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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我的中国儿子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我第一次来到新四军的挺进游击支队时，一名“小鬼”被派来作我的勤务员，陪伴我的女通讯员也配备就绪。虽然这是游击队的惯例，我仍然面临着一个老问题；不仅让孩子们为我服务，还要让孩子们在战斗中经风雨见世面。 　　在全国各地和各个时期，儿童们都参加了革命。他们参加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和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九二七年内战开始时，新兴的红军在群众规模上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参加了红军的队伍，有时全家男女老少和战士们一起战斗。 　　同在新四军主力部队里一样，这些儿童担任早上打热水，给部队首长或政工负责人打扫房间及送信等一类轻微工作。每天他们有许多时间要读书写字或上课，他们从勤务员“毕业”当警卫员或战斗员，许多人后来成为战场上的指挥员。他们以一股完全崭新的力量进入中国社会，这是在战争中成长并确实扎根于革命觉悟之中的一股力量。 　　从多方面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然而我看不到孩子们有别的出路。因为部队生话对于儿童是太严峻的话，那比起在工厂或小作坊里的儿童命运来还要好一些。除去家庭富裕的儿童以外，在漫卷全国的各种急风暴雨的灾难中，中国的儿童总是首当其冲。 　　我屡次听到在中国的外国人说，游击队里的小鬼是军官蓄养的娈童。这是病态心理的人的胡说八道。军队是一个人集体，过的是集体生活，纸包不住火什么事都掩盖不住。中国土兵聊天时无所不谈，战争使得他们习惯于讲真话，即使第一个兵向你说谎，第二个兵会向你说实话。 　　派给我的小鬼是加入游击队的许多小鬼中最典型的一个。他的名字叫沈国华，虽然他说不清他是十岁或十一岁，而样子不过八、九岁。他具有中国儿童特有的聪明。他告诉我，是因为他过去经常挨饿吃不饱，而且当“小叫花子”时总是有病，所以他长得矮小。他解释说，很久以前，他“很小”的时候，土匪袭击了他在河南的贫苦的家，烧了他家的房子，杀了他的父亲，伤害了他的母亲，他的两个哥哥都当兵谋生活去了。大祸之后，他沦为乞丐，靠乞讨维持母子二人的生计。 　　那时几岁他记不确切了，母亲叫他拿着饭碗站在富人的大门口。他战战兢兢地走到一座高大房屋的前面站了一整天。由于他不知道如何呜呜哀号、嚎啕大哭或在地上磕头作揖，求人打发，所以根本没有人理会他。只在天黑时大屋内走出一个人，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国华告诉那人说家中房子被烧了，父亲被强盗打死，母亲受伤，自己当了叫花子，那人给他几个铜板打发他走了。 　　在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的日子里，女通讯员和两个小勤务员整日留在我的房间里。因为我是支队少数供应一盆炭火的一个。象支队里其他的战士一样，两个孩子身上都长有虱子，一天我决定除虱。当他们在房角的一个小澡盆里洗澡时，我把火钳在炭火中烧得炽热在他们的湿军服里面衣缝处烫熨。国华洗完澡，天真无邪地走过来站在桌子边瞧着我，谈他参加游击队以前的经历。 　　“冬天老百姓身上都长虱子”，他说：“我当小叫花和给大地主干活时，满身都是虱子，总是头痛治不好，昨天就有一个战士死于这种虱子病，断气的时候他身上好多虱子爬进稻草里。”国华认为有病不求医是理所当然的。他说他当小乞丐的时候，就经常生病，哪里不舒服，随便找个地方一躺，好了就行。有的时候人家放狗咬他，一只狗咬过他的大腿，腿上还留有一条长长的伤疤印。 　　他补充说：“我怕狗，我怕狗咬住我的腿不放。”他的左颊有块伤疤，那是土匪放火，他家的屋子烧倒时留下的。 　　由于没有时间观念，国华不知他当乞丐多久。他曾见富人家的孩子去上学，因为他们向他扔石子。他想读书，因为穷不可能。他在地上模写在碎纸上所看到的宇，写间单的一二三。三以上的数目字就太难了。当他求人教他写自己的姓名时，他们嘲笑他反问他一个小乞丐想读书写字为什么。只是参加游击队以后才学会写他的名字。 　　他母亲找一个小地主作保，让他给一家大地主当放牛姓。那是他六岁的时候。地主一年给他八十文工钱，供食宿，偶尔还给他一些地主儿子穿破了扔掉的衣裤。每年过年孩子得了工钱就给母亲八十文钱，她买布给他作棉鞋冬天穿。 　　我把国华军服上的虱子消灭完了。他穿上衣服，对我说：“你既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母亲。”我把他拉了过来，偎依膝前，给他梳头，帮他扣好鞋子上的钮扣，这样做使他有些发窘。因为以前没人这样待过他。他认为是他应该照料我，而不该我照顾他。 　　对国华来说，部队就是一切，就是他的救星。由于在部队里见识增广，他对部队表示无比的爱戴，但他解释说入伍时间到现在不过一年，还有大量的东西要学习。孩子一张小脸，神情忧伤地望着我。听了他的讲话，女通讯员低声说道：“什么样的遭遇呀!” 　　国华说话时，屋外风声呼呼地响。他走到窗前从纸糊窗格的裂缝处内外窥望了一阵，然后要我们放心，说风暴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当风声那样的呼呼，雪花这样的飘飘时，暴风雪就快停了。这是他在地主家放牛扛活时多次观察风暴时学来的。 　　我们问他是如何参加游击队的。他说，有一次他被打发到京汉路边河南确山县去，路上遇到过兵。忽然在队伍里看见了他的哥哥，不过这是他的“坏哥哥”。他解释说他的“好哥哥”在芦沟桥事变的战场上阵亡了。他的“坏哥哥”和他讲了话，却不给他和母亲一文钱，反而说国华是一个大傻瓜，干一年只挣八十文还劝他找一个挣大钱的差事。 　　国华从士兵那里听说关于八路军的事。士兵们说八路军是一支穷人的队伍，好军队。军官不打骂士兵，人人学习读书写字，还有俱乐部和歌咏队。国华问那些士兵他到哪里能找到这支“穷人的军队”，因为他自己是穷人，很想参加这样的队伍。人们取笑他，还说这支队伍远在天边。于是他去问警察。警察将他撵走说八路军是土匪乌合之众。 　　不久，偶尔一天他遇见一个身穿旧军服满脸络缌胡子的老兵，国华向他打听八路军的事。这位老兵王老汉也说国华年纪太小，参军不合适。但要找八路军从这里向北走几个月能找到，王老汉补充说他自己就是从离此不远的一支穷人的队伍那里来的，那就是挺进纵队。这老人对国华要去参加游击队的表白觉得好笑。“你知道吗?游击队的生活艰苦。缺衣少食，终日行军打仗，有时身无分文。”老汉说服他打消参军的念头不要去了。 　　那一天，老王走到哪里国华跟到哪里。这小家伙为自己申辩了一天。由于营养不良，身体多病，长的个儿小，但能挑重担走远路，而且也不想个人发财。等等等等。在这里，地主的雇工也殴打他，许多该他们做的活叫他做，等等等等。没有人叫他写字，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来。最后，天黑了，王老汉感到厌烦起来。于是答应国华随他去尝试尝试游击队的生活。国华跟他进到山里，从此以后他成了一名勤务员。 　　女通讯员经常和两个孩子坐在一起帮助他们学习。每个孩子有一本支队编印的识字课本。开头的字是“人”，“人类”，接着是“工人”“农民”“士兵”。按下去是军队的名字，日军的番号等等，再下去是句子，页末是讨论题，有些题是： 　　“农民种粮，工人织布，为什么农民吃不上他种出的粮食?工人穿不上他织出的布?”“为什么穷富之间该有差别?”“为什么今天穷人富人都必须抗日?”“什么阻止人类彼此信赖?”“为什么说鬼子军队是世界上最野蛮最无人性的军队?等等。 　　我觉得，诸如此类问题是那些反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人们应该负责的。 　　“我长大了要当骑兵去打鬼子”，国华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而我每次都想虱子和斑疹伤寒，不知他是否能长大成人带领穷人的队伍去打仗。 　　不久我有机会随一个步兵排到汉口西北的洪湖地区的野战兵团去，女通讯员决定和我同行。我俩都认为带小鬼去太危险，我一想到把他们留下，总忘不了经常威胁他们的虱子和常发的疟疾。我告知国华我要离开了，他很难过，强忍住哭泣。我无可奈何，只好向支队司令员写了个申请，许可我带孩子同行。国华拿着信一溜烟似地跑去了。事后我听司令员说他并未把我的信交出。相反，他连跑带跳进了司令员的房间。敬过礼就申述我要带他同走!司令员有点惊讶，但孩子坚持己见，说他常和军队一起，能挑重担，整夜行军。此外他恳求说我需要他，是因为他了解我的种种习惯和需求。 　　司令员答复他说既然我真正希望如此，国华当然可以和我同去。我惊讶不已，但想到军队办事该如何就会如何办的。 　　就是这样我带着国华进入洪湖沼泽地区。第三天晚上，我们在一个离公路五英里远的村子里停下来，计划在半夜里越过公路，一队没有武器的新兵集合在村子里和我们一起走，还有一些带着行李的旅客也等着我们同行，因为日寇利用这条公路增援大洪山线前线。他们在所有附近的大村庄都驻扎了警卫部队。 　　天色漆黑时，我们整队前进。许多农民围着自己志愿报名参军的儿子话别送行。记得一个老妇，站在一个小土墩上，拭着眼泪，一个青年妇女怀抱婴儿，边哭边跑，朝队伍里一个男人喊道“快快回来!”我们走过村子一间屋子时听到一个妇女商声呼喊一个青年名字的声音。我们急速行进，但她赶上了我们，在队伍中间跑前跑后，打量每个人的面孔。我们知道她的儿子偷跑，参加了游击队，她正在找他。我们的队伍一声不响地走着。不久便把她甩在很远很远了，还能听见她喊儿子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 　　几小时后我们绕过一个村庄的围墙想穿过公路那边去。公路在不远处。队伍一行突然停住了脚步。在我们前面百多码远的地方，有十几个背着步枪的鬼子兵站在房前正围着一堆篝火。我们又看到几个鬼子兵从屋里走出，拿着桌椅往火里扔。他们围在火旁洋洋得意地取暖。 　　我们退到村子里的墙后边。游击队员们集合商量，女通讯员和我也参加了会议。队员们打算要干掉那些鬼子!我俩不同意，提出我们的理由说，我们刚走过日本兵站一英里路远。他们会从后面攻打我们，而且我们并不清楚屋子里面有多少鬼子兵和他们的武器装备如何。我们只有二十支步枪和一挺机枪，而机枪仅有二十四发子弹。 　　最后说服了他们走一点弯路绕道几百码外的地方插到公路上去。女通讯员和我骑马前进，接近公路时听见汽车开来了的声音。人们交头接耳，立即传下小分队的命令，指示所有的人员跑开，非战斗员找坡地隐蔽下来。我看见国华的小个子在前面飞快过了公路。在黑暗和混乱中我的马冲到一座桥面已坏的桥头边，一伏一跃，踢腾不已。在团团转的人群中，我们走上了一条土路。马夫抓住马嚼子向稻田跑去。我前面有三个穿长袍的新战士以我生平罕见的速度箭一般地向前飞跑，马夫不住地低声喊道：“快加鞭!加鞭!鬼子来了!” 　　我们跃过河堤，越过黑暗的田野，子弹打后面呼啸掠空而过，手榴弹在后面的爆炸声，机关枪的哒哒声在响，我们听见敌人汽车的引擎喀的刹住声，一辆汽车咆哮着开走了的声音。 　　“站住!”我对人们喊道：“鬼子没有来!我们会失散的!” 　　“加鞭!快马加鞭!”马夫在背后气呼呼地喊。我感到自己真象个胆小鬼，丢下了我们的人，而在这群人当中我是唯一有一支小手枪的人。我跳下马鞍和惊恐的马夫争执起来。 　　“我们必须回去!快回去找自己的人!”我说。 　　他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声听起来象子弹的突突声。 　　“鬼子!鬼子!”他气呼呼地说。我抓住他的手，我们把马牵到过去一座坟墓的高岗后面，两个新兵早已无影无踪了。 　　战斗已经结束，一切象死一样的沉寂。没有月亮，只有星星发出微光。马开始在脚边吃草，一个新兵悄悄地说：“你的马是白的。敌人瞧得见!马儿吃草，敌人听得见!”说完，他转身消失在黑暗里。 　　已经完全镇静下来的马夫。这时悄悄问我：“现在该怎么办?” 　　“等一等!”我回答他说，把他留在坟地，自己爬上山岗，伏卧贴地，在黑暗中观察动静。一点动静也没有。远方是沿着公路的小山的轮廓，我竖起耳朵听，没有人来。于是走下山坡说：“我要给游击队发个暗号。” 　　“发不得!发不得!”马夫喊道：“鬼子会知道的!” 　　“我要发!”我不顾一切的说。又爬上山岗，躺下，举手轻轻地拍着。没有回答。我再试一次，掌声略高，听见后背有人悄悄反对，依然没有回答!我又拍一次，声音尖锐，一个谨慎的暗号从远方回答过来。我再一次试来，暗号也重复一次。我抓住马夫的手和马的缰绳拖着他们向暗号的方向走去。马夫不住地说：“只怕是敌人!”我们向前移动，小心地间断地发出暗号，听见回答声也越来越近。很快我们靠近了，于是我们停下走到马后。我掏出了手枪，拉开了保险机，等待着。 　　黑暗中有三条黑影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大声喝问“口令”，并用枪口对准我们。 　　“傻瓜蛋!”马夫一阵狂喜叫了一声，立即过去抱在一起。 　　三个游击队员把枪背在肩上，哈哈大笑，还使劲推了我一把。 　　“我们找到他们了!找到了!”他们高举双手喊着。我们一起穿过稻田。有一个人愉快地轻轻地吹着口哨，忽然停下来笑道：“哎哟!我的手榴弹炸中汽车时，鬼子都四下逃散了!逃散了!”他转身对另一个人说：“听着，记住，汽车开动时，手榴弹不要对准他扔。而要扔在他的前头。我没炸着一辆该死的汽车，原因就在这里!” 　　“他妈的!”还有人在骂道：“我们的机枪当然要参战，以后不能旁观。自然，我们只有一挺机枪。” 　　一路上诅咒机枪，骂鬼子的娘，最后我们到达离公路三英里远的一个小镇。敌人在这里成立了伪乡政权，但没有驻军，而每个伪乡政府里都是我们的人。镇公所全体工作人员出来欢迎我们，镇长站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兴奋地谈着什么。 　　进村时看到国华丧魂落魄似地站在那里，我吃了一惊。他一见我就跑了过来，两只小手拉住我的胳膊，一声不响地盯着我的面孔。在我们接到散开的命令时，他和女通讯员以及青年诗人，我的助手罗凡跑在一起。当得知我已失踪时，他在黑暗中到处奔跑大声呼唤，担心我被鬼子抓走。女通讯员拉住他的手叫他平静下来，他说他非找不可，非把我找到不可。除我以外，别人不会回答他的喊话。别人劝告他，他是一个小孩子会失散的。他看着周围的小山和树林说：“我要把她找回来!她来到我们部队，首长要我侍候她，叫我好好照料她，这是我的任务。” 　　汉口西北和西部周围百多里地方，湖泊纵横交错，水面升起的浓雾笼罩着大地。黎明时刻，我们出发，雾里行军，经过大小村庄，老百姓都已走避。他们以为我们是穿着中国军服的鬼子兵。天光大亮，晓雾消散，我们来到一个大湖边的镇子上。只有三四个老汉老婆婆和几个儿童留下看门，镇上的人都划船逃到湖心去了。一个老太婆拿出一面大铜锣边敲边喊：“回来哟!回来!”象给湖上的人们发出信号。 　　人们回来了，欢天喜地围着我们，看到我时兴奋极了。他们大伙围住我，猜我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英国人?一个妇女把惊恐的小孩拉到身边说：“她的一双眼睛象猫儿眼睛一样!” 　　我的小国华忍受不住这话，他站在人们的面前大声说：“她的眼睛决不象猫儿的眼睛!她是一个妇女，还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帮助我们的伤兵!在丁家冲她看到一个伤兵给他喂过饭，洗过澡，精心照顾，无微不至。” 　　人们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我的“儿子”国华还不住口。他拿起我的手来要大家看，“看看她包裹绷带的手!这就是她给伤兵洗澡时端起一锅开水烫伤的!她同我的生身父母一样既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母亲!如果你们有人有病找她，她会帮你治好的!” 　　当我最后决定离开挺进游击队时，我决定收养国华作我的儿子，如果支队和他本人同意的话。其实，我思忖过，象这样的孩子多的是，决不止他一个。我听说华西有一个受过美国儿童教育训练的教授，他创办了一所重视科学的学校，儿童们自己管理，生活简朴，衣食费用少。一个外国人收养一个中国儿童，使他和自己的同胞隔绝，这种打算确成问题，但我想得更长远，准备将来能送国华到外国深造，钻研科学。可是我自己的生活行踪无常，飘泊不定，我敢承担这个设想吗?我要试试。 　　我到挺进游击队司令员李先念那里去，旁边有许多人，我和李谈到收养国华的事。李担任过红军的司令员，木工出身，他的生活艰苦，同人民共患难，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当他问我何以愿意收养国华时，我试图从科学根据说明理由，为这孩子辩护说这孩子具有科学头脑，他对虱子病对暴风雪的观察，学习读书写字的快速方法，晚上他看星星能识别方向。等等等等。李先念说：“很好，如果您愿意而且孩子本人也同意的话，您可以收养这孩子。” 　　一个长得结实、顶门站着的小伙子提出国华所做的一切他都能够作到，而且有关虱子的事他敢肯定他知道的比国华知道的更多。具备这样条件的他我也愿意收养他吗?李笑了一下，补充道：“把他们这一批人全部收养下来，这个主意倒不坏呀!”说话有点离题，但大伙乐开了。 　　可是这对国华，确是一个严重问题，他向我打听关于华西学校的情况并说他害怕富人家的孩子，他还强调自己是部队上的人。我说他可以去试读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军队把所学的教给别人。我强调军队需要文化教员。他默默无言地思索，要求允许他和别的小勤务员讨论一下。次日他和另一个勤务员走了进来，向我说出他的决定。 　　“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留在前方。”他说：“你可以在最后胜利以后收养我!” 　　我动摇不了他的决心，、不过在离洪湖地区以前，我安排我的“儿子”参加了挺进游击队的儿童剧团。剧团由一位青年女教师领导，半天读书，半天写字以及排练为士兵和农民演出的爱国戏剧，唱歌和集体舞蹈。 　　一叶扁舟载我走出沼泽地区。离开湖岸，我最后一次看到国华，他和另外两个孩子在湖边洗衣，他向我招呼和摆手，定定地站在那里守望着消失在霭霭烟雾中的扁舟。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