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全文图书 > 史沫特莱文集（1）

第四篇 冲过封锁线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包括德国人李德在内的我们一群在延安的外国人，一天晚上，欢聚一堂，议论国民党政府多年来，用控制一切舆论机器，进行新闻检查、收买外国通讯社、情报机构的记者等等专政手段，让西方世界的人民无法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被污蔑为“共匪、赤匪、强盗、暴徒”等等一类恶名，原因就在于此。 　　“国民党中国的新闻报道奴才性十足，恐怕是世界最罕见的”我大声说道：“在西方说来，至少还有些新闻记者为了新闻出版的自由，不怕坐牢，不怕丢饭碗。” 　　“贪赃枉法，奴颜婢膝，在中国官场上相习成风，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一位中国朋友说道：“不过，我们的新闻出版界也有杀身成仁以身殉道的烈士，大家不会忘记鲁迅和他的战友们吧?” 　　“不会的，还有张慎微，”我说：“他是一位埋头苦干，积极战斗，维护国家独立、民族尊严的公正编辑。我离开上海的时候，他正同检查人员扯皮，日子真不好过。” 　　我从箱子里翻出有关张慎微在一九三二年担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时的一份卷宗，里面有他写的论新闻黑幕和遭受压制的四篇文章的原始资料。 　　在晚上的讨论会上，我对我的朋友们说，张慎微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论国民党过去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政党，但自从它成为执政党以后，混进了北洋军阀政府里的许多官僚政客，给新闻出版机构也带来了北洋军阀政府一套贪赃枉法制度。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谈到国民党宣传部和外交部情报司同英国官方通讯社路透社之间有两个秘密协定。协定规定国民党宣传部每月津贴路透社一万英镑，外交部情报司每月津贴三千英镑；路透社承担对国民党作“有利的宣传报道义务。”张慎微说，日本侵略东北国难当头的时候，签定这种协定纯属对中国的敲诈。我把协定的复制图片给朋友们传看了，它证明张的指责完全属实。然后我补充发言道：“国民党政府把宝石勋章授予伦敦路透社社长是不足为奇的，太不象话的丑闻还有的是!纽约有一家大报的驻上海记者被另一个新闻记者揭发，他按月领取国民党的津贴因而被解雇。而这个揭发者接替了他的职务，不过他自己却同日本人来往密切，非常友好。这类为日本人服务的外国记者多如牛毛，不过大多数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日本在一切准备尚未就绪以前，对英美这两个超级大国必须敬而远之。这类为日本人效劳的外国败类，有的公开活动横行无忌，有的暗中活动背后捣鬼。一个香港来的英国主编负责《上海泰晤士报》，这家日报部分归日本人所有。一个爱尔兰人在华北为日本人编一份报纸。《远东评论》是上海一家大型月刊，从凡尔赛和约以来一直接受日本人的津贴。它的发行人是美国人乔治·布朗桑·雷伊，他在签定巴黎和约谈判期间担任中国和谈代表团的顾问，由于中国人拒绝采纳他的建议便大发雷霆，气冲冲地走进街对面的横滨正金银行帮日本人作事去了。雷伊把他的差事交给了澳大利亚人端纳德。但当端纳德得知《远东评论》即将成为日本人的喉舌时，他就自动退出，这个月刊过了一个时期才继续出版。雷伊是以日本宣传代理人兼伪满洲国顾问的身份公开露面，到处招摇撞骗。当他离开上海到华盛顿去为伪满洲国进行宣传工作的时候，另一个美国人乔治·索柯尔斯凯当上了《远东评论》的主编。索柯尔斯凯回美国去的时候，又一个美国人查理·拉伐尔接替了他的工作。 　　“美国人表演得很不错嘛!”有人插了一句。 　　“糟得很!”我说：“不过我们也还有另一种美国人。拿《密勒氏评论周刊》的编辑约翰·B·鲍威尔来说吧，鲍威尔有一回偶尔问过拉伐尔为什么他要帮日本人干那些卑鄙龌龊的勾当?拉伐尔的回答是：‘我老了，跟谁家玩牌下棋都行，等你到了我这把年纪，你也会试试看的。’” 　　鲍威尔从一九二八年起担任《支加哥论坛报》驻中国的记者，和拉伐尔的无意谈话后，被该报以中国新闻没有什么重要性为理由解雇了。人家把他赶出该报之后，仅仅保留了一个远东记者甚平芝，此人是檀香山籍日本人。办事处在日本，由他单枪匹马为论坛报采访中日战争的新闻。 　　我对红军有关人士说起过这一类记者：“有一些英美驻华记者只要能够得到直接采访你们的新闻报道的机会，我深深相信他们是决不会采用国民党污蔑攻击你们的官方报道的，如果他们现在就来采访你们的话，他们是会如实报道你们的情况的。” 　　红军人士考虑了这个问题，说道：“好得很。只要有来者，我们一律欢迎。” 　　这就是我想打破封锁红军消息的缘起。我向上海方面最有权威的十多位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出了授权邀请信，当然在信中同时提出了穿过西安国民党军警特宪的封锁线时谨防被捕的警告。他们必须两三个一行住在西京招待所里于约定时间内，等待一个外国妇女拿出我为他们安排赴陕北的交通工具的明信片。 　　凡是得到邀请信的编辑和记者无不跃跃欲试，上海新闻界人士非常激动。英国最重要的一家报纸《华北日日新闻》的主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外国报界同业公会的会长。我请他率领第一批记者团先来访问延安。我这样作，并没有考虑“抢先”报道新闻的惯例。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抢镜头、争先报道、争出风头是可耻的，我行我素，一贯鄙视什么“抢先”报道的惯例。上海方面接受邀请的同仁无不希望捷足先登，争取能够第一批来访延安。 　　国民党政府得到这个安排记者访问延安的消息以后，老羞成怒，并且对新闻记者们悍然发出警告，宣称如果访问延安共产党人，政府将认为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英国《每日新闻报》经理部因此下令该报编辑停止此行。但《联合新闻报》办公室主任仍指示该报驻华北代表伊尔·黎夫离开天津前往西安。稍后鲍威尔和纽约《呼声论坛报》记者维克托·盖因也决定排除艰险身入虎穴。 　　鲍威尔和盖因两名记者于指定日期到上海机场，已坐进机舱，特警出现命令他们下去。鲍威尔考虑违抗命令不智，争吵后颓然回家了。盖因则要特警提出他违反中国法律的具体规定，对方既然拿不出什么，他便怒气冲冲地坐在那里拒不下机。到西安后日夜有人盯他的梢。有一个外籍妇女给了他一张卡片，然后他神秘失踪，不久出现在延安。 　　这之前，埃德加·斯诺的年轻、美丽的太太尼姆·威尔斯到了西安。有三个特务在她的身后盯梢，跟踪不放，她注意到特务跟踪的习惯。一天夜里她给招待所经理留下一张有事外出很快就回的便条，越窗而走。她在延安逗留了三个月为写一本书续《西行漫记》收集资料。 　　接踵而至的是《联合新闻报》记者代表黎夫，他从天津到西安，和西安官场教会人士鬼混过后，旋即神秘失踪! 　　这几位外国朋友便是德国顾问李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美国医生马海德和我等四人第一批到禁区延安的外籍记者。几星期后，自乘专车周游中国的欧文·拉铁摩尔博士和一批美国学者也来了。延安教育机关、研究团体、全体党员都接到听国际问题报告的通知。拉铁摩尔博士站在夫子庙前台阶上，沐浴着阳光，对求知心切的延安干部作了一系列讲演。这使我感到西方有识之士终于同亚洲革命的进步先锋靠拢了。 　　到延安的外国记者感到非常安心，共产党员中间没有国民党那一套官场生活的形式主义和客套。提起延安的共产党人，有一个记者说得好：“他们不是一般的中国人，他们是新中国的人。”这种说法在其他记者的口里我一再听到。 　　外国记者们在延安访问了各界人士，参观了教育团体，晚上到“抗日剧院”看节目演出。他们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有时通宵达旦，我的住处总是响彻他们的笑声。有时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 　　在演出节目的晚会上，观众总是一致鼓掌，全场热烈欢迎外国友人表演一个节目，我们美国人不是以唱歌见长的民族，当观众热烈欢迎维克托·盖因唱一支歌的时候，真使他窘态毕露，恨不得一头钻进地洞里去。但是观众可不买账，鼓掌跺脚呱唧呱唧一直不停。我问盖因会不会扮演维吉尼亚利尔舞曲的哪个角色，他说可以演一个，于是我和他登台表演了一个美国风土舞，乐得观众哈哈大笑，前仰后合，欢乐异常。 　　七七事变后日寇侵略日深，我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又有一批记者冲破封锁线到延安访问，无不经过西安军警特宪的百般阻挠。甚至在红军政编成为抗日军队的一部分以后，新闻记者要访问延安照旧得不到国民党政府的批准。冲破人为的封锁线，对外国友人说来仍然是冒险的生活也是顽强的挑战。 　　访问过中国红军回去的记者个个都有一种共同的观感。即：他们曾经同当代中国的新人，同他们一样思想进步的新人在一起过。他们都喜欢毛泽东，都大谈大讲毛泽东的稀奇古怪的传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又瘦又长的英国爵士朋友。毛泽东狠狠地开这个英国瘦长个子的玩笑，甚至说他只要留在延安，就可以跟他找一个中国姑娘结婚。几个月后，这个英国爵士回到了汉口，他说他永世不忘毛泽东。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