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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上海的恐怖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袁文等

“我真奇怪，中国吃教会饭的人，就是说为了吃饭而信基督教的人究竟有多少!”我说这话时，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的年青馆员的脸上现出一副委屈难受的神色。 　　“究竟有多少，无法知道。”他回答道。“我们青年会的干事先生们专会钻营，干而优则仕，很快就要到国民党政府机关去作官了。我们的干事昨天踮起脚尖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命令我们上大礼拜堂作礼拜去。因为蒋介石参加了美以美教会。瞧他那副吓人的样子!” 　　“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可把我吓坏了”我大声说道，“美以美教徒也罢，非美以美教徒也罢，都是一样，使我见而生畏。一个吃基督教饭的中国商人是最难对付的，他道貌岸然，满脸带笑、逢人握手，满脑子打人鬼主意的生意经，真是可恶到家。” 　　进来了两个借书的青年。馆员把我请他翻译的书合上。封面上书名是“约翰福音”，打开书的头几页是福音章节，翻下去却是“中国大革命”。两个青年走后，图书馆员打开福音继续为我翻译目录章节。这是一本“禁书”，可能是共产党出版发行的。书面上的基督教会出版社是不存在的。青年馆员藏有许多这类图书，书名不是“福音”就是“论语”什么的。 　　这个图书馆员是情报的源泉。他从公务人员、官场朋友利新闻记者的茶余酒后、道听途说、街谈巷议中，搜集到许多难得的宝贵材料。他不是共产党员，只是一个关心百姓疾苦、群众生活、人民忧患的青年人。国民党政府发表了值得研究的东西，他就研究一下。共产党人出版了什么为人民谋福利的东西，他也读它。总之，他见书就读，开卷有益。 　　一天，青年馆员转身问我：“您愿意到杨树浦工厂区去瞧瞧工人的经济公寓吗?明天我可以带您去。许多经济公寓归天主教堂所有。” 　　我赶忙表示同意。次日下午将近黄昏时候，我上他家里去看他，他住在有损上海市容的半西式住宅里。一排排的住宅同里弄大马路的高楼紧紧相连，如果在一楼，通常是一间正方形卧室带一间小而阴暗的厨房和一个漆黑密不通风的厕所。如果是一个受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教会文书的住家，案头墙上就有磨损破旧的美国流行歌曲集，普天颂赞、电影画报利照片一类的书报画片。 　　我到图书馆员的家门口时，听到二楼窗口上发出一声长长的嘘声，使我吃了一惊。抬头看见了青年馆员的面孔，几分钟后大门开了，他小心地请我进去。 　　他二话不说，示意我上楼。打开后窗，我见到对面一排半西式住宅小房子，一群中外包打听密探正在敲打一家住户的大门。里弄上下的窗口出现了一张张面孔，随即消失不见了。一个瘦高个身着长衫便衣踢开了对屋的房门，两个密探跟在后面朝里直冲，其余的人接着进了房。一个女人发出了恐怖凄厉的叫喊声。随着特务们穿房入室的行动，我们看到了对面卧房里那个喊叫的女人。她发疯地来回走动，之后，举起了双手，面壁而立，头顶住墙。特务们撕开被褥枕头，翻箱倒柜，到处搜查。小小房间，家徒四壁，没有什么搜查的，不几分钟搜查了事。接着街门又开了，几个密探和戴上了手铐的一对青年出来了。女的头发凌乱、面孔苍白，男的口角冒血，身高瘦削，他们摆动的棉袍底下露出弱不禁风的身躯，然后消失在里弄里。 　　图书馆员的妻妹这时在楼下空房间里气急败坏地说道：“对门屋里还留下了几个包打听，他们在等候抓那对夫妻的朋友!我有一个女朋友常上他们家去，我不敢跟她去通风报信让她不要来了。哎哟哟，我也会被抓走的。” 　　“我去!”我自告奋勇，“他们不能抓去看一个朋友的美国人的。” 　　她叹了一口气放下心来，我记下她朋友的名姓住址。 　　“她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提醒我道：“如果特务闯进了门，你就说你是来找英语教师的。请等一下，让我瞧瞧里弄里可干净不。“她跑上楼去，过一会细声细语下来告诉我，可以走了。 　　走上大街，我在商店厨窗前面迂回观察，断定后面没有尾巴钉梢，赶忙叫了一部出租汽车到市中心区。下车步行一站后，又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到离目的地不远的地方下车。穿过另一排半西式住宅小巷的时候，生怕特务们闯进了姑娘家里。我心里七上八下，扑腾扑腾直跳，急忙敲门，无人答应。头顶上面一扇窗子轻轻开了，我向上一看，窗口露出一个十分美貌、两只大眼睛、一头短头发的姑娘面孔。 　　“快下来!”我悄悄地说。一阵跑步声过后，门开了，我侧身进屋，告诉她刚才发生的抓人搜查的事。她那水汪汪的眼睛顿时翻白，两只大黑眼珠直盯着她书架上的书。一般收藏温和色彩的社会文艺小说一类书籍的人就有被捉进牢里去的危险，许多青年在黑房里埋葬了他们宝贵的青春。 　　“你的东西全交给我吧!”我催促她，“你放心好了，你的朋友让我来给你报信的。” 　　她很迅速地走到书架边清理图书，里面有一本高尔基的《母亲》、接着跑上楼，拿下来几本包装好的期刊杂志。 　　我从上海的林荫大道向回走。遇见国民党特务和地痞流氓正在搜捕那些持不同政见，思想进步的青年男女。那个姑娘在半小时内会转移住处，她所有的朋友也会得到通知的。在白色恐怖之下，尽管家庭、朋友、同志关系的纽带如何坚韧，但酷刑之下都会破裂。那些把革命当作浪漫事业冒险行事的人们，那些为金钱利益钻进共产党内出卖同志的投机分子，不用动刑就招供自首。有些共产党重要人物卖身投靠国民党后、甚至加入特务机构即后来臭名昭著的蓝衣社。他们潜伏在茶楼酒馆、客栈码头、舟船火车上，甚至混进监狱囚徒中间，指点出卖他们过去的战友。还有的人在报上登“悔过”启事，以求活命。那些失足者无论谁回到旧日的老地方，猜疑的乌云笼罩他们的头上，是多年消除不了的。记得有一回，我向一个共产党员谈过这事。 　　“看来你们不信活人信死人!”我问。 　　“如果我们让叛徒逍遥自在，中国就会亡国”。他回答道。 　　“你们的怀疑也会产生叛徒，你们共产党如果关门，人家势必就进蓝衣社的门。” 　　“一个人真脱党假脱党、我们有方法掌握得很清楚。”他望着远方盯了我一眼，又补充说道：“国民党对投靠他们的共产党人根本不相信，因为这些人朝秦暮楚，左右投靠，今天叛共，明天也许卖国。我们的思想信仰他们是知道的。思想一旦在头脑里扎根就不能拔除干净。” 　　“岂不成了强迫义务?” 　　“是的。国民党政府里面有许多人以前是共产党员。其中有些人总是暗中帮我们的忙，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信任我们，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未来世界是属于我们的。他们需要得到一种生命保险。但是特务、暗探、地痞流氓可不一样，他们穷凶极恶、为虎作伥，杀了许多自首变节分子，一旦把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的情报榨取干净，然后就处决他们，不留余患。” 　　一位中国青年名叫冯达做我的私人秘书并兼翻译。他读报剪报把中文报纸上的消息剪下，译成英文，帮助我建立档案。有关中国工农红军的卡片就有几盒，不过多一半是官方的报道。头半年总结官方统计数字，我发现国民党官方发表歼灭红军的数字达五十万，但是官方报道始终说“共匪残部”在追歼中。红军总司令朱德、共产党总书记毛泽东多次报道已被击毙，一个月后又悬赏通缉他们。 　　我对各大城市处决共产党犯或共产党嫌疑犯的报道作了类似的比较研究。在一九三二年以前，国民党官办报纸上还详细报道集体枪决被害者的细节和图片。重庆的一家报纸的报道给我印象最深，据报道，四川省省长下令，凡活捉或打死一名共产党人赏洋五十元。此令一下，丘八袭击大中学校，学生在街上被枪杀。凶手们邀功请赏。我把这类报道的总结向陈友仁提出过，他担任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广东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严厉批评过国民党政府。他当时向我提出保证，说他如果再当部长，有了权他会制止这类灭绝人性的白色恐怖的。一九三一年他在广东又东山再起，我因广州十二名工会领导人被捕案件一事找他，并提出不要执行枪决的申请。他这回的答复是：一、人们干这种非法活动，他们是清楚会有什么下场的；二、他对本案无能为力。 　　一九三一年春天，我为上海逮捕两名外籍工会官员一案，去找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请他出力阻止将他们引渡移送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也受到同样的对待。美国总干事拒绝帮忙，反而教训了我一顿。他说我从来不登三宝殿，没有为中国人性命交关的事找过他，并且说他关心的是中国人。在他看来，赤贫苦力的权利和任何外国人的权利同样神圣不可侵犯。我接受了他吹毛求疵的教训。几个月后，我为三个工会负责人被捕、事关中国人性命交关的事又去找他。这回他说：“从事非法活动的人事前是知道要法办的。这个案子，我无能为力。” 　　我和其它外国记者一样，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消息来源，同各种类型的中外朋友保持友好关系。我喜欢学者、专家们寻根究底探讨事物本质的思想，也喜欢有些报纸编辑、记者对问题的现实看法。但我特别喜欢同进步的民主人士和革命的共产党人来往。前者后来以民族救国会领袖人物知名于世，后者如同法、美、俄等国大革命中的人物一样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无与伦比的勇气。 　　至于其余的人，则很难足道。在许多外国人和我之间，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墙。我和我的同行很少交往。不过，同行中间有一个人给我很深的印象，对我帮忙也很大。他就是《密勒氏评论周刊》的美国主编约翰·B·鲍威尔，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和他的看法经常相左，因为他不喜欢共产党，偏袒国民党，但是，他是一个美国民主人士，总是为我的独立写作权利而辩护。我们对于英国、日本的远东政策共同感到忧虑和憎恶。日本侵略中国迫使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凡是我投寄给他的东西他概予发表。后来一些岁月中，日本人无耻地暗杀中国新闻界进步人士时，鲍威尔先生组织他的同行尽力以礼安葬那些被害者，直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完全为日本人占领以前，他为保卫中国而战斗，鞠躬尽瘁。他被名列日本人的黑名单，从不畏惧。珍珠港事变后不久，他和另一名美国记者维克多·克因不幸被日本人逮捕入狱。 　　同我相识的人里面还有一个德国飞行员，他是一个神经过敏的人，富有神秘主义色彩。我之所以同他保持联系，仅仅是由于他的消息来源非常有价值。他从内地各大城市回来，就把他拍摄的照片和得到的情报提供给我。 　　有一天下午，他从汉口返航，来到我的住处，颓然坐下，脸色苍白，嘴唇歪扭，全身抖颤，再三说：“人生没有什么意思。”我给他一杯法国白兰地酒，等待他的神智恢复正常。他把一包胶卷和照片扔到我的膝上。有几张照片现出汉口江汉大楼前面空场上十多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所谓“共匪”挨次被砍头的情景。有几张照片现出砍头示众、横卧街头的工人尸体。有一张照片是手拿左伦、杀气腾腾的国民觉军官的现场拍照，他背后是高高的外国工厂围墙，他前面是一些工人尸体，显然是他动手毙人的。 　　“除了那张拿手枪杀人的军官照片，别的都是我照的。”库尔特说“军官那张是英国工厂老板给我的。江汉关杀人那张是我在江汉关大楼窗子上照的。十二个人一律五花大绑，上身赤膊，脖子上套着绳子，有的嘴里直淌鲜血。警察和士兵穷凶极恶，以杀人当儿戏，他们把人犯踢倒跪下，踏上一只脚，拉紧套在犯人脖子上的绳索。一个肥头大耳的刽子手挥动大刀砍下一个个人头，热血直喷，甚至溅到挤在周围看热闹的群众脸上，真是惨不忍睹。 　　他没有动，只是继续讲下去，“有一个人犯被踢倒在地就呜呼哀哉了，刽子手然后剁下他的头。有几个人犯确是引吭高歌，他们唱‘国际苏维埃就一定要实现’那首《国际歌》。杀完了人，警察打扫刑场，用扫帚蘸着死者流出的鲜血向周围的观众头上回旋飞舞，人们惊恐万状，四散飞逃。” 　　他干咳了一阵，起身到洗澡间去，转来时他的面色苍白如灰。 　　“库尔特，你瞧瞧这个现代城市吧，”我有点激动，对他说道“要是你，要是我，把我们的见闻向老百姓讲一下又将如何?把这些照片给传教士，给青年会干事，给金融家、新闻记者看一看，又会怎么样?瞧瞧这个大城市，十里洋场，电灯电话，高楼大厦，一应俱全。” 　　“我不打算为了一包中国人的照片去受私刑的罪，我要离开这血淋淋的国土到澳大利亚去!” 　　“你难道把中国人都当作畜牲一类的动物看待?” 　　后来他跟我说他还带回更多更多的空中拍摄的照片，国民党政府禁止空中拍照，但他还是照了。 　　“我干这个挣够了钱，到澳大利亚去过人的生活，然后再找事干。”他解释道。 　　我大惑不解地盯了他一眼，然后问道：“你的老板需要中国领土的照片干什么?” 　　“我不知道，也不管它!” 　　“你成了一个受人雇用的反华间谍!” 　　“反华?你对中国会有什么感情吗?瞧瞧我给你带来的那些照片，就够受的了!” 　　“说到底，中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但你却是在为人民的敌人出力呀!” 　　“你真是一个空想家!”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注视着远方的天空，久久没有说话。 　　 史沫特莱文集（1）/（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袁文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