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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卫立煌先生——第一章 往事如烟

赵荣声

一 　　清朝末年，安徽省合肥县以东十里有个卫杨村，居住着卫、杨二姓数十户人家，他们多为贫苦农民，耕种东乡一带的田地。一八九七年卫立煌(字俊如)就出生在这里。他的祖父是一个贫农，他的父亲卫正球原先在家务农，因为曾在村内义学读书，会写字算账，后来在合肥县衙门当一名册书，帮助县吏在合肥石塘桥镇征收田赋。辛亥革命这一年，钱粮征收不上来，瘟疫流行，卫正球和他的二儿子夫妇相继死亡，一家先后抬出三口棺材，一贫如洗，卫立煌的母亲宋氏哭瞎了眼睛。 　　这年十月十日，在武昌爆发了反对清王朝的革命起义，成立了军政府，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在合肥由同盟会会员李绪昌发难，高举义旗，成立了庐州军政分府，宣告独立，推举孙万乘为革命北伐司令，派员带领五百人进驻和州(今和县)，意在协助南京起义的新军进攻清政府。年方十五岁，在村内义学读书的卫立煌剪去辫子，响应召募，到军政分府的队伍中当兵。这一来是为当时的革命高潮所吸引，二来是家贫无以为生，一个月能领取数元军饷，胜似当个学徒。 　　不久庐州军政府的防营首领季光叛变，庐州知府穆特恩重来，革命队伍解散。卫立煌随着他的大哥立炯(字朗如)投奔和州。辛亥年冬，驻在南京的张勋队伍来攻和州，和州革命政权力量薄弱，也告失败。卫立煌在和州守城的战斗中第一次参加作战，甚为沉着。 　　卫立煌看见家乡革命受到挫折，壮志未伸，乘船西上，前往武汉，准备参加武汉革命党人所组织的学生军。这时清帝退位，民国已经成立，学生军也结束了，卫立煌扑了一个空。 　　适逢湖南省的军队在武汉招生，成立学兵营，卫立煌就进入了这个学兵营，到了湖南。他在这个学兵营里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学到了军事上的基本知识，为他一辈子当职业军人打下了基础。后来学兵营结业，卫立煌不愿在湖南汤芗铭部下当兵，又回合肥。 　　辛亥革命前后，合肥出了一个近代民主革命的宣传家范光启(字鸿仙，一八八二——一九一四)。他一九〇八年加入同盟会，与章太炎、宋教仁、于右任等合作，先后任《民呼日报》主笔、《民吁日报》社长、《民立报》总经理等职，发表过许多抨击清朝弊政，宣传革命的文章，文笔锋利，受到孙中心先生的称赞。卫立煌得力于范鸿仙的启迪，接受一些革命思想。此次卫立煌回合肥，无事可做，就到上海去找范鸿仙。范鸿仙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派，正在上海发动讨袁运动，乃接纳卫立煌为其一个帮手。当革命党人进攻袁世凯爪牙盘踞的上海制造局时，卫立煌带了炸弹，越过了围堑，投掷进上海高昌庙袁世凯的兵营。 　　后来，袁世凯的爪牙探得在上海领导革命活动的范鸿仙的踪迹，派人将他刺死。继之，袁世凯的暗探又搜寻跟随范鸿仙活动的进步青年，也盯上了卫立煌。卫立煌逃奔，登上了停泊在黄浦江边一艘开往广东的外国轮船。暗探不敢在外国轮船上捉人，卫立煌幸免于难，来到了广东，时在一九一五年。 　　卫立煌到广州后，投入粤军当兵。 　　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在广州开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卫立煌被人推荐到孙中山身边的卫队。卫立煌经常为孙中山先生站岗，有机会听到孙中山先生讲革命的道理，在头脑里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有一回，卫立煌跟随孙中山先生出征，所骑的马脱缰，狂跑疾驰，奔向马厩。卫立煌身背长枪，在入门时被门框卡磕摔下马来，身负重伤，吐血不止。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见其少年勇敢，厚加馈赠，让他回家休养。伤愈之后归队，调升到许崇智部下当排长。 　　在第一次北伐时，卫立煌因战功升为连长。后来又在清剿地方土匪时，多次打胜仗升为营长。当时的粤军军官，年纪都很大，青年营长是少见的，都呼卫立煌为“小营长”。卫立煌为了装扮老成，从二十几岁就蓄起一撮胡须。这一撮胡须，便成为卫立煌外貌上的显著特征，历时三十载，直到一九四九年他在南京为摆脱国民党特务，化装往香港潜逃时才剃去。 　　卫立煌当营长时，粤军某部叛变，倒戈指向设在韶关的大本营。卫立煌坚守与大本营只隔一河的阵地，对保护大本营有功，升为团长。 　　卫立煌一生以一个孙中山先生的信徒自居，尤其以其青年时期到广东追随在中山先生身边亲承中山先生謦欬而自豪。后来到了西安事变之日，见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中有一条为“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就觉得有了共同语言。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和他在山西并肩作战，和他谈起许多问题，一提起当年孙中山先生的意见如何，就好谈，就容易接受，就便于促成他的转变。由此看来，这个“善始”，实为后来引起他“善终”的一个远因，一个思想基础。 　　二 　　由追随孙中山而追随蒋介石，成为卫立煌走入歧途的开始。 　　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炮轰越秀山总统府，中山先生处境十分困难，最后只好躲避到“永丰”号军舰上。蒋介石此时从上海来到“永丰”号军舰，装作一副笃信中山先生，来和中山先生共患难的样子，随着中山先生在“永丰”军舰上过了五十五天流亡生活。后来，蒋介石就靠这笔政治资本，加上一些别的花招，骗了许多人，窃取了大权。那时思想单纯的卫立煌，也开始受到蒋介石的迷惑。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先生派蒋介石到苏联报聘并考察，次年成立黄埔军校，中山先生委派蒋介石当校长，黄埔军校气象一新，培养出许多人才，充实了革命力量，实际上这是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员在起作用的缘故。卫立煌在广州所熟悉的人是合肥同乡吴忠信等，不断听见他们吹嘘蒋介石。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时也对军队进行整顿，把广东军队统一改编为建国粤军，委派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早在一九一七年，蒋介石在上海见许崇智是孙中山先生的第一军事助手，为了高攀，曾经有目的地和许崇智接近，结拜为把兄弟，以吴忠信为老大，许崇智为老二，蒋介石为老三，骗得了许崇智的信任。此时蒋介石当了参谋长，便树立自己的势力，到处拉拢人，把作战骁勇的卫立煌也视为联络对象。蒋介石有时到吴忠信家吃便饭，也把卫立煌邀来同席。 　　一九二四年冬季，因冯玉祥推翻直系军阀，北京政府由段祺瑞“执政”，孙中山先生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发起召开国民会议，亲自北上进行谈判，不幸患病，次年三月逝世于北京。广州的国民革命军贯彻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进行了第一次东征，打败了叛变革命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主力，并在胜利回师时平息了驻粤客军滇军杨希闵、桂军刘振寰的叛乱。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披着“左”的伪装，声誉很高。廖仲恺被刺之后，蒋介石对许崇智说：“廖案牵涉很多粤军将领，粤军已靠不住。为了你的安全，派了黄埔学生军来负责你的警卫。”实际上把许监视起来。后来许的一些部下回师广州，想把许崇智解救出来，已被蒋介石抢先作了防御，没有成功。蒋又派人通知许崇智说：“粤军已有变动，请总司令到上海暂避一下，过几个月再回来。”这么一来，许崇智就被蒋介石用诈骗逼迫手段搞下了台。 　　是年十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了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残部，实现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统一。国民革命军总指挥蒋介石把粤军加以改编，将不服从蒋的那些部队包围缴械，而以其中拥蒋的一部分编为一个师，与由两个黄埔教导团改编成的两个师，合组成国民革命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这就是蒋介石后来参加北伐的老本钱。北伐一共八个军，只有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当时的第一军第三师长谭曙卿原系粤军第七旅旅长，是一个右派；师参谋长顾祝同是由黄埔教导团调来的。下辖第七、第八、第九三个团，第七团团长是由谭曙卿兼任的，第九团是粤军补充旅缩编的，委派作战勇敢的补充旅长卫立煌为第九团少将团长。 　　想当初卫立煌千里迢迢投奔广东时，抱着一个笼统的救国救民的愿望跟着孙中山来革命，这是一个好的方面；农民出身，久历戎行，沾染许多旧社会的影响，为了个人找出路，猎取功名富贵，这又是一个不足的方面。这和当时受过共产党的教育，被共产党动员到广东去革命的青年学生颇为不同。现在许崇智已经走了，卫立煌成为蒋介石的部下，当然服从命令跟着蒋介石走。尽管卫立煌和蒋介石也有矛盾，那就是蒋介石把卫立煌由旅长降为团长。卫立煌对许崇智有感情，他从排连长起一直是在许的领导下提升起来的，一有机会总想见一见许崇智，而蒋介石则不许卫和许往来。因此多年以来，卫立煌一边帮蒋介石打仗，一面耿耿于怀。以后若干年，卫立煌常对他最亲信的陈铁、陈武等说：“如果有兵力在手，非把不讲信义的蒋介石搞垮不可”。卫对蒋不满，实际上从这时已开始。 　　一九二六年三月，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谎报“共产党指挥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向共产党进攻。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把第三师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清洗出去。原先在第一军建立之初，蒋介石摆出一副公平的样子，在左派力量强的地方派去几个右派，在右派力量强的地方派几个左派，好象他在搞兼容并蓄，平衡矛盾。现在真象显露：他派遣右派是真正的目的，去排挤进步势力，而往右派力量多的地方派遣几个他所知道的共产党员则是假象，那几个人的名单和思想状况他都掌握，要什么时候撤换就什么时候撤换，毫不费力。这一回，蒋介石对于第三师首先开刀，撤走了第三师党代表共产党员鲁易。在卫立煌所在的第九团内撤去党代表共产党员曹渊。在北伐开始以前，第三师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蒋介石个人，摆脱共产党影响，开始背离孙中山先生革命立场的队伍。卫立煌跟着第三师，跟着上级，走向歧路，不能自觉。 　　一九二六年五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夺取党权，随后蒋介石又通过国民党中央任命自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北伐。卫立煌在北伐中是积极的，在何应钦的直接领导下由东路进攻闽浙。在到达福州之后，谭曙卿升为军长，顾祝同升为第三师师长，卫立煌升任第十四师师长。 　　一九二七年三月，本来有共产党员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二军击溃了十几万北方军阀的队伍，占领了南京城。毫不客气地炮击阻拦革命军的英国军舰，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英、美、日、法、意帝国主义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对于南京的革命军队和和平居民进行了猛烈的炮轰，炸毁房屋甚多，中国军民死伤千人。蒋介石为了讨好帝国主义，以便向他们投靠，把罪责强加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急速把攻占南京的第六军、第二军调开，而把他自己的第一军的卫立煌这一师调到下关一带，防止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冲突。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四月十六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卫立煌带了他的十四师与顾祝同所带的第三师同为蒋介石建立的反革命政权的警卫队。当时由严重当师长的二十一师(陈诚就是从这一师中提拔起来的)和陈继承当师长的二十二师，都在南京城中被包围起来，进行清党，而卫立煌和顾祝同这两个师，不用清党，被蒋介石认为是亲信的队伍。 　　一九二七年夏，蒋介石因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没有办法解决，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到日本住了些日子。何应钦和李宗仁、白崇禧连成一气，不希望蒋介石回来，想取蒋之军权而代之。中秋时节，北方军阀孙传芳六七万人由栖霞渡长江，发生了龙潭战役。卫立煌的十四师驻在镇江，首当其冲，在龙潭车站血战了六七个昼夜。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卫立煌曾经多次和本书作者述说其生平作战的故事，谈至龙潭战役则说这一关很不好过。当时他一直坚持在龙潭车站的一个地穴里边，敌人进入车站，他还挣扎抵抗，就是不退，终于把敌人打走，活过来真不容易云云。 　　以后蒋介石复职，对于拥蒋复职和龙潭战役中第一军功劳最大的卫立煌没有提拔，先以黄埔教官队长刘峙和顾祝同升任军长，光讲黄埔系统，使卫衔恨多年。一九二八年卫立煌被保送到北平进陆军大学特别班，常对陈铁表示对蒋不满。一九三〇年石友三反蒋，南京空虚，卫立煌回安徽组织军队，被蒋介石给以第四十五师的番号，委派卫立煌任第四十五师师长。 　　三 　　卫立煌上了蒋介石的贼船，虽然也有其内部矛盾，为争权夺利而内讧，但总的说来，他站在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敌对的立场，作为一个剽悍的先锋，为蒋介石拚死拚活打了十年内战，不能不说是卫立煌一生历史上的污点。 　　蒋介石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对江西的苏区进行“围剿”时，都驱使杂牌队伍打前锋，把自己的嫡系军队留在后面养精蓄锐。两次失败后，蒋介石亲自出马任总司令，调集三十万人马，进行第三次围剿，把卫立煌所率队伍摆在中路。红军避实就虚、拣弱的打，三战皆胜，缴枪逾万。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又告失败，卫立煌也跟着退走了。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重新纠集六十三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红四方面军在粉碎第三次围剿时，在皖西苏家埠歼敌三万人，直接威胁武汉，所以这次围剿，蒋介石首先集中兵力来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沿大别山外围摆下了十几个精锐师。激战四十八天，被红军歼灭十九个团和两个警卫旅，毙伤一万多人，俘虏两万多人。这时卫立煌任十四军军长，带领第十师和八十三师，于八月间，奉命策应在黄安七里坪和红军血战七昼夜的陈继承部。十四军从广水下火车，驰向黄安(现名红安)。当他们尚未到达黄安时，红军已在白马嘶河歼灭了黄杰五个团，调出主力，佯走东南，迂回西上，在黄安以西的草堂地方，出其不意，对卫立煌来了一个薄暮奇袭，先击溃了第十师的三十旅，接着直捣十四军军部。双方硬碰硬，进行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随在卫立煌身边的十四军特务连伤亡惨重，眼看支持不住了，如果红军再前进二百公尺，卫立煌就要变成俘虏。当时卫立煌拼死抵抗，组织其卫士集中火力，堵住路口。蒋介石自建立南京政权以来，搜括民脂民膏，首先用在扩充军队和改善其嫡系军队的装备上面。十四军的武器在当时算是最精良的了，特务连中携有二十响的快慢机，卫立煌个人还有几条当时国内少见的英国自动步枪，一齐用上，交叉射击，火力凶猛。红军原先认为胜利在握，战斗快要结束了，最后从枪声中听出武器有异，为了避免过大的牺牲，迟疑了几分钟没有穷追。就靠这几分钟的时间，形势发生了变化，十四军的二四九旅先头团赶到，挽救了他们的军部。卫立煌侥幸免于被活捉。 　　经过这一场危险后，卫立煌所部采取守势，红军连续进攻两昼夜，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国民党的军队有工业城市作后方，军火充足，多放枪炮不在乎；红军的弹药很缺乏，这么胶着打阵地战，大量消耗枪弹不上算，因此红军自动地撤走了。 　　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和军委书记的张国焘，执行王明路线，背离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战略战术，认为“中国的革命形势逐渐成熟”，可以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头脑发热，盲目轻敌，不惜把花费很大力量凝聚起来的红军主力，拿出来硬拚。碰到顽强的敌人以后，又惊慌失措，擅自做出错误的决定，引军西撤，先退到湖北枣阳，后来再到陕西。这么一来，引起了连锁反应，不但红四方面军离开了鄂豫皖边区向陕南川北转移，并且使洪湖革命根据地受到压力，由红二军团缩编的红三军也被迫向湘鄂川黔转移。 　　当张国焘西去时，蒋介石还不知道，严厉催促各军向大别山根据地进军。各军畏葸不前。卫立煌带了一个师从后山小路直扑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未遇抵抗，穿城而过。镇内搭有戏台，象要演戏的样子，数量较少的守军没想到国民党军队来得这么快，不作无谓的牺牲，主动撤出，追随主力往西去了。此时蒋介石还在继续催促各军进兵，没想到忽然接到卫立煌的电报，说他已经占领金家寨，这个电报就是由金家寨发来的。蒋介石大喜过望，亲自前去慰劳，为了嘉奖卫立煌的功劳，鼓励其他“剿共”部队的士气，除奖给卫以巨额金钱以外，还由国民党政府颁布明令，在大别山中地跨豫皖两省之间“三不管”的险要城镇金家寨(过去是太平天国捻军和白朗农民起义军的重要据点)建立一个新的县治，用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以人名作县名者，原先只有一个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广东中山县。此时第二次以人名作县名，卫立煌声名大噪，为别的国民党军官所忌妒，为革命人民所唾骂。当时的卫立煌为蒋介石卖命，给大别山的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苦难!红军去后，国民党在这些地方搜寻零星的游击队，镇压共产党员和农会积极分子，保护封建地主，收回被贫雇农分去的土地，搞反攻倒算……这些都成了卫立煌转变之后，深深感到内疚的。 　　尽管卫立煌为蒋介石建立了如此“功劳”，蒋介石仅给以虚名，赏以金钱，并没有封他大官给以实权。顾祝同从一九三〇年起就当上了江苏省主席，多年不动。象安徽省主席这样的大官没有授予卫立煌，而给了在冯阎反蒋之战当中，押宝押在蒋介石这一边的老军阀镇嵩军首领刘镇华。卫立煌当了一个时期的鄂东清剿总指挥，又调到江西担任赣江清剿总指挥，位于前敌总指挥陈诚的指挥之下。气得卫立煌撂挑子不干，蒋介石准备撤他的职，连撤职文件都写好了，幸赖武昌行营主任熊式辉劝阻才未发出来。不久“闽变”开始，蒋介石需要卫立煌这样的人为他打仗，卫立煌才又被重用起来。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废除国民党的法统，连国民党的国旗党旗都更换了，高举“反蒋抗日”的政治纲领，和红军签订了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的协定。这在当时是一件具有进步意义的事件。蒋介石害怕国内各种反蒋势力进行一次大联合，感到十分恐慌，迅速调集其嫡系最精锐的部队，派卫立煌、张治中、蒋鼎文担任三路总指挥，分兵向福州进军。卫立煌共辖五个师，汤恩伯、冷欣两个师没用上，卫带领宋希濂、李默庵和刘戡三个师，由江西经过闽西北，沿闽江顺流而下，猛扑福州外围。刚刚成立不到一百天的“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内部不团结，许多事情还没有商定，就宣告夭折了。卫立煌为了截断十九路军经泉州进入广东的道路，又迅速行军，隐蔽地绕到闽江以南进行阻击。卫立煌在这一次内战中又替蒋介石出了大力，蒋介石厚加赏赐，于一九三五年让他当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红军长征时，卫立煌是在后面追剿的东路军指挥。后来当鄂豫皖边区督办。到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让他当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先锋，胁迫东北军张学良部队与西北军杨虎城部队，对经过长途跋涉、三大主力尚未汇合的红军，进行再一次大“围剿”。哪知一夜枪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消灭红军的美梦宣告破灭。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被释放离开西安。在飞机上，他也没有忘记他的爱将，飞机一到洛阳，就冒用张学良的名义打电报到西安，要求杨虎城首先放出留在西安的二十几个军政要员当中的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四人，他们遂于二十七日被释放。蒋介石到达南京之后，不能不改弦更张，接受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暗中却布置三十多个师，作猛扑西安的打算，内定卫立煌为第五路军的总司令。 　　四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西安事变那一夜，卫立煌和他的参谋长郭寄峤住在当时西安最豪华的西京招待所。半夜被枪声和一阵嘈杂声所惊醒，保卫招待所的中央宪兵第二团的宪兵已被缴械，连卫立煌所带的警卫人员的武器也被搜集走了。住在招待所里的二十几个国民党要员都被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教导团和特务营包围了。除掉邵元冲不听警告在越窗外逃时被击毙，陈诚被从地下室的啤酒瓶木箱中拖了出来，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钱大钧、万耀煌、陈调元、蒋方震、蒋作宾等及其随员、家属共四五十口，一齐被集合在招待所的大厅里，受到监视。这些要人们彼此面面相觑，疑惧满腹，有的哆嗦不停，有的默念阿弥陀佛。卫立煌知道自己是一个和红军打仗最多、最狠、积仇最深的人，估计自己凶多吉少。一直到当地报馆出的《号外》送进客厅，大家看到《号外》上，“张杨兵谏”的大标题，和《张杨八项主张》的传单，才稍稍明白是怎么回事。 　　当天下午，在这些要人们越想越觉得绝望的时候，脚步声音杂沓，大厅的两扇大门豁然开启，涌进来一些人，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张学良。张学良一进来就跟大伙打招呼、问好，并且说：“啊呀，这么些重要人物，这么多老朋友都在这里，这真是一次群英会!有些事情事先没有来得及向你们打个招呼，非常抱歉，让你们受惊了。”接着张学良向这些要人们说明了他和杨虎城举行“兵谏”的目的和经过，希望在座的朋友们不必惊慌，委屈几天，大家共同商量抗日救国的大计。张学良又把他和杨虎城共同提出的八项主张一条一条地加以介绍，并作了解释…… 　　西安事变时期有一个自西安发出的通电，连署了许多国民党要人的名字，后来这些大官们被释放回南京后又矢口否认这回事，说他们自己完全不知道此事，是张学良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在电报上的。实际上真象如何呢?不是张学良盗用他们的名义，当时张学良在西京招待所的大厅里宣读了这个通电，询问他们有无不同意见，当场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尽皆默认。卫立煌此时并不认为这个通电有什么不对，全国一致抗日么，有什么不赞成的呢? 　　自从张学良来到西京招待所和大家见面之后，卫立煌的惊恐心情十去八九。张学良和卫立煌年龄差不多，交谊不错。在蒋介石手下这些将领中，张学良知道卫立煌是靠打仗起家的，不是靠拍马屁起家的，比较看得起卫立煌；卫立煌知道张学良也是从复杂的环境当中奋斗出来的，性格豪爽，有胆有识，是一条好汉。虽然过去彼此接触的机会不很多，但相见很投契。在西安事变的前数日，有一次张学良宴请中央军将领，散席之后，亲自驾汽车送卫立煌回去。卫立煌上车坐到张学良的身边后，戴笠追上一步说：“后边空着，我搭上吧。”也上了车。张学良开车甚猛，卫立煌怕他酒后出事，转弯时帮助打转向箭头灯，路上人多处帮助按喇叭。戴笠见车子转弯太猛，颠簸太甚，怕两个醉汉闯祸，说已到住处，要求停车。戴笠下车后，张学良曾对卫立煌讲了几句话，送他到了西京招待所。今天，卫立煌在西京招待所的大厅里听了张学良的讲话之后，回想前几天张在汽车上讲的话，才明白有暗示性质。因此后来这些天，卫立煌心情不慌，安静地等待事情的发展。他用心阅读西安新出的报刊，思考一些他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议论。 　　一直到了若干年后，卫立煌还常常喜欢谈论那一次张学良的“群英会”的实况。卫立煌说：“西安事变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后来的结果更是想不到的，好得很!当时要不是张汉卿这么一来，再打内战，中国早已被日本灭亡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卫立煌住在南京自己的家中，回想西安事变的惊险历程，回味张学良的议论和中共方面的意见，思潮起伏，感慨万千。他从西安事变认识到：抗日救国确实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不抗日就众叛亲离到这种程度，内战一定不能再打了。共产党不念旧恶，对他这样的人毫无侵犯，很好，以后大家真心团结来打日本。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一九三七年春季，卫立煌在安徽六安的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和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毅亭谈判的时候，谈得很痛快。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关于这一地区红军改编问题的协议。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