战了。武装人员就可以缴获我们的枪支弹药和机关枪。我们就得撤退，否则就会被俘。我们从未缴获过他们的枪，但他们缴了我们许多枪。他们对政府军有种讽刺的说法：‘给我们送弹药的运输大队来了!’他们就这样嘲笑我们。 　　“在江西人人都会打仗，他们有非常好的组织。他们的组织很管用，即使我们占领兴国好几个月了，他们仍然秘密地控制这个城里的政府。我们总是提心吊胆。进出县城的每个人都要受到检查，得有一份特别的通行证。我们杀了他们许多人，但共产党仍能知道我们做的一切，仍然控制着这个县城。挑菜进城来的小贩也几乎个个都是共产党，这个城里的所有人，除了富人以外，把我们的一举一动，有多少枪支弹药都告诉了他们。 　　“红军非常会做宣传，他们到处办学校。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村子里他们也办起了小学。到兴国的一路上我们看到许多小茅屋里的学校。尽管他们很穷，却有许多书和标语。他们的目标是把每个孩子教育成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他们出版他们自己编写的教科书，在每一页上都有关于共产主义的内容。我们部队里有些认识字的有时会念给我们听，但我们的军官下令要把这些书烧掉。我们总是捣坏并烧掉他们的学校，因为我们的军官说它们是红军的中心。” 　　“有时我们发现他们的一些歌本，我还记得一首歌中的几句，大意是：‘蒋介石，你这个卖国贼!你把广州的工人和农民都骗了!’另外一些是歌唱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有一首叫‘国际歌’——那是颂扬全世界穷人的歌，有时我们设法把这类书和歌本塞在衣服里保存起来，但如果被抓住，就要被枪毙。 　　“红军到处都留下大标语以便在白军里作宣传。他们把传单和小册子撒在我们经过的路线上。我还记得他们一些标语口号的内容： 　　“你们为谁打仗?” 　　“士兵不打士兵!” 　　“穷人不打穷人!” 　　“你们为什么要打工农劳苦大众?” 　　“你们打仗——你们的军官尅扣你们的钱!你们送命——他们活命?” 　　“在他们的传单里写着有关工农苏维埃政府的许多情况。这些传单上说红军里的每个战士都分到了土地。他去打仗时，别人替他代耕。这是真的，我们亲眼见到过。每个农民和战士都分到了土地，并在木板上写着该农民或战士的姓名和苏维埃分给他们多少亩地。我们到处都见到这种木板。 　　“他们抓了许多我们的士兵，然后放一些回来向我们说红军里的情况。他们对待普通士兵很好，但要杀掉我们的军官。当他们抓住一个士兵就同他说话并要他参加红军。如果同意，他会得到象其他人同样的权利。如果他不愿留下他们会发给他路费和一张在苏区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这样一张通行证，他就无法通过赣南，因为这一带人人都是红军，各村和所有路口都有红军的巡逻队。但如果有了这种通行证，他们就会提供帮助，发给免费的食物。” 　　“我们的指挥官对红军的宣传非常不安，因此蔡廷锴曾多次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拨款以补发我们的军饷。有次我们在一个星期里就发了三次钱。然后他们假装也相信平等，我们的军官曾经来同我们当兵的一起赌博。他们对红军关于平等的宣传很害怕。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是在白区。现在他们又对我们神气起来了，动不动就说：“往后站，你这狗崽子!” 　　“我们的一些人不太愿意去打红军。有一天，我们在前线打仗，大伙都不积极。我们的团长来视察了，他要我们鼓起精神。我们的一个同志问：‘你命令我们去打谁?’那团长大发雷霆，就下令把他枪毙了。我们谁也没有执行命令。后来我们这个同志是在司令部里给秘密处决的。有时我们的军官还把被红军抓走过又放回来的士兵枪毙了——他们说他们是作为红军的代理人给派回来的。 　　“有一次我们的另一个团在前线打仗，天渐渐黑起来了，他们的司令长官命令他们卧得更低些，把机枪对准红军的阵地，保持沉默，不能出声，一听到命令就开火。他们默默地等着，过了一会，他们从很近处听到女红军喊话的声音。在黑夜里他们朝着我们喊着：“白军弟兄们，你们为什么要打我们工人农民啊?我们是在为你们的利益而战斗——到我们这边来吧!” 　　“‘开枪’!军官发出命令，但没有一个开枪的，军官就象一条疯狗那样发怒了。当兵的说那可能是鬼的声音。哎呀!他们知道不是鬼而是红军的声音!那声音不停地喊着：‘过来吧!白军弟兄们——我们是穷人，你们也是穷人，我们是在为你们打仗!’ 　　指挥官大声喊叫要当兵的开火，但他们非但没有照办，反而转过身去把他杀了，然后直奔红军而去。他们带走了自己的步枪和子弹，还有一挺机枪。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此后我们的军官变得很紧张了，×他妈的祖宗!现在离开红军了他们感到很高兴! 　　“我们现在是打日本鬼子。这不象在江西那样，人人都帮助红军。这里的老百姓都帮着我们。现在我明白为了什么——我们是在为人民打仗，但在江西我们打的是反对人民的仗。哎呀!我现在明白了，但只有一条腿了!现在他们会发给两块钱打发我回家去!我保住了一条腿……我们的军官则中饱了所有的钱!” 　　第三个当兵的插话道： 　　3．“蒋光鼐的太太(十九路军总司令的夫人)到这里来发给我们每人一个桔子，想笼络我们，”他们把人家捐给我们的钱拿走了，却用几个桔子来糊弄我们。如果他们付给我们五个月的饷，我们就有钱买吃的粮食和穿的衣服。他们拿走我们的钱还要变了法子让我们去感谢他们给的几个桔子! 　　“我打过七次仗，这是我第五次受伤。瞧——这是我为李宗仁将军挂的花。日本人在我脸上留下的这块花一辈子都抹不掉了!民国十八年我替李宗仁去打陈济棠，可我什么好处也没捞到。这两个将领现在是朋友了，但李宗仁欠我六个月的军饷，我想是给他拿去买烟抽了。” 　　“大军阀之间打仗是开玩笑，他们今天是敌对的双方，要我们去为他们打仗，但明天他们又变成朋友了。我们今天是他们的兵，明天又是他们敌人的兵。从民国十五年起我就当兵了。 　　“我记得当年汪精卫在武昌做过一次重要演说。他用很高的声音反复讲了好几次，说他决不帮助新军阀，并将同他们奋斗到底，一直把蒋介石打败为止。我信了他的话就去打蒋介石，但现在汪精卫是蒋介石的走狗了，蒋任命他当行政院长。汪帮助蒋向日本人讨价还价。他们不给我们派增援部队和弹药…… 　　“我老实告诉你，我认为：过去的牺牲和流血都没有意义。从现在起我想再也没有人能命令第十九路军去打我们自己的同胞了。他们让我们去打江西的共产党——但是为什么?共产党人不是今天跟这个将军，明天跟那将军翻来覆去来回变。除了政府官员和有钱人外，全体人民都支持他们。在江西我们看到人人都是共产党。我们知道谁对谁错，但我们当兵的太听话，不敢反抗任何人。我们只注意钱。” 　　第二个当兵的插话道：“我们为什么不要钱?我们参加军队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个或那个将军吗?如果我们有钱的话，你想想看我会断了一条腿躺在这里吗?” 　　第三个当兵的谈了他的观点： 　　“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想到群众的利益。你还记得江西的人民是怎样组织起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吗?你认为他们是出钱让他们替党牺牲的吗?你还记得替我们当过两天向导的那个农民吗?当我们进村时，他正在地里刨地。他说红军经过时我躲了起来，现在白军来了他就可以耕地了。我们的军官让他当我们的向导，他是怎么带路的?他把我们领进了无路可走的山里，我们得不到吃的和喝的，后来我们的军官把他吊起来，说他是红军的一个奸细。 　　“我是共产党员!”他很自豪地说：“杀死我吧，人民的敌人!” 　　“军官们把他割成碎片扔在那里。说心里话，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并不坏。无论男女，甚至小孩都这样为之奋斗牺牲! 　　“在江西人人都恨我们，谁也不会给我们食物和水，没有人看护我们。但江西的所有女人都帮助红军烧水做饭，并当他们的护士。我们的人生病，只得躺在路边等死，但红军里不一样，他们不自私自利，而是为群众打仗。红军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南京政府不相信这句口号所以对红军开战。我老实对你说，谁也不能使我再去打共产党了!” 　　四周的伤兵都在听着，没有一个说话的，大家似乎都在思索、比较、考虑。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孟胜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