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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这支小小的队伍纵队穿过闽粤赣边境的群山时，朱德表现了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决心。秋雨哗啦啦地下着，他们夜晚行军，白天就在丛林中露宿。不论是行军还是休息，那些要求解散部队的人和那些坚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人，始终在激烈辩论。 　　“失败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再度出卖了革命，而且与封建地主和帝国主义联成一气，势力大得无法抵抗，”朱将军回忆道。“反革命军队具有雇佣性质，军官们又多出身于地主军阀家庭，就更加强了反革命，以致全国情况比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还要糟糕，几千名党员被杀了，有些人放弃了斗争，有些人甚至依附了敌人。还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被杀。他们认为，我们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所有支持他的政策的人应该对此惨剧负责。陈独秀这些人则组成少数的托派，用与国民党差不多的语言来攻击共产党员。他们说，这些力量过于强大，因此，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是不折不扣的冒险主义。” 　　朱将军说，“我回答道，他们对于反革命的分析是正确的，不过结论却完全错误，如果接受了这种结论，就等于出卖革命。与反革命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少数知识分子也许能够安全无事获得职业，也有人可以回乡或者出国，可是工人和农民都办不到。人民绝对没有后退余地，他们不是作战到底，直到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成功，就是被迫重新陷入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深渊。 　　“我指出，我们打的是一场殿后战。一切殿后战，如果不打起精神继续斗争，那就会军心涣散。工人和农民穷得已经到了不作战便死亡的地步，打死了总比当奴隶而死光荣得多。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心头燃烧着希望的火焰，他们需要的是领导，而我们也可以领导。华南许多地方都已举行秋收起义。这些起义有很多已被打垮或者被赶到地下了，可是农民们夺到了武器。我们也有武器增援他们。放弃了他们就是背叛。至于我自己，只要还有一个人和我留下来，我就继续战斗；就是这个人也开了小差，我敢说，我还能发动起另外的人。我拒绝向军阀主义投降。我已经选定了人民革命的道路，我要坚持到底。” 　　朱将军并未能说服失败主义者，他们还在进行涣散军心的游说；不过朱德得到多数青年军官的支持，这些人在今后二十年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其中有林彪①、陈毅、周梓昆和王尔琢，他们在纵队里都是低级军官。 　　朱德手里的钱不久就用完了，部队开始挨饿，有些人开了小差。在江西九连山中，朱德因此而包围了一个地主家，要他“捐款”。那地主拿出二千块钱，部队用来维持到赣西的信丰附近。在这里，朱德召开了一次会议，最后解决失败主义者问题。他指出，这些人应该对部队的军心涣散和绝望情绪，对逃兵现象，对某些队伍的抢劫事件负责。 　　朱将军用坚决的语气提出，凡是愿意离队的，必须即刻离队。他的意见立刻被某些人接受，而且见诸行动。他的参谋长是第一个离队前往上海的。就是在十年后的一九三七年，朱将军提到这次“开小差”事件，还满怀愤恨。其他人也络绎走开，一共走了三百多名军官和士兵，朱德眼看着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走出队伍，把枪架好，掉头走去，忧虑和失望刺痛着他的心。 　　“我怕整个队伍垮下来，”他说，当年那一情景好象犹在眼前。离队的人终于慢慢少了，停了下来。我们剩下不到九百人，衣服破烂，身上又脏，而且饿得心慌，可是仍然直挺挺地站着，许多人背着三四杆步枪。 　　“我们召集了一次排长会议，仓促间整编了一下。我们指定了一个没收委员会，我还下令，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地主的财物。失败主义者走了以后，一股充满希望的新精神代替了绝望和涣散。第二天早晨，我们扑到信丰，打垮了地主民团，没收了有钱人家的大米和钱财。两天以后，我们占领了江西西南部的钨城大庾，休息一个星期，进行整编，号召农民和钨矿工人志愿参军。北伐时，原铁军第四军在这里还留下一个运输站，存有几百套被服和其他军需品。站上负责人把物资都交给我们，而且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还有几百名工人和农民参了军。我们的没收委员会出外搜索，没收了有钱人家的大米和钱财，而把我们要不了的东西都分给城里的穷人。 　　“在大庾，我们把部队分成五个支队，每一支队设政治指导员一人，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尽量吸收新党员。旧的军事指挥制度取消，代之以直接指挥的制度。部队改名为工农革命军，不过我们还打着原来的国民党旗号。在指战员大会上，我被选为总司令，陈毅当选为我的政治委员。林彪指挥五个支队中的一个支队。我们在大庾开了许多次群众大会，把我们的纲领和目标告诉老百姓，并且要求他们忠于革命，直到我们壮大起来建立人民政权。” 　　在大庾这一星期快结束的时候，朱将军接见了范石生派来的一名参谋——这参谋原来就是共产党员。范石生是原滇军、亦即第五路军的将领，他的部队当时驻防湘南和广东交界地区。他在给朱德的信中说，两个人既然是老同志老朋友，他不愿意与这支革命队伍作战，而且希望能给予协助。他在信中又说，他的部队里还有一批共产党员，他们的作风证明他们都是很好的革命者，所以他也不反对他们的活动。他还写明，原滇军的强大部队正在向大庾进兵。 　　在此以后的二十天内，这支小小的革命军驻扎在大庾西北丛山中的一个商镇上，在那里练兵，进行教育，恢复被压制下去的群众组织，为土地革命打下根基。他们派出通讯员到湘南和广东各地的党支部送信，要求派人到湘南的桂阳，参加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举行的会议，制定由革命军打前战的农民起义计划。同时，朱将军派出一名联络员到范石生的司令部，要求拨给被服和弹药。 　　在这期间，二百名原已离队的人重新归队，正如同朱将军所说，“被毫无偏见地收容下来”。驻兵这个商镇的最后一个星期，队伍突然奉令进入阵地，准备与自北面山区下来向他们突击的一批数目不明的敌人部队交手。 　　这支来路不明的部队一路欢呼向前奔来。他们原来是五百名装备优良的精兵，武汉警备部队的一部分，在南昌暴动后，由毛泽东带领进入湖南支援秋收起义。两名指挥官都是黄埔学生。 　　朱将军从这些人打听到，毛泽东已经上了江西西北部、靠近湖南边境、以井冈山为名的战略性大山。由于几十年极端贫穷的结果，井冈山同其他类似的山寨一样，成了土匪窝。大革命时代的农民运动揭示了社会目标，井冈山上的头目王佐和袁文才，也领导其下属，为重新分配土地而进行激烈斗争。他们受到了反革命的回击之后，不得不重操土匪旧业，直到毛泽东领导着他的队伍和农民们上了山。他与王佐和袁文才结成同盟，将井冈山转变为革命根据地，准备进行土地革命。 　　朱德派出联络员到毛泽东那里以后，便率领他的小规模的工农革命军——当时也有两千人了——穿过丛山，直向西进，以便与各地共产党的代表在桂阳开会，商订农民起义计划。 　　朱将军谈到的这次进军，听来很象取材于《水浒传》的故事。自从革命被打垮，过去压迫人的统治阶级卷土重来后，全国又是盗匪遍地。小股土匪把绝望的农民拉到他们的队伍里，建立地方政权，还不时对比较富庶的区域进行血腥劫掠。朱德有一次带领一连人夜晚投宿村庄，曾经和一小股土匪遭遇，他好容易才死里逃生。为了迅速与主力部队会合，他派了一个排跟土匪一块撤退。有二十名土匪在黑暗中跟了上来，以为他们是自己人。到了集合地点，一经点名，这二十名土匪才发现自己是被革命军包围了。 　　“和他们谈话之后，我们把那些惯匪放了，邀请那些跟着土匪的贫农参加我们队伍，他们也愿意，”朱将军说。“我们到处遇到或听说国民党军队的零星队伍漫无目标地在各地乱转。我们只要一靠近他们，他们就跑了，以致无法跟他们谈话。到了桂阳以后，听说有一整团桂军精锐开过来，我们不能跟它硬拚，便退至城外，在山上摆好阵势。这支部队原来是一个团的散兵游勇，正在流浪回乡。据我们调查，他们都是逃兵。” 　　来自湘南和粤北的代表所举行的桂阳会议一共开了三天，会后，代表们分头回去，准备在十二月中旬举行起义。会议的最后一天，一队民伕从范石生司令部来，送到几百套制服和相当数量的弹药。朱将军刚把五百名武汉警备部队派到湖南东部的山城茶陵，并正打算把其他部队派到别的地区，便接到广州共产党的命令，要求他立即南进，支援在十二月中旬发动的起义。 　　他立刻南进，那时正是十二月初。但是，部队刚刚移动，农民们以为革命的钟声响了，开始起义。这支革命军马上被卷入从湘南一直伸展到粤北的剧烈的农民革命中。农民挺起身来，攻击地主和地主的民团，并迫切地要求朱德派人协助。朱德向各方派出小部队，限令他们在南方某些地点会师，并继续向广州挺进。 　　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只带领几连人向南进发。地主看到他们的国民党旧军旗，误认为是来镇压农民的队伍，欣喜若狂，出来迎接。 　　在这种情形下，朱将军采用了一种策略，使得国民党在其后二十年内还称他为“狡猾和无信的土匪头子”。他这一生有个习惯，每当用心听取重要报告的时候，喜欢叉开两腿，把双手背在身后。他在听取地主要他使用部队去镇压农民起义的紧急呼吁时，就是这样一种姿势。朱将军提出问题：除了那些地主狗腿子屁股后面挂着的自动手枪以外，民团还有多少枪械和武器?他们怎样镇压农民，杀死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入?他们怎样要求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援助? 　　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到答复后，朱将军命令民团列队等候检阅，而当这些人和他们的主子全部立正后，朱德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武器发给农民，然后把他们交给农民法庭。 　　①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悲观动摇，在部队离开江西大庾县城时，曾一度开了小差。——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