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全文图书 > 史沫特莱文集（1）

第五篇 武汉的逆流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十个月期间，武汉实际是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首都。这十个月胜过千年，是多事之秋。正如长江汉水把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分开，通称武汉单提汉口也可以。国际国内有一股巨大的逆流在这个战时首都起伏翻腾，同老百姓士兵们强大的爱国主义思潮相对立的反动逆流泛滥成灾：国民党官员有的卖国通敌妥协求和，有的醉生梦死发国难财，有的引狼入室从事敌特内奸国际间谍的阴谋活动。 　　十二月十二日南京的沦陷打开了不可一世反动透顶的法西斯化逆流的缺口，人民民主运动从这道防口冲出，一泻千里，表现出群众组织出版集会的活动日益壮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动因素又重新集结巩固他们的队伍。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府里仍掌握大权，他的亲信徒党窃据武汉各部及其他地方的战略要害部门。汪精卫认为与其让共产主义最后得胜，不如对日讲和反共到底。国民党取缔一切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青年团体，命令一切学生参加半法西斯主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是依照意大利法西斯蒂和德国纳粹党团的样板模式组成的类似组织。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向大学生发表讲演，声称大学生是国宝，不可以在抗战中丢失，有学问的人必须明哲保身成为战后建设的栋梁。共产党人出版了《新华日报》，宣传动员全民抗战，蓝衣社黑帮分子晚上捣毁新华日报社的印刷厂。阶级斗争激烈，大人物并不出面，他们雇用地痞流氓大打出手。 　　我也有个人的种种困难和矛盾，首先是生活衣食问题。我的奔走革命的名声在外，以致就业大门均对我关闭。因为我为人民的利益同白色恐怖势不两立，坚持不懈地斗争和为人权辩护，许多人认为我是拿共产党津贴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共产党人相信，凡是外国人都理所当然的有谋生之道，不但生活舒适而且生活豪华。这样一来，我成了梁上君子在经济的真空里悬荡。有一个时期，我成了汉口圣公会主教大人罗甘·乐兹和他的女儿富兰西丝的家中食客。但不能无限期的持续下去。我能解决我的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从我的一位忠实朋友，一个中国的工程师那里借到一个月的生活贷款。 　　到武汉新都后，我首先看望了美国驻华大使尼尔逊·T·约翰逊，把在八路军的伊文思·卡尔逊的信转交给他。除了一套军装别无衣服，我穿着它告拜访我们的大使和他谈中日战争。我提出了一点看法，指出如果日本人利用美国战争物质征服了中国，就会进攻美国。 　　约翰逊大使作了一个不以为然的手势说：“他们到那时候早拖垮了。” 　　约翰逊大使在中国的美侨中间并不深得人心，人们说他没有骨气。因为他是大使，大家外表上尊重他。这可不能归罪于他个人，说到底他只不过是美国国务院远东机构的代表而已，他同我的谈话说，让日本人在中国泥潭里拖垮，以便我们脱身的看法，扼要说明了帝国主义列强英法荷属东印度以及我们的政策。 　　这样的政策会铸成历史上的大错，在远东的英美民主人士中少数真正有远见的人是早预料到了的。有些人地位很高受到尊敬，而其他的人则被当作空想家或是共产党受到排斥。人们背后对我有种种看法，说我是不正派的女人，理想家，共产党分子等等等等，但我可毫不在乎，我行我素。我总是记得林肯对那些在他面前唠叨挑剔说格兰特将军常在醉乡喝酒糊涂的答话说：“我希望其他将军也烂醉如泥，只要他们能创造同样战绩的话。” 　　约瑟夫·W·史迪威上校(现在是中将了)，我们的驻华武官，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鲁莽、粗暴、直爽、诚实受过战争创伤的战士。他深爱中国士兵，对伤兵充满同情心。我老是跑到他那里求援。有一回他在街上叫住我问道：“你在忙什么呢?” 　　“装这车药品呗!你在忙什么?” 　　“我站在这儿观察你呗!”他皱起眉头说：“我要告诉你，国际红十字会仓库里堆满了新到的一批药品，包括新到的一批磺胺类药物。马上到那里去，为八路军部队要些药品!” 　　听信史迪威的建议，我去交涉要一些西药，照例是遭到拒绝。国际红十字会中国委员会和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没有联系，主要是传教士们组成的一个地方性的外国分会。他们接受一切外国救济物资随意进行分配，一般是分发给基督教教会医院。中国军队和中国红十字会分不到一点东西，因为，在大多数传教士看来，凡是中国人，特别不是基督教的中国人一概是不老实的。他们说什么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在战争中采取中立，因此来自这些国家的供应物资就不能分给中国军队。我的看法是一个伤兵同一个非战斗人员一样，我们可以说他和一个空袭受害者的遭遇相同。我所到他们说，凡是基督教徒都是老实人，不是基督徒都不老实时，真使我无名怒火升起三丈。 　　另一个有点象史迪威上校的人是克策里·陈纳德上校(现在是中将了)。他是我所见到的一个出类拔萃但很难理解的人物。他沉默寡言，性情粗暴，一脸麻子，象是一个生活在自己天地里的人。在外国人圈子里很少见到他，当时我还没有听到有关他因为相信空军力量被迫离开美国陆军的事。我有一天在一个僻静的茶室里和他吃午饭，我抓不住他谈话的要点，不理解他的冷言冷语不平之鸣真意是什么。这使我感到生气。他说他能找到中国技术工人，只花一半时间他就能把那些技术工人训练成为飞行员，他认为训练那些学哲学文学怕弄脏自己的大人先生的子弟是白费时间。 　　史迪威上校对于远东整个局势非常悲观，以致有些官员称他作“尖酸刻薄的老乔”，不过这总比被人说是没有骨气的大使先生要强。他有一回对我说：“中国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之一，我要能指挥这样的战士就了不起了。” 　　富兰克·金和伊文思·卡尔逊以及其他美国军人也看出了中国形势发展下去的危险。多恩中校(后升上校)为美国驻华炮兵武官，曾旅行各地，对中国了解很深。他刚听到让他再留三年的话，又因故接奉回国的指令。我甚至跟他参谋，为了留在中国就是走上街头造反也在所不惜。他是一个非常漂亮、品学兼优的西点军校学生，受过严格的纪律训练，因此他老实地回国了。在他行前我们给他隆重送行。我写了一首诗，诗中称他是一位小说家、画家，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还是一位音乐家。多恩的秘密并没有外传，《芝加哥日报》的阿尔特·史蒂尔热情洋溢、严肃认真地念了我的这首别离诗。 　　我的其他朋友也开始离开武汉。伊文思·F·卡尔逊已从西北前线回来并接到海军部停止他发言的命令。他曾发表过有关游击战争，偏偏又发表了有关政治思想道德教育是战时利器的谈话。也许海军部怀疑他有佛教思想，但卡尔逊可不是美国西部的纽英兰人，也不单是《共和国战歌》的应声虫。他立即辞去海军部的职务，感到唤醒美国人民对付日本的威胁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劝他考虑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坚持原则的人毫无用处。我担心他在以金钱作成功标准的美国会饿肚皮。他回答这个问题时说：“不必跟我讲经济保障生命安全了，最要紧的问题是我是不是对?”作为他的朋友，我引以为荣。 　　对卡尔逊持好感的人并不多，我不时听到有关他的一些冷言冷语，“可怜的长子!”一个记者说他。“他相信八路军跟他讲的一切!他入了八路教!”人们不顾事实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他并不是光听八路军一面之辞。他确是到过并且同八路军一起生活战斗过。只迷信个人成功不相信其他的人可以把八路军的作战方法和政治思想教育(卡尔逊称之为道德教育)撇在九霄云外，不賛一词。但是卡尔逊并不是一个被闲话吓倒的人。他没有上过西点军校，也没有上过安拉波里斯军校，在远东大多数海军军官生活里面不可少的鸡尾酒会、茶话会、聚餐、玩牌、赛球、赛跑、高尔夫球赛中也从来没有露过头角。不过他有不少外国朋友，美国亚细亚舰队司令哈利·耶尼尔上将看来是器重他的。我补充一句话，他自己对耶尼尔上将也是衷心钦佩的。 　　因此，卡尔逊准备离开汉口。同时，英国女记者弗丽达·尤德丽也要走了。香港扶轮社很快引起了抨击用战争物资供应日本反对中国的英国人的争论，扶轮社主席后来公开为他的“不正大光明的”行为作辩护。 　　英国巡逻长江炮舰大尉在武汉失守以前的混乱日子里，邀请我到他的旗舰甲板上对英国军官和水手们发表讲演，我拿着地图给他们上课，究竟是他们英国人头脑清醒还是我个人神智糊涂我始终不清楚。美国海军让他们的海员在海军基督教育青年会听我讲演，让他们的军官参加乏味的茶话会坐冷板凳，以同样的礼遇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倒使我放下了心。他们老是坐在长江的小舟上观看日机轰炸武汉过着令人讨厌的生活。美国巡逻长江舰队上将马奎尔德特有一回在他的旗舰和我共进午餐，发现我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苍老和并非不逗人喜爱，居然对我说：“干吗世界上象你这样的女人要葬身在那见鬼的西北，同一个破破烂烂的军队纠缠在一起?你是在同八路军将军搞恋爱吗?”是他认为凡是好看的女人或能出场的妇女总是被婚姻问题抓住不放，难看的女人总是成为只讲原则专会报复的社会叛逆?还是他的家庭教育社会生活思想意识使得他说出这番有点意外无聊的话? 　　“跟你说实话吧，我同一个海军上将搞过恋爱。他抛弃了我，我才跑到西北去忘掉一切的。”我压低声音说。 　　“哎呀!我亲爱的女士，你也爱过荒唐的上将吗!” 　　这次午餐虽然我想我们有甜面包，但我忘却了其他一切，我照往常一样尽力进行宣传工作，真正希望他能为中国伤兵提供出一大笔捐款。可是他是个美国鬼，并没有解囊相助，我看人看他是不是乐意给中国伤兵捐款。捐款的人我记得，不捐款的人我忘却。 　　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波德·克拉克·凯尔爵士这时刚到武汉上任，我同这位大使先生的往来获得了较大的收获。他请我吃晚餐时，我跟富兰西斯·罗滋小姐借了一身晚礼服，希望遇见什么英国帝国主义魔鬼。他不太象个魔鬼，当然他有绅士风度，瘦个子，棕皮肤，他是一个头脑敏锐、意志顽强、很有才华也有幽默感的苏格兰人。在某些方面他使我想起了“尖老乔”史迪威、陈纳德上校和卡尔逊中校，我喜欢这样的人。 　　阿奇波德爵士另外还邀请了四位客人和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位身穿武官服，外表活象美国漫画里的美国佬的英国绅士先生。这位英国先生对我说：“史美德君①，我敢断言，我们在西安事变中见过面!” 　　“不错!我们见过面，你可是在那里侦探红军!”我回答他的话时有点生气。 　　“你可在侦探我吧!” 　　“本来嘛!”我回答。 　　其余的客人保持礼貌的沉默，阿奇波德爵士想入非非的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人们一齐哄堂大笑打破了僵局。晚餐简单而别致，杯盘狼藉，酒杯常满，我借的晚礼服使我感到象舞台上扮演的什么角色人物，幸好人们有战事作话题，阿奇波德爵士用不得讲什么，他对游击战争和动员群众、训练群众很感兴趣。当时我有点奇怪，看起来他是否真正是一个斗争性强的民主派人士，还只不过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外交家?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他是一个在外交界难得的苏格兰好人。 　　谈话开始，他讲到新西兰人文主义者路易·艾黎创办的工业合作社计划。且不用说路易·艾黎是工合之父，他是陷入这个泥潭里的人们中间真正最开明、心地最好的人。阿奇波德爵士说蒋委员长会采纳艾黎的计划的，这是解决国民党中国战时经济的强有力的方法，它奠定了经济民主的基础。有些人胡说路易·艾黎象一个沽名钓誉、海底捞月的空想家。英国大使一针见血地反驳道，这可不是一个坏主意，如果列入沽名钓誉海底捞月的话。 　　阿奇波德大使把艾黎的合作社计划迅速递交给蒋委员长夫妇并提出了英国救济基金支持的保证。计划得到采纳。中国最知名的地质学家、全国资源委员会主席翁文灏对合作社事业也很感兴趣。艾黎放弃了上海某工厂监督的公职到武汉发起经济运动，以后发展成为国民党历史上最重大的运动之一。 　　阿奇波德爵士多才多艺，但没有发挥所长。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学识渊博，涉猎文学，擅长绘画，钻研汉语。我们之间从武汉开始到以后的几年里，在其他地方以奇特的方式增进的友谊，充满着愉快的幽默。当然他给我提供购买医药物品的金钱数目更不消提了。他通过日寇封锁线给我送过一箱外国点心、香烟和其他礼品，使我欢度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新年。他真象一个心肠好的苏格兰人随箱放了一瓶苏格兰陈年老酒，几斤黄油，一包圣诞布丁，还有食品调制作法。洪湖游击队员们看了，思想上会以为这是离题太远的瞎编胡扯吧。 　　① 史美德君是人们对史沫特莱的爱称。——译注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