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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红十字会先驱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在武汉使我有幸同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结了不解之缘，并且认识了医疗队创始人和队长林可胜博士。为伤兵服务的工作支配了我后来大部分的生活。其间经过是这样的： 　　一到汉口我就去找我的一个朋友，博尔塞克博士，知名的南斯拉夫公共健康专家，他是国际联盟派驻国民党政府任职多年的健康顾问。他同许多其他科学工作者一样，具有真知卓见，学有专长，此外对社会福利文学艺术事业也有兴趣。他倾向社会主义，热爱音乐戏剧。热恋一个歌剧院的歌唱家，两人结了婚。在抗战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对我的友谊、帮助使我能坚持斗争生活下去。他住在护界神旅社，我找到了他。两个中国医生时刻盼望找他，一个是后来担任卫生部部长的金宝善博士，一个是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林可胜博士。他不惜牺牲他的医学研究工作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希望，在北平和南宁两地致力于红十字会组织工作。博尔塞克告诉我，南京现在已沦入敌手，林可胜博士正计划重新组织全国各战线上红十字会医疗队。希望创立十五人不等的流动医疗小组，分赴各战场和部队野战医院，因为部队医院里合格的医生人数很少。 　　南京红十字会大医院的下落如何?我问。他出神地望着粉墙纱窗好一会才平静地说：“破坏无遗!”南京撤退不及的几百名重伤兵在中国医生护士的关心下已经离开了南京。中外人士始终相信日本人会尊重国际公法和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但是日本军队攻进南京城时，不但用刀剑杀死了二十万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而且攻打医院屠杀伤兵、医生、护士。奸污妇女的禽兽行为是令人发指、尽人皆知的事，留在南京的一些外交官员和外国传教士亲眼见到甚至还照了相。中国红十字会的医生、护士、助手、司机、技工等七百多人已经来到汉口，许多人在途中被杀害。仅有十七辆半载药品的救护车和汽车从南京脱险到汉口。 　　南京大撤退中间一片混乱。为了脱险求生，人们不但要同日本人作战，而且有时要同国民党军队拼命。一个红十字会的司机在撤退中驾驶一辆满载医药物品的卡车被国民党军队拦住，命令司机跟他们走。司机嘟嘟嚷嚷大吵大闹，争执中间敌机临空开始扔炸弹，军队急忙隐蔽，司机大喊一声，快活地把车子开动向西跑了。 　　中国红十字会现在必须从头作起，苏联给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理事会捐款十万元，博尔塞克博土想把这批捐款给林博士作为组织装备派遣第一批流劫医疗队到战区去的经费。 　　博尔塞克博士和我正谈话的时候，金、林两博士进来了。金博士的个子高大，相貌英俊，穿一身黑中山装。林博士矮而瘦小，穿一身红十字会蓝布制服。林博土摆动转椅，点着烟斗静听博尔塞克博士谈预防传染病的任务。这几个医生想培训防疫工作人员。林博士还着手筹办第一所战时紧急医疗训练学校。在这次集会上我听到后来成为我的朋友同林博士一样知己的另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这时担任前线军医院战地监察员、后任军政部医务署少将的卢致德博士。他正协助创办紧急医疗学校的筹备工作。就我所知，他是一个和气可亲的人物之一。曾在北平跟林博士学过医，又赴美国上陆军军医研究院，后在英国完成医学专业。他同林博士一样对那些伤兵的关心爱护无微不至，从不生气。他们两人这种高尚品德使得我感到如同兄弟般可爱相亲。 　　在博尔塞克博士房子里开的这次会议，不但对我个人有着历史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也有历史的意义。这样的会议奠定了社会化医学在中国的基础。它不但包括适应战时要求，而且适应战后情况需要在内的庞大组织机构和教育制度。 　　自那以后，我开始同医学界各种人物往来，也很快发现自己卷入社会化医学论战不已的争论中。中国医学界权威人士多年以来一直争论社会化医学的老问题。他们受到西洋传教士们的激烈反对，传教士们首先把近代医学介绍到中国来，教会医院成为基督教的传教中心和影响力很大的基地。社会化医学将使教会医院的影响力量消失。事实上中国在抗战前教育和医学多年的进步已经严重地削弱了传教活动，海外许多基督教徒已经开始提出整个传教活动的前途问题。 　　战争对教会团体意外地证明是一种天赐良机。各国人民捐献出大宗金钱和药品，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由当地外侨、教会长老、教会收容所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控制了捐款和医药物资。数以千计逃出日寇魔掌的难民寄身收容所里避难，基督教徒向他们进行说教。 　　林可胜博士、卢致德博士、金宝善博士以及许多中国新的医生都是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徒。但是中国对于这些医生是民族解放的战场并非上帝的战场。他们憧憬着卫生保健看病医疗是每个人的权利的未来。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之所以成立了两年多得不到外国的医药物品和捐助基金，其基本原因我以为就在于此。 　　林博士本人经历过激烈的斗争，辛酸苦辣，艰苦备尝。以后若干年不难想像，我听到中国人对他的攻击，也听到外国人对他的指责。国际红十字会武汉委员会的一个传教士恶意地攻击他酒色财气、醉生梦死、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另一个传教士无中生有，造事生非说他贯于穿英国订做的礼服，伦敦浆洗的内衣。医疗队成为有影响力的团体后，急于想取代他的一个野心勃勃的红十字会医生，捏造罪名控告他和德图斯达公司秘密勾结，和暗藏在红十字会里的共产党分子密谋策划。说我利用医疗队为八路军谋取医药物资。 　　林博士的朋友们叫他“警察”，他们好像很喜欢他，所以这样称呼他。他讲一口稍带苏格兰腔的流利的英语。我从他那低沉柔和的语调里面听出一种警告刺耳的声音，好像他的性格并不温和。我几乎立即感到他身上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气质，后来我发现同我往来的卢致德博士医生也具有这种气质。 　　一旦投入医疗界，唯有勉为其难，全力工作，但很快使我感到伤兵在落后的军队医疗制度下，他们的命运悲惨，使人绝望。承蒙林、卢两位医生耐心地同我争论，百般解释并向我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的地位，使我终生感激，难以言谢。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很像独立战争期间的美国。而中国伤兵的命运同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描写的一八一二年战争中的俄国伤兵又很相似。不然，同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富罗伦丝·南丁格尔出现的英国伤兵一样。并不是中国没有无数自我牺牲的医务工作人员或许多舍己为人的南丁格尔的缘故。 　　国民党中国伤兵的这个问题多少个夜晚使我苦恼，难以安眠，我要把事实真相报道出去，还是给中国士兵的英雄主义披上一道罗漫蒂克的面纱?有时候我自言自语：“劝君莫写真相，你要如实报道，美国、英国的上等人物的心灵里会大吃一惊，从此对救济事业不掏腰包捐款了。他们会掉头不顾宁可去看一场电影，消磨时间，爱情解决一切啊!”然后我又自问自答：“想想伤兵吧，历史上向前进的国家和政府哪里有过!除非在舆论的愤怒谴责下才有所行动!如果你对国民党政府阿谀奉承，即使这个顽固政府处于国步方艰、危如累卵之际，也是同流合污冥顽不灵。说实话、报道真相、被驱逐出中国也在所不惜!不过要忠于那些不惜为国捐躯、献出生命而一无所有、毫无所得的英雄子弟兵!” 　　国民党军队伤兵的悲惨命运是由于贪污腐化剥削成性的地主、恶霸官僚政客、大资本家组成的半封建性的军事制度和统治阶级造成的。他们有些人飞黄腾达，执政掌权以前也是一些进步人土。他们既非下愚也不落后，但为了个人的既得利益，不惜玩弄一切手段，买田买地修建自己的庄园。现在日本人来了把他们的财富囊括一空。他们有钱，要啥有啥，他们的子女在英美大学里念书，抗战发生后有些家族逃亡美国。 　　统治阶级对于现代化军队医疗制度是完全清楚的。国民党政府按军队编制人数每月给各军部队发给固定军饷。各部队用这笔军费采购伙食、服装，安排运输。用来采购医疗药品的钱每人仅一角钱而已。由于医药物品仪器设备从无统一标准，由于主要医官滥竽充数不够资格，由于所有西药必须从国外进口，因此医院主管盲目采购见到药品顺手就抓。战争打下去了，时日一久，药品很少或根本采购不到。药价腾贵。唯有普通老百姓、逃难的难民才可以得到外国医药的杯水援助，而士兵被日本用英美供给的军火杀伤却没有资格享受英美捐助的医药物品。这些皆是极不合理也不正常的医务界的咄咄怪事。 　　国民党陆军军医署里完全合格的医生人数不多，屈指可数，不过十来个。但不合格的军医官人数有两万人，军医护士助手的人数有十八万人。军医护士是那些在部队里身体太差不能打仗的士兵抽下来搞医务工作的。他们的医学知识不过是几周换衣服的训练，他们和许多军医官既不知道传染病的致病原因或预防方法，也没见过石膏、夹板或现代化消毒器械。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人在徐州北面的台儿庄受到第一次重大的打击，武汉市民走上街头庆祝台儿庄大捷。这以前，中国被打翻在地，这一仗，虽说小胜，但鼓舞起企图抗战必胜的信心。我遇到从前线归来的美国军事观察家，他们畅谈在这一仗以前被当作封建落后的华北军队打得非常英勇顽强，表现出毫不怕死的大无畏的爱国英雄主义气概。 　　我在这时候参加了红十字会医疗队，身份是宣传工作者。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刚刚安排了我的工作。作为《曼彻斯特卫报》的特约通讯员，每周给他们邮寄两篇文章，我担任这一工作直到我于一九四一年离开中国为止。他们付给我的报酬足够我在医疗队生活不领薪金，甚至还可以作出捐献。在我的第一批文章里，我谈到伤兵的情况，没完没了的陆军医疗工作和红十字会医疗队问题。我还向世界性组织团体写报告呼吁救护车辆、汽油、医疗器械和医药物品。 　　医疗队在长沙仅存两百加仑汽油终于无钱买汽油了。美孚油公司有一批存油急于在日机轰炸长沙前抛售，这时苏格兰红十字会给林博士电汇了七百五十英镑。他盯着汇票发呆，他要是感情激动的人早就哭了。但他核算该买多少汽油，我赶到煤油公司办理交易事务，公司职员节外生枝地找麻烦，提到我在《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的英美资本家出售战争物资给日本人是自掘坟墓的一篇文章。他怒气冲冲地质问我道：“谁付钱就卖给谁，我们错在哪里?我们不是也卖给你们吗?为什么卖给日本人就不行?” 　　我跟他辩论，红十字会医疗队与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不能等量齐观，二者之间存在差异。任何国家如果听任买卖决定它的外交政策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我引了田中奏折的话，劝他读一读，语气温和地告诉他：“那就是嘛，你要是能读的话。” 　　一九三八年六月徐州陷落，国民党军队全面撤退，穿过华中各地，在武汉三镇四面高山峻岭中占据新的阵地。日寇乘胜紧迫，在战场上疯狂屠杀伤兵俘虏，奸淫烧杀，洗劫城镇乡村。国民党炸开河堤，黄河决口，洪水泛滥，阻挡日军的进攻，淹毙了日寇几万人马。日本人提出中国人野蛮的叫嚣，国民党官方宣传人士指责日寇决堤。我认为炸堤抗敌愚不可及。这位我想起了掘堤抗战骄傲自负的荷兰人有过此举。“与其把荷兰送给老西(班牙人)不如把荷兰送给大海!”同样，“与其把中国送给日寇，毋宁把中国送给黄河!”予及汝偕亡，敌忾同仇，并不明智。 　　武汉四周的大山成为保卫华中的最后天然屏障，用血肉之躯筑起的一道长城屹立在丛山峻岭中间。但这道长城毕竟是血肉之躯，阻挡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日寇正在猛烈发动进攻，溯江而上炮打南昌门户。如果占领南昌，不但威胁武汉，而且危及长沙。 　　我们红十字会医疗队几个分队在战争最激烈的前线医院里随军转移积极工作，但始终没有足够支持他们一两个月的经费。林博士请我帮忙劝说有钱的中国的富人出钱资助一两个医疗队至少维持一年的经费。宋子文“圈定了”十一个医疗队由他负责提供经费。海外华侨也给另十一个医疗队提供捐款。其他医疗队的经费我劝请美国红十字会出面承担，但希望落空。我请在汉口的史迪威上校视察长沙卫生学校战时急救班，并帮助我为该校筹募基金。他考查第一期急救班的几百名男女学生，随后他和伊文思·卡尔逊劝请汉口美国总领事捐款六千元，同时我继续为医疗从工作。红十字会医疗队战地分队的队长们按月送上报告，有些报告枯燥乏味但报道真实，有些报告废话连篇但可以编成历史剧本。医疗队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整整一星期打扫垃圾，准备草垫，建立护理卫生制度，修建手术室和手术台，给病人规定特别饮食和洗澡制度，使伤兵们感到惊讶莫名。不到一个星期，能够走动的伤兵个个都找医生看病，无不低声下气表示感谢。对医疗队扔砖头恶语伤人的事再也没有了。医疗队下一步工作是对医院里没有受过医务训练的人员举办训练班，那些人员同伤兵一样表示感谢。办了十天，附近一个市镇受到严重空袭破坏，医疗队一半队员去抢救受难者。医院附近有一个大难民收容所，几乎每个晚上妇女都来请医生护士。医疗队把收容所的医务工作也接过来了。这个医疗队留在前线工作两年，没有回后方休息过一次。 　　从汉口至长沙一路上千千万万的病人和伤兵挤塞道途，我来回奔走于武(汉)长(沙)之间。到前方的每一条道路上，抬担架的人员，步行的伤兵和病人的行列看不到尽头，有的爬伏在树丛里等死。疟疾消灭了大部分军队，卢致德医生上前线时总是把尽力搜集到的全部奎宁丸装在车子里，部队停下来时给每人一打药片，有的团里士兵在进攻期间打摆子发冷发热，挣扎起来又拼命杀敌。有的电话员接线“摇机”时病例，致使电话线发生故障。 　　我天天看到从泥土污染的红十字会救护车上卸下乱七八糟的载货，听司机们讲敌机沿路扫射轰炸红十字会车辆的情况。弄到后来，不得不把顶篷上的红十字标记用泥抹掉，没有一个伤兵愿意乘车。一天，我在长沙见到一个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匆匆赶来的中国女医生，她在前线带领一个小分队的医生、护士工作。两星期内她们的三个医院被炸光，全部药品毁坏无遗。她目睹前面一辆红十字会汽车被机枪扫射坏在路上，甚至还看见敌机坐舱里龇牙咧嘴露齿狂笑的飞行员面孔。这位女医生天黑时带着更多的医药供应物资重返前线去了。 　　又有一天我见到一个中国青年医生把车子开进来了，他来自西印度群岛特林立达岛，只会讲英语。我们叫他“艾伢仔”。他对林博士说：“头儿，你看士兵们对我们干的好事!” 　　他拿出在前线拍的一张照片诉说。好几百站着躺着的伤兵拦路包围一辆红十字会救护车。救护车满载药品。轻伤号爬到车上，有的挤进驾驶室。司机站在人前，举起双手，失望地哀求着，这是一个很平常并不特殊的场面。伤兵卧道拦乘汽车怕掉在后面是常事了。 　　“那些家伙!可怜!可怜!”林博士边听边说。 　　“头儿!”艾伢仔请求道：“我真累死了!我在前线作手术整一千次了，我该休息一下了吧?” 　　“我知道，小伙子。”林博士回答道：“但你年纪轻，身强力壮。战士是不能下火线不打仗的，回前线去吧，我尽可能让你休息一下。”“好，头儿”。艾伢仔重返前线去了。 　　卢致德医生这时正忙于建立从前线到后方各条道路上的中途接待站。他设计每三十里盖一座竹棚茅舍作为火线下来的病号伤兵食宿换药接待站，每站找几个青年负责。他的计划还包括难民在内，难民们身受营养不良的痛苦，他们会成为未来的抗敌战士。我一听到这个计划马上到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去找战地工作者刘良模。刘君听了后同我到红十字会总部。一星期后刘和一些基督教男女青年分赴前线沿途各接待站开始工作。 　　我给刘良模提供了从美国运来的多少包、箱的洋李脯和葡萄干。这些东西在路上走了九个月，半数腐烂发霉了。基督教青年会屋顶平台上晒满了洋李脯。我自己动手开了几箱把烂果子拣掉。红十字会总部里有三台简易除虱机，我想把那些果脯放在里面烘干，胜利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一个青年医生跑过来大发雷霆喊道：“我们的三台除虱机都坏了!盘格子沾满了什么东西不通气了!” 　　“是我为卢医生的接待站烘果脯用了的”我解释了我的想法。 　　“你在消除虱子!” 　　“是的先生!”我有气没力地答。 　　不过当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乘车赶到前线去的时候。他们的红十字会汽车上装满了烘干了的慰劳伤病员吃的果脯箱子。车厢两面贴有鲜明耀眼的彩旗上面写着：“美国赠给民族英雄的礼品。 　　长沙成了一个大后方医院，伤兵躺在各种临时搭成的收容站里。千千万万的人得不到治疗只受到最简单的护理，红十字会三个医疗队都上了前线，大小车辆船只把成千上万涌入市内的伤兵撤出到长沙。武汉三镇在失守以前几周内就撤出了四千名伤兵。 　　红十字会医疗队在仲夏炎热时节得到了一位自告奋勇举足轻重的志愿军团际友人。她就是香港医疗服务中心主任希尔达·司徒永觉夫人。她坐飞机到汉口，后来我们通信往来，成为生死之交。她红发碧眼，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丈夫在香港的地位给了她声望和权威，并且在英国工人运动中获得惊人的组织能力。她运用她一切才干和影响，作出铁一般的决策，在中国医院里产生一种令人生畏但无敌对性的吸引力。 　　她飞回香港后，成立了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她是这个外国人组织的秘书，同时又是“保卫中国同盟”的秘书。她建立起国际援助网，组织起通过敌人封锁线转运医药救济物资的庞杂机构。她把香港中国难民站改成红十字会活动中心，妇女姑娘们在收容站卷绷带、缝被单和手术围裙?她在香港危急以前一直坚持工作。她在日寇进攻香港期间，同医务工作者为保卫香港而战到最后。 　　当武汉的命运已定时，林博士接受我提出的红十字会医疗队撤出汉口并招募青年培训入队的建议。他委托我负责这项工作。在中国，凡事开头难，问题成堆。这个工作也不例外。这时我提出了一个报告，里面谈到我向美国总领事提交的美国红十字会援华六点纲领。第一点要求委任美国红十字会驻华监督美国援助的负责官员。另一点要求美国红十字会供应救护车辆和汽油，并资助中国红十字会十七个前线流动医疗队。我的报告结尾说：“美国总领事认为六点建议很好，根据他的建议，我将一份副本寄送华盛顿美国红十字会总会，一份寄给新的美国援华医务总署。美国记者一致赞同此计划。” 　　华盛顿美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终于来信答复了我的六点建议，信尾说：“你为了伤兵申请救济，不辞劳苦多方奔走所提出的材料非常生动，也很感人，当然我们也衷心同情。但美国理事会所管理的基金正如你在附函中指出系为平民救济的专用款项……”。 　　扬江的波涛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武汉变成了斗争激烈残酷对比的城市。爱国者利用一切资源，千方百计为保卫祖国尽献力量。而卖国贼则花天酒地荒淫无耻坐待筹组汉奸傀儡政府为敌人效劳。德国军事顾问在日本人要求下被希特勒下令召回了。各国驻华使节用鹰一般的眼睛盯着苏联顾问是否取代德国顾问留下的空缺。人人争相猜疑打听别人的情况。一批替日本人工作的白俄被逮捕，又许可他们离开武汉前往香港。意大利领事同日本人有无线电通讯往来是尽人皆知的。装成超级新闻记者的德国盖世太保头子定期从上海来出席新闻工作会议走访国民党官员。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和她的追随者正在收容几千名战区逃难来的战时孤儿。一天我去战时孤儿院，正赶上一些刚下火车、衣服破烂、虱子满身面黄肌瘦的孩子送来这里。十几个妇女忙着替孩子们剃头、洗澡，换上蓝纹布衣服集合吃饭。之后，那些小人儿排成长长的队伍走过街头等候把他们转送到华西去的民船。 　　各工厂奉命西迁到后方去，正在拆卸启运机器。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同中国工程师同事们一起利用撤退工人，着手建立中国工业合作社。 　　空袭警报对我说来不但使我怕得发抖，而且也使我感到精神颤栗。每个白天和有月亮的晚上我们总是听到那海妖般的令人恐怖的呜呜警报声，接着是千万人的脚步朝两个外国租界沙沙地奔跑声。外国银行、旅社、商人住宅关门闭户，不许中国人进屋避难，怕弄脏地板，怕丢东西。外国洋行几处大栈成了防空避难场所，人山人海挤得满满的。另外，成千上万的市民、男女儿童躲在岩墙下或堤岸下跑警报。我住在法租界一家外国小旅社，墙壁很厚，墙内有花园。旅社老板紧关铁门，对怀抱婴儿的中国母亲们的哀求毫无恻隐之心，充耳不闻。即使拉着老爷太太的人力车夫也不准进入旅社的大门，他和他怀抱婴儿的妻子藏身在可怜的包车下直打哆嗦。 　　我在汉口街上总被人注意，跟踪盯梢，发现后面尾巴，我就赶快回到租界，或走进那家银行找个藏身处。银行里的人给我开门不让特务进去。每一次空袭过后，汉口街上粉身碎骨不幸死难者的尸体挤塞道途。我有时去武汉铁路医院工作，那儿地上躺着好几百伤口流血奄奄垂死的受难者。我发现自己的心肠变硬了，专拣轻微受伤、志气旺盛、很快能够恢复的士兵和工人进行治疗。 　　目光森森，队伍长长的士兵行列，一队一队走过命运已定的武汉街巷。他们向西北两面的山里进军，那边的城镇乡村均已化为一片焦土。骨肉流离，哀鸿遍野，死尸载道，白骨塞途。沿江大道天天有靠岸的船只，船上躺着的伤残士兵，血迹斑斑。屎尿臭味熏天，无人护理。一队队步行的伤兵慢慢地痛苦地沿街摸路去找指定的医院。他们走了一两条街，坐在石板道上休息一会儿又接着向前走。从电影院蜂涌而出的群众，难得有几人看那些东歪西倒的伤兵。每天我注视着那些看戏的观众，没有一个停下来伸手援助的。我经常叫一些人力车把伤兵送到陆军医务局局长的办公处，老少将在答复我的抗议时摊开双手回答道：“我没有权，我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干不了屁事!蒋委员长要是开军事法庭审讯枪毙我倒求之不得!至于现在拳打脚踢的滋味可受尽了!唯一的安慰是，我被我的同胞而不是被日本鬼子拳脚交加痛打个死!” 　　我尽我的本分作过种种尝试，劝请国际医务工作者志愿到中国同中国医务工作者同工同酬一道工作。抗战开始时，毛泽东和我向美国人民发出请派遣外科医生到八路军来的呼吁书。我离开西北战场前，朱德和我写信给印度国大党请派合格的医生来华到各抗日军队里工作的邀请信。 　　美国来了一个医务小组，包括知名的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在内的三名医务工作人员。有一名医生成天喝酒沉湎于醉乡，我们只好劝他回国。白求恩大夫和教会志愿医务战士里查德·布朗大夫两人去五台山。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白求恩打算返美以前因败血病不幸逝世。 　　武汉失守前，印度首批援华医疗队五名外科医生都是印度国大党党员，于夏末抵汉，并加入了红十字会医疗队。英国驻汉口总领事邀请他们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工作。总领事解说，如此这般他们即可长远保持一切所需的供应物资，并可在设备齐全的教会里工作。并进一步劝说，他们如当了日本人的俘虏不会同中国医生一样丧命，因为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就此和日本人已达成协议。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大夫对这些论点的回答是：“你说这一套充分证明了我们同中国人的使命相同。”五位印籍医生在汉口陆军医院工作了一段时期，即随红十字会医疗队西撤。在重庆，他们见到并且同蒋委员长夫妇及其他国民党党国要人见面谈话后即动身到八路军那里去了，有两位印度医生仍在华北的游击部队里坚持战地医疗工作。 　　基本上，贾华哈尔拉·尼赫鲁对印度援华医疗队是负了主要责任的。他组织印度国大党第一批援华医疗队时，数以百计的男女医生护士志愿登记到中国工作。国大党用足够的经费资助，装备供应首批志愿援华队五名医生，并且发起“中国周”号召全印度抵制日货。 　　由于我对印度援华医疗队这个小组负责，并向国大党经常报告中国抗战的进展和需要，因此对于印度医生和各国医生中间存在的尖锐分歧我比较清楚。他们受过科学的训练，政治上头脑也清醒。他们来到中国不但为伤兵服务，而且要学游击战术，以便有朝一日不得不拿来在印度运用。他们不但是印度的爱国主义者，而且具有强烈社会主义者的倾向，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进步人士。他们对英国人的一举一动无不怀疑，时刻警告中国同事们说，英国人随时会翻脸出卖朋友。 　　这些印度医生和其他各国医生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对陆军医院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不满意，感到厌烦。他们在印度医学院校受过教育，遇到问题需要什么都能解决，他们出身于中产阶级，过惯了佣人杂役为他们奔走的舒服生活，但是他们很快接受了中国原始生活的工作条件，除了两位年纪大的医生工作两年后返回印度外，其他三位年轻医生埋头工作，以全付精力投入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