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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鲁迅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一九三〇年仲秋一个炎热的下午，一对当教员的夫妇前来看我。向我提出两点要求：一要我为研究亚洲被压迫民族问题的新刊物《大道》捐献和撰写有关印度的论文稿件；二要我租一家外国小餐馆，作为庆贺鲁迅五十寿辰开茶话会和晚餐宴会的场所。鲁迅是伟大的作家，有些中国人称他是“中国的高尔基”，而在我的心中他实在是中国的伏尔泰。① 　　第一个要求，我欣然答应尽力而为。第二个要求，颇费踌躇，因为这里面充满着危险，成百的男女宾客尽是思想界危险分子的代表人物，但两个朋友向我提出保证，所有前来祝寿的宾客均系口头邀请并相约不生事故，而且从街头到餐馆的交叉路口都布置有“岗哨”。 　　祝寿的这天下午，我和两个朋友站在法租界一家荷兰西餐室的花园门口。从我们站的地方可以看到长街上过来的客人。我前面的十字路口处有一个身穿长衫的中国人，一目了然，他正在候车，在他附近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另一个长衫客人。 　　鲁迅在他的夫人和小儿子的陪伴下来得很早。他是我在中国若干岁月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这是我第一次有幸和他见面。他的个子矮、身体弱，穿一件乳白色绸衫，着软底布鞋，不戴帽子，平头短发、整齐直立、象一把刷子似的。脸型和一般中国人的脸一样。在我的脑海记忆中留下了一副表情丰富、机灵生动、为我生平仅见的一张面孔。因他不会英语，能说德语，我们就用德语交谈。他的举止，他的谈话，他的每一个手势，无不显示出难以言表的和谐和他那人格完善的动人处。在他的面前，我不禁自渐形秽、粗鲁鄙野、如同土偶。 　　就在同时，宾客川流而至。鲁迅步入园内。我一再盯住他的背影，他那纤瘦的手作出的手势把我吸引住了。 　　客人从我身边走过时，我的两个朋友告诉我，宾客中间有作家、艺术家、教授、学生、演员、学者、新闻记者，甚至还有两个政府要人。这一对权贵之所以也来祝寿，并非他们同情鲁迅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尊敬鲁迅的人品、言行一致、大智大勇、学识出众。 　　这是一次人材荟集、场面激动的盛会，一次思想界革命先驱者济济一堂的集会。一个衣着寒酸的团体引人注意，他们作为现代美学戏剧界代表的一批新人物，试图在演一些社会戏剧。洪深教授率领的复旦大学剧艺社这个团体看来比较得意，他们演出了易卜生写的一些戏剧和洪深教授编的一两个剧本。洪深教授也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之一。第三个团体是左翼青年作家、艺人和翻译家组成的剧艺社，他们演出罗曼罗兰、高尔基和雷马克等作家的剧本。后来晚些时候，他们演出《卡门》时受到警察的袭击，人被逮捕、戏被禁演了。因为观众里面的特务密探很不喜欢《卡门》剧本的最后一幕，在最后一场里卡门把她的戒指朝她遗弃的爱人唐·乔希扔出并念念有词地说：“要记住国共两党的决裂”，这时，唐·乔希刺死了她而得罪了警察暗探! 　　这时我见到花园门口许多人渐渐走近。一个身高体瘦、走路如飞的青年不停地打量四周的动静，边走边看，一眼就知他是一个学生。他刚走过，我的朋友就悄悄地对我说，他就是共产党机关报搞党的宣传报道的《上海报》的编辑。接着又过来了一个西装皱褶、头发蓬乱、坐牢几个月刚刚出狱的人。他因“红军协会”中国代表的嫌疑被捕，他的家庭给警方贿赂了一大批款项才把他买了回来。 　　花园里挤满了宾客，再无人来了。我和我的朋友仍在放哨。夜色来临时，客人半数已经离去。另外有人站岗，我们和其他宾客进入餐室。 　　晚餐过后，讲话开始，我的朋友充当我的翻译。荷兰西餐室的主人不懂中国话，因而不用我们担心。中国侍者服务员们则站在一旁谛听人们的讲话。我们一边听那个蓬头乱发的人报告狱中的生活状况，一边密切注视那些侍者服务员的每个动作。接着那个《上海报》编辑作了红军的兴起和农民秋收起义后加入红军的报告。这，我虽然听说过，但他的报告具体生动，为我首次听到。 　　一个身材矮胖，剪着短头发的青年妇女开头讲到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必要，她的讲话最后要求鲁迅担任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艺术家联盟的保护人和“导师”。这两个新的联盟团体后来成为中国文联。 　　鲁迅一直对每个人特别是对新的讲演者从头到尾、用心倾听，食指扣着茶碗的边沿。他继大家讲演之后，站起来平平静静地讲了半个世纪以来思想界混乱的故事。他的一生就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历史的见证。 　　他出生于一个清朝破落士大夫的家庭。成长于西学东渐思想渗入封建社会的背景下。由于贫困不能前往欧美各国留学，他以官费留学生资格到日本学医，对国民革命运动持同情态度。他在学医的同时，还读了日文，最初翻译了托尔斯泰著作。托尔斯泰向他灌输了社会革命思想和当代文艺的功能。 　　他回国后行过医，同欧美许多医生一样，他很快发现多种病根在于贫困和随贫困而至的无知。唯有富人有钱就医。于是他拿起文艺这个武器同封建思想进行搏斗，在俄国经典作家影响下，用俄国古典小说的风格创作短篇小说，弃医执笔，五四运动时期，他在北京各院校讲中国小说史略。 　　以后他钻研德国、俄国的文学，翻译了很多俄国文学名著和文章。他说目的在于把当代社会文艺最优秀的作品向中国青年推荐。他还搜集西方古典和现代的美术作品，为青年艺术家出版了很多卷版画木刻集。 　　他说，现在要他来领导一个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有些青年朋友也劝说他成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他出自农村，立足于农民和学者的生活之中。他并不相信对工农的痛苦生活毫无体验的知识青年能够创作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活力来自实践，并不出于理论。 　　尽管如此，他将继续努力把西方的最优秀的文艺作品整理介绍给中国青年，并乐意充当青年的指导，或者说如青年们要求他充当他们的所谓“导师”。谈到保护青年，在这样一个把最温和的文艺当作政治犯罪的国土里谁能保护谁呢?从所谓“导师”的身份来说，他劝有教养的青年去体验工农的生活，从生活中搜集题材，学习研究西方的文艺形式。 　　集会快结束时，一个青年面对着我悲伤地摇头说：“真叫人失望，我是说鲁迅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态度真叫人失望。他的话真叫青年人泄气!” 　　我生平对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抱有一种对立态度。他这样说，使我的对立情绪油然而生。中国的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从来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作品多半是无病呻吟、没有经验的虚构。讲到“青年”这个词儿对他们来说，就是学生，唯有学生才是青年。对于工人和农民，他们保持一种悲天悯人、寄予同情，但自我超然、鄙视群众的态度。这一时期他们创作出的许多号称“无产阶级文艺”的作品多半是一些东施效颦、粗制滥造的俄国式作品。我对这个青年批评家回答道：“我是完全同意鲁迅的看法的”。 　　我的生活同鲁迅和他的密友、中国知名的小说家之一的茅盾的生活紧结在一起。我们三人共同收集出版了一本德国民间艺人凯绥·珂勒惠支夫人版画集；我们三人一起为欧美新闻界写稿，对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政治迫害发出抨击的呼声。茅盾和我经常在某条街头的角落里碰头，仔细观察鲁迅住处那条街道的动静，然后走进他的家和他一起消磨一个晚上。我们从一家饭馆叫来饭菜一谈几个小时。我们三人谁也不是共产党员，然而我们三人无不认为帮助和支持为解放穷苦大众而战斗、而牺牲的人们是无上光荣的事。 　　鲁迅德高望重，受人尊敬。处于中国青年知识界的先驱或“导师”的地位。青年中间有很多集团，每个集团争取他站在自己的集团或路线一边。他对青年一视同仁，拒绝参加他们这个那个阵线组成的联盟，对各方面的意见广泛采纳，讨论青年提出的问题，修改青年作家的创作，鼓励青年努力上进。他的名字在青年创办的刊物上登在前面。 　　他常对我讲到他要写一部以他的生活为背景的历史小说的计划，但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动乱使他没有功夫动笔。他对“无辜者遭到的屠杀”与人权的粗暴破坏是如此强烈憎恨，以致旋即把他的笔当作唯一的武器，一把名符其实的锋利匕首来使用，对之进行政治上的讽刺。 　　中国的作家都和本国的历史、文化、艺术有很深的关系，和历史结成不解之缘，看来他是这方面造诣最深、关系最密的一个。要把他的政治杂文译成英文是很难的。由于不能公开抨击反动派，他的作品只能是对中国历代黑暗时期的人物思想、历史事件的精心雕镂，把当代法西斯统治与历史上的专制相提并论，明眼人、受过教育的人都很清楚他那文笔辛辣、寓意深刻的政治小品、杂文里面表达出中西文化博大精湛、兼容并蓄的传统和画龙点睛之笔。他向公众经常介绍这家那家文艺杂志，只是眼见那些刊物遭受镇压封禁而已。他的那些结构严谨、文风简洁的推荐文章写得流畅生动，有如迎风飘扬的旗帜傲视一切。在他看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乃是人类成就的精神实质所在。他的独具一格的文风是那样与众不同，以致他用任何化名都会被人识破，检查官员把他的文章删砍斧削得不成体统。和他联系往来的作家、编辑、艺术家相继失踪、不明下落了。唯有他的年岁和盛名使他幸免被捕。多年中间，他的那些没有删改的手稿只有日本左翼知识界人物敢于给以发表。在日本知识界人士的眼里，他是中国最知名和最受尊敬的作家。 　　鲁迅的追随者朋辈学生的陆续失踪和被迫害致死，如同腐蚀剂侵蚀他的身体和心灵，因而他病了。有时病重起不了床。他感到心脏衰弱，同意让上海最好的西医治他的病。医生检查过后把我拉到一边说，“他的肺病很重了，只有清凉干燥的气候，病情才能停止恶化，延长寿命。”医生还加了一句话，说道：“他当然不会听医生劝告的，这些古板固执、愚昧无知的中国人是并不相信现代医学的。” 　　很难说鲁迅古板固执，也难说鲁迅愚昧无知，可是鲁迅并没有听西医的劝告。“当别人正在战斗不息或是宁死不屈的时候，你们让我卧床一年做什么?”他指责我们说。我们以种种理由进行说服，但他提醒我们说，他穷，无钱就医。于是我们设法筹集一笔医药费，他仍然拒绝。高尔基邀请他作为他的客人到苏联暂住一年，他谢绝了邀请。他说，国民党会向全国大肆宣传叫嚷他接受“莫斯科卢布的。” 　　“随他们怎么去说吧!”我和他争辩。 　　“他们胡说不了!”他大声说道，“人人知道他们靠造谣过日子，不管怎样，我可不能去!中国需要我。” 　　我们百般劝说，总是徒然。他说：“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开小差!轻伤不下火线!总得有人坚持战斗!” 　　一九三〇年年底，我去菲律宾休养数周。动身前夕，鲁迅和三个青年作家前来看我，消磨了一个晚上。其中一个是柔石，他过去当过教师，是鲁迅最有才华和最心爱的学生兼朋友。当我于一九三一年三月间回到上海时，我的中文秘书冯达给我带来了二十四个青年作家艺术家和演员被捕遇难的不幸消息。他们于二月二十一日夜里被提出牢房，强迫自掘坟墓，遭到杀害，有几个惨被活埋。柔石是被活埋的一个。 　　我急忙赶到鲁迅家里，在他书房里，我发现他面目黝黑，没有梳洗，头发散乱，两颊深陷，目光森森，锋棱逼射。语调中充满愤恨，令人生畏。 　　“这是那天夜里我写的一篇文章。”他把一篇签有他的化名的手稿交给我说道：“我称之为《写于深夜里》，请把它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吧!” 　　他把文章的大意说明后，我提出警告说，文章如果发表，你会遭到杀害的。 　　“有什么要紧?”他很愤慨地说：“总得有人出来讲话!” 　　离开他以前，我们俩人拟好了一个就屠杀作家、艺术家的事件告西方作家的声明。我把手稿带给茅盾，由他作了润色并协助我把手稿译成英文。这篇文章引起了西方世界第一个反应，有五十多名美国一流作家联名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中国作家的罪行。使国民党大为震惊。 　　鲁迅的《写于深夜里》这篇手稿甚至在国外也未发表过，我一直把它保留在我的身边。我在中国读到的所有文章中，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最最黑暗的一个夜里用血泪写成的一篇豪情怒放的呐喊。文章开头写道：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画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在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 　　他这里说的“野地的纸灰”，指的是为死者灵魂焚化纸钱的中国丧葬习俗。接下去他写珂勒惠支夫人的连环木刻画中有一副木刻《牺牲》刻画出一个面容憔悴、无限哀伤的普通母亲把垂死的孩子作为供献交给死神。木刻中牺牲的那个孩子就象征着二十四个烈士。文章继续写道： 　　“在中国的过去，一个死囚临刑。照例走完一个过场，准他喊冤枉，让他说无罪，由他骂昏官，听他摆业绩，任他表白不怕死的英雄气慨。上杀场临刑前，观众会喝采，他勇敢的死讯会传播开去。在我年青的时候以为这些作法是既野蛮又残酷的，而今我看过去的统治者们让死囚这样作是他们对自己的权力满有自信和勇气的证据，让死囚开口的作法多少是含有一点仁慈、一点恩惠的。” 　　然后他把笔锋转向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上铢堂写的一篇《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文章，那文章说什么“对死囚的喝采还是同情，理想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对于社会实在要不得。因为这种作法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鲁迅以辛辣的讽刺对他作了回答，他论述了凶手的残酷： 　　“今天我每当听到一个朋友或一个学生的死并且知道了谁也不知道的死法，我感到比听到他怎么死去更加悲哀。我能想象得到在暗室中被屠夫们杀害的寂寞比当众处死更令人心胆发寒。当我第一次阅读但丁的《神曲》第一部地狱篇的时候，就惊异于书中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我看但丁的设想还是过于仁厚的了。他的设想并没有达到今日极平常的残酷的深度。” 　　文章末尾他附了一封信可能是自《坐牢略记》的摘录。寄信人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和两个上海大学参加鲁迅创办的木刻研究会的学生。他们因共产主义思想罪名被捕。指控他们的罪证有一条是查出他们有一幅卢那卡斯基的木刻版画。给木刻打上共产党罪名的烙印真是荒唐透顶的逻辑推理。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不敢逮捕鲁迅，把他的学生抓起来了。 　　这个青年的《坐牢略记》，以“敬爱的大师”开头，叙述他从客西马尾果园被捕蒙难那一天到贿赂一个看守转信给鲁迅的那天夜里为止的全部经历。特别提到一个农民被告被拷打他是红军司令员的苦楚，十个指头的指甲被拔掉，鲜血淋淋直淌，面色死白，僵直无声，象一个鬼魂伏在地上。“我敬爱的大师啊!每当我一想起他的时候，我的心冰凉发寒，毛发直立!”狱中书简呼喊道。 　　我和茅盾翻译到这里时，茅盾搁笔、语调低沉，细声说道：“这的确是深夜里写的。” 　　“是的，深夜里。”我说。 　　① 伏尔泰(1694—1778)，十八世纪法国作家、思想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