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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风云人物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中国共产党中央刚进延安就以延安作为他们的主要基地和训练中心。我一到延安，那个取了回族名字的美国人马海德医生带我去见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战士们爱戴他。”马医生说，“他爱战士如自己的儿女。战士爱他如父母。” 　　一个身材结实，个子不高，身穿灰布补钉制服的人，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我见到了朱德，许多年来我在我的书中写到的朱德，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象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马医生也伸出两臂，抱住朱德，啧啧有声的左右亲吻。然后退立一边看他的动作。 　　我们都笑了。“让我好好瞧瞧你”我对朱德说：“我多年来一直听人家说你是一个土匪，你的头值二万五千块大洋，并且你还是一个多次报道过被打死了的人。” 　　我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这时，马医生尽力伸出手在朱将军的头上作按摩状，嘴里不住地发出哼哼声。我们的受打搅的对象则镇定自若的注视着我们。 　　人身检查过后，我转到朱德的办公桌边，桌上堆满了政治军事书籍、记事本、铅笔和一堆潦草涂改的心得笔记。 　　“那是我到‘抗大’上军事课的讲义。”朱德解释道。 　　我转过身来看到墙上从椽到墙基钉着一张军用地图。图上标着许许多多小红圈。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真是土匪，到处有匪。城市里的土匪我所知道的则另是一套。他们穿西装革履，有油漆发亮的写字台，进出限制严密的俱乐部，看侦探小说。” 　　“这是阶级的差别嘛!”朱德笑道。 　　“你还是我见到的最有生气的尸体!”我补充了一句。“我给你带来了几份宣告你的死亡消息的上海剪报。” 　　我从口袋里掏出剪报，当他看到一张硬说是他的照片时，他会心地大笑了起来。然后我们把话题转到我的工作计划和他的工作上去了。 　　共产党员的主要义务是以统一战线为原则对红军进行再教育。他说成百成百的指挥人员正召到延安来进行培训。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他们学懂弄通阶级合作的道理是很不容易的事。 　　还有大批学生涌进延安来学习。他们的人数那么多，他们的问题同部队的问题又那样不同，因此新的陕北公学正在筹建中。各种学生甚至蓝衣社特务和其它党派的特务也混进来了。刚刚逮捕了一个十人团，他们成立了一个“自由恋爱社”。托洛茨基派认为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派了几个人来阴谋破坏统战工作。他们受到了审查，他们既无计划也无目的，思想很混乱，观点也糊涂。 　　朱德继续说：“一个主要问题是教材缺乏。没有国外的军事著作、政治著作和报纸杂志。我自己需要德国、俄国、美国的军事著作，因为我知道和日本人作战是完全和内战不同的。这就是我后来几个月里在延安一项主要工作，创立鲁迅图书馆的缘故。” 　　“你会骑马不?”那天晚上朱德问我。我说我能骑马，接着我们谈到马的颜色和性格，最后以他送我一匹小马结束了关于马的谈话。这匹小马是贺龙红军在长征中从云南省一个大地主家里没收到的十二匹骏马之。一星期后，朱德将军还给马配了一副蒙古式的青红布套马鞍坐垫。我给它取名叫做“云南”。“云南”野性难驯，使得我同几个饲养员多次发生争吵。 　　朱德问我想写什么。最初我没有定下来，但自那天晚上和后来几星期的多次谈话后，我给他写传记的想法逐渐形成。于是我就动手写起来，但是这个工作总是被我的其它工作，或被他上前线的视察所打断。 　　我的翻译秘书先前在上海当过演员，我同她一起开始探索朱德的童年回忆。他度过了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几十个春秋。青年时期他致力于推翻清朝的国民革命，是革命的国民党早期党员之一。后来，国民革命蜕变成为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他在四川云南过着旧式军人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想逐渐深入到边远的西南省区。朱德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并且参加知识分子的读书会。中国在觉醒中，朱德在探求中，虽然他已年过四十，但他毅然决然与旧生活决裂，首途前往沿海一带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他们拒他于千里之外，于是他奋然去欧洲留学。 　　他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周恩来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之一。经过批准他参加了这个小组。他这个过去叱咤风云一时的军人现在俯首甘当排字工，为第一张中文报纸在德国的出版做排字工作。同时他还跟军事专家学习军事。 　　一九二四年第二今学年完了，他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国共分裂时他担任南昌警察局局长兼军官教导学校校长。他和叶挺、贺龙率领的部队在周恩来领导下发动了震撼中外历史的南昌起义，对屠杀成千上万农村老百姓的反革命事变进行了回击。 　　他指挥一支起义队伍南下打回广州去，想以广州作为卷土重来再次革命的根据地。起义队伍在汕头附近受到挫折，但朱德收拾余众进入湘南，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另一支革命队伍会师，成立了第一支红军部队，第一所军政训练干校和第一座兵工厂。十年内战中这支红军称为朱毛红军，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朱德一直担任总司令。 　　朱德对我讲他的生平的时候，他还扼要地概述了工农红军的艰苦转战和历次战役，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消灭异己，清除革命力量，对朱毛红军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朱德收藏了许多历史文献和作战地图，他长年累月地搜集资料，甚至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也不间断。我们经常讨论有关搜集、整理、保存历史文献的重要性，朱德在延安很快成立了第一个文献研究委员会着手研究中国历史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我记录他的生平事迹到了一九三四年。这一天日军突袭芦沟桥，中日战争爆发。朱德动身到前线去。我则带着又一本未写成的书留在延安。是留下来写朱德的传记?还是去前线报道战争的消息?二者对我都重要而哪一件事更值得我立即去作?我问毛泽东。 　　“这次战争比过去历史更重要的多。”毛泽东说。 　　于是，我收拾我的记录本本，准备上前线去。 　　红军许可我上前线，但有一天我在马上摔下来伤了脊背，只得躺倒养病，整个夏天，我坐在房子里看冲垮田园茅舍，十年难遇的延安山洪暴雨。 　　我初到延安第一个晚上，有幸见到了朱德将军。就在同一个永生难忘的晚上，我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因为他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在半夜里去拜访他，掀开一个窑洞的棉门帘，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央一张粗笨的木桌上面点着一支巨烛，巨烛光在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着。一个人影，一只手按桌而立，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我见到一堆黑衣服上面盖着一件宽大有补钉的大衣。他站的地方高出其他部位，使他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独一无二的烛光打破了洞中的幽暗，景物显得阴森静美，如同岁月凋蚀的古代壁画景象。 　　个子很高，令人生畏的人物向我们移动了脚步，并且大声说：“欢迎欢迎!”接着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们互不说话，互相打量着。他的前额宽阔而高，他是一个审美大师，且不说其他方面的造诣，他那风流倜傥的气质加上洞中阴暗的景象使我不知所措，以致当时说了什么，一句也听不清。 　　同朱德及其他共产党领袖人物一样，对他也有许多传说。多年来国民党反动派悬赏通缉他，重价购买他的人头。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他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人们这样说是因为他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没有到外国旅游过，也投有到国外留学过。彭德怀、贺龙也没有出过国，红军其他将领也没有到过国外，但他们个个都有世界其他地方相类似的人。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相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但是，有的写文章，引用经典著作中的章节长篇大论，非常自负。有的作报告引证马恩列斯的话，侈谈三四个钟头，自以为很了不起。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也引经据典，但他很少这样做。他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引用《红楼梦》、《水浒传》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他懂旧诗，而且就诗品言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家的风格，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 　　他的许多著作和小册子使他进入伟大革命作家的行列。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稍后几年我发现这类著作流传在一些穷乡僻壤。包括极端反共的政治家、有时也要剽窃他的军事著作，据为自己的东西发表问世。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了。 　　他的幽默总是讽刺挖苦和冷酷无情，象是从穷思苦索与世隔绝的无底洞里蹦跳出来的喜笑怒骂。我对他又有这么一个印象：他城府很深，心灵深处有一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 　　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由于语音单调，听来沉闷不大入耳。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象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我的全部时间并不消磨在教工作劳累的共产党人学习跳舞得以休息。实际上我的事务很多，我总是一个拙劣的修补工，样样都想干，一门也不精。我在延安继续搜集朱德将军的传记材料，写论文报道，参加保健活动，还种园子，埃德加·斯诺夫妇寄给我一些进口种子，我开了一个菜园和花圃。创办鲁迅图书馆外文部，把进口报纸分发给党政领导机关、教育单位和红军各连队，向沿海各大城市的外国朋友们写信，敦请他们到延安来访问红军，以及消灭老鼠等等。 　　我的灭鼠运动并没有激起人们的强烈兴趣。老百姓视老鼠为天生万物灭不掉的东西。然而，鼠疫在西北是一种地方流行病，周期性的流行病从蒙古草原蔓延过来，由老鼠跳蚤作为媒介，人们同意我的看法，但忙于军事政治问题没有时间消除鼠害。日本鬼子毕竟要比鼠疫危险性大。几年后，我读了汉斯·金色尔的《老鼠虱子和历史》之后，我才被他提出来的保护普通虱子的主张吸引住了。 　　我之所以灭鼠成迷，也许是因为我初到延安，有一个时期住在一个尽是老鼠洞的民房的缘故。晚上，鼠辈在炕上梁上横行打架，闹得我不能安睡，我把一支蜡烛点到天明，但老鼠习惯了亮光更加横行无忌。我睁大两眼瞧着那些灰毛耗子在桌子上，椅子上和地上摇摆着。我把西安市上所有的捕鼠机托人抢购一空，并且给埃德加·斯诺夫妇写信请他们尽力从北平寄一些来免费送人，但捕鼠机很快在集市上就售光了。 　　西班牙共和国政府驻上海领事经常给我寄来一包一包的反法西斯宣传品，这是由马德里寄给他，由我分送给延安和前线的红军各连队，可以说是我在延安的另一活动。中国的西北地区也许是对西班牙内战唯一有反响的地方。一九三七年五月，西北各地集会、游行、示威，声援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我在延安有幸相逢的另一个难以忘怀的当代风云人物是周恩来。他是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同蒋委员长商谈国共合作的首席代表。他的个子中等以上，一张非常漂亮、绝顶聪明的面孔，特别是双目炯炯有神。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在天津南开大学念过书，到日本法国留过学。在苏联逗留过很短时期，他同党内的同志、外国友人以及国民党高级官员谈话的时候，总是端正直立，盯着对方的眼睛发表自己的观点，开诚布公，毫无保留。他的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假如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引进现代医疗实习成为必要的话，正是周恩来签署引进命令并使之贯彻到底。后来若干年中间，他代表他的党和红军常驻国民党中央政府，赢得了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富兰克·多恩上校、英国驻华大使阿基巴德·克拉克·凯尔爵士等许多外国朋友的钦佩和敬仰。 　　据说蒋委员长夫妇对周恩来非常敬佩，从一些国民党官员散布的谣言看，国民党当权派希望他脱党改宗为国效劳，这种阴谋从未获逞，因为他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力地位。他的公私生活表里一致，既维新也开明，他过着现代化文明的公私生活。他同受过优等教育、最有头脑、最能干的中国革命妇女运动领袖之一的邓颖超结成终身伴侣，他俩的革命爱情天长地久，永世不渝。 　　四月初旬，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他跟我谈到他一行谈判统一战线的情况。谈判的基本问题是国内和平问题，内战最后停止了，但很多问题仍悬而未决。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于二月十日致电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两党合作和统一战线的条件。电文保证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挥，装备给养同其他军队相同，可以保留红军自己的政治制度。要求实行民主，保障民权，释放除敌特汉奸外全国一切政治犯，取缔对一切爱国抗日团体的禁令。中国共产党宣布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用民主制度代替苏维埃。 　　国民党对这个电文提出的某些条件拒不采纳，周恩来说根本的问题是实行民主制度，这个问题照旧没有解决。南京国民党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有许多官僚党阀，他们意识到老百姓当家作主，享有民权之日，就是他们独裁结束，特权乌有之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是极力反对实行民主和反对统一战线的首脑人物，何在四月初旬还下令国民党部队围剿红军。剿灭江西红军“残匪”的命令在国民党首都南京沦陷后一年仍然生效。 　　我问周恩来“蒋委员长对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布的命令唯道不负责任吗?”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尽力争取能同蒋氏达成统一战线，他们深知蒋氏被有权势的帮派集团所包围，这些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把蒋氏当神皇帝来利用。我认为如果蒋氏对他的军政部长的行动不赞同的话，他是会罢他的官的。 　　我和周恩来这次谈话后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第一个官方高级军政首脑代表团来到陕北，视察红军和延安边区政府行政管理事务。据我观察所及，这个代表团当中的代表，没有一个学识见解修养和才干能够和共产党人相比。代表团里面有一个堕落的汪精卫信徒，他一路自带厨师和医生，老而不死一身梅毒，延安的主治医师有一天晚上被召集到他那里去会诊他的花柳性病。 　　代表团成员里面有几位德高望重作风正派的代表，其中有一位多年奔走国事，致力于愈合阶级的创伤，长期主张和平建立国共合作，成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元老。他在孙中山早期革命的追随者、共产党元老林伯渠的陪同下，前往传说中的中华各族人民的祖先墓地黄陵去扫墓。这种象征性的做法常常使得外国人感到发噱，但在中国人的心里则印象深刻。这是国难当头民族存亡危急之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象征。 　　国民党政府军政代表团访问延安以后，毛泽东向共产党党员作了长达一天的报告。据我的日记所记这个报告论统一战线的进展和共产党人的任务。在结论中他说： 　　“和平与民主是保证武装抗日的两个条件。在新阶段中我们有许多任务，但最根本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民主。 　　“民主好比现在我们要从汉口搞到粮食一样，是需要时间也需要金钱的。还要考虑途中有被拦劫的可能。如果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过低，如果我们松懈斗志，不努力去争取，那么要全民抗战战胜日本收复失地，都是不可能的。” 　　十八、风云人物 　　中国共产党中央刚进延安就以延安作为他们的主要基地和训练中心。我一到延安，那个取了回族名字的美国人马海德医生带我去见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战士们爱戴他。”马医生说，“他爱战士如自己的儿女。战士爱他如父母。” 　　一个身材结实，个子不高，身穿灰布补钉制服的人，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我见到了朱德，许多年来我在我的书中写到的朱德，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象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马医生也伸出两臂，抱住朱德，啧啧有声的左右亲吻。然后退立一边看他的动作。 　　我们都笑了。“让我好好瞧瞧你”我对朱德说：“我多年来一直听人家说你是一个土匪，你的头值二万五千块大洋，并且你还是一个多次报道过被打死了的人。” 　　我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这时，马医生尽力伸出手在朱将军的头上作按摩状，嘴里不住地发出哼哼声。我们的受打搅的对象则镇定自若的注视着我们。 　　人身检查过后，我转到朱德的办公桌边，桌上堆满了政治军事书籍、记事本、铅笔和一堆潦草涂改的心得笔记。 　　“那是我到‘抗大’上军事课的讲义。”朱德解释道。 　　我转过身来看到墙上从椽到墙基钉着一张军用地图。图上标着许许多多小红圈。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真是土匪，到处有匪。城市里的土匪我所知道的则另是一套。他们穿西装革履，有油漆发亮的写字台，进出限制严密的俱乐部，看侦探小说。” 　　“这是阶级的差别嘛!”朱德笑道。 　　“你还是我见到的最有生气的尸体!”我补充了一句。“我给你带来了几份宣告你的死亡消息的上海剪报。” 　　我从口袋里掏出剪报，当他看到一张硬说是他的照片时，他会心地大笑了起来。然后我们把话题转到我的工作计划和他的工作上去了。 　　共产党员的主要义务是以统一战线为原则对红军进行再教育。他说成百成百的指挥人员正召到延安来进行培训。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他们学懂弄通阶级合作的道理是很不容易的事。 　　还有大批学生涌进延安来学习。他们的人数那么多，他们的问题同部队的问题又那样不同，因此新的陕北公学正在筹建中。各种学生甚至蓝衣社特务和其它党派的特务也混进来了。刚刚逮捕了一个十人团，他们成立了一个“自由恋爱社”。托洛茨基派认为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派了几个人来阴谋破坏统战工作。他们受到了审查，他们既无计划也无目的，思想很混乱，观点也糊涂。 　　朱德继续说：“一个主要问题是教材缺乏。没有国外的军事著作、政治著作和报纸杂志。我自己需要德国、俄国、美国的军事著作，因为我知道和日本人作战是完全和内战不同的。这就是我后来几个月里在延安一项主要工作，创立鲁迅图书馆的缘故。” 　　“你会骑马不?”那天晚上朱德问我。我说我能骑马，接着我们谈到马的颜色和性格，最后以他送我一匹小马结束了关于马的谈话。这匹小马是贺龙红军在长征中从云南省一个大地主家里没收到的十二匹骏马之。一星期后，朱德将军还给马配了一副蒙古式的青红布套马鞍坐垫。我给它取名叫做“云南”。“云南”野性难驯，使得我同几个饲养员多次发生争吵。 　　朱德问我想写什么。最初我没有定下来，但自那天晚上和后来几星期的多次谈话后，我给他写传记的想法逐渐形成。于是我就动手写起来，但是这个工作总是被我的其它工作，或被他上前线的视察所打断。 　　我的翻译秘书先前在上海当过演员，我同她一起开始探索朱德的童年回忆。他度过了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几十个春秋。青年时期他致力于推翻清朝的国民革命，是革命的国民党早期党员之一。后来，国民革命蜕变成为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他在四川云南过着旧式军人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想逐渐深入到边远的西南省区。朱德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并且参加知识分子的读书会。中国在觉醒中，朱德在探求中，虽然他已年过四十，但他毅然决然与旧生活决裂，首途前往沿海一带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他们拒他于千里之外，于是他奋然去欧洲留学。 　　他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周恩来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之一。经过批准他参加了这个小组。他这个过去叱咤风云一时的军人现在俯首甘当排字工，为第一张中文报纸在德国的出版做排字工作。同时他还跟军事专家学习军事。 　　一九二四年第二今学年完了，他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国共分裂时他担任南昌警察局局长兼军官教导学校校长。他和叶挺、贺龙率领的部队在周恩来领导下发动了震撼中外历史的南昌起义，对屠杀成千上万农村老百姓的反革命事变进行了回击。 　　他指挥一支起义队伍南下打回广州去，想以广州作为卷土重来再次革命的根据地。起义队伍在汕头附近受到挫折，但朱德收拾余众进入湘南，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另一支革命队伍会师，成立了第一支红军部队，第一所军政训练干校和第一座兵工厂。十年内战中这支红军称为朱毛红军，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朱德一直担任总司令。 　　朱德对我讲他的生平的时候，他还扼要地概述了工农红军的艰苦转战和历次战役，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消灭异己，清除革命力量，对朱毛红军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朱德收藏了许多历史文献和作战地图，他长年累月地搜集资料，甚至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也不间断。我们经常讨论有关搜集、整理、保存历史文献的重要性，朱德在延安很快成立了第一个文献研究委员会着手研究中国历史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我记录他的生平事迹到了一九三四年。这一天日军突袭芦沟桥，中日战争爆发。朱德动身到前线去。我则带着又一本未写成的书留在延安。是留下来写朱德的传记?还是去前线报道战争的消息?二者对我都重要而哪一件事更值得我立即去作?我问毛泽东。 　　“这次战争比过去历史更重要的多。”毛泽东说。 　　于是，我收拾我的记录本本，准备上前线去。 　　红军许可我上前线，但有一天我在马上摔下来伤了脊背，只得躺倒养病，整个夏天，我坐在房子里看冲垮田园茅舍，十年难遇的延安山洪暴雨。 　　我初到延安第一个晚上，有幸见到了朱德将军。就在同一个永生难忘的晚上，我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因为他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在半夜里去拜访他，掀开一个窑洞的棉门帘，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央一张粗笨的木桌上面点着一支巨烛，巨烛光在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着。一个人影，一只手按桌而立，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我见到一堆黑衣服上面盖着一件宽大有补钉的大衣。他站的地方高出其他部位，使他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独一无二的烛光打破了洞中的幽暗，景物显得阴森静美，如同岁月凋蚀的古代壁画景象。 　　个子很高，令人生畏的人物向我们移动了脚步，并且大声说：“欢迎欢迎!”接着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们互不说话，互相打量着。他的前额宽阔而高，他是一个审美大师，且不说其他方面的造诣，他那风流倜傥的气质加上洞中阴暗的景象使我不知所措，以致当时说了什么，一句也听不清。 　　同朱德及其他共产党领袖人物一样，对他也有许多传说。多年来国民党反动派悬赏通缉他，重价购买他的人头。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他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人们这样说是因为他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没有到外国旅游过，也投有到国外留学过。彭德怀、贺龙也没有出过国，红军其他将领也没有到过国外，但他们个个都有世界其他地方相类似的人。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相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但是，有的写文章，引用经典著作中的章节长篇大论，非常自负。有的作报告引证马恩列斯的话，侈谈三四个钟头，自以为很了不起。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也引经据典，但他很少这样做。他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引用《红楼梦》、《水浒传》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他懂旧诗，而且就诗品言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家的风格，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 　　他的许多著作和小册子使他进入伟大革命作家的行列。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稍后几年我发现这类著作流传在一些穷乡僻壤。包括极端反共的政治家、有时也要剽窃他的军事著作，据为自己的东西发表问世。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了。 　　他的幽默总是讽刺挖苦和冷酷无情，象是从穷思苦索与世隔绝的无底洞里蹦跳出来的喜笑怒骂。我对他又有这么一个印象：他城府很深，心灵深处有一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 　　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由于语音单调，听来沉闷不大入耳。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象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我的全部时间并不消磨在教工作劳累的共产党人学习跳舞得以休息。实际上我的事务很多，我总是一个拙劣的修补工，样样都想干，一门也不精。我在延安继续搜集朱德将军的传记材料，写论文报道，参加保健活动，还种园子，埃德加·斯诺夫妇寄给我一些进口种子，我开了一个菜园和花圃。创办鲁迅图书馆外文部，把进口报纸分发给党政领导机关、教育单位和红军各连队，向沿海各大城市的外国朋友们写信，敦请他们到延安来访问红军，以及消灭老鼠等等。 　　我的灭鼠运动并没有激起人们的强烈兴趣。老百姓视老鼠为天生万物灭不掉的东西。然而，鼠疫在西北是一种地方流行病，周期性的流行病从蒙古草原蔓延过来，由老鼠跳蚤作为媒介，人们同意我的看法，但忙于军事政治问题没有时间消除鼠害。日本鬼子毕竟要比鼠疫危险性大。几年后，我读了汉斯·金色尔的《老鼠虱子和历史》之后，我才被他提出来的保护普通虱子的主张吸引住了。 　　我之所以灭鼠成迷，也许是因为我初到延安，有一个时期住在一个尽是老鼠洞的民房的缘故。晚上，鼠辈在炕上梁上横行打架，闹得我不能安睡，我把一支蜡烛点到天明，但老鼠习惯了亮光更加横行无忌。我睁大两眼瞧着那些灰毛耗子在桌子上，椅子上和地上摇摆着。我把西安市上所有的捕鼠机托人抢购一空，并且给埃德加·斯诺夫妇写信请他们尽力从北平寄一些来免费送人，但捕鼠机很快在集市上就售光了。 　　西班牙共和国政府驻上海领事经常给我寄来一包一包的反法西斯宣传品，这是由马德里寄给他，由我分送给延安和前线的红军各连队，可以说是我在延安的另一活动。中国的西北地区也许是对西班牙内战唯一有反响的地方。一九三七年五月，西北各地集会、游行、示威，声援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我在延安有幸相逢的另一个难以忘怀的当代风云人物是周恩来。他是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同蒋委员长商谈国共合作的首席代表。他的个子中等以上，一张非常漂亮、绝顶聪明的面孔，特别是双目炯炯有神。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在天津南开大学念过书，到日本法国留过学。在苏联逗留过很短时期，他同党内的同志、外国友人以及国民党高级官员谈话的时候，总是端正直立，盯着对方的眼睛发表自己的观点，开诚布公，毫无保留。他的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假如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引进现代医疗实习成为必要的话，正是周恩来签署引进命令并使之贯彻到底。后来若干年中间，他代表他的党和红军常驻国民党中央政府，赢得了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富兰克·多恩上校、英国驻华大使阿基巴德·克拉克·凯尔爵士等许多外国朋友的钦佩和敬仰。 　　据说蒋委员长夫妇对周恩来非常敬佩，从一些国民党官员散布的谣言看，国民党当权派希望他脱党改宗为国效劳，这种阴谋从未获逞，因为他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力地位。他的公私生活表里一致，既维新也开明，他过着现代化文明的公私生活。他同受过优等教育、最有头脑、最能干的中国革命妇女运动领袖之一的邓颖超结成终身伴侣，他俩的革命爱情天长地久，永世不渝。 　　四月初旬，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他跟我谈到他一行谈判统一战线的情况。谈判的基本问题是国内和平问题，内战最后停止了，但很多问题仍悬而未决。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于二月十日致电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两党合作和统一战线的条件。电文保证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挥，装备给养同其他军队相同，可以保留红军自己的政治制度。要求实行民主，保障民权，释放除敌特汉奸外全国一切政治犯，取缔对一切爱国抗日团体的禁令。中国共产党宣布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用民主制度代替苏维埃。 　　国民党对这个电文提出的某些条件拒不采纳，周恩来说根本的问题是实行民主制度，这个问题照旧没有解决。南京国民党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有许多官僚党阀，他们意识到老百姓当家作主，享有民权之日，就是他们独裁结束，特权乌有之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是极力反对实行民主和反对统一战线的首脑人物，何在四月初旬还下令国民党部队围剿红军。剿灭江西红军“残匪”的命令在国民党首都南京沦陷后一年仍然生效。 　　我问周恩来“蒋委员长对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布的命令唯道不负责任吗?”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尽力争取能同蒋氏达成统一战线，他们深知蒋氏被有权势的帮派集团所包围，这些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把蒋氏当神皇帝来利用。我认为如果蒋氏对他的军政部长的行动不赞同的话，他是会罢他的官的。 　　我和周恩来这次谈话后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第一个官方高级军政首脑代表团来到陕北，视察红军和延安边区政府行政管理事务。据我观察所及，这个代表团当中的代表，没有一个学识见解修养和才干能够和共产党人相比。代表团里面有一个堕落的汪精卫信徒，他一路自带厨师和医生，老而不死一身梅毒，延安的主治医师有一天晚上被召集到他那里去会诊他的花柳性病。 　　代表团成员里面有几位德高望重作风正派的代表，其中有一位多年奔走国事，致力于愈合阶级的创伤，长期主张和平建立国共合作，成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元老。他在孙中山早期革命的追随者、共产党元老林伯渠的陪同下，前往传说中的中华各族人民的祖先墓地黄陵去扫墓。这种象征性的做法常常使得外国人感到发噱，但在中国人的心里则印象深刻。这是国难当头民族存亡危急之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象征。 　　国民党政府军政代表团访问延安以后，毛泽东向共产党党员作了长达一天的报告。据我的日记所记这个报告论统一战线的进展和共产党人的任务。在结论中他说： 　　“和平与民主是保证武装抗日的两个条件。在新阶段中我们有许多任务，但最根本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民主。 　　“民主好比现在我们要从汉口搞到粮食一样，是需要时间也需要金钱的。还要考虑途中有被拦劫的可能。如果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过低，如果我们松懈斗志，不努力去争取，那么要全民抗战战胜日本收复失地，都是不可能的。” 　　十八、风云人物 　　中国共产党中央刚进延安就以延安作为他们的主要基地和训练中心。我一到延安，那个取了回族名字的美国人马海德医生带我去见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战士们爱戴他。”马医生说，“他爱战士如自己的儿女。战士爱他如父母。” 　　一个身材结实，个子不高，身穿灰布补钉制服的人，从桌子旁边站了起来，桌上点着一支蜡烛。我见到了朱德，许多年来我在我的书中写到的朱德，他有五十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象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马医生也伸出两臂，抱住朱德，啧啧有声的左右亲吻。然后退立一边看他的动作。 　　我们都笑了。“让我好好瞧瞧你”我对朱德说：“我多年来一直听人家说你是一个土匪，你的头值二万五千块大洋，并且你还是一个多次报道过被打死了的人。” 　　我在这个结实的人物旁边走来走去。这时，马医生尽力伸出手在朱将军的头上作按摩状，嘴里不住地发出哼哼声。我们的受打搅的对象则镇定自若的注视着我们。 　　人身检查过后，我转到朱德的办公桌边，桌上堆满了政治军事书籍、记事本、铅笔和一堆潦草涂改的心得笔记。 　　“那是我到‘抗大’上军事课的讲义。”朱德解释道。 　　我转过身来看到墙上从椽到墙基钉着一张军用地图。图上标着许许多多小红圈。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真是土匪，到处有匪。城市里的土匪我所知道的则另是一套。他们穿西装革履，有油漆发亮的写字台，进出限制严密的俱乐部，看侦探小说。” 　　“这是阶级的差别嘛!”朱德笑道。 　　“你还是我见到的最有生气的尸体!”我补充了一句。“我给你带来了几份宣告你的死亡消息的上海剪报。” 　　我从口袋里掏出剪报，当他看到一张硬说是他的照片时，他会心地大笑了起来。然后我们把话题转到我的工作计划和他的工作上去了。 　　共产党员的主要义务是以统一战线为原则对红军进行再教育。他说成百成百的指挥人员正召到延安来进行培训。因为他们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他们学懂弄通阶级合作的道理是很不容易的事。 　　还有大批学生涌进延安来学习。他们的人数那么多，他们的问题同部队的问题又那样不同，因此新的陕北公学正在筹建中。各种学生甚至蓝衣社特务和其它党派的特务也混进来了。刚刚逮捕了一个十人团，他们成立了一个“自由恋爱社”。托洛茨基派认为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派了几个人来阴谋破坏统战工作。他们受到了审查，他们既无计划也无目的，思想很混乱，观点也糊涂。 　　朱德继续说：“一个主要问题是教材缺乏。没有国外的军事著作、政治著作和报纸杂志。我自己需要德国、俄国、美国的军事著作，因为我知道和日本人作战是完全和内战不同的。这就是我后来几个月里在延安一项主要工作，创立鲁迅图书馆的缘故。” 　　“你会骑马不?”那天晚上朱德问我。我说我能骑马，接着我们谈到马的颜色和性格，最后以他送我一匹小马结束了关于马的谈话。这匹小马是贺龙红军在长征中从云南省一个大地主家里没收到的十二匹骏马之。一星期后，朱德将军还给马配了一副蒙古式的青红布套马鞍坐垫。我给它取名叫做“云南”。“云南”野性难驯，使得我同几个饲养员多次发生争吵。 　　朱德问我想写什么。最初我没有定下来，但自那天晚上和后来几星期的多次谈话后，我给他写传记的想法逐渐形成。于是我就动手写起来，但是这个工作总是被我的其它工作，或被他上前线的视察所打断。 　　我的翻译秘书先前在上海当过演员，我同她一起开始探索朱德的童年回忆。他度过了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几十个春秋。青年时期他致力于推翻清朝的国民革命，是革命的国民党早期党员之一。后来，国民革命蜕变成为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他在四川云南过着旧式军人的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想逐渐深入到边远的西南省区。朱德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并且参加知识分子的读书会。中国在觉醒中，朱德在探求中，虽然他已年过四十，但他毅然决然与旧生活决裂，首途前往沿海一带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他们拒他于千里之外，于是他奋然去欧洲留学。 　　他在柏林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周恩来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之一。经过批准他参加了这个小组。他这个过去叱咤风云一时的军人现在俯首甘当排字工，为第一张中文报纸在德国的出版做排字工作。同时他还跟军事专家学习军事。 　　一九二四年第二今学年完了，他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国共分裂时他担任南昌警察局局长兼军官教导学校校长。他和叶挺、贺龙率领的部队在周恩来领导下发动了震撼中外历史的南昌起义，对屠杀成千上万农村老百姓的反革命事变进行了回击。 　　他指挥一支起义队伍南下打回广州去，想以广州作为卷土重来再次革命的根据地。起义队伍在汕头附近受到挫折，但朱德收拾余众进入湘南，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另一支革命队伍会师，成立了第一支红军部队，第一所军政训练干校和第一座兵工厂。十年内战中这支红军称为朱毛红军，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朱德一直担任总司令。 　　朱德对我讲他的生平的时候，他还扼要地概述了工农红军的艰苦转战和历次战役，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消灭异己，清除革命力量，对朱毛红军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朱德收藏了许多历史文献和作战地图，他长年累月地搜集资料，甚至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也不间断。我们经常讨论有关搜集、整理、保存历史文献的重要性，朱德在延安很快成立了第一个文献研究委员会着手研究中国历史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我记录他的生平事迹到了一九三四年。这一天日军突袭芦沟桥，中日战争爆发。朱德动身到前线去。我则带着又一本未写成的书留在延安。是留下来写朱德的传记?还是去前线报道战争的消息?二者对我都重要而哪一件事更值得我立即去作?我问毛泽东。 　　“这次战争比过去历史更重要的多。”毛泽东说。 　　于是，我收拾我的记录本本，准备上前线去。 　　红军许可我上前线，但有一天我在马上摔下来伤了脊背，只得躺倒养病，整个夏天，我坐在房子里看冲垮田园茅舍，十年难遇的延安山洪暴雨。 　　我初到延安第一个晚上，有幸见到了朱德将军。就在同一个永生难忘的晚上，我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因为他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我在半夜里去拜访他，掀开一个窑洞的棉门帘，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央一张粗笨的木桌上面点着一支巨烛，巨烛光在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着。一个人影，一只手按桌而立，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我见到一堆黑衣服上面盖着一件宽大有补钉的大衣。他站的地方高出其他部位，使他的身材显得更加高大。独一无二的烛光打破了洞中的幽暗，景物显得阴森静美，如同岁月凋蚀的古代壁画景象。 　　个子很高，令人生畏的人物向我们移动了脚步，并且大声说：“欢迎欢迎!”接着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们互不说话，互相打量着。他的前额宽阔而高，他是一个审美大师，且不说其他方面的造诣，他那风流倜傥的气质加上洞中阴暗的景象使我不知所措，以致当时说了什么，一句也听不清。 　　同朱德及其他共产党领袖人物一样，对他也有许多传说。多年来国民党反动派悬赏通缉他，重价购买他的人头。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他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人们这样说是因为他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没有到外国旅游过，也投有到国外留学过。彭德怀、贺龙也没有出过国，红军其他将领也没有到过国外，但他们个个都有世界其他地方相类似的人。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相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但是，有的写文章，引用经典著作中的章节长篇大论，非常自负。有的作报告引证马恩列斯的话，侈谈三四个钟头，自以为很了不起。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也引经据典，但他很少这样做。他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引用《红楼梦》、《水浒传》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他懂旧诗，而且就诗品言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家的风格，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 　　他的许多著作和小册子使他进入伟大革命作家的行列。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稍后几年我发现这类著作流传在一些穷乡僻壤。包括极端反共的政治家、有时也要剽窃他的军事著作，据为自己的东西发表问世。 　　毛泽东常到我和我的翻译同住在一起的窑洞里来，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的悼亡诗，因为她是被国民党杀害了。 　　他的幽默总是讽刺挖苦和冷酷无情，象是从穷思苦索与世隔绝的无底洞里蹦跳出来的喜笑怒骂。我对他又有这么一个印象：他城府很深，心灵深处有一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 　　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子，由于语音单调，听来沉闷不大入耳。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象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看，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在延安的妇女中间，我赢得了败坏军风的恶名，人言可畏，群情侧目，以致有一回朱德邀我再教他跳一次舞时我居然谢绝了他。他指责我怕事，说道：“我同封建主义斗了半生，现在还不想罢休!”我只好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和他跳了一次。 　　我的全部时间并不消磨在教工作劳累的共产党人学习跳舞得以休息。实际上我的事务很多，我总是一个拙劣的修补工，样样都想干，一门也不精。我在延安继续搜集朱德将军的传记材料，写论文报道，参加保健活动，还种园子，埃德加·斯诺夫妇寄给我一些进口种子，我开了一个菜园和花圃。创办鲁迅图书馆外文部，把进口报纸分发给党政领导机关、教育单位和红军各连队，向沿海各大城市的外国朋友们写信，敦请他们到延安来访问红军，以及消灭老鼠等等。 　　我的灭鼠运动并没有激起人们的强烈兴趣。老百姓视老鼠为天生万物灭不掉的东西。然而，鼠疫在西北是一种地方流行病，周期性的流行病从蒙古草原蔓延过来，由老鼠跳蚤作为媒介，人们同意我的看法，但忙于军事政治问题没有时间消除鼠害。日本鬼子毕竟要比鼠疫危险性大。几年后，我读了汉斯·金色尔的《老鼠虱子和历史》之后，我才被他提出来的保护普通虱子的主张吸引住了。 　　我之所以灭鼠成迷，也许是因为我初到延安，有一个时期住在一个尽是老鼠洞的民房的缘故。晚上，鼠辈在炕上梁上横行打架，闹得我不能安睡，我把一支蜡烛点到天明，但老鼠习惯了亮光更加横行无忌。我睁大两眼瞧着那些灰毛耗子在桌子上，椅子上和地上摇摆着。我把西安市上所有的捕鼠机托人抢购一空，并且给埃德加·斯诺夫妇写信请他们尽力从北平寄一些来免费送人，但捕鼠机很快在集市上就售光了。 　　西班牙共和国政府驻上海领事经常给我寄来一包一包的反法西斯宣传品，这是由马德里寄给他，由我分送给延安和前线的红军各连队，可以说是我在延安的另一活动。中国的西北地区也许是对西班牙内战唯一有反响的地方。一九三七年五月，西北各地集会、游行、示威，声援西班牙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我在延安有幸相逢的另一个难以忘怀的当代风云人物是周恩来。他是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同蒋委员长商谈国共合作的首席代表。他的个子中等以上，一张非常漂亮、绝顶聪明的面孔，特别是双目炯炯有神。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在天津南开大学念过书，到日本法国留过学。在苏联逗留过很短时期，他同党内的同志、外国友人以及国民党高级官员谈话的时候，总是端正直立，盯着对方的眼睛发表自己的观点，开诚布公，毫无保留。他的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白，不存门户之见。假如采用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引进现代医疗实习成为必要的话，正是周恩来签署引进命令并使之贯彻到底。后来若干年中间，他代表他的党和红军常驻国民党中央政府，赢得了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富兰克·多恩上校、英国驻华大使阿基巴德·克拉克·凯尔爵士等许多外国朋友的钦佩和敬仰。 　　据说蒋委员长夫妇对周恩来非常敬佩，从一些国民党官员散布的谣言看，国民党当权派希望他脱党改宗为国效劳，这种阴谋从未获逞，因为他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力地位。他的公私生活表里一致，既维新也开明，他过着现代化文明的公私生活。他同受过优等教育、最有头脑、最能干的中国革命妇女运动领袖之一的邓颖超结成终身伴侣，他俩的革命爱情天长地久，永世不渝。 　　四月初旬，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他跟我谈到他一行谈判统一战线的情况。谈判的基本问题是国内和平问题，内战最后停止了，但很多问题仍悬而未决。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于二月十日致电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两党合作和统一战线的条件。电文保证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挥，装备给养同其他军队相同，可以保留红军自己的政治制度。要求实行民主，保障民权，释放除敌特汉奸外全国一切政治犯，取缔对一切爱国抗日团体的禁令。中国共产党宣布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用民主制度代替苏维埃。 　　国民党对这个电文提出的某些条件拒不采纳，周恩来说根本的问题是实行民主制度，这个问题照旧没有解决。南京国民党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有许多官僚党阀，他们意识到老百姓当家作主，享有民权之日，就是他们独裁结束，特权乌有之时。军政部长何应钦是极力反对实行民主和反对统一战线的首脑人物，何在四月初旬还下令国民党部队围剿红军。剿灭江西红军“残匪”的命令在国民党首都南京沦陷后一年仍然生效。 　　我问周恩来“蒋委员长对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布的命令唯道不负责任吗?”共产党人千方百计尽力争取能同蒋氏达成统一战线，他们深知蒋氏被有权势的帮派集团所包围，这些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把蒋氏当神皇帝来利用。我认为如果蒋氏对他的军政部长的行动不赞同的话，他是会罢他的官的。 　　我和周恩来这次谈话后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第一个官方高级军政首脑代表团来到陕北，视察红军和延安边区政府行政管理事务。据我观察所及，这个代表团当中的代表，没有一个学识见解修养和才干能够和共产党人相比。代表团里面有一个堕落的汪精卫信徒，他一路自带厨师和医生，老而不死一身梅毒，延安的主治医师有一天晚上被召集到他那里去会诊他的花柳性病。 　　代表团成员里面有几位德高望重作风正派的代表，其中有一位多年奔走国事，致力于愈合阶级的创伤，长期主张和平建立国共合作，成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国民党元老。他在孙中山早期革命的追随者、共产党元老林伯渠的陪同下，前往传说中的中华各族人民的祖先墓地黄陵去扫墓。这种象征性的做法常常使得外国人感到发噱，但在中国人的心里则印象深刻。这是国难当头民族存亡危急之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象征。 　　国民党政府军政代表团访问延安以后，毛泽东向共产党党员作了长达一天的报告。据我的日记所记这个报告论统一战线的进展和共产党人的任务。在结论中他说： 　　“和平与民主是保证武装抗日的两个条件。在新阶段中我们有许多任务，但最根本的中心任务是争取民主。 　　“民主好比现在我们要从汉口搞到粮食一样，是需要时间也需要金钱的。还要考虑途中有被拦劫的可能。如果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过低，如果我们松懈斗志，不努力去争取，那么要全民抗战战胜日本收复失地，都是不可能的。”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