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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民权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我和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时候谈到基本的自由问题，我们要争人民的民主自由，迫切需要把人权理论引进中国。但是我们不能有过多的期望能够得到多大的自由权利，只要能够争到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只要能够争取到政治犯的公开审讯，只要能够争取到监狱条件的改善和制止对人犯的逼供暗杀，我们的收获就很可贵了。 　　学识渊博，名实相符的学者详细论述了基本自曲的必要性。一九三〇年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博士在上海一流教授办的文学刊物《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给人印象深刻的尊重人权需要“法治”的文章，毫不夸大，论证很有说服力。 　　另一个反复无常，讽刺成性的自由主义学者是上海的林语堂博士。他在讲演报告写作中，主张用法治反对无法无天的专制。他贪生怕死，不敢挺身而出投入革命斗争。他成为官僚制度的辛辣的批评作家。他的英文版《西风》小评论专栏内一些短文风行一时，鲁迅指责林语堂的一套理论对青年的影响很坏，因为它引导青年愤世嫉俗、脱离政治，不敢面对现实政治问题进行斗争。青年们东施效颦，欠缺林语堂的讽刺手法，写一些无病呻吟、贫乏无聊的文章，对血腥镇压的政治迫害揶揄嘲笑。 　　杨铨先生也是有真才实学、名实相符的中国学者一流人物中的一个。他是一位政治家，一位学者，更是一位组织人才兼行政干才。他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院长是中国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人文主义学者蔡元培博士。一九三一年，中国第一个民权保障同盟成立。蔡元培博士担任副主席，杨铨先生担任副主席兼总干事执行委员。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担任主席，林语堂、鲁迅等人担任执行委员。同盟里面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美国的青年记者哈罗德·伊沙克，一个是我。林语堂、伊沙克和我三人一起负责英文出版的通讯报道工作。 　　民权保障同盟参加了三次争取人权的斗争。第一次斗争是为了一个中国记者在上海青江县附近被江苏省主席顾祝同非法逮捕、私刑拷打致死的冤案。这个记者揭露了与顾祝同牵连有关的贩卖鸦片、贪赃枉法案件。顾祝同的故意杀害记者罪，激起了上海报界的义愤，提出了对他的公诉。民权保障同盟也强烈主张公开调查死因并将顾祝同撤职。 　　顾某人发表了一个书面声明，说死者是一个“共匪”，五年前的大革命期间，阴谋组织清江县人力车夫工会有案可查云云。同时他大摆“息事宁人”的筵席邀请民权同盟的会长和总干事赴宴，南京方面的蓝衣社分子对拒绝私下了事不赴宴会的蔡元培、杨铨等人发出了立即停止活动的恐吓信。国民党清江记者被杀案工作调查组，作了秘密调查并且验了尸，但调查的结果守口如瓶，没有公开。身为国民党要员的杨铨告诉我，找到了死者的一条打断了的腿，证据确凿，铁案如山。但顾某人依然无恙，主席还是主席。民权保障同盟首战失败，清江记者案不了了之。 　　民权保障同盟受理的第二件案子是为五个被指控为“共匪”的工会领导人的辩护案件，要法院公开审讯这类案件是异想天开的事。民权同盟要求本案庭审公开，有两名律师志愿出庭担任辩护人，一名律师收到恐吓信后自动告退。另一名律师收到蓝衣社分子要砸他的招牌、杀他的头的恐吓信后逃之夭夭。我们对五人案无能为力，又彻底失败了。五千工人运动领导人只有一个活下来。这一个共产党人之所以活下来，原因是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有声望的国民党党员。她出面奔走，儿子才免遭遇难。 　　第三个案件涉及到我的朋友女作家丁玲的案子。一九三三年春天，丁玲和另一个作家潘梓年被蓝衣社分子绑到南京。人权同盟总干事杨铨为本案奔走不遗余力，并发表声明呼吁社会公众的声援。 　　几天以后，四个蓝衣社匪徒把杨铨暗杀在中央研究院的台阶前。我们的民权保障同盟在白色恐怖的打击下一事无成以失败告终。不过，知名的争民主自由的人士杨铨的被害，有名的作家丁玲的被捕，已经成为国际争论事件。美国作家、妇女界、知识界人士的纷纷抗议才救了丁玲的一命。而杨铨先生则不幸被残害了。 　　杨铨先生是我的朋友，他深受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革命影响，留学美国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是一个服膺民主、热爱祖国的学者。我能有一点中国过去社会的历史知识，应该归功于他的指教。正是他和抒情诗人徐志摩经常陪伴我去听京戏。我们三人总是一起去看朋友、上茶馆、赶庙会。一坐就是半天，天南地北无话不谈。他的谈锋犀利，轻松感人，使我心境开阔难以忘怀。这两位中国朋友放浪形骸，纵谈他们自己和朋辈中间的隐私，风流韵事、悲欢离合，使我吃惊也给予同情。杨铨先生把我的《大地的女儿》译成中文并在他的文章和讲演报告中向公众大力推荐。不过我有时注意到他的兴趣所在是更多的谈到书中描写的有伤风化、行为荒唐的地方，而少谈这本书的社会教育意义。 　　抒情诗人徐志摩先生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爱国学者杨铨先生为争民主自由，英勇成仁，他是惨遭国民党法西斯毒手的第一个民主爱国烈士。死者已矣，而我幸存。有时候我真有踏着别人开拓的足迹而生活战斗、迈步前进之感。 　　如果说我也付出了我的代价的话，看来和中国朋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法兰克福日报社终止了我的记者合同后，我被迫节衣缩食，撑持生活。打算写一部新书《中国红军在前进》，报道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反迫害、争自由民主的斗争情况。美国领事馆大概知道了我的经济收入困难的情况，一天，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个官员邀我午餐，要我向他们提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活动、纲领、政策的机密情报。我一口拒绝了。他豪无顾忌的指示道，只要每天打个小报告提供点东西就行了。而且说明可以让美国国务院知道真相。他建议我充当特务，礼貌照顾未免过于周到!什么目的使我奇怪。有一个美国驻华领事提出过一个客观不带成见的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结果招徠了“赤色分子”的称号并接到召回华盛顿听候审讯的命令。我也拜读过其他领事官员的报告，他们总是提到中国共产党人是“土匪”什么的。 　　我们离开酒馆时，在街上遇到了领事官员的上司。我的东道主人当着我的面向他的上司报告，她说她一无所知!接着俩位先生哈哈大笑起来，真是抱歉之至! 　　我下了决心，应该把我所搜集到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的任何材料实事求是的摆在美国人民大众的面前，不消说那些材料很不完全只是一鳞半爪一孔之见的东西罢了。反面报道，什么不说的人多的是。而我只报道中国的老百姓，只报道红军战士和知识分子反压迫为解放而奋斗的事迹并向他们学习。这就是我的志愿。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