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国际友人 >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 全文图书 > 史沫特莱文集（1）

第十篇 香港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清晨三点，我坐在飞机上俯视香港，黑暗沉睡的海洋闪动着柔和的亮光。景物这样可爱真是天下罕见。我知道在这样漆黑不见五指的夜晚，中国的船只静悄悄地偷过海峡驶到广东海岸的港湾深处，许多骨瘦如柴的苦力挑着船上走私的货物向遥远的内地快步飞跑。自一九三八年底广州沦陷以来，偷渡走私如是进行，香港落入日寇手里以后照旧如是。 　　我们在一片灯火下着陆。接待我的英国官员很有礼貌地拒绝检查我的手提小皮箱，并且代付车钱把我送到早已为我订好的一间富丽辉煌的旅社里。我战战兢兢，在四壁无尘宽大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有安乐椅，闪闪发光的穿衣镜，雪白的床单和洁净的洗澡间使我自渐形秽，柔软的弹簧床使我后半夜久久难以入睡。 　　然而，香港政府医疗服务中心主任的夫人希弥达·司徒永觉一大早就来了。我到华丽堂皇的玛丽皇后医院就诊以前，她问我想要点或买点什么，我说我想吃点冰琪琳，于是我俩过海湾，清早八点半走进一家萧条的旅社休息室要一杯冰琪琳，服务员吃了一惊。希弥达建议我买了两件睡衣，然后信步在一小药房前面停下来，里面贮存的医药物品比我在中国前线任何一个部队里所见不知多多少，这使我受不了，厨窗里面充满妇女用的漂亮日用品。我什么都不要，仅买了一把牙刷，一瓶牙膏和几块肥皂。 　　玛丽皇后医院院长打量着我，有条有理的把我安顿在面临苍海的一间华丽的病房里，接着他飞跑去找香港政府主要医事顾问，为我去请看病的主治医师保尔·B·魏京生。院长挥舞双臂，直忙招手呼喊：“一个脸色很难看，身穿伙夫头衣服的女人刚才突然来了。”魏京生医生一直宽他的心，一再告诉他，尽管病情着急，但她有一颗“惊心动魄、令人神往的胆囊。” 　　后来几个月，我同魏京生医生虽有时争论，但始终友好相处，他是一个这样的英国人：身在遥远的地方就非常爱自己的国家。他是一个隐姓埋名的遁世者，喜欢想他的过去，生活在古典文学和医学研究的世界中，随时摘引拉丁希腊文字，博得医学院学生的敬畏。他来香港不过几年，以前他驻扎在非洲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区，只有黑人相处，仅同黑人打交道，他总说黑人非常自负，自尊、敏感。妇女到他那里求医看病时，来以前总要洗澡沐身，做新鲜的绿叶小围裙子穿上。 　　魏京生教授对富有的中国人态度冷淡，漠不关心。对穷苦的中国人则和蔼可亲、满怀敬意。香港警方对我打过招呼，在港就医逗留期间禁止我写文章、作演讲，参与公开的社会活动。然而，魏京生博士有一天在上课时，离开讲坛让我对香港大学的医疗系学生发表讲演，谈中国战场上伤兵的情况和需要。他从中插话劝毕业生参军，到祖国的军队去从事医疗工作。我的讲演结束后，他用最温和的英国腔调念了一首莎士比亚的诗。他说我的“讲演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对学生们犹如耳边风，不会有什么影响。幸运的是有三个学生志愿投笔从戎，去内地参加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和伟大民族解放战争。 　　我的病经过医院治疗后，承蒙香港主教罗伦德·霍尔博士的款待，住在他乡间的家里。我同主教很快成了互相信任的朋友。他和我的朋友希弥达一样，致力于各种救济中国伤兵和老百姓的慈善工作。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一个种族矛盾阶级矛盾极端错综复杂的英国殖民地，这种生活谈何容易，肩负的使命并不轻松。从我的观点方法看来，是绝对办不到的事。他同希弥达以及希弥达的丈夫皮尔士，司徒永觉博士并肩战斗，和种族差异阶级差异作战，力求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制一类社会改良方案毫无成效，工会本来可以大力支持他们种种改良的，英国统治当局很久以来却一直对工会采取高压手段。 　　霍尔主教跟我讲过一件小事：他获得日方许可去广州观光，下船时目睹他前面一个背上背着一个婴儿的中国贫苦妇女，带了一听喂孩子的高价奶粉。日本哨兵一见就从她手里夺过奶粉，用刺刀捅开、把奶粉撒在她脚边的泥地里，然后放行。 　　我很快成为一个从事中国救济工作的英国团体的一个成员。这个小团体的男女人数不多，但很积极热心。希弥达是这个团体的带头人，她是援助中国红十字会的秘书，英国各种救济团体和美国援华医疗总署的医药物资均经过她的手里运往中国的经手人。她还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秘书。没有她的出力奔走，保卫中国同盟很难开展工作。作为一个高级官员夫人，她还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产儿，并不鄙视劳动，亲自动手干打字、接电话等一类工作。在她的办公室里，我遇到各式各样的香港中国救济工作者，其中有一个美国红十字会代表，他领的薪金为数惊人，叫人恶心。大小官员说希弥达泼辣放肆，他们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有人说她随意玩弄总督乔福利·罗富国，一有机会达到目的，她是心狠如铁的。 　　香港虽说是以英国殖民地自居，战时保守中立，实际是中国的一部分。由于战争租让的一块大陆领土。在香港生活旋涡里反映出中国革命的种种畸形状态。拥有巨大财富的中外银行资本家麇集在这里，中国四百家百万富翁逃往香港避难。有的首途赴美。后来我听说这些人在上流社会中，以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人士出现。他们如果代表人民，他们如果代表中国，神州早已陆沉。几十万中国贫苦难民在香港这块殖民地寻求棲息安身之地。可怜流落他乡的姑娘，有的不到十四岁的小小年纪倚门卖笑，到茶楼酒馆戏院舞厅卖身谋生。警察和守门人从她们身上榨取小费。 　　每天下午，富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云集在大旅馆的休息室阴暗角落里，举行鸡尾酒会，密谋策划，交谈生意经，消磨时光，等待有朝一日国民党军队为他们开路，以便回到他们失去的天堂，重新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汪精卫的代理人在他们中间公开露面，有的是金钱，拉拢收卖，如蝇逐臭。香港有的是这类人物，例如，我有一位朋友有一回慌忙火急地离开茶桌走进我身后一道门消失了。原来是上海青帮头子，鸦片贩子臭名昭著的中国黑沙皇杜月笙其人到房里了；杜某人现任中国红十字会指导部副主席。他们几个帮手现在居然共赴国难抗起日来，而其他的青帮喽啰则媚颜事故，认贼作父。比起指导部里有两三个家伙阴谋赶走林可胜博士而以青帮某人代替的两三个委员来，杜月笙其人还不那么令人讨厌。这些人等热衷于争权夺利，对伤兵漠不关心。对这些人，我从来不掩盖自己的观点，对他们当面说出我的意见，因此不言而喻，我再返中国的机会是失之交臂，机会很难得了。 　　我的中外朋友有时被人们称为“政治文化人”。为了一个目标争取中国的自由解放而工作在一起，同中国其他政治团体一样，思想上的分歧矛盾，层出不穷。我们这批人里面有两个英国共产党员的事例可见一斑。一个青年人在欧洲大战开始时回到英国去参加皇家空军，可是一到英国才了解英国共产党对这次大战的态度，认为欧洲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于是他彷徨了，回到香港，救济团体支付了他的旅费。我个人看不出世界上任何英国人，左派也好，右派也好，当纳粹侵略迫在眉睫威胁当头的时候，除了战斗，此外还能作什么。 　　在中国和香港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日本人会进攻香港，也知道日寇进攻香港只是更大战略的一个小插曲。日本人鼓吹渲染过这一套田中奏折里甚至提纲挈领谈过进攻的计划。他们通过中越边境向南集结部队，准备侵略泰国。几年来日寇在缅甸的活动非常活跃，两家缅甸全国性大报是亲日的。进入中国的滇缅路开放时，号召仰光工人总罢工抗议海运武器援华，可见日本影响之大。日本谍报人在阿富汗、印度、荷属东印度以及菲律宾等国活动多年了。虽然印度国大党援华抗日，但是许多恐怖主义分子都同住在日本多年的印度人纳什·比哈里·薄士有勾结联系。 　　因此我们知道日本人进攻香港的时间快了。香港有一个日本海军军官言过其辞道破了真相：争夺香港之战没有必要，因为它“象一个烂熟了的果子”会落到日本人手里。另一个日本官员对美国总领事说，日军只要破坏供水系统就能占领香港。日本人可不是光说不练，他们开始占领靠近香港的广东沿海港口，强迫民工修筑飞机场，切断香港和内地的联系。 　　香港政府在香港防务上花出了几千万英镑，而且还在新区兴修过山的新公路。房屋住宅堵上了沙袋，通往九龙的公路都有特别岗哨检查。日本人可知道每一个炮位，每一处沟道里的军火库，每一道公路上的急转弯，以及英国人花大笔钱财在修盖新的地下掩护所等等。 　　香港的空军力量只有三架旧飞机，晚上以每小时一百英里在上空盘旋，以便探照灯部队演习。我们常坐在香港大学历史教授诺尔曼·法兰士家里的阳台上注视飞机防空演习，说“空军出动了，全部三架!”法兰士教授是香港志愿军炮兵队队员，是英国共产党反战的党员之一。但在香港保卫战中不幸牺牲，他在日本人进攻香港时英勇战斗过。 　　英国当局估计防卫部队的战斗力量能支持三个月，到时乐观估计英国海军从新加坡前来支援，或许到时候美国会参战，海军援军可以从太平洋门户守住亚洲，当然还有美国在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美军基地。等筹等等。 　　有些英国人争论说，香港无足轻重不值得英国海军或美国海军的援助。香港弹丸之地只是牵制和吸引日军转而更重要的目标，可以牺牲的前哨基地。为了大英帝国的声望而战，将有无数的人战死沙场，我听到一个医生这样说。然而香港该怎么办?是放弃不顾无所作为?还是归还给它的合法的主人中国?难道中国守不住它吗?大多英国的男女绅士们，包括法兰士教授和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为之而战死的人们在内，对整个大英帝国并不那么关心，什么声威不值一谈。他们感兴趣的是，保卫英伦三岛。他们之所以留在香港是出于道义感。如果他们扬长而去就会被人看作临阵逃脱懦弱可耻。妇女儿童多数已撤退到澳大利亚，少数到菲律宾去了。留在香港的参加抗日的医务工作训练。里面有我的朋友希弥达。她和她的丈夫以及我的其他许多朋友后来都当了日本人的俘虏。 　　有些英国人惊醒到危险，但种族和阶级偏见是他们的致命伤。 　　许多英国官员一提到中国人就非常看不起地说，是“第三等强国”。一旦日本人同英国人打起来，“中国人就会知道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意思!”香港志愿军团里有好几百中国士兵，都是顶呱呱的健儿，可是英国士兵妄自尊大拒绝同他们在一个池子里洗澡。不但这样，而且英国人认为并不值得同中国政府谈判讨论香港的联防作战问题。我和一个英国官员在宴会桌上进行过一场辩论，他悦中国人微不足道，要行的话早就守住广州或夺回广州了。我说英国人也微不足取，要行的话，到现在就不会出售铁屑给日本人。一个英国将军说罗伯特·寇雷吉爵士应该代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凯尔爵士驻在中国。寇雷吉爵士是臭名昭著的亲口派头目和绥靖主义分子，这个英国将军更进一步在排华亲日的立场上走得更远。 　　我在许多圈子里象鱼儿在浅水里游一样活动。香港警方仍然禁止我发表讲演和写东西。我同他们争论的时候，他们就说香港是中立区和桥头堡，容许我讲话就是破坏中立。我在日本人看来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是日本黑名单上列的许多外国记者和广播员里面的一个。 　　香港政府的中国代表扬言要把我的问题向英国下院提出，只是在这以后对我，的禁令才松弛下来。这以前，我已在“私人集会”里作过讲演。这些集会在香港大学学生中间，在救济团体、中英文化协会，有时在美国航空公司飞行员罗亚尔，黎翁纳德上尉的家里举行。 　　香港地方弹丸之地毕竟太小，容纳不了搞阴谋“犯罪活动”的君子。我在一次私人集会中间极力劝告中国大学生们天天参加军事训练。这时我发现负责香港民政事务的英国上校胖乎乎的面孔在盯着我，这位绅士先生的出场引起了一个满天飞的笑话，稍使我的心得到慰籍。这个英国上校以前想把香港殖民地所有反纳粹德国的难民驱逐出境或集中关押，开明的罗富国爵士总督要他说明理由为什么。 　　胖乎乎的上校说：“哟，打开窗户说亮话，我不喜欢他们的面孔!” 　　总督说：“哟，打开窗户说亮话，我也不喜欢你的面孔!” 　　尽管香港的局势混乱，问题成堆，矛盾重重，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它还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它是进入中国的门户。摩顶放踵熙熙攘攘的中国人众，加以外国新闻记者、作家、军事考察人员和过路游客的人群川流不息。许多外国人逗留香港的时间比他们在酒吧间、舒适的旅馆长廊里逍遥的时间更久，这是一个讨厌的地方。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但套上过时的帝国主义机器枷锁的英国青年心灰意冷，百无聊赖，看香港始终一片黑暗。敌人即将进攻香港的危险使我们大家极度紧张，彼此见面总是说：“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明天说不定就完了!” 　　有些英国人特别是苏格兰人某些方面使我喜欢。苏格兰人虽然生硬乏味，但富有古怪的狂想气质。某些英国人具有非凡的本领，他们不但能把我变成中国的爱国主义者，而且还能把我变成美国的沙文主义者。例如，有一个英国人对我说：“美国人出于忌妒不喜欢英国人”。“看在上帝的份上，忌妒什么?”我问。另一个英国人对我说“英国人正在为美国人而作战，美国人将为最后一个英国人而作战到底的。” 　　我反驳道：“难道英国人会为最后一个希腊人作战到底吗?”有些英国人直言不讳地说英国人如何沉默寡言，具有教养，而美国人如何粗鲁庸俗崇尚浮夸。可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道地英国血统出生的英国人，有的既不沉默也不庸俗，有的崇尚浮夸如星条旗国歌一样夸夸其谈，不着边际。我有一个苏格兰朋友，青年大卫·麦克唐纳，派到香港作一名小公务员。负责分发情报部新加坡出版的无聊小册子，麦克唐纳是香港情报组组长，自己出版的东西我见他没有看过一本。反而看一些“讨厌的”左翼文艺作品。他在保卫香港志愿军团里服役，后来在香港保卫战中负伤，之后他同一些中国人、英国公务人员逃到大陆，在游击队帮助下转赴内地。 　　另一个苏格兰朋友是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柯林·麦克唐纳。他深受国民党中国没完没了拖延时间的影响，以致《泰晤士报》总是不断写信电催建议他有必要时常写点文章寄给报馆。柯林说他认真考虑信电提出的建议，常年累月大伤脑筋地是他不写为妙。还有一个英国武官也深受国民党中国的影响。他说“十个中国人有九个骂我，只有一个中国正人君子说好，真该死!” 　　而路过香港的美国人士与众不同。有些人喜气洋洋，满怀自信，精力充沛，到中国访问两三个星期，回国后就能写出两大部头书。有些人严肃认真，在台上大吹大擂发出可怕的吵闹，使得全美国人享有不佳的令誉。沉默寡言、态度温和的伊文思·卡尔逊上次过港迎得人们的欢心，这回又为了工合运动去中国访问了。 　　美国陆海军情报人员成群结队出现在香港，但他们是前往埃及的过客，取道重庆，飞越滇缅路到仰光，然后经新加坡，印度、中东。还有路过此地前往苏联的作家伊尔斯金尼·卡德维尔和马加里特·波尔克一怀特。伊尔尼斯特·海明威忽然来港，大请其客，欢庆他最近文学上的胜利，为我们讲遥远的故事。他说在美国爱达荷州的酒巴间舞会上痛打亲戚内奸，一天晚上他和一个海军军官拿出大刀示威说杀人如砍瓜切菜毫不费力。 　　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的旧病复发来港看病。我在他的大姐夫孔祥熙博土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他，有几个外国友人曾经安排我和蒋夫人见一次面，但我为本身利益着想还是不大乐意去接受她的侍从卫队们的盯梢。我趁她的人马不在之机，和她相见，发现她很有学问，仪态优雅，妩媚动人。同富有的中国妇女一样善于打扮，她精于修饰，但我怀疑她是需要一笔钱财才能过日子的。由于岁月催人老，她的姐姐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比她老而忧伤得多。而她的自信和权力则日益膨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住在香港的女作家艾米利·哈刚刚完成她的大作《宋氏三姊妹》。宋氏三姊妹值得出一本书。但是同某些外国人士想法相反的是，宋氏三姊妹并非中国唯一能干的女中人杰，我总是认为单单宣传她们三个是很不幸的事。我经常感到奇怪的是，如果宋氏一家人出生在无名穷苦之家的中国战区、作牛作马的贫苦无名的家庭遭遇又将怎样?只有那些在军队里、在人民中间无视艰难险阻、勤奋工作，随着年华流逝而增长才干能力的医师、护士、政工干部、学校教师等等中国妇女，使我终生敬佩，特别是那些在斗争中献出青春壮烈牺牲默默无闻的中国妇女使我永世难忘。 　　有一些在激烈的战争熔炉里锻炼成长的新中国女性，许多方面赛过了美国女性。这样一个妇女和我在霍尔主教的家里同住了一个时期。她的名字叫肖红。她的命运是典型的。一九三一年日寇侵略东北，她逃离家乡，她不但逃脱了敌人的魔掌，而且逃离了富有的双亲为她选择的丈夫的婚事。她刚在九一八事变前到北平，以后流浪到上海、武汉、寄居重庆。她的处女作《生死场》正是鲁迅向中国大众推荐的一本由中国妇女作家写作的最有权威的小说。这以后肖红姑娘写了另外三本书，包括她和我同居香港时写的一部战时小说在内。她同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一样，生活穷困潦倒。这些作家挣得的钱只够维持苦力阶级的经济生活水平。肖红也和许多同道一样，得了肺病。我让她进玛丽皇后医院治病，直到香港沦陷以前给她提供经济补助。日寇占领香港后几天她不幸去世，享年二十八岁。 　　日本人在香港大屠杀以前，把从中国学到的一套政治权术付诸实践。他们首先把自己装扮成把中国人从白种帝国主义解放出来的救世主。当肖红的丈夫申请火化她的遗体把骨灰带到上海葬在她的“导师”鲁迅的墓旁时，日本人同意了他的请求。日本人的策略在某些方面如是巧妙，而对大英帝国在香港的政策又极力清洗其污浊，影响，致使一些中国人选择在香港当顺民，不愿回祖国去战斗。 　　我要是当了日本俘虏的话，丝毫不抱任何幻想。美国总领事把我的名字列入日寇进攻香港时用紧急飞机送往中国的名单里。我的慢性病还未痊愈。除了宣传活动在林可胜博士指导下为整形医院筹款以外，只能做一点点写作。如果我回到中国我将完全不能写作了。反动势力在中国正张牙舞爪，不但对左翼作家，甚至对如工合、红十字会医疗队等一类无党派团体组织施加压力，进行迫害。 　　因此我考虑回美国去。但我还在拖延时间，希望千变万化神秘莫测的情况能使我返回中国。有一天，一个美国飞行员使我高兴，他劝我不要回美国去：“哎哟，老大姐，你难道不晓得你回美国以后跟那些陌生人一起不会有什么幸福吗?” 　　他的话完全正确，然而我还是决定回去，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人民争自由民主而战的情况告诉美国的同胞。我已成为中国广大斗争的一部分，当我在香港遇见英国人和我们美国人时，开始认识到这个整体与部分，如血肉相连不可分离。尽管在许多方面我依然如故，还是一个美国人。说到底，我已经成了那些到处无家，寄身异国的可怜的人儿之一。 　　时间在夏天，香港沦陷前，我首途返美，由于日本人对停泊日本港口的美国船只上“需要的”美国人进行盘查，所以我不敢取道日本。于是我决定和一家挪威轮船公司办交涉，他们的公司船有好几只被德国强盗击沉和俘虏的事，我是一清二楚的。我们在严密的灯火管制下慢慢横渡过了太平洋。 　　船上有十二个旅客，有三个圣灵降临节教会的修女，一个和我同一房舱。她连希特勒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三位小姐来自美国南部。她们在老家都有黑奴女仆。她们在中国都有中国佣人婢女。她们讲述天堂是这样的地方：真正的虔诚教徒将永远永远坐在上帝的右边，而不大虔诚的将成为她们的仆人。因此她们一旦上天堂就有福了。 　　另一个旅客是一个加入中国籍的比利时神父。关于中国许多问题我们有共通的看法，因此我们在太平洋上四个星期中间消磨在有关宗教和社会的未来等问题的讨论上。船进圣比得罗港时，我们俩人倚靠栏杆，神情泪丧地注视水面上浮动的三辆日本坦克，正慢慢地朝远东开去。 　　我们盯着坦克身上涂着的日本太阳旗时，年青的比利时神父说道：这些东西始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今天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探溯到那个悲惨的“九一八”。 　　自从我当年离开家乡，一眨眼二十二年过去。新的一代已经出生，长大成人。流行一种对人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使我完全陌生，商业万能主义似乎高过一切，它已深深渗入美国生活和文化的核心。我刚登岸，就来了一个洛杉矶女记者带我到广播电台，希望我对中国发表广播。年青的电台台长问我第一个问题是： 　　“您的无线电播音拍卖记录呢?” 　　他在问什么，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告诉我们美国人民一点真相，你首先必须推销他们的肥皂、癣药、便秘精。 　　尽管如此，我偶尔还是发表讲演。有一回我跟一群实业男人士讲我对销售战略物资给日本的看法，他们里面一个人说我“存心破坏一切。我问一个青年实业家他看什么书，他回答的话语几乎和我听到一个中国官员说的话一个调子：“我自从离开大学后就不读书了。白天工作，晚上回家吃饭，有时看电影消磨时间。”我把他跟我所见到过的中国战士们相比较，我真高兴，他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最使我吃惊的是美国的妇女同胞。工人阶级妇女有她们的家和子女，此外是中上等阶级妇女的人海，中间很少有工作的。她们同所处社会主要活动很少联系，这方面甚至还不如中国妇女。洛杉矶市政大厅的男会员们告诉我，如果准许妇女入会，他们就要退休了。妇女“俱乐部”似乎是妇女们填补空虚生活尽力一走的地方，我在一个俱乐部里讲演时，只见我前面一间大房子里面有许许多多白亚麻布衣衫，雅致的服装，珠宝首饰正如穿戴这些东西的家伙一样，毫无用处，装模作样。 　　我又在圣地亚哥遇到伊文思·卡尔逊，我们讨论了我们周围国家的前景预兆，到处都是浪费和大手大脚，加利福尼亚州人们没有汽车就不能生活。各种难以现解的迷信泛滥滋长，如一潭死水上面升起的泡沫上下翻腾。电台广播员也在广播站占星术，告诉人民根据星象栽种园庭安排生活。林德伯尔格在好莱坞狂饮中吸引了两万五千观众，参议员韦勒在电台歇斯底里广播说，到六月二十二日共产党攻击罗斯福总统，说英国是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政府当局是帝国主义分子，比较客观具有才智的人都不能否认，印度提供了血淋淋的证据，但是我们自己含糊不清的倾向却留下推测的余地。六月二十二日以后也罢，十二月七日以后也罢，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 　　我离开中国的决定结束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回顾过去，很难满足。我自知犯过许多错误屈指难数，我尽力作了一点有益的事。至于未来，我照旧还有一件大事要做，这就是把中国的真相，中国人民如何英勇战斗仍在战斗不息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们美国同胞。“告诉你们美国同胞，请告诉你们美国同胞”，钟毅的话我永远记得。我曾经发誓尽力而为的……。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