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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梅念

分散了的革命军队伍重新集合起来，到达离广州两三天路程的粤北韶关地区时，已是十二月中旬。那时，他们所在的地区尽是民团和军阀部队。 　　革命军正在山区探路，遇到了一批广州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兴奋地高叫着直奔他们而来。学员告诉他们说，广州起义已在十二月十一日开始，他们和他们的训练团都参加了。起义期间建立的广州公社三天后便被国民党军队和英国炮舰的联合力量打垮了。几千名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惨遭屠杀。逃出来的小批人员也和他们一样，正在设法寻找朱德的部队，以便参加进去继续革命。 　　朱德将军把历史上这段时期的国内情况大致总结如下： 　　广州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镇压群众运动的反革命恐怖浪潮。每一个地方都成了革命反抗的小岛。增加了这二百名学员以后，朱德直接指挥的工农革命军大约有一千七百人。在东北方面的茶陵有五百名武汉来的警备部队，在不远的井冈山上则有毛泽东指挥的一千人。 　　贺龙在湘西北某地，又组织起一支农民队伍。农民领袖方志敏在江西东北部领导着农民，江西中部的东固山区也有一小批黄埔军校毕业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彭湃仍在广东的东江地区领导着铁军的残余部队和农民游击队。 　　以产生中国最残忍的几个“老虎地主”——农民统称他们为“土豪劣绅”——的领地而著称的湖南省，如今也被农民暴动所震撼。每当黑夜降临，绝望了的农民便把民团的岗哨一个个干掉，把自己武装起来，然后冲进“土豪劣绅”府第；“土豪劣绅”于是加以报复，带着民团摸到沉睡中的村子，包围和杀掉农民领袖，并且把他们的头颅悬挂在高竿上，以示警告。这是一场无情而残酷的斗争，双方谁也不退让一步，衣衫褴褛的农民在进袭、在战斗，甚至在死去时嘴里还在咒骂。 　　湘南千百个村子上演的悲剧与作者在其后数年亲眼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那时，地主和他们的走狗投靠了日本皇军，以对付反对他们的共产党游击队，而其中大都是农民。 　　没有粮食、没有避风歇脚的地方，造反的农民带着伤员，有时在晚间踏入沉睡的村庄，敲起上了闩的门户，低声说道： 　　“兄弟，开门。我们是农民自卫队。让我们歇歇!” 　　全村一片寂静，每一个茅屋都在谛听，可是哪里都没有一丝声音和一线光亮。在茅屋里，衣衫褴褛的男男女女从草垫上爬起身来，静听敲门声，妇女悄悄地对他们的男人说： 　　“别开门!也许是地主吴老财和民团呢!” 　　农民游击队又拍门催促道： 　　“兄弟!我们跟民团交过手。有受伤的人。” 　　沉寂了不知多久以后，才会有一家打开门，一个老头子从门缝里向外张望，跟手持梭镖、土枪以及也许是抢过来的手枪和步枪的农民低声谈话。把大门敞开，老头子走进茫茫的黑夜里，对那些静听动静的人家说： 　　“他们的话是真的!” 　　好象梦境一般，村里的门户一下子全打开了，男人们都走出屋来，从稻草垛抽出稻草，搬到屋里铺在地上当床用。然后，门户又都关紧了，游击队员和他们的主人坐在稻草垫上悄悄谈话，妇女则点起灶上的火，从坛子里取米煮饭。 　　这种情景在其后数年之内，在整个华南地区不知重演了多少遍，使得朱将军一再提起，“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的人”，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好的领导、正确的纲领和武器。在一九二七年那个惨淡的冬天，朱将军率领他的队伍来到湘南这个小世界，建立了土地革命的一个样板。他和毛泽东在其后二十二年中所领导的队伍始终体现了这一革命的特征。 　　进入宜章县境，离县城没有多远，他遇到一队农民自卫队，大约有几百人之众，为首的是一个十八岁青年，名叫陈赓。他说，他一家人除了自己外，都已被地主杀掉。自卫队其他人的身世有的和他一样，有的也差不多，陈赓——一九三七年已是八路军的师长①——把他们组织起来，带领他们袭击“土豪劣绅”的碉堡式宅第。自卫队现在参加朱德的队伍来了。 　　跟着来参军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名叫胡少海，自称是宜章城里仅有的两名共产党员之一。因为他们的家庭是地主，所以他们才能够公开而合法——在反动据点中的所谓合法——存在。胡少海报告说，宜章县只有三百名民团守卫，全城由一小撮地主统治着，这些地主同时也是商人和国民党官员。他们派他到粤北搬兵，要求增援部队来镇压暴动的农民。 　　情况既是这样，胡少海献上一计：朱将军可否交出两连人由他带进城内解除民团武装，活捉城里的当权者? 　　朱将军从老兵里挑出两连人。他叫他们装扮整齐一些，举动要尽量模仿国民党士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早晨，这两连人在胡少海带领下开进宜章县城，城里的当权者兴高采烈地欢迎，当天晚上还邀请连排长吃饭。 　　黄昏时分，两个连的连长坐在宜章县当权者的欢迎宴席上。宾主杯觥交错之间，两连人已经包围了手足失措的民团。解决了民团后，两连人又包围了宴会厅，连长便立起身来对主人说： 　　“各位，你们现在被捕了。老老实实地走出去，我们的队伍已经占领了宜章。” 　　朱将军率领队伍开进宜章，第二天早晨，广州公社的红旗飘扬在宜章的城墙上。 　　“从这时起，我们就打起这面旗帜，”朱将军说。“这是一面红旗，中间有一颗白星和镰刀斧头——象征工人和农民的统治。第二天早晨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由各受压制的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革命委员会，到了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委员会组成了湖南省第一个工农苏维埃。 　　“苏维埃建立了各部门，分管武装力量，财政，教育，司法，以及工人、农民和妇女工作。八小时工作制颁布了，工资提高了，还计划救济失业者。地主、军阀和官僚的财产一概没收，被没收的地产均无赔偿。债务一笔勾销，并宣布高利贷是犯罪行为。司法部把逮捕来的反革命分子交付人民公审，凡是对人民犯有重罪的一律枪决。轻罪的罚款后释放。 　　“我把队伍整编为一个师，包括两团人。第一个团由铁军老兵组成。第二个团由参军的农民自卫队、新加入的宜章工人自卫团组成——总共大约一千人。志愿参军的人络绎而来，第二个团不久就扩充了一倍，可是那时我们的政策不是将我们的正规部队扩充过大。我们的政策是组织和武装农民。后来，中国红军——即现在的八路军——有许多干部是在这第一次湖南农民斗争中产生的。比如现在(一九三七年)已经是旅长的王震和师长肖克。肖克出身于有六个男孩子的农民家庭，其中三个孩子被国民党杀害，他的另一个兄弟在这时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后来在作战时牺牲。我们队伍里千千万万个战士都有同样的身世。” 　　宜章被朱德的部队攻占以后，湘南湘东到处燃起了革命的火焰，农民开始分地。他们川流不息地到朱将军司令部来，要求协助对付地主。他便选派干部跟他们回去，或是派遣小部队去帮助他们。没过多久，他的大部分队伍便分布在远近各处，而地主都逃向国民党或当地军阀部队控制下的大城镇去保命。敌军从南面来威胁时，朱德还照样派出两营精锐去动员和武装农民；唐生智的部队移到北面的郴县时，朱德仍然向外派人。最后，宜章只由寥寥可数的工人自卫团来守卫。 　　占领宜章三个星期之后，蒋介石的两师人开始向宜章进兵。司令官是许克祥，以“农民刽子手”著称，因为他曾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湖南屠杀过几千农民。全城处于紧急状态，人们撤到四周的村子里。朱德召回他的部队，连同宜章苏维埃和群众组织的领导人撤至湘粤边界的丛山中。进入这地区的第一天，革命军就解除了两千名民团的武装，将武器交给农民。 　　许克祥派出两个团来清剿“土匪”，但他们没有一个能够回去向他报告经过。接着，他亲自带领五个团来进攻革命军。朱将军所描绘的革命军的作战方式，充分体现了他的部队在其后若干年中所具有的特点。 　　“我们依靠人民，”他说。“选定了一处背后靠山的战场，我们就把敌人引到我们所需要的地方去，接着截断他的交通线，攻击他的侧翼，然后加以围歼。 　　“农民们听说‘农民刽子手’亲自带队来了，便拿起从棍棒到土枪的各式各样武器武装起来，成千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我们。他们要活捉‘农民刽子手’。在一星期的战斗里，我们以主力部队攻打他的主力部队，农民们则破坏他的运输队，把敌人的散兵游勇当豹子来捉。有一营敌军跑到一座木桥上打算逃走，木桥垮了下来，全部人马掉进河里。农民们跟着就在河边上下追逐，开枪把他们打死在河里，谁敢爬上岸来，也被活活打死。混乱之中，‘农民刽子手’藏在一条顺流急速而下的小船里逃了命。这使农民大为失望，许多人掉下眼泪，埋怨运气不好。可是这一仗打下来，他们有二千人得到了优良的步枪和装备。 　　“我们占领了‘农民刽子手’司令部所在地坪石，发现了可以供应一整师人的军需品、粮食和现款。大街上都堆得没处下脚，我们必须爬过这些军需品才能通过。我们缴获的枪支，足足把第二团整团用优良的步枪和轻机枪装备齐全。 　　“我派队伍紧追一支逃军，直到宜章，那时，宜章是被‘农民刽子手’占领着的。这支逃军一边穿城而过，一边招呼守城部队，窜入城西的山里。我们的队伍也跟上山去，山里的农民配合我们队伍，最后解决了他们，农民又拿到五百支枪。” 　　革命军高奏凯歌，回到宜章，重建苏维埃。朱德又率领几百名精锐北进，直扑由唐生智的十一连部队固守的郴县县城。路上，他遇到一群预先潜入郴县探听情势的农民。他们对朱德报告： 　　“唐生智在郴县的十一连人有六连不是旧式雇佣兵。他们是从小学和中学征召来的学生，被编成训练队，准备作军官。大部分不到二十岁，还有一些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他们的待遇好，而且对于当军官的前程颇为自豪。这六连人已经离开郴县向你们开过来接火。这是他们的第一仗。他们以为你们是土匪，如果受到惊吓，他们就会真打。你们何不把他们抓过来；真要是打起来，再干掉他们。” 　　朱德的双手拢在背后，站着听取报告，两服闪闪发光。他对陈毅和其他参谋人员说： 　　(这六连人都是受过教育的青年——还受过一点军事训练!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可以送他们到宜章重新训练，然后要求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一声令下，部队聚拢在他的四周，席地而坐，把步枪夹在膝头，听他和陈毅解释这六连人对于革命的重要性。要伏击这六连人，解除武装，俘获他们，一个也不许打死、打伤。对待他们要象对待误入歧途的兄弟一样。开始攻击的时候，喊口号要先喊“兄弟们!欢迎参加革命!”等等，这样可以从一开始就扰乱或涣散这些学生兵的斗志，说不定可以避免一战。 　　计划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六连人果然全部被捉，解除武装。他们被带到一个山谷里，由朱德和陈毅讲解工农革命军的性质和纲领。陈毅的讲演有如跟朋友们叙家常，对于俘虏们影响最大，因为陈毅自己就是从书香门第出身的。他说他曾经在四川成都的大学和法国的大学毕业，还从孙中山手创的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在说明为什么他——和他们出身同一阶级的人——选择了继续与军阀和帝国主义斗争的道路以后，陈毅要求他们安安分分地随着卫队到宜章，在那里再与其他象他和朱德一样的人谈话。如果他们愿意回家，他们可以回去，还可以拿到路费和军用路条。凡是愿意为革命而战斗的，欢迎之至，不过要认清革命道路是漫长而艰苦的。 　　“难道我们中国青年，会因为害怕吃苦耐劳而情愿受奴役吗?”陈毅问道，俘虏中许多人高声说：“不会!” 　　革命军的一个青年军官站起身来，说明自己原来也是学生，全家都参加了大革命。反革命开始后，他的一个姊妹和两个兄弟都被杀死。接着由一名农民士兵叙述他全家对抗封建地主后的悲惨遭遇。他一边述说，一边泪流满面，不得不把话头停住。朱德看到俘虏群中也有不少人在啜泣。 　　这种集会，又名“诉苦会”，是中国革命在胜利以前的二十年中最常用的方式。 　　这六连受过教育的青年被送到宜章，只有十五人除外，其他都参加了革命军。朱将军在一九三七年跟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许多人已经成了他的部队中的军政干部。 　　郴县城里其他五连人听说朱德的队伍来了，马上逃走，朱德未发一枪便占了城池。郴县苏维埃是湖南的第二个苏维埃，其后各村落的苏维埃也都建立起来。自此以后，湘南有许多县份和县城都站到了革命方面。那时，在江西的毛泽东已经从井冈山带兵下来，在茶陵的武汉警备部队一个营也四出活动，直到如朱将军所说的，“湘南和湘东全部建立了人民政权。” 　　郴县的北面是一个大县，耒阳县，那里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以好勇斗狠出名，地主则以手段残酷著称。”朱德亲率队伍进攻该城，离南门还有几里地，他遇到一千名左右武装农民，他们报告说，大地主们亲自带领民团一千人守城，在南门外修建了防御工事，可是其他地方全无戒备，北门经常大开，不过只有六七个人看守。 　　朱德这次又采用了农民提出来的办法。那天晚上，他们穿过耒阳东面的山岭。经过沉睡的村庄时，老百姓都起身拿着自己所能找到的武器，随他们一同前进。第二天早晨，地主指挥官们和民团到南门工事去接替夜班岗警，革命军却从后面开进城里，直穿城心，开始进攻。农民象饥饿的人群一样直扑民团，夺取武器。有些落到农民手中的地主，当场被打死。 　　耒阳解放和耒阳苏维埃的成立，农民一直庆祝了两个星期。成千上万的人们秩序井然地列队进入县城，到各处观光和参加群众大会以后，又结队回村，每一支队伍都打起农民自卫队的大旗——红地中央画有一个白犁。当初孙中山在广东开展农民运动的时候，农民协会和他们的自卫队打的就是这种旗帜。 　　朱德从早忙到晚。新的志愿兵不断前来参加军队，还要组织农民支队，派他们下乡开展革命。他还要抽出时间给每天都有的群众大会讲演。他开始听说、后来又亲自见到一名女宣传员，她在农民中真是无人不知，是个坚韧不拔的农民组织者。年龄只有二十五岁，演讲富有魄力、才智，大脚，体格非常健壮，头发挽在后面，黑黑的皮肤上有些麻点。她并不好看，可是一双大眼闪烁着智慧与果断的光辉。 　　有人把她介绍给朱德，她名叫伍若兰，是个作家，出身于大革命时非常活跃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的两个兄弟立刻参加了革命军，她参加了该军的政治部。 　　“伍若兰和我在耒阳结了婚，”朱将军说。这时，我用目光向他扫视，他看上去有些窘，连忙解释道，“这不是常规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从一九二二年以来没有见过面。我们有时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我不再能回到家里去了。伍若兰和她的家庭对此是全部知道的。但他们并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当然，象其他妇女一样，她还保持自己的姓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她大部分时间是在村子里。” 　　我打断了朱将军的话问道： 　　“提到伍若兰，你为什么显得很消沉呢?不爱她吗?” 　　在这间阴暗的屋子内，他冷冷地凝视着想象中的情景，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她后来被国民党抓去了，折磨她很久，才砍下了头，悬挂在她家乡湖南长沙的大街上示众。” 　　沉默了很久，他从回忆中摆脱出来，重新提起耒阳，说了许多关于农民的勇气的故事。农民们由于连续胜利的鼓舞，竟独自向国民党正规部队冲锋，因而一再遭到屠杀。例如一九二八年四月，桂军两师人占领了战略要冲和工业城市衡阳，桂军将领的打算是要占领湖南全省，和蒋介石争夺全国领导权。名叫大刘和小刘的两个农民弟兄决定把他们赶出衡阳，夺回城池。 　　他们也不等候正规的革命军队伍，就召集农民开始进军，他们边前进边收留入伍的农民，最后扩大到了大约一万名满怀希望的战士。在衡阳郊外，他们向那两师桂军猛扑过去。等到硝烟散去，战场上布满了几千具他们的尸体，包括大刘和小刘。 　　在这时期，水口山锑矿的八百名矿工参加了朱将军的队伍。原来是铁匠、后来转为矿工的宋乔生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组织者之一，大约四十岁，曾经为他们的工会和学习小组领导过许多次流血斗争，自从工会被反革命赶入地下以后，他还能保持工会实力的完整。他们手持铁棒木棍，和锑矿公司的武装警卫大打交手仗，夺过了三十支步枪，便一路行军而来，参加朱德的队伍。 　　朱将军听到消息便走出他在耒阳的司令部，到街头迎接矿工。他们中有几个孩子不过十一、二岁，深怕不让参军，故意装成又高又大的样子。这些孩子已经当了三四年矿工了，每天干活时间和其他成年矿工一般多。象其他参军的穷苦孩子一样，他们被转到政治部，为各司令部作传令兵、通讯员的工作，有时间便接受正规教育。这些“小鬼”们——这是对孩子们的亲热称呼——就在部队中成长起来，以后成为干部，把全部生命奉献给革命。 　　朱将军在一九三七年谈起这批矿工的时候，有许多人还在他的部队里，并且成了军事指挥员或政治领导人。他们的领袖宋乔生则在战斗中阵亡了。 　　一九二八年四月，桂军五师人在湖南发动了攻打革命军的战役，那时，朱德的队伍已有大约一万人。他们当中只有几百人能身穿制服，大部分打着赤脚，后来还是耒阳妇女发动了“编草鞋运动”，他们才有了绳鞋和草鞋。 　　和装备精良的桂军以及湖南唐生智的军队交过几次手以后，朱德和他的同志们体会到，他们如果再打下去，就会全垮下来。在同桂军的一场战斗中，虽然有朱德的老朋友范石生的支援，伤亡仍然惨重。范石生也被迫退到了广东。 　　朱德和毛泽东两支队伍内的共产党军事部的代表为此举行会议，他们决定，朱德的主力部队应该向湘赣边境的酃县集中，然后撤到战略基地井冈山。以此做据点，他们要把江西西部和湖南东部变为土地革命的根据地。朱德的许多干部，穿上便服，留在湖南，继续开展农民运动。 　　朱将军下达了集中命令，行动立即开始了。他说，他的部队里工作开展得最好的部门之一是交通联络。在整个湘南地区和赣西地区建立起了交通网，“白”区里面也发展有地下交通线。交通网全部由农民主持，有些人一天可以走一百里(三十多英里)，面不改色。一般要求是每个人一天走一、二十里(三至六英里)，把信件、报告或命令传给另外一个人，再由他传到下一站。船夫传得更快一些，而且，自从缴获了敌人的马匹以后，有些通讯员还办理起快递信件。 　　① 应为旅长。——校注 　　 史沫特莱文集（3）/（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