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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九一八事变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梦想灭亡中国，统治亚洲，作为征服世界的第一步。开始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夜里。日本帝国军队在走向失败和灭亡的九一八晚上炸毁沈阳一段铁路，制造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天亮以前攻占了沈阳，同时，日军源源开进东北其他许多地方。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天津被绑架诱骗到东北，登上了傀儡宝座，得到了一个日本女人作妃子。戴上了新“满洲帝国”皇帝的皇冠。他的小朝廷里安置了许多倚老卖老、没有气节的老牌汉奸和卖国贼，日本“顾问官”告诉他们何时张口、何时闭嘴。少数青年中间有一个默从的青年军官马占山被任命为军政大臣。 　　张学良少帅在北平一家戏院里得到事变的通知，他知道了并没有离开戏院，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正在南京的国际俱乐部里打弹子，同洋人联欢增进友谊。这个有趣的傻瓜之所以当上外交部长，正如其他官员一样，他唯唯诺诺地会说“也是”的本事。一百万国民党中央军队正在华南剿“匪”，妄想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国民党政府认为日本出兵东北侵占中国的东三省，甚至把保家卫国的东北军队撤进关内是无关大局微不足道的事。国际联盟会迫使日本就范。“国人激动空谈抗战实无必要，中国抗战还没有准备”，蒋委员长这样说。而对红军则加紧围剿，“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匪”。蒋委员长这样干。但是，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大会上情况又怎么样呢?一面是国民党代表向大会控诉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声泪俱下。一面是日本代表衔着雪茄，轻/蔑地盯着对手，挤眉弄眼。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停止内战、成立统一战线、抵抗外来侵略的呼吁，不久又发表了对日宣战的声明。红军和共产党的主张受到打击，但它设法让全国人民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真相。这时日本人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出警告，声称如果国民党政府剿灭不了红军，日本人将亲自出兵剿共。国民党的官僚政客说：“日寇是癣疥之疾，共匪是心腹之患”。有些在华的外国人士同意这种亡国论调；甚至说什么日本人来了，会保护个人的身家性命和财产，而共产党要夺取一切、没收私有则产。并且，日本人的过剩人口需要空间，把东北让给日本，既可以满足日本人“生存空间”的要求，又可以进一步确保中国的安全不致于受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渗透和影响。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将会是一个反苏堡垒云云。 　　国际联盟派出了李顿调查团到中国来调查东北事变。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对华政策各自矛盾意见总不一致，李顿调查团呆在东北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调查研究英美在华投资和“赤色威胁”的问题上。我始终不明白这样一个调查团的出面，好象是在暗示中国发出的日本侵略的消息纯属中国的捏造。田中奏折①是日本征服世界的行动计划，已经被中国人揭露于世。但是许多外国人不顾日本占领东北接着侵占内蒙的事实，一口咬定是中国人捏造的报道；而田中奏折是把进攻满蒙作为占领东亚，把美国赶出太平洋，最后征服全世界的首先步骤的。看来田中计划真是异想天开，难以相信。对长期统治世界各族的白种人来说，他们的权力正在受到挑战，这是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然而日本人是有色人种，有名的矮子，历史上的倭奴。在许多美国人的心目中，他们是日籍美人小泉八云即海英或《天皇》一类浪漫小说中的人物。 　　但是，中国人民并不是那样愚不可及的。他们一叶知秋，看出了日本侵占东北国难当头的威胁和危险。一个抵制日货的运动遍及全国各地。愤怒的浪潮转向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国民党政府在镇压各地民众抗日团体的同时，把东北沦陷的责任转移到不抵抗的张学良少帅身上。少帅之所以不抵抗是他事前接到过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事后他声明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于是对他的讽刺挖苦、非难攻击的文章和漫画铺天盖地而来。有的说他剃发弃袍，看破了红尘，痛恨鬼子，灰心之余，带了一个冰箱上庐山坚持不抵抗到底云云。 　　但是，张学良少帅的大部分东北军队拒绝服从国民党政府的命令，英勇作战，坚持抵抗日寇的侵略。他们屡败屡战，决不屈服，转移南下，穿过长城，进入关内。马占山将军利用担任伪满洲国军政大臣时期的机会对北满军队进行动员，然后挺身而出，率领部队走上战场，打响了东北军队抗日的第一枪，著名的嫩河战役点燃了全国抗日的烽火。他因为得不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任何支持，很快就被赶到苏联境内。但他为祖国、打日本、灭此朝食、英勇抵抗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博得全国人民的推崇景仰，上海市的学生走上街头为东北义勇军募捐筹款。东北军人的事迹在一般报纸上是很少提到的，但东北军人的名字开始受到同胞们的敬仰。东北义勇军和朝鲜爱国者也奋起走上战场，投入消灭日寇、保卫山河的战斗，人数与日俱增、队伍随时在壮大中。 　　包括汪精卫在内的一类南方政客面对日本的侵略在作什么?他们利用东北危机，在国民党政府中央部门扩充势力，争夺地位。他们的权柄和所有的中国政客官僚一样，是凭他们掌握多少枪杆子的人数来判断的。他们控制了十九路军的一部分，把在江西前线同红军作战的这个军队撤回增加上海防务。 　　十九路军是一支民族意识很强、勇敢善战知名的南方军队。它同红军作战，不但学了一套游击战术，而且还学习了红军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彻底革命的思想和信念。在淞沪地区施展故技制造“事件”的日本人被十九路军缉拿镇压，于是战火重开，这回是在上海打仗，又是不宣而战的战争。十九路军的军官们告诉我：蒋介石给他们军队的前线总指挥蔡廷楷通电话，下了对日军不抵抗的命令，但是蔡廷楷拒绝服从。蒋介石调遣几个受过德国军事顾问训练的精锐师到上海换防。据说这几个师奉有解除十九路军武装的命令。但是这几个师不但不执行蒋的密令，反而投入抗战的行列，同十九路军并肩抗日。国民党政府没有选择的余地、唯有支持其嫡系部队卷入保卫上海的战役，对于无比英勇、孤军抗战、保卫上海的十九路军则并不给予任何信任。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淞沪之役的抗战期间表现分明，使人确信不疑。市民家里、大中学校成了伤兵医院，医生、护士自愿担任救护工作。学生、工人不是上前线参加打仗，就是抬担架救伤兵。吴淞口炮台守卫战斗中有七百名工人同士兵一起浴血奋战，抗击海陆空三面来犯的日寇有几个星期之久。 　　一般外国人无不认为中国军队是雇佣军队打不了硬仗。淞沪战争给了我了解中国士兵第一手材料的大好机会。我同一个广东翻译到医院里去慰劳伤兵，坐下来和他们谈话，一谈就几个小时，从中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态度。他们多是些饱经风霜的战士，很多人还有孩子气。要不是说一口广东话，我还以为他们是美国的农民哩!他们随便谈话、有啥说啥，并不装腔作势、转弯抹角，不失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本色。他们痛恨日本鬼子，反对帝国主义，不愿打内战。尽管说为工农红军辩护就犯了国民党的法，但他们却大谈共产党在江西苏区农村老百姓中间进行的土地改革。他们批评自己的长官政客，控诉他们克扣士兵的粮饷。十九路军有四个月没有发饷了。就在淞沪作战期间，医院伤兵委员会曾经提出补发欠饷的要求，许多伤兵因此被捕坐牢。他们说老百姓和士兵都一贫如洗，军阀和政客无不发财。 　　中国贫穷落后是没有人否认的，但中国外国的资本家做军火生意捞取巨大利润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承办军火的国民党官员拿不到很高的手续费就不同外国厂商签订合同。外国资本家揭发了这一手，美国国会终于也讨论这类交易情况，但中国报纸上完全不登那些应该负责的中国官员的姓名。 　　我从许多中国朋友那里得知这类问题的侧面情况。有一天，一个中国女友去参加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夫人举办的茶话会，她顺路来看我。这位女友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负责的，有一千个床位的伤兵医院筹集捐款和征求志愿护理伤兵的看护人员。我在她的名单上签了名。捐了一小笔钱。她参加了茶话会后转来把她的见闻告诉了我。出席茶话会的来宾都是军政界高级长官的小姐太太。女士中间有一位太太穿一身绣花镶边十分华丽的新衣，戴一枚宝石戒指，嘴里嘟嘟嚷嚷直说仅花了七百大洋，真够丢脸。她们都打麻将牌，每桌的输赢，成百上千，毫不在乎。我那位女士朋友请女士们捐款，她们见名单我列第一名，捐款二十元。一个个照样拿出二十元作为捐献，不多不少。我那位女友再请她们自动报名到医院去护理伤兵，她们提醒她说，她们和小姐都是女士和千金，和那些出口粗野的丘八谈话可受不了。 　　没有一个女士志愿报名。但几天后却有几个女士照了她们在医院里给伤兵分桔子、香烟、包裹的玉照。伤兵们对她们大发雷霆破口大骂道：“滚你娘的臭桔子臭香烟!把我们的欠饷还清，我们自己会买。” 　　经过三个月的英勇抵抗，浴血苦战之后，上海市闸北地区沦为一片焦土。中日双方官员在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幕后的秘密条款具体有哪些，无从获悉，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不管怎样，国民党政府同意把淞沪地区中立化，对民众抗日运动进行镇压并把十九路军调离淞沪地区，甚至解散了曾经把枪口对日的上海警备部队，改由更加顽固得到日寇赏识的北平特别警察部队驻防上海。 　　淞沪作战期间，外国人说服中国、日本双方停战一日，准许那些在日本屠刀下幸存的市民从闸北疏散。持有日方军用特别通行证的外国人许可进入战区，帮助市民离开闸北。我弄不到军事通行证，但美国《大美晚报》的主编同意带我去，如果我敢于冒被抓的危险的话。我决定抓紧机会冒险去找我的朋友作家鲁迅。《大美晚报》主编是一位见义勇为的朋友，他开动有记者证的汽车，一手伸出窗外挥动军用通行证，一手把住轮盘朝日军营房疾驰过去。一路上不见老百姓，路边尽是日本兵，没有等他们举手检查通行证，我们加速开过了他们，我坐在车子里屏住呼吸连大气也不敢出。到了我的朋友的家门口，房子一部分已经倒塌。我用英语、德语喊话，推门、叫门无人答应。许多中国市民被禁闭在家，宁愿饿死也不应声开门。 　　我们的使命失败，又赶忙开过戒备森严的日军占领区回到公共租界里，停战以后我才得到鲁迅一家为日本友人营救脱险、隐藏起来的消息。 　　我有些朋友在淞沪战事期间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一个留学美国回来的学者在日军闯进他家时，鬼子用刺刀乱捅并带走了躲在衣柜里的兄弟。我托两个日本记者朋友到所有日军拘留上海市民的集中营去找他。“真是惨不忍睹，吓死我也。哪里也找不到。”他们说：“请相信我们，我们将尽力去找。”他们一去没有再来消息。 　　十九路军在淞沪停战协议签字以后，请求调赴华北去同侵入热河的日军作战，但是他们反而被调到闽南去继续打红军。他们部队内部的军官大发雷霆，举行暴动，半独立了几个星期，同红军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包围、飞机轰炸下，事变失败，有一部分人投奔红军参加了革命。几年以后，我在西北红军总部遇到一些十九路军的军官出身的参谋，他们参加过历史性二万五千里长征。 　　中国人民在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求和、丧权失地的国耻下感到羞耻。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抗日，受到镇压和逮捕。十九路军一个军官在南京行刺汪精卫等一伙政客。汪精卫前往德国治伤，并在希特勒上台执政后投靠了法西斯轴心势力充当一名走卒。 　　接着，意大利照抄日本侵华故技占领了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人民的抵抗重新燃起了中国人民心中爱国主义的烈火。小小的阿比西尼亚能够奋起抵抗强大的侵略者，中国也一定能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爱国的志士们要求抗日、停止内战的呼声响遍全国。 　　阿比西尼亚抗战期间，我又一次游历华北，看到了蕴藏在人民心中的愤怒和失望的情绪。青年学生们在谈论中间无不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怒斥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卖国、亲日投降活动。每个周末数以百计的男女学生到北京西山去郊游“野餐”，用手杖作刀枪，以卵石当手榴弹，举行爬山演习和游击战训练。 　　阿比西尼亚能够打，中国为什么打不得?这个问题我不能理解。问国民党官员。他们说：“哎呀，阿比西尼亚人可是生番，生番不是好惹的。你把生番踩在脚下他会同你死拼到底。我们中国人可是文明人，有悠久的文明而且爱好和平。” 　　我在平津铁路的火车上亲眼见到了严重歪曲中国人民革命、对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帝国采取绥靖政策的苦果的一个侧面。国民党政府禁止任何人把银元装运出口，但是日本浪人在华北用不值钱的钞票兑换银元装运回国。我坐的那趟列车停在站上，等一伙一帮的日本浪人扛着沉重的银元箱子上车后才开出站。他们象一窝蜂似的窜进每个卧铺间，十五个一帮，二十人一伙。他们喧宾夺主把我和旅客推出座位。我站在过道中间的时候，见到一个中国查票员走过来把每间房门关好，点头哈腰、鞠躬如也地问候那帮银元走私贩子“太君的好 。他不敢动手查他们的票，因为日本人和沾主子光的高丽棒子坐中国火车以太岁自居是不买票的。 　　当我把这段见闻同一个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外国朋友谈起时，他说：“这个国民党政府软弱无能对民族敌人不抵抗，我们怎么能够期望它的人民个人赤手空拳同外敌作对头?那个查票员要是查票补票、就会挨揍，被日本人干掉。” 　　正如我闻中国人的人力物力，战争物资和国家财富，不是用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自卫战争，而是在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内战中消耗殆尽。 　　我在德国的朋友们写信告诉我，说国际染料工业法丰公司已经买下了《法兰克福日报》的大部分股份。我是这家报纸的通讯记者，国民党政府曾前后三次向德国政府提出要解除我的记者职务的要求，报纸的新主子将会遵命行事这点我是清她的。这家报纸是欧洲大陆上一份资格最老、最为出色的自由喉舌，经历了德国无数次反动运动的考验，纳粹的逆流不仅威吓它的出版自由，而且危及编辑、发行人员的生命安全。因为他们是一些很有学问、酷爱自由的民主主义人士，从而犯了纳粹党徒们的禁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犹太人成为纳粹匪帮要消灭打击的对象。报纸方面的有关负责人士和我经过反复磋商、对我表示歉意之后，付了我六个月的工资，终止了我的记者活动。他们指派另一个德国人接替我的记者职务。此人后来当上了希特勒的宣传部长。 　　① 田中奏折是一九二七(日本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的密奏，详细说明了日本帝国向外扩张，祸及中国，东南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长达十五年之久(1930至1945)的侵略战争的“既定方针南进”政策。——译注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