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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铁军是朱德所热爱的部队，他总是带着感情提到它。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北伐军离开广州北上时，它只有六万人，到达武汉后，已经增加到二十万人。铁军——第四军——离开广州时拥有两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但年底在汉口整编时，已发展到三个军，四十万人。 　　成千上万投附北伐军的新兵，是打败后投降过来的旧军阀部队。这就说明蒋介石的部队在占领南京以后，为什么会发生一系列外国人被抢被杀的事件。但是，铁军的新兵是农民和工人，朱将军称他们为“起义的农民和工人”，或暴动分子。到了武汉以后，更有成千上万的印刷工人、矿工以及汉阳兵工厂和其他厂矿的熟练工人参加到队伍里来。 　　在国民党军队里，铁军是最有阶级觉悟、最有训练和纪律的队伍。早在创建时期，它在广州招募的人员就大多是香港罢工工人和广州产业工人；大部分军官，尤其是青年军官，都是由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拥护者。黄埔的政治部人员几乎全部是共产党员。在用政治信念武装起来的铁军面前，敌人土崩瓦解，工人和农民在它的号召下，纷纷起义，从而在封建地主和军阀内部造成了混乱和恐惧。 　　铁军的总司令是张发奎，一九二六年年底在武汉整编以后，它的一个军(第四军)由张发奎的部下黄琪翔任军长，另外的两个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都由共产党员叶挺将军和贺龙将军率领。① 　　叶挺出身于香港一个富裕的家庭，深谋远虑，寡言少语，在他的要求下，他家曾送他出国研究物理和化学。叶挺后来为参加革命，放弃了他的科学事业，回国投奔孙中山先生。一九二二年，他曾经从一个在英国煽动下打算推翻广州共和政府的军阀手中救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命。黄埔军校在一九二三年成立后，叶挺也参加了工作，并在北伐时期加入了共产党，在铁军担任指挥官。② 　　另一名共产党员军长贺龙，是中国最出色的人物之一。只要一提及他的名字，他的朋友和同志在嘴边总会挂上笑容。在军阀时代，贺龙是个穷苦的、目不识丁的农民，他觉得既然差不多人人都当了军阀，自己也最好走这条路。但他这种军阀主义与众不同，他把象他自己一样贫苦的农民组织成一支队伍，专门对付湘西的地主，因此而获得了“土匪”称号。 　　他一家人似乎生来就是个“永动机”。就连他的大姐——一个大脚妇女，几乎有他那么高，并且在地主家做过苦工——也带领着他的一部分队伍。在三十年代，她在带队作战时阵亡，死时手中还抓着一杆枪，年四十八岁。 　　贺龙是农民秘密组织哥老会的会员，据说已经到了最高的双龙头地位。青年时代，他很象个太平天国人物和古时某些中亚细亚酋长的混合体，甚至四十岁过后，从头到脚都还象个双龙头。他又高又壮，人、鬼、猛兽一概不怕，所以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地主马上就会收拾细软逃命。他还有个怪脾气，总是预先传言他还有好几英里地远，然后敲响地主的大门，微笑着说： 　　“哈，我来了!” 　　关于他的传说多得不可胜数，有许多是百分之百的真实。他的队伍和朋友们能够坐在他旁边几个钟头不动，听他谈他的趣味盎然、出神入化的冒险故事。看他在小麦地里踏着步子走过，就如同看一头豹子在跳动。他对于军队的形式毫不在意，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有三万人的队伍，却说只有一团人，他扬起头来哈哈大笑说： 　　“我数不过来!” 　　孙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建立广州革命政府的时候，贺龙把他自己和他的队伍交给孙中山指挥，并且立刻申请参加共产党，但遭到拒绝。北伐的时候，他是铁军旅长，到一九二六年年底，提升为第二十军军长。他一再申请参加共产党，党也一再予以驳回，直到他申请了十次之后，党有些不胜其烦，觉得与其说使他服从不如说使他遵守纪律的最好办法就是接受他入党。③几百名武汉工人被派到他的军里，从政治上训练他的农民队伍。在汉口时，他接纳了几百名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这些农民在著名的农民领袖、知识分子和地主之子彭湃的领导下，长途跋涉而来，参加铁军。 　　彭湃也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是东江地区的第一个农民组织者，他把自己家的土地没收分配给农民后，开始土地革命。这一行动使得全家都以为他疯了。他们把他锁在家里，可是这青年在共产主义思想鼓舞下，逃了出来，继续组织运动。三十年代初，他终于在上海被蒋介石抓到后处死。 　　朱将军和他的四十名政治工作人员逃离杨森的军队到达武汉时，正值铁军整编竣事，准备把军阀吴佩孚的雇佣兵赶出湖北省。这时，据他说，全军大约有三成士兵是共产党员，而且具有全面渗透作用的政治教育还在吸引另外的人入党。他原来希望在铁军内带兵，本来这是毫无问题的；但国民政府却委派他出任一个新设的军官教育团的主任。这教育团是他的旧部滇军刚刚在长江中游的江西省会南昌创办的。滇军原已改名为第三军，其后又被蒋介石改名为第五路军，由朱培德统率。朱培德当时还听命于汉口国民政府，但非常倾向于蒋介石的政策。因为这支军队警卫着江西全省，并且在南昌开办教育团，汉口政府因此派朱德前往加强学员的政治训练，以便由他掌握。 　　这个新设的军官教育团的一千三百名学员都是班长、排长和连长等，经过八个月训练，将在南昌警备部队服务，保护群众运动，免受国民党右翼的破坏。朱德因此自然而然地出任了南昌警备司令。另外，为了统一管理所有的治安机构，政府还派朱德兼任南昌公安局长。除此以外，朱德还奉令创办并负责一个训练南昌四百名警察的警官教导团，来保护群众运动。由于负责这么多职务，朱德还成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 　　正是因为在革命运动中受过训练和有经验的人手太少，不足应付全国需要，每一个被派到南昌军官教育团的年轻的黄埔学员必须一人做三人的事。一面在教育团教课，一面还要在警官教导团和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这些学员里面，有几个人是共产党员，其余的也是国民党左翼分子，他们的任务是抓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 　　南昌的反动派数量很少，但政治力量很强，因为他们都是高级军官、官员、富商及大实业家——这些人的多数同时也是地主。在有关群众运动问题的内部纠纷越来越多时，这些人也就宁愿迁就蒋介石而不愿意再接受汉口国民政府的领导。作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朱德能够听到他们在酝酿中的计划，他们始终坚持要压制农民协会和工会，要不然就限制它们只能在支援军事行动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对于这种主张，朱德表示反对。他们特别反对农民讲习所，所里大约有六百名自全省各地抽调来的农民——也有一些妇女，经过训练后回去当农民领袖。 　　朱德所负责的教育机构按照孙中山先生生前规定的政治科目来教课：怎样做群众组织工作，三大主义和三大政策，革命历史，以及中国和世界的简史和地理。军官教育团的主要课程集中在军事科目上，另外两个则以政治科目为主，附加些军事训练。农民所接受的则着重于组织群众的方法。 　　朱德说，在南昌的时候，他连想个人问题的时间都没有。从黎明到午夜，都忙于处理军官教育团和警官教导团的行政工作，检查农民讲习所的讲课。遇有节日，他必须去讲演，每逢星期一早晨，还要到军官教育团主持中山纪念周。不仅国民党的许多会议，他觉得必须参加，而且还有共产党的会议，要解决诸如工人和学生的特别学习小组的组织与管理问题。 　　许多次共产党会议是在农民讲习所的一间屋子里举行的，该所所长是方志敏。他是中国最有才能的组织者和农民领袖之一，一个受过教育的机械工程师，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他也是领导人，其后参加了共产党。朱德说他高大、健壮，大约三十岁，不善于在公众面前讲演，但在会议上却口若悬河。 　　在全国五万名共产党员和三万五千名共青团员中，大约有一千人在南昌及其近郊。其中一部分是学生，其余则是铁路、码头、航运和瓷窑工人。党的中央理论刊物仍然是《向导》，朱德最初是在德国见到的，现在则不常有空闲去读。地方党支部也各自出版小报、小册子和书籍，组织读书会和学校。 　　国民党右翼分子建立了秘密组织，在南昌就有个中山俱乐部。自从孙先生逝世以后，那些在他生前背弃了他的政策的人，反而发现他的名字可利用作招牌。在南昌的国民党右翼中山俱乐部很快就变成反革命的秘密总参谋部。在一九二七年年初以前，它的会员一向不敢抛头露面公开活动。那年年初，蒋介石进兵南京和上海后，开始镇压农民协会和工会。驻扎江西的滇军于是起而效尤，杀害许多工人和农民领袖。 　　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南昌反动势力第一次暴露自己，他们花钱雇用歹徒，手持木棒和铁棍袭击工人代表会议。会议厅内和门前大街上展开了一场混战。朱德抓了一批歹徒，他们承认是遵照中山俱乐部会员的指示行事的。 　　这次事件之后一个月，四川传来消息说，军阀刘湘在川南镇压了一次革命起义，用最野蛮的办法杀害了几千名进步人士。朱德的两个侄子也遇害。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是其后以“独眼龙将军”闻名于世的刘伯承，他原是川军将领，参加革命后，成为共产党员。朱德与刘伯承曾在万县会过面，并且派刘伯承到川南组织群众支援革命。朱德对这次会见记得很清楚，因为刘伯承一头冲进他的办公室，把共产党的证件往桌上一抛，走过来就在他背上给了他一巴掌，几乎把他打倒地上。 　　“记得我吗?”刘伯承叫道。“几年前我们在川南见过面，那时我代表成都军阀和护国军商量怎样对付云南、贵州呢!” 　　“刘伯承这个人一时一刻都不能站稳坐稳，”朱将军说。“他对我讲他怎样放弃军阀生活追随孙中山，又怎样成为共产党员。我们谈了个通宵，彼此述说怎样经过长期的探索而终于找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他来找我，想在杨森的军队里工作；我派他去川南，拿着我给我妻子和朋友的信，在那里组织革命力量反抗刘湘。这个人有组织和领导的天才。没几个月，他就把四川南部的进步力量全部组织起来，并且领导他们举行了一次反对军阀的暴动。刘湘派来强大的部队打败了他，杀死好几千人，其中也有我的两个侄子，他们是从大湾去找刘伯承的。刘伯承只身逃出来，设法到了汉口，再转到南昌。” 　　就在这革命发生分化和恐怖日增的黑暗时期，一支特派的英国远征军伙同美国、法国和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蒋介石的军队也正在向上海集结。二月十九日，在他们登陆三天之后，上海工人展开了三次大罢工中的第一次罢工④——三次都是由周恩来组织的。控制长江下游的军阀孙传芳出尽全力打击第一、第二两次罢工，镇压下去以后，特意砍了几百人的头，以儆效尤。 　　工人们并未气馁，举行了第三次罢工。三月下旬，整个上海陷于瘫痪，这时，蒋介石的军队接近上海。工人们以三百名手枪队为前锋，捣毁了警察局、卫戍司令部，最后还冲进了兵工厂。有了缴获的武器，他们就展开战斗，把孙传芳的部队赶出了上海地区，并派出代表团欢迎蒋介石到上海。 　　作者本人就有一个朋友是代表团成员。他是个铁路工程师，参加过攻打北站和铁路沿线孙传芳方面白俄军团的工人武装队伍。他连续打了一夜又一天，直到这批雇佣兵抱头鼠窜而逃。作为欢迎蒋介石军队的代表团的一员，他高兴万分。可是到了国民军前沿部队——广西部队——的司令部，所受的待遇十分冷淡，又使他和他的同伴感到茫然和惊愕。 　　“会见我们的那几个军官听我宣读欢迎词，他们眼盯着我们，不发一言，”他说。“我们早就听到过蒋介石军队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内镇压工人运动的传闻，可是总以为这是个别将领的行动。我们以为这是反动分子散布谣言，企图分裂统一战线。我们曾经作战，而且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哪知蒋介石的军官们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我们向总工会汇报时，人人都感到恐慌，可是我们手里还有枪，估计他们不会对我们采取敌对的行动。” 　　两天过后，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的另一支部队攻入南京，将数千名敌军赶出城外。敌军边逃边抢劫，而蒋介石的军队大部分是从军阀那边过来的，也大抢起来。兵荒马乱之中，英国和日本领事馆以及外国人住宅也被洗劫一空。有六名外国人被杀，十二名受伤。 　　英国和美国的炮艇立即向南京开火，直到骚乱平息后才停止轰击，然后又派海军陆战队登陆护送外国侨民到炮艇上。这次事件中，有数百名中国人死亡。 　　这次“南京事件”几乎酿成国际武装干涉，是促使蒋介石终于转向反革命的众多因素之一。蒋介石早就打定了主意，到了这时，便将“南京事件”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并说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应对这次事件负责。外国人对于这种说法极表欢迎，可是他们和蒋介石忽视了一个事实：几乎完全由共产党员控制的铁军是全国最有纪律的部队，从来没有打家劫舍，也不曾殴打外国人。 　　朱德将军在叙述“南京事件”和上海大罢工以后出现的悲剧时，这样说道： 　　南京事件刚起，蒋介石就坐船到了南京，他不但没有进城安定秩序，反而立刻换了一只船去上海；到了上海，他立即要求工人缴出武器，解散纠察队，停止罢工，回到工厂去。工人们这时才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表示拒绝。武汉国民政府刚刚发布命令，宣称从今以后军事力量应当隶属于政权。上海已经成立了一个临时革命政府，工人们宣布，他们将只接受这个政府的命令，而这个政府又将接受武汉政府的命令。 　　工人们得知，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与中国的银行家、工厂老板和地下的青帮举行秘密会议，而青帮的人则不断往来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之间。蒋介石与解放了上海的革命力量反而没有什么接触，只是严令他们回到原来受奴役的地位。 　　青帮拥有成千上万的暴徒、鸦片贩子、小偷、拆白党和职业骗子，与外国人和中国反动派都有联系，工人们和其他革命力量对青帮恨之入骨。 　　朱将军说，这时，反对革命的国际阴谋网从世界上海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首都伸向上海，外国人已经声明蒋介石绝对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而是个大好人。“外国人一手抚诱蒋介石，另一手则以国际武装干涉相威胁。” 　　蒋介石的方针早就定了，只是到后来才真相大白。中国银行家在外国人的支持下向蒋介石提出一笔贷款，并且保证，如果他与革命斩断关系，建立他的军事独裁政权，外国可以承认它。这笔贷款的数字传说不一，据估计有二千五百万到三千万美元。不过，作者到一九四九年才从最可靠的外国方面获悉，这笔贷款实际上是六千万中国银元。 　　贷款的条件是蒋介石不但应该与武汉国民政府断绝关系，还要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把他们驱回工厂，打垮共产党，废除国民党和苏联的盟约。这项阴谋的内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完全被人揭露。朱德在一九三七年与我谈话时，确信外国曾预谋此事，可是没有确实证据。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所有人和总编辑约翰·鲍威尔发表了他的自传《我在中国二十五年》，里面就明确地揭露了外国参与的事实。 　　蒋介石知道不能依靠他的军队里的普通士兵来镇压上海工人。他只能依靠地下的青帮，可是青帮没有足够的武器和军火来完成这项任务。鲍威尔写道，青帮头子和法租界工部局获得了公共租界总董、美国人费森登的积极帮助。青帮又得到五千支步枪和弹药，以及进攻闸北区工人时穿过公共租界的权利，而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指挥部就设在闸北。 　　在背帮开始杀人放火之后，蒋介石的满腹狐疑的军队才被告知说，工人正在暴动和杀人，他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恢复法律和秩序。 　　四月十二日午夜，几千名武装的青帮分子从容不迫地穿过公共租界进入闸北。警卫在闸北和公共租界之间的外国军队悄悄地打开了交通栏栅，大屠杀于是开始了。他们首先进攻上海总工会，主要工人领袖都睡在那里，全部被杀。此后，屠杀扩及闸北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外国警察和暗探在租界里到处搜人，只要搜索到，便交到暴徒手里。 　　在夜幕的掩盖下，蒋介石的军队奉令“镇压工人的暴动和屠杀行为，恢复法律和秩序”。三天之后，大约有五千名工人、国民党左翼分子、共产党员和无党派知识分子被杀害。朱德的老朋友孙炳文，也在被杀之列。大罢工的组织者周恩来被抓了起来，交给广西军的一个部队，那部队把他放了。⑤ 　　大屠杀过后，蒋介石指定一个青帮头子出任新改组的总工会的书记。这个人后来又当了蒋介石军队的政治部主任。青帮分子还编成班组，陆续被派到农村和长江下游各城镇，重演屠杀惨剧。 　　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且将他撤职；蒋介石反而组织了自己的国民党，自立为主席，在南京建立起军事政权。他拿到了那笔贷款，可是直到两年以后，帝国主义国家才再度给他贷款，承认他的政权，并且派出许多顾问到他政府的各个部门进行监视。外国人要他看钱办事，而且要努力办事，他们只是在他确实有了“诚意”——亦即完全摧毁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之后，才承认他是中国的统治者。 　　蒋介石在新老军阀中间一下子就红起来了。新老军阀开始参加国民党，进入蒋介石的政府。许多在汉口的国民党左翼分子开始溜到南京，有的在最后投靠之前先到上海思量一番。山西省的中世纪式军阀阎锡山被任命为北方革命军的总司令，后来又做了蒋政权的国防部长。一九二七年年底以前，蒋介石已经和山西军阀阎锡山、北京军阀张作霖沆瀣一气，宣称取缔“共产主义”——他们所指的乃是大革命以后从人民群众中迸发出来的巨大社会力量。北京的张作霖用逮捕并屠杀几百名进步人士的方式来庆祝这一新的同盟，被害者还有女学生，罪名是衣袖不及手腕，仅及臂肘，有伤风化。 　　朱德听到了他连想也想不到的上海大屠杀的消息，深感震惊。他说，刘湘在四川杀人，他并不奇怪，可是上海毕竟是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啊!其实，上海也是中国买办资本主义的中心，有着一具资本主义的躯壳和屈服于外国银行资本的灵魂。 　　“其后十年里，”朱将军说，“原来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资产阶级却与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结成了同盟。他们把蒋介石奉若神明，出卖革命，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上海大屠杀事件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汉口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朱德没有参加。国民党领导人曾列席会议并致词，其中就有刚从欧洲回来的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可是，他在动身去汉口之前，却在上海与蒋介石举行秘密会议，到汉口之后，他立刻召集他的左翼国民党员秘密开会，会上批准了他和蒋介石的协定。 　　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大会上发言，承认过去对于群众运动看法的错误，可是他依然阻挠讨论毛泽东的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工农的主张。就是在大会之后，朱将军说，共产党也不曾武装工农，反而跟在左翼国民党领导人后面，认为如此可以避免最后与国民党分裂。 　　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月和七月整整三个月里，反动派的屠杀使血流成河。成千上万反抗的湖南农民，千百名反抗的广州工人，象猪仔一样被杀害。在江西的滇军——朱德还是该军军官教育团的负责人——屠杀工人和农民，并把起而反抗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境或杀害。 　　反革命在全国汇成巨流之时，汪精卫领导下的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威胁汉口的军队之间，都谨慎地避免打第一枪。“基督将军”冯玉祥现在在两股力量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和蒋介石达成了秘密协议，要武汉政府把共产党人镇压下去，把苏联顾问遣送回国；国民党左翼领导人如果同意这样做，就让他们出国“休养”。汪精卫赞成这一建议，但始终认为蒋介石是暴发户，只有自己才是孙中山的继承人。 　　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与蒋介石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他把他所认为的心腹部队铁军，派往长江中游的赣北。唐生智的部分队伍也沿江下移，其余的队伍则留在武汉，分别占据工人、农民和学生组织的办公处作为它们的司令部。 　　回想起在很久以前发生的这一场悲剧，朱德将军凝视着我的屋子的阴暗处，他的声音低沉而又沙哑。 　　“左翼政客和军人不但不转向工农来反对由上海大屠杀开始的反革命，反而镇压起群众运动来了。武汉政府本是和群众运动血肉相联的，到了七月中，它军国主义化了。失去了群众支持，汪精卫和他的左翼集团只能在汉口虚张声势，好象空葫芦里装上几粒炒豆。他们利用铁军摆出与蒋介石对抗的阵势，而那些初露头角而且大喊大叫的政客却悄悄地溜到南京和上海。财政部长宋子文去了。孔祥熙和孙科早就在上海。左翼和右翼国民党员都自称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而事实上，真正作为孙中山的发言人的，却是他的未亡人宋庆龄，她对两个派别都加谴责。宋庆龄指责那些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物’的人。她说，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下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就已经倡导农民革命了。她说，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农民的生活比孙先生最初发动革命的时候是更加困苦了。镇压群众运动是对民族的背叛，她相信，已站在革命旗帜下的千百万中国人民将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孙夫人和一批真正忠于孙先生的主义的国民党领导人逃亡到欧洲去了。其中有陈友仁，不过他是汪精卫系统的人。几个月后，汪精卫本人也去欧洲了。不久，汪、陈及其随行人员又回到中国，从事夺权斗争。汪精卫终于与蒋介石合作，可是还跟他继续争权。到了这阶段，两个人在政治方面已经没有差别。蒋介石因为掌有军权，所以占了上风。 　　“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大革命结束了。左翼革命分子连同苏联顾问都逃亡了，血流成河，将军倒戈，到处兵荒马乱。蒋介石掌了权，他把新旧军阀都拉了过去，让他们互相牵制，自己始终居于举足轻重的权力中心的地位。跟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大权在握的情形一样，蒋介石由外国帝国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混合力量支持上台。蒋介石和袁世凯毫无不同，也被外国人称为爱国者、政治家、行政人才和统一中国的最有力人物。” 　　蒋介石至少从袁世凯那里得到一个教训。袁世凯仅仅是请求外国人代他祈祷，蒋介石却立刻加入了教会。他还撇掉妻子和姨太太而与孙中山夫人和孔祥熙夫人的妹妹宋美龄结了婚。朱德将军评论说，蒋介石的这些办法都是“狡猾的战略”。做了基督教徒，“基督教会的宣传机构便完全支持他”；与宋氏姊妹之一结婚，他就坐在中国最富有的两大家族——宋家和孔家——的膝头上了。 　　这个“狡猾的战略”也是为了要把孙夫人作为他的大姨，而接过孙中山的合法衣钵。可是这个阴谋锁链的最后一环拒绝陷入圈套——孙夫人自动离开了中国舞台，以免她的亡夫的名字被利用为反革命的外衣。蒋介石还以姻亲关系的名义致电给她，要她从欧洲回国“检点她的行为”，这电报被她撂在一边了。 　　① 一九二六年北伐时，叶挺的部队是独立团，占领武昌后，扩大为第二十四师，直到南昌起义后，才扩大为第十一军。——译注 　　② 叶挺，广东惠阳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家境并不富裕。叶挺于一九二五年留学苏联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校注  　　③ 贺龙是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校注 　　④ 这次是第二次大罢工。——校注 　　⑤ 周恩来同志这次被捕是讹传。——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