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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卫立煌先生——第七章 战地工作团 |
| 赵荣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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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回忆卫立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和卫立煌那时与八路军的关系，都不能不提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在当时，卫立煌建立这么一个工作团，不但表现出他确实想向八路军学习，改造军队改善军民关系，以加强其对日作战的力量；实际上也通过这个工作团做过一些好事。当然工作团又把卫立煌向前推进了一步。
卫立煌喜欢这个工作团，一辈子忘记不了它。一九五五年卫立煌从海外回到北京，很希望再和工作团那些团员们见见面，几次叫这时已变成起义将领、北京文史馆馆员符昭骞来找我，代他邀请我和几个在北京的团员们到他家去吃饭。这时我正在《工人日报》工作，我把这件事情请示于报社党委书记。我说：“卫立煌海外归来，按照团结精神，我们应该去看看他，表示欢迎，不去不好。现在人家来请吃饭了，不去更不好。我们党向来对于在困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不忘记，老关系还是要讲的。”我们这位“左”得可爱的党委书记说：“统战工作自有统战部去做，现在你干新闻工作，没有统战任务，不去算了。”另外几个老朋友个个工作繁忙，有的过去还在偏“左”的“审干”当中被问个没完，怕将来受人指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没有去。工作团在历史上留下痕迹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份出版的《解放》周刊第63、64、65期上连续刊登过一篇题为《一个战地工作团的经验和教训》的文章，长达二万言。文中虽然没有标明“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这么一个单位。但是写明这个战地工作团的活动地点在垣曲、平陆、夏县等地，受一个总司令的支持，还是把他含含糊糊的写出来了。抗日战争初期很多进步人士在许多地方建立过不少类似的团体，延安的党刊上只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当作一个典型提出，可见延安方面对它的重视。
前文已经讲过，刘毓珩和我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奉命筹建这个工作团的。到了西安以后，我就一个人偷偷地前往集贤庄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去见林伯渠同志，向他汇报我怎样由西北战地服务团进入卫立煌的部下，在卫立煌的总部里有何见闻，现在到西安抱着什么目的。在此一年以前我初次访问延安时，林伯渠同志曾和我们十个北平大学生谈过半天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因为那时是西安事变后党中央才由保安进驻延安三个多月，从白区到延安的学生还不很多，他尚认识我，对我很亲热。今天我穿的是国民党军官服装，挂着斜皮武装带，身份是卫立煌的秘书，到底是否真由八路军总部派遣到卫立煌那里去的，他在尚未见到证明以前还不敢和我多谈。过了几天，我再到林老那里时，他已接到前方总部的回电，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具体帮助我们建立这个工作团。
三月中，我们在西安报纸上登出广告，公开招考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团员。办过报名手续，然后借用一个中学校的教室举行考试，笔试题目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目的是想通过一篇作文，看看投考者对于抗日前途作什么样的估计，是乐观抑是悲观?是长期抗战论者还是速胜论者?是准备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神圣的抗日战争?还是在失业流亡的情形下暂时找个吃饭的地方?凡是笔试没有讲明以上问题者，刘毓珩和我就在口试当中问个清楚明白。
考试的时候颇象一回事情，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罗迈伦亲自到场监考，这是叫国民党的官员们看到，这些青年人都是凭着才学知识才被录取的。实际上我们所录取的那些团员，考一考不过走一个形式，多数是由我们邀请来的，有的还是费了不少唇舌才请来的呢。当时有些经过“一二·九”运动锻炼的平津进步大学生正经过西安，准备去延安，我们通过朋友关系邀请来了几个；有一批抗大毕业生已分配某处工作，正取道西安，被林伯渠同志截留下几个优先支援我们；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南到西安，准备在西安演出一个时期，扩大影响。我和丁玲恳商，输送给我们几个。以上三批乃是工作团的骨干。他们政治热情高，文化水平高，不靠各种关系是请不来的。在他们答应来帮忙之后，都参加了考试。另外，也录取了一些自流来的爱国学生，因为到山西就准备到敌后去打游击，生活待遇按照士兵的水平，没有坚决抗日决心的人是不会来的。
这些团员报到以后，换了军装，佩上符号，高举团旗，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一开会，工作团就成立了。开始过有组织有纪律的军事化生活。按卫立煌的命令，以先来的第九军少校秘书刘毓珩兼任工作团主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少校秘书陈元、丁致中、赵荣声和孙鼎禾兼任工作团委员。陈元和丁致中是先我半个月进入总部担任秘书的，也是刘毓珩介绍来的。陈元原先也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是被该校当局开除学籍的四个学生之一，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临汾山西省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教员，被刘毓珩邀来的。丁致中过去也是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曾参加过秘密的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社联”①，并曾到日本留学，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临汾的山西省民族革命大学当教员，也被刘毓珩邀来。刘、陈、丁、赵四个人此时的政治意见大体上一致，都是赞成民族统一战线，赞成国共合作，赞成学习共产党的办法做军队政治工作和战地群众工作。只有另外一个少校秘书孙鼎禾是总部的老人，江苏省涟水人，在六安的鄂豫皖三省清剿指挥部时就由顾祝同左右某人介绍到卫立煌这里担任秘书，曾到庐山受训，有强烈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观点，没有进过大学，知识面非常狭窄，笔下也不佳，但他现在表示拥护刘毓珩主任，我们也对他很讲团结，因此他成了工作团中唯一抱不同政治见解的人物，刘毓珩分配他管总务，他就管总务。除此之外，总部原先还有一个中校秘书张建侯，比我们年纪大，可能在国民党官场混过多年，也是一个国民党顽固派，听说卫立煌命令他到工作团受少校秘书刘毓珩的领导，称病不来，郭寄峤即刻下命令将张开缺，张完全料想不到，面色突变，卷铺盖走了。
下面是我尚能记忆的工作团人员名单：
延安抗大学生：何长庆、蒋恩化(女)、梁军、唐琅(女，是从工作团到抗大学习，又回工作团的)。
陕北公学学生：王化、武广福、朱世泰、李百诗、李汉杰。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生：陶天、梅痕。
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生：耿继兰、李平。
清华大学学生：刘毓珩、陈元、丁致中、高秉洁(女)、范宁生、叶笃正。
燕京大学学生：赵荣声、张非垢、朱劭天、靳明(女)、王若兰(女)、陈鸿漠(葛陵)。
南开大学学生：庞文华(女)、吴英(女)、霍施章、孙鸿儒。
北京大学学生：穆毅(魏伯)。
复旦大学学生：许华。
日本留学生：陶然、雷石榆。
生活书店店员：王惠华(女)。
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要求赴延安，被办事处介绍随延安来的学生同来工作团的有：潘笑圃、张园基。
其他方面的流亡学生：孙香亭(女)、卢兰英(女)、苏果、曹思明、普洱(洪绳曾)，张健(女)，郭××。还有一个东北籍的青年刘逖，闻说工作团成立之后去陕北，也来参加。其实际目的是想搭车去延安。我也同意刘逖参加，同样发了军衣军毯等等。到延安后，他即退团入学，此人即是现在的著名作家雷加。
总部老人员：孙鼎禾。
另外尚有三、五人已想不起他们的姓名。②
二
工作团成立以后，首先活跃了前敌总指挥部的气氛。
卫立煌第一次和工作团全体人员见面，即表示对于工作团抱很大的希望，希望工作团作他的助手，做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搞好和地方上的民众关系，将来工作团将转变为领导第二战区军队政治工作的机构。他大声疾呼：“我们到了新的时代，不能再守旧了，要用新思想、新办法代替旧思想、旧办法，才能不被日本军队消灭，打几个胜仗，保卫华北，收复失地。”
原先卫立煌的总部——亦即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象其他国民党军队里的人员一样，相当腐败，精神世界空虚，缺乏长期抗战的决心，纪律也不好。表面上谁都不敢说不想抗日，实际上很多人怕在前方受苦，想往后退，希望退到黄河以南。谈起忻口战役不是有光荣感而是谈虎色变。有人秘密聚赌，打麻将，推牌九，掷骰子；很多人闲谈时谈的都是嫖经，有人告诉我：“当兵三年，见了老母猪当貂蝉”；我们亲眼看见参谋处的勤务兵强抢村中农民养的鸡，刘毓珩不能不出来干涉；各处室的官员一天干不了几个小时的工作，白天也睡大觉。卫立煌在纪念周上大骂这些人，说他们：“头都快睡扁了。”
工作团一到垣曲辛庄村，先整顿村内的卫生环境，贴出抗日的标语、全国地图、世界地图、墙报和漫画。按照八路军军中设列宁室的办法，在总部设立了一个中山堂，张贴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的巨幅画像和中山先生的许多名言，后来又添画了卫立煌和郭寄峤的画像。办起流动图书馆，把新买的数百本书刊、各种报纸和卫立煌、郭寄峤个人携带的几箱书籍都陈列出来，任人借阅。有《三民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其他著作，有蒋介石的言论，也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等，多数都是生活书店出的和抗战有关的小册子。报纸的种类很多，有《中央日报》、《大公报》，也有《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群众》周刊，有些青年参谋、译电员和军医在他们本单位见不到这么些不同性质的报纸，常来中山堂翻阅，也有的人因为借书而与工作团熟悉起来。中山堂也有象棋比赛。
工作团办起油印的刊物《西线》，发给总部的各处室，它的内容是：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形势分析，军事状况，调查统计，工作报告，日本俘虏的自白，并插有简单的漫画，针对国民党军官们的思想实际，讲一些抗日救亡、加强团结的道理。
工作团办起晚会，演出短小的节目，有活报剧，歌咏和曲艺等，以充满教育意义的内容，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也在巩固大家的长期抗战的决心。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卫立煌下了一个条子：要求总部里所有的官员，从将官到尉官，每天下午五点钟都要到工作团去学唱歌，凡不去的，必须到他本人那里去请假。这样一来，工作团门前的空地上就热闹了，每天夕阳西下之际，聚集了身体魁梧、肥头大耳的参谋处长黄新铭和一些高级参谋及其他各处的官员，高唱“大刀向着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七七事变前后是中国歌咏活动的一个高潮，其中聂耳、冼星海等人创作了许多有爱国激情的歌曲，曾经鼓动了一代的青年，这个官多官大的国民党高级司令部经过这么一唱，空气活跃了，也把一些进步口号和呼声带进来了。上校军法官吴君惠年已五十多岁，蓄有两撇胡须，戴一副黑边眼镜，每天都按时到工作团学唱歌，别的军官们说吴军法官滥竽充数，大伙儿一起唱你动动嘴，那不算数，请你单独唱给我们听听。这话一出，吴军法官张口结舌，引起大家轰然大笑。阶级差别森严、虚有严肃外表的大衙门，空气转变，开始向官兵一致的路上走出第一步。
下面是由刘毓珩拟稿，用卫立煌名义发表，丁珰谱曲的第十四集团军军歌：
“这是我们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十四集团军，
英勇坚强。
为祖国的生存而奋斗，
团结得好比钢一样。
服从命令，
保卫边疆。
联合民众，
抵抗暴强。
把自己的力量，
献给祖国，
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
过去总部里的“总理纪念周”——国民党法定的每周一次的全体大会，都由卫立煌或郭寄峤领导举行，向孙总理的遗像敬礼，亲自讲话，不然也是请总部里的高级的军官讲话。国民党时代，当官的平常讲话一般不作准备，老生常谈，讲不出什么新的内容，听讲者和讲话的人都感到没有兴趣。刘毓珩是后来在新四军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当宣传部长的人，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研究过各方面有关抗日的理论，考察过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写演说稿时，不讲抽象的名词术语，不讲空道理，而是借用历史上的故事作为例子，象讲故事一样的吸引听众，然后才引伸出要讲的道理来。这么一来，讲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有兴趣了。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被迫于当时的形势通过了一个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让步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刘毓珩就在几次纪念周上讲《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从进步的方面去讲解它，以这个纲领为根据，鼓励大家做进步方面的事情。一个少校秘书站上了讲台，许多中将少将站在下面听讲，这是国民党嫡系军队中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卫立煌对于工作团的重视，从这一点上也看得出来。许多思想落后的军官则对此愤愤不平。过去下级军官到卫立煌住房中去的，大致都是少将以上的军阶，至少也是团长、处长，礼节非常严格，在室外先喊“报告”，入室马上脱帽。一个工作团团员到了他那里，就平起平坐谈半天，也是过去没有的事。
不仅是开开会，演演戏，唱唱歌，有些带政治问题的公文，参谋长也批交工作团办，如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战地民众组织问题，某军某师军队纪律问题等等，都由工作团考虑意见，用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名义行文。记得第一批公文中就碰到一件“绝密”的公事，是国民党某上级机关用蒋介石的名义发来的电报，说据报三十八军孙蔚如部赵寿山师长是共产党，叫卫立煌调查并据实报告。我们当然不去调查，也不愿意管这一类的事情，由刘毓珩代拟了一个电报稿，答复说“查无实据”，郭寄峤批个“发”字就应付过去了。又有一回，山西垣曲县长来了一个呈文，说经费困难，拟对每一担直接从盐池里运往垣曲的食盐征收二角钱的特别税，要求驻在本县的副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批准，工作团代总部拟了一个复文，严加驳斥。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工作团草创不久，人员不多，还不能放开手来大搞，只是搞了几个试点，摸索经验。第一是派朱劭天到总部的特务营兼任政治指导员③，第二是派穆毅(魏伯)驻独立第五旅充当主管政治工作的人员，第三是派王若兰、朱世泰为第九军军部办了一个低级军官训练班，所用的教材，虽未明言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实际都是按照这些书去讲的。开始的时候这个训练班中一百多个军官看见工作团团员穿的是士兵的服装，不怎么看得起，但是开学之后见这两个教官知识广博，文化很高，讲的有道理，处处以身作则，吃苦在先，王若兰是一个女同志，自己全部的东西自己背，全部行李只有一条军毯，其行动和生活使所有的学员们大为感动，感叹“中国真有热心抗日的人”，“和那些卖狗皮膏药的人真不一样”。总部的官员们听说王若兰家中一次就汇寄来五百元，她毫不介意，情愿干这个士兵待遇的工作团员，都觉得奇怪。
战地工作团的战地群众工作是这样做的：
垣曲县是中条山的尾闾，日军于二月间由东阳关越过太行山，同时派另一股兵力由道清路侵入清化(今博爱县)，二月二十八日，由河南济源县经过封门口、王屋山侵入山西，占垣曲。老百姓大多数都逃到山中去了，少数汉奸和土豪劣绅成立起维持会。日军对于晋南中国军队的九路围攻失败之后，退出晋东的太行山脉与晋南的中条山脉，据守铁路沿线几个城市，大多数县城都回到中国军队手中。我们工作团随着前敌总指挥部来到垣曲县城西南五里的辛庄村时，已近五月了。看见这里被破坏很严重，老百姓扶老携幼从山中归来，他们发现家中房屋被焚烧了，有的砖屋尚在，门窗被日军当柴火烧了，埋藏的粮食被挖走了，无不悲伤。大路小路上都有散兵游勇，任意为非作歹；敌探和汉奸也很多，到处乱窜；日军前哨和我们相距只有数十里，几次前来袭击。
卫立煌把恢复地方秩序，安定人心，依靠战地人民建立抗日根据地，改善军民关系，发挥群众抗日力量的责任交付给工作团。工作团一面把前敌总指挥部的布告贴遍远近，严禁军队侵犯人民利益，不许散兵游勇随便骚扰，一面向这些群众进行宣传，慰问，安抚，使之安心回家生产，重建家园，并且自己组织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工作团召集垣曲县民众开座谈会，卫立煌亲自参加，与父老们谈话，说他是抗日的队伍，如有人侵犯人民的利益，可以到工作团来报告，我们一定帮助解决。
工作团为了做好垣曲、夏县、平陆三县之间的工作，派出三个工作组，每组三人至七人，分别驻在垣曲县城，东通济源县封门口的邵源镇，北通侯马的皋落镇。首先是进行流动宣传，一再召开群众大会，军民联欢会，表演最简单的文艺节目，并把带来的对日作战胜利品，如从日军手中夺来的太阳旗、“武运长久”旗帜，千人针和日本军人身上佩带的求菩萨保佑的护身灵符、武器以及我军战胜敌人的珍贵照片展览出来，使战地民众看到我们还有战胜日本的力量，提高抗日胜利的信心。接着，帮助当地原有的行政组织和牺盟会、总动员委员会恢复组织，根据多数贫苦农民的意愿，淘汰了一些原先不称职的人，另行选举新人。成立干部训练班，召集失学失业的知识青年进行集训，然后让他们担任村长和运输队长。当时有一个怪现象，垣曲农村缺乏青年，他们怕当兵，怕支差，有的逃往外地，有的躲在山中。而在一河之隔的河南省渑池县东北乡一个小学里竟有二十岁至三十岁的小学生一百多人。他们是想利用国民党不在学生中抽壮丁的规定逃避兵役。工作团对于这些壮年的“小学生”做了工作，动员他们回来参加保卫家乡的工作。
经过工作团一段时期的工作，几条通往前方的交通线建立起来了。交通线上设有许多瞭望哨，专门注意日军动态，一有敌情，即用鸡毛信一站一站地送到总部来，以补救军队上情报的迟误和遗漏。交通线上设有许多盘查哨，防止汉奸和敌探混入，防止逃兵乱窜，捉拿坏人，安定秩序，巩固清查户口的成绩。交通线上还组织好了运输队，把各村人力畜力都编进来，分段抬伤兵，规定每村运送十里，军队的子弹等物资运送均付运费。国民党军队向来有拉夫的恶习，在工作团的活动范围之内不见这种现象了。村民们知道“多抬一个伤兵，多救一个中国人”，“多运一颗子弹，多杀一个日本强盗”，愿意干。到了军事情况紧急之时，炮声隆隆，军队匆匆调动，群众心里慌乱，工作团员到交通线上的主要村庄向群众报告敌情，揭穿谣言，多讲胜利的消息，也准确告诉大家敌人已来到什么地方了，教他们不要惊慌，进行空舍清野，组织防奸队，保护妇孺，有计划有组织地躲进深山。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日军扫荡垣曲县两次，总部有计划地躲过了日军的袭击，老百姓所受的灾难，也大大减少。
垣曲县西北的高山中，受灾最烈。中国军队和日军往来拉锯，老百姓不能按时种地，只有吃树皮草根，饿死一些人。卫立煌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请求救济，居然要到三十万元法币的赈款，由行政院派了十几个赈济人员携款来到垣曲发放。卫立煌委派工作团协助办理。这些赈济人员主张按村分配赈款，发给村长，再由村长发给灾民，工作团不同意；账济人员又主张先由村长调查难民情形，制成册子，按难民册发放，工作团也不同意。因为这两种办法都有利于赈济人员和村长闾长舞弊。工作团参照八路军地区“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精神，把赈款公布于众，发动群众对灾民进行调查，按灾民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形，经过公议发给赈票，对于抗战军人家属则酌加赈款。卫立煌支持了工作团的办法，按此实行。遇有赈济人员从中舞弊。工作团员就毫不客气地予以揭露，结果赈款发至灾民手中，减轻了他们的苦难。
三
共产党在工作团内的秘密支部，在工作团建立之初就组织起来了。几个秘密的中共党员参加工作团之后，都把他们党的组织关系介绍信悄悄地交给了我。我接到以后，就和原先与我同属于中共燕京大学党支部并且于一年以前一同访问过延安的张非垢、朱劭天两同志商量，我们应当成立一个秘密的党支部。我去向林伯渠同志请示，他也赞成这么办。林伯渠同志说：“这是一个临时支部，将来纳入哪一个系统，归谁领导，今天还不能决定，你们先搞起来再说吧。这个支部由你负责，暂时和我联系，你每个月到西安来和我见一次面，如有紧急事情你就就近和黄河边上的刘向三同志联系，他住在十八集团军渑池兵站里面。”
从此我每个月都借故上西安一次，去向林伯渠同志作汇报，也找渑池县的刘向三。刘向三同志对于我们的活动很热情，很关心。④因为我们所处的地位很特殊，林伯渠同志是重视我们的工作的，每次听完我的汇报以后，对于卫立煌及其总部和军队各种情形问得很仔细，对于我们怎样做工作也作了很多具体的指示。他当时交代我们活动的方针，概括为下列两点：
第一，帮助国民党抗日，卫立煌要我们帮忙我们就给他帮忙。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应当帮助友军打胜仗。但是我们只帮助他们向进步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反的事情一概不做。
第二，要尽一切力量，促使他们愿意和八路军合作，不打八路军，不迫害共产党。
我们的党支部就按照这个方针进行工作。共产党员吃苦在先，起模范带头作用，帮助卫立煌部队抗日，帮助他们学习八路军的先进经验，开始改造这支旧军队。除此之外，党支部还抓两项重要活动：其一是在工作团内建立好作风，其二是对卫立煌作上层工作。
工作团内复杂激烈的争论，首先是对着国民党顽固分子孙鼎禾。孙鼎禾表面上服从刘毓珩的领导，赞成工作团的工作纲领，实际上对于工作团的一切活动都抱着非常敌视的态度，暗中拆台。由于绝大多数团员都不赞成他，卫立煌、郭寄峤也不重视他，甚至从未找孙鼎禾去个别谈过话，所以孙鼎禾的破坏起不了多大作用。
工作团内激烈的争论发生在陈元、丁致中和多数团员之间。因为陈元从前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被学校开除，又能说会道，一向宣称赞成国共合作，批评国民党官场上许多黑暗现象，引得团员们都尊敬他。但是陈元实际是一个非常自私的投机分子，过去在学生运动中顺应大多数学生的意见，装扮得很进步，目的乃是骗取学生领袖的地位。现在当上了国民党军队中小小官职，尝到一点官僚资产阶级生活的味道，看到那些军长师长的权势和豪阔，贪心顿起，认为国民党的兵力比共产党雄厚，从西安事变以来美英与苏联都支持，全国政权倒不掉，如果图谋个人的飞黄腾达，最好做一个帮助国民党革新的人。陈元常说：“全国学生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上了延安，有希望当上二等干部，现在再去就迟了，只能当上三、四等干部。国民党昏庸老朽居多数，国民党处在今天的形势下，非革新不可，要革新就需要新血液，需要人才，象我们这样的材料可以慢慢当上二等干部。”他还说：“共产党搞‘集权政治’，也是独裁。”刘毓珩和我数次与这位达一兄⑤恳谈，也不能改变陈元的意见，反而引出陈元一套巧妙的不赞成共产党的谬论，这种“言伪而辩，泽非而顺”的言辞，比起国民党官方那种拙劣的反共言论更能迷人。按照陈元的意见：卫立煌要做更大的官，虽不走复兴社的路子，也不可与八路军太靠近，工作团不应当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翻版。因此我们几个党员与陈元从对整个政治形势的估计到具体工作意见都有差别，形成对立。陈元拉了丁致中等几个人结为一伙，争夺工作团的领导权。他们也向卫立煌讨好，丁致中善拉二胡，夜晚到卫立煌那里去献技，乘机发表他们的意见，听卫立煌夸赞延安抗大的学生，丁致中马上就让他的妻子唐琅到抗大去学习，装扮得更“左”。四个月后她由延安回工作团，还带来一个抗大同学梁军⑥。由于陈元和丁致中不断到卫立煌那里去揭工作团的缺点以及刘毓珩、赵荣声的毛病，在工作团中也形成了两派，互相攻击，对于工作团不免造成很大的损失。⑦
党支部对于工作团内团员的思想变化，也花了很大力气去注意和引导。尽管这些团员们大多数经过学生运动的锻炼，又有一股爱国热情，但是环境复杂，工作繁重，生活艰苦，每个团员只按上等兵关饷十五元，经常处在危险的前线。到延安去的青年和在这里不同，去延安有一种革命的光荣感，有无限光明的前途，组织上也能够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的正面教育；到我们这里则不同，有些人认为抗日哪里不能抗日，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国民党军队，有些不值得。“帮助卫立煌抗日是革命不是革命?”“将来就一直这么混下去吗?”“团内小派别勾心斗角都是为了向上爬，你们求个一官半职，我们跟着干什么?”秘密的共产党员知道自己有统战工作的任务，是在党中央负责统战的林伯渠同志直接领导之下为党工作，按照他给我们的一本《新党员训练大纲》学习，思想稳定；对于非党员则有些话不好说，光鼓励他们抗日则会被人视为“打官腔”，因之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很不好做。必须亲切友爱地和他们商谈，又要批判不正确的思想，我们常常是顾到了这个，又顾不上那个。
面对着复杂的工作，我们需要扩大组织，发展新党员，第一个吸收的是刘毓珩。刘毓珩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好，在学校参加过“社联”，清华大学的中共支部负责同志已和他谈过话，准备吸收他，因为他被清华开除到了上海，此事便被耽搁。他见我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前来，估计我已入党，至少和党接近，就叫我去找党，他希望入党。我说：“‘社联’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和共青团一起解散，除个别不行的，都已转党。你这个学生运动中的头头，社联盟员，等于候补党员(这时新党员没有候补期)，我愿意介绍你入党。”工作团内秘密的中共支部成立以后，首先开会通过了刘毓珩的入党问题。另外吸收了一个王若兰，燕京大学学生，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积极，抗战开始后到山西前线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虽然是资产阶级小姐出身，但是在思想上行动上转变很大，参加工作团以后什么地方苦就到什么地方去，自己学习很认真，确实是一个在思想上跟着延安走的青年，党支部就秘密吸收了她。
上层工作是工作团党支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刘毓珩才思敏捷，擅长辞令，这项工作本来应当让他去做，但是工作团的事情很多，都缠在他身上，到夜晚也闲不下，结果这个上层活动大部分落在我这个口齿不灵的人头上了。我陪卫立煌同去延安一趟，回来以后一直谈个没完，这个习惯性是一个有利条件；他见我是从八路军来的人，碰到什么新鲜的政治问题以及和八路军共产党有关的事情总是找我谈，所以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卫立煌在中条山这一段时期，找我去陪他夜谈的次数比总部的其它人员都多。
经过党支部研究，让我跟卫立煌去谈的内容着重三个方面：
一、肯定卫立煌自抗日战争以来做得对，鼓励他继续这么做下去；
二、当着他的面批判各种反动思想；
三、向他介绍新知识、新思想。
关于肯定卫立煌抗日战争以来的成绩，是比较容易的。朱总司令在马牧村讲话，毛主席在延安和他会谈，我都在旁边，只要一提起这些，卫立煌就眉飞色舞，非常高兴。后来我们谈别的事情，不知不觉又扯到这事，他还是非常高兴。朱总司令是当代英雄，毛主席是当代大政治家。他们都这么评价，我根据这一基调及时发挥，话很好说。
人都喜欢听夸奖的话，实事求是的夸奖与阿谀奉承完全不同。据说过去有人奉承卫立煌是“福将”，即有人给他看相，说他的特点是“五小”(五官不大)，按照《麻衣相法》将来大福大贵。卫立煌听了很不以为然，他说：“我打仗都是用性命拼来的，不是天老爷恩赐的，说我福将，说得轻松，那知道打仗的不容易啊!”我根据实际情况说他是“确实爱国的真正抗日派”，“真心诚意和八路军合作，大公无私”，“对于民族、国家起了很大的好作用”，勉励他当一个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他觉得我说得对，是了解他的人，他对我讲的知心话就更多。有一次又谈起他在西安批发给十八集团军一百万发子弹的事，我对他备加称赞。他说：“另外还有呢，你不知道，其实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告诉我，在韩信岭战斗最激烈的日子，日军从东阳关进入潞城，眼看着晋南快保不住了，他就通知十八集团军派人把十四集团军在临汾、运城的军火和其它物质全部运走。他看到国民党的后勤部门已没法抢运那么多物质，当时当地的老百姓怕军队拉伕，人都跑光了。与其等着日本人来拿，不如交给十八集团军好，不能象阎锡山那样，在太原留下许多东西给日本人，准备和日本人讲和，等将来日本人还给他，也不肯给十八集团军。十八集团军也真会发动群众，把洪洞、赵城、临汾等五个县的很多农民和四五百辆大车都调动来了，把东西都运走了。直到日军快进临汾城东门时，他们最后的一辆车才离开临汾西门……⑧
我们看到，卫立煌今天在华北战场上声威日隆，地位日高，都是打仗打出来的，他所最关心的事情是他所统率的军队不垮。眼下日军继续向他包围，他孤军背水为阵，形势极为不利。八路军向敌后发展，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对他并无矛盾，反而有好处。这和蒋介石看见八路军发展壮大就急得睡不着觉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这个利害差别，这个具体立场的不同，这个内部的不平衡，乃是促成卫立煌和八路军关系良好的客观因素。卫立煌看见工作团能够站在他个人的立场上帮他考虑问题，他对我们也更加信赖。当然我们也有和卫意见不同的地方。有一回，有人从大后方打电话告诉卫立煌说：从蒋介石侍从室传出消息，打算让卫立煌当一个统一领导晋东南党政军的首领，成立一个有些象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那样的一个直属行政院的机关，晋东南十几个县的县长都由卫立煌委派。卫立煌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并说他要重用工作团的人，把工作团的团员们放出去当县长。(个别工作团的团员听见要当县长，空欢喜了一阵。)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国民党顽固势力想凭借卫立煌的枪杆子进占山西，抵制牺盟会和共产党的发展。我对卫立煌说：“这样不好，不能这样做。在抗战的紧急时期割阎锡山一块肉，不利于团结，将要引出很多麻烦。更何况这连半个省主席都不到的官职，不是把你抬高，反而把你降低。要当文官就要当一个省主席，按照你的资历和战功，早该当个省主席了。”卫立煌听说这个官职“连半个省主席都不到”，兴趣立刻减退。不久，他接到某要人来信介绍其亲戚到山西来当县长，驻守晋南的某军长也推荐其私人当其所驻守的那个县的县长，都是想插手来刮地皮，卫立煌一看此事还没有影子，你们耳朵长，都想来捞一把，我可不能给你们当傀儡。从此再也不提此事，此事也就到此终了。我事后想，大后方先以侍从室的消息告诉卫立煌，乃是试探卫立煌对于此事的热心程度，蒋介石左右见卫立煌不想搞(当然还有其它原因)，也就不再来找卫立煌了。不然的话，很可能把后来鹿钟麟在河北省搞的那一套，先在晋南的舞台上表演一番。
从我第一次跟卫立煌谈话开始，我一直直言不讳地当着他的面讲国民党的政策和某些人的不对，从来没有看见卫立煌有不愿意听的表情。后来我越批评越尖锐，他仍然如此。比如我骂“高唱礼义廉耻的人最不礼义廉耻”，他竟笑出声来了。(那时我只以为卫立煌知道这些高唱礼义廉耻的人秽事很多，所以笑，对于卫立煌和蒋介石内部矛盾之深还了解得很不够。)我有些批评的矛头直接是对着蒋介石的，说起话来不免有些吞吞吐吐，卫立煌觉察到这一点，他竟然说：“你在我这里是‘童言妇语，百无禁忌’⑨，说什么都不要紧。”
对于国民党的黑暗，卫立煌比我知道的多得多，只要提个头，他就接着发牢骚。至于国民党在哪些地方歪曲孙中山的学说，蒋介石提倡王阳明唯心论的反动实质，力行哲学即愚民政策，“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领袖”就是实行法西斯蒂，他多年接受蒋介石灌输的毒素，耳熟能详，也不知道哪些是对哪些是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他也知道太平天国是一百年以前的一次革命运动，是孙中山革命的前驱。但是一谈起他们卫家有个祖先叫做卫汝贵，“是淮军有名的将领”，他就说“打长毛很不容易”，就把反动的淮军，说成威风凛凛的正统的正面人物了。这分明是他听惯了蒋介石讲的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带兵打仗方法和做人方法的结果。最麻烦的是他所知道的“唯物论”竟是这样一种说法：“唯物论是把物质当作一切的根本，阶级斗争为了物质，吃的穿的是物质，妻子儿女是物质，总不能把父母亲也当做物质吧?”
我自己从前在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和那些基督教徒辩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问题，非止一次。后来在吸收“民先”新队员时，又辩论过这个问题。没想到今天又碰到这样离奇的怪论。我说：“有人说朱德青面獠牙，我们看见他是青面獠牙吗?有人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我们到延安见过那样的事吗?这都是那些卖狗皮膏药的人，故意拿‘拜物教’歪曲唯物论来吓唬人。我在念中学时听说，南京就有人因为拿着一本唯物论的书被捉去的，要是唯物论就是这么几句话，有什么可怕，就值得捉人?”
卫立煌说：“照你看来，唯物论是怎么一个讲法?”
我说：“说起来话长，我也讲不好。抗战开始以来，总比前几年好些，在书店里可以买到许多以前不让卖的书。我替你买的书当中有一本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另外还替我们中山堂买了两本，这是一本很正确并且最容易看的书。”说至此，我遂把那本《大众哲学》找出来放在他面前，并且简单扼要地向他介绍了一些我自己对于唯物史观的领会。
我说：“一百多年以前，有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句话一直在我头脑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自古以来，哲学分成两大类，即唯心论和唯物论两大阵营，也是两种世界观。唯心论观察世界，过分夸大了主观、精神的东西，把主观、精神看作世界上最高的和唯一的东西，把物质、客观世界当作从属的东西。唯心论有很多种，比如说宿命论吧，它是把一个人的一生归之于命运，祸福成败都是天老爷定下来的。今天大多数的人都知道这是迷信，可是古人是很信天命的，连很聪明的孔夫子也说他‘五十而知天命’。当皇帝的都希望老百姓相信这种宿命论：他是上天派下来当天子的，你们不要造反。——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西洋有一个唯心论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意思是：如果不是我在思想，如果我感觉不到，就没有我，也没有世界。这种理论是夸大了我在‘思想’、我在‘感觉’。事实上不论你思不思，感觉到感觉不到，客观世界照样存在。首先人类用来思想的头脑这个器官就是物质，没有这种物质，用什么去思想?精神第一、物质第二的说法是站不住的。
“蒋委员长最佩服明朝的王阳明，王阳明说‘万物皆备于我’，就是说世界上的万物都包含在我的主观意识里面，完全不承认客观物质的存在。这是一种很主观的唯心论。蒋委员长最喜欢讲‘诚’字，讲‘不诚无物’。把‘诚’说得重于一切。事实上怎么样呢?除掉要求别人对他‘诚’，他对别人‘诚’多少我就不知道了。跟着出现的‘力行哲学’，割裂知行的关系，孤立强调‘行’的作用，不管客观事实是否允许，只要你诚心诚意盲目地跟着领袖去干。哪里能干出结果呢?实际是一种愚民哲学。
“抗战当中出现的一种速胜论，也是一种唯心论。有些人存在侥幸心理，希望很快就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不研究中国客观物质条件的困难，不按物质条件困难制定长期作战计划，不敢广泛发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以补救物质条件的困难，天天高喊‘精神战胜物质’，光靠决心、勇气、侥幸心、幻想，结果引起打败仗，受到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唯物论和前面讲的这些唯心论相反，在观察客观世界，在解决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时，不是从主观思想出发，而是把客观、物质摆在第一位，认为客观世界是存在于人们的主观、精神之外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决不是思想上的幻影。《孙子兵法》总结了古代的军事经验，包含了朴素的唯物论思想，譬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论点，就是反对片面性和盲目性，尊重客观现象，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来制定自己的战略战术。几千年来有见识的军人都熟读《孙子》，你对它研究得很深，就不用详细去讲了。我们前些日子看的《论持久战》，把中日两国的强弱、大小、进步和退步，多助寡助等客观因素物质条件作了详细分析，看到抗日战争必须经过长期的、曲折的、艰苦的斗争，这就是中国抗日的客观规律。我们要想获胜，就必须依照这个规律，经过战略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其中有犬牙交错的战争，要政治动员等等。这本书完全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推论，一点也不是主观臆断，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杰作。
“唯物论讲的都是真话，为什么会受到反对，有些人对它比对洪水猛兽还要可怕呢?因为这一项科学应用到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方面，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达尔文研究了生物界的现象，创立了生物进化学说，摧毁了剥削阶级所谓‘上帝创造世界’‘上帝创造人’‘生物一成不变’的谬论，连达尔文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当年也要受到围攻和压制，而唯物主义应用到社会历史方面就翻了天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推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人类历史出现过五种社会形态：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引起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变更。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变更都经过了革命。各种有阶级的制度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私有制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也是不可避免的。用唯物论的哲学观察社会，产生了这样科学预见性的理论，使所有的剥削阶级吓得心惊胆破，编造出种种奇谈怪论来歪曲它。我读中学的时候就在南京听见卖狗皮膏药的人精神讲话，把拜物教和唯物论混为一谈，把自己唯利是图说成别人唯利是图。起先我认为是这个人偶然这么说说的，后来在许多国民党的杂志上都看见这个论调，大概又是最高领袖这么教导的吧……”
卫立煌幼年跟着私塾老师读到十五岁，从《三字经》破蒙，接着读《四书》，学会了古代汉语，也接受了封建社会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仁、义、礼、智、信”的思想体系。其后寄身军旅，阅读报刊文件，在实际的应用中提高了文化程度，知道所谓革命就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在陆军大学主要是学军事，当然也学一些政治和历史常识，并且自己熟读了孙中山所著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但对于近代社会科学，尤其是很抽象的哲学，则接触很少。作为十年内战中一个“剿共”将领，他听惯了“文化剿共”的言论，至于进步的社会科学理论，则没有机会听到。自抗日战争开始以来，他和八路军的关系良好，受到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影响，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开始转变，访问延安以后思想继续转变，看到“救中国恐怕只有走这一条路”，对于共产党方面的理论到底是怎么说的才注意起来。开始于《论持久战》，开始于《解放》周刊，逐步扩展到我替他买来许多生活书店和延安出版的书，由浏览标题进展到翻阅其中某些段落。共产党的文章都很长，其中抽象的理论很多，他没有看这一类长文章的习惯，为了省时、省事，常常要我讲述其中要点。这样我这个从八路军来的干部，就有机会公然讲些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了。我们党支部的任务是帮助国民党抗日和促使他们愿意和八路军合作，不打八路军，不迫害共产党。要想完成这一任务，那就必须把和卫立煌同在一个战场并肩作战的暂时利害关系，巩固扩大，那就应当让他真正了解共产党是顺应社会发展并为之奋斗，真理确实在这一方面，共产党是必定要成功的革命党，我就更需要把共产党当前的政策和根本立场跟他讲清楚。
自从这一次唯物论问题讨论开始，我们就一连几个晚上谈唯物主义和由此引起的问题，例如：
“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到底有哪些异同?”
“为什么共产党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而不是共产主义革命?”
“过去中国搞的苏维埃运动，乃是不赞成资产阶级旧的民主，又没有适当的名词，故采用‘苏维埃’这个名称。决不是象有些人污蔑的那样，‘中华苏维埃准备参加苏维埃共和国联邦，变成为苏联的一部分。’我们到了延安，亲眼看见他们热爱中国，在救中国，哪一点是苏联的别动队?”
“在过去的内战时期，有些地方有个别的人，瞎喊‘武装保卫苏联’的错误口号，已经纠正了。这决不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决不是苏联共产党的附庸。”
“马克思主义当中确有‘工人无祖国’这么一句话，这是在阶级关系对立非常尖锐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说的。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多次表示愿意和国民党合作，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抵抗日本的进攻，在他们的宣言和实际行动中，都是如此。我们看见过工人罢工的事情吗?”
………
我们这样谈了几个晚上之后，他接受我的建议，每晚讲一段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
这本书过去在燕京大学的“民先”队中曾经当做政治学习的教材用过，我还不算生疏。开始以后，进行的还算不错，尽管我自己对于政治经济学没有学好，现在又没有备课，不能深入浅出地讲出这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精义，但是我们把这当成个题目，却确实能广泛扯到许多思想问题，解除他不少过去对于共产党的误解和错觉，这样一直进行了约有半个多月，直到卫立煌的夫人朱韵珩由成都来垣曲辛庄看望他，她把工作团的女同志们邀请去吃茶点联欢，我们从这一天起才中止了到他的房间去夜谈。副参谋长文朝藉听说卫副长官在学《政治经济学》，他以为是介绍大学校里资产阶级发财的经济学，叫我也给他讲一遍。他每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没有别的事，那个时候讲最好，他细细看了一下这本《政治经济学》，很厚，售价一元，表示满意。我只好讲了一些商品生产、资本主义总危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没敢怎么联系实际，也讲了半个多月。
四
一九三八年八月一个炎热的日子，朱总司令由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经过晋城阳城等地，来到垣曲县辛庄村，拜访卫立煌。朱总司令此行的实际目的是回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顺路经过中条山卫立煌处和吕梁山阎锡山处，进行联络，了解他们的情况，鼓励他们坚持抗日的立场。垣曲辛庄是他长途跋涉的第一站，为表示客气，说是“前来向卫副司令长官汇报作战经过，商量今后作战任务”的。
卫立煌接到电报，知道朱总司令要来垣曲的消息后，即告知工作团作欢迎的准备。工作团的同志们很高兴，情绪热烈地排演短剧，练合唱，写标语。我向团中同志们介绍今年春节八路军总部欢迎卫立煌的情形给大家作参考，力求把这一次欢迎会开到春节那次欢迎会差不多的水平。卫立煌、郭寄峤都亲自过问了工作团的筹备工作。
朱总司令来到辛庄那一天，郭寄峤带领了一批干部包括几个高级参谋和跟着他一同去过延安的交际副官罗香山和我，远迎到经过敌机多次轰炸，显得十分荒凉的垣曲县城。朱总司令带了几个干部和一个全副武装的警卫排，穿过日军的封锁线来到这里，旅程甚为辛苦，但是精神非常饱满。会面之后，双方敬礼交谈，非常欢洽。然后大家一起西行，渡过一条大河，来到辛庄村。卫立煌已经等在村口多时了。相见之后，和朱总司令热烈握手，彼此都感到快慰，话不绝口。
当天晚上就在村内离工作团不远的麦场上开欢迎大会。为了不受日本飞机的干扰，晚上开会最合适。临时搭起来的戏台很宽敞，上面悬挂着数盏汽灯。在贫瘠的山村中生活惯了的人，顿觉得眼前明亮。会场上黑压压的坐满了人。有总部的全体官兵和一部分驻在邻近小赵村中的独立第五旅官兵。军号嘟嘟地吹起来了，朱总司令由卫立煌陪同来到会场，会场鼓掌欢呼，热烈欢迎，工作团的同志领导大家呼口号，然后奏乐。
欢迎会开始，第一项内容是由工作团女团员庞文华代表前敌总指挥部致欢迎词。庞文华是南开大学的高材生，“一二·九”学生运动天津的健将，口才很好，发音清晰。她激情地赞颂了朱总司令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赞颂了十八集团军深入敌后，拖住敌人尾巴吸引了大量日本军队的巨大功绩，希望今后在山西的各部分中国军队发展手足般的关系，进一步亲密合作，互相帮助，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走……。这一次欢迎会卫立煌自己没有讲话。第一是我们这些工作团的青年什么事都愿意抢着干，尤其愿意在欢迎我们由衷敬爱的朱总司令的时候做一点事，其二可能是卫立煌不想在这么广大的欢迎会上公开表态，因为总部里对于八路军有敌意的顽固分子多得很，还有特务，平淡的话和言不由衷的话他不愿说，热情的话会引出麻烦，所以把欢迎会的事全推给工作团了。
朱总司令讲话的态度从容，精神饱满。他穿着灰色粗布的单军服，紧紧地束着皮带，显得刚毅朴实。朱总司令在讲话中首先讲到十八集团军在阎、卫司令长官领导下和中央军、晋绥军共同作战，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比如最近在冀东收复了十几个县城，在那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向热河、察哈尔发展，为将来伸入东北三省作了准备。朱总司令继之介绍了十八集团军参加抗战以来成绩的要点：前九个月大大小小和敌人打了五百七十余仗(平均每天两仗以上)，打死打伤敌军三万四千余人，俘获敌军二千余人，我们自己将士鲜红的血迹染在华北的土地上，开放着自由之花。二万数千人的伤亡，其中有七千个共产党员，在敌人的刀枪炮火之下为中华民族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⑩朱总司令继之讲到一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要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全民族进一步的团结是不可能的。军队与军队之间，要求互相勉励，互相帮助，化除畛域界限与部落观念。一切挑拨离间，造谣中伤，或互相诋毁倾轧的行为，不管用意何在，结果都是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和卫副长官所直接领导的部队之间，关系很好。而在全国说来，某些度量狭隘、心理顽固的人，吹毛求疵，无中生有，致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摩擦，抗战力量受到削弱，给敌人奸细从旁利用，必须引起我们最大的警惕。朱总司令最后指出：目前开封失守，郑州垂危，大江南北两岸的敌人正纷纷西调，企图截断平汉、侵占广州，直捣武汉中心。我们必须打破和平停战的幻想，坚定胜利的信心，在保卫西北、保卫全国的总任务下，坚持华北抗战，配合全国友军作战，并准备力量举行反攻，收复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葬送到东洋大海去。
朱总司令讲毕，工作团的同志就带领大家呼口号，着重在“加强团结”和“互相帮助”上面。前敌总指挥部里的全部国民党军官们，久闻朱总司令的大名，除掉很少数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挑拨，听信谣言，至今成见未消，多数都为在这次会上见到朱总司令而高兴，减少了一层隔膜。他们认为朱总司令的话是说得有道理的。
接着开始表演文艺节目。
从开欢迎会的次日起，卫立煌一连和朱总司令单独谈了两整天，看起来很融洽。我虽为指定的招待人员，也不敢进去。晚上，只见房中明亮的烛光被遮处留下两个很大的头影。
朱总司令带来几项礼物，其中有两匹俘获的日本军官骑的枣红色大洋马，特别高大，身上的毛油光闪亮，卫立煌很喜欢。卫立煌赠送朱总司令一批新式的大号手枪，这是可以当盒子枪使用的那种威力较强的手枪。另外，赠送了一支刻有“立煌敬赠”字样的美国犀佛利牌的自来水钢笔，这种钢笔有一个特点，即是在笔帽上嵌了一个白色的圆点作为商品的标志。如今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陈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上，朱总司令衣袋上所佩带的钢笔笔帽上仍然可以看出一个白色圆点，就正是一九三八年夏季卫立煌赠送的那支笔。
一九三八年夏，高级参谋邵光明有事去香港，卫立煌叫他用卫私人的款项，代买一些高级自来水笔，准备送给八路军将领。卫立煌说：“八路军不爱财，送他钱是不会要的，但是喜欢自来水笔，今后我和他们接触的机会多，你务必给我买些最好的笔。”
邵光明到了香港，看见商店中有一种宽笔尖的犀佛利(She-affer)牌自来水笔，质高价昂，是大后方见不到的。在这种牌子的自来水笔当中，有一种在笔帽上嵌有一个白色圆点，作为“永远保修”的标志，只要笔尖尚在，别的零件坏了都免费保修。邵光明便一下买了几十支，每支上都刻有“立煌敬赠”四字。邵光明回到前方，正碰上卫立煌、郭寄峤吃过晚饭没事的时候，第一次看见这种宽笔尖的自来水笔很高兴，听见邵光明说这种钢笔特别结实，笔尖刺进地板也不会断，就顺手拿了一支向前掷去。这时卫立煌住的是窑洞，没有地板，下面是夯实的泥地，自来水笔刺入地面，果然直立在那里。郭寄峤拿笔掷过去，也直立在那里。卫、郭二人看见笔都直立在那里，怪好玩，就象小孩见了新鲜玩具，一会儿便在地面插上了几十支笔，证实这种笔尖果然结实，遂把它作为联络前方将领的珍贵礼物，最先是送八路军旅长以上每人一支，后来也送在晋南的国民党旅长以上每人一支。
这次接待朱总司令的任务是由副官处和工作团合办的，我有在旁边照顾的责任，除招呼那些随员吃饭、陪他们闲谈，夜晚还到朱总司令休息的地方看看。到了旁边没外人的时候，我就和朱总司令谈起话来。我以为我们在卫立煌这里干了不少工作，朱总司令会嘉奖我们的。完全出乎意料，朱总司令对我表示不高兴的样子，甚至于象是有点怒容。大家知道，朱总司令是一个最为祥和厚道的人，他从前和康克清同志常到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对我们这些团员总是那么慈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怎么现在对我如此严厉呢?后来听朱总司令说起来我才明白，我们工作团的工作搞得太左了。“你们这样搞怎么能行呢?”首先在会场上立的那个大标语和其它一些小标语，就不太象在国民党军队里了。当时国民党嫡系军队最流行的大标语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而在这个会场上最大的标语则为“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另外一些标语都和八路军一样。从理论上说，从一个爱国人民来说，写“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的标语原来并不错，但是在这个地方这么搞起来，只是暴露卫立煌的思想和别的军官有差别，别的没有好处，马上就会被国民党注意，使我们的人被连根刨掉，换一些和八路军敌对的反动分子来。朱总司令接着说：“阎锡山的地位和卫立煌不同，阎锡山在山西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军事政治都自搞一套，他只要不投到日本那方面去，提什么样的新鲜口号蒋介石都莫奈他何；卫立煌就不同了，他是蒋介石自己的军队，本身并不独立，完全要听命于上级，你们就应当注意环境的特点，不要把工作一天就做完了。”朱总司令又说他去参观过我们所办的“中山堂”，也不对，那里所陈列的书籍多数都是生活书店和延安出版的，一看就看得出来是些什么人在主办，将来也要闯祸。我告诉朱总司令：林伯渠同志指示过我们两条，一是帮助他们抗日，二是让他们不打共产党，朱总司令说对对，应当这么做。接着朱总司令又对我作了很多指示。
朱总司令走的时候，卫立煌送出辛庄村，叫罗香山和我等几个人再送一程。到了过河的时候，因为船小，一次只能坐几个人，于是我挤上朱总司令这一船，这条船上只有我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人。河不很大，摆渡的时间并不短，朱总司令在船上详细地问起我们工作团的情况。还问起从西北战地服务团来的几个人，问起我的爱人靳明，特别问到多才多艺的王若兰，是不是和从前那样情绪不稳定。
朱总司令走了以后，我问卫立煌，他对朱总司令的印象怎样?卫说：“朱玉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的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
① 即“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② 该团建团时期，在西安的许多事务工作都由曾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后来担任民盟干部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辛志超帮助办理。大家开玩笑说辛志超是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干作团的西安办事处处长，实际他未任此职，是义务帮了很多忙。
③ 当年国民党政工人员叫“政训员”，共产党政工人员叫“指导员”，大概是工作团未经考虑就这么向卫立煌建议，卫立煌随便就批准，所以国民党军队中出现了一个共产党的官名。
④ 多年以来，我们不知道刘向三同志的历史，也不能问。近年看到王首道同志悼念徐海东同志的文章，写道：“陕甘边区是当时我党剩下的唯一根据地，深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毒害。竟把陕北红军的创建者刘志丹和习仲勋、汪锋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打成‘右派’、‘反革命’，投入监狱，肃反扩大化恐怖压抑边区。毛泽东同志倾听徐海东同志的汇报后，派我和刘向三同志到瓦窑堡，接管西北保卫局，代表中央审阅案卷，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党中央和毛主席给刘志丹同志和其他同志平了反。”由此才知道向三同志一点过去情形。
⑤ 陈元号达一。
⑥ 梁军原名梁俊祥，江苏无锡一带人，曾进日本士官学校，一九三七年到延安进抗大学习，为抗大四期一大队的毕业生，一九三八年十月进工作团，为最后进工作团的一名团员。工作团十二月解散后他回延安，在八路军任职。解放后任防空兵参谋长，“文化大革命”中任国防科委参谋长，成为林彪反党集团人物。
⑦ 一九四二年卫立煌在洛阳被撤职，陈元进入胡宗南部下，转到蒋经国下属，后随蒋去台湾。丁致中后投到汤恩伯部下。唐琅与丁致中离婚，嫁与一个军统特务警察局长。
⑧ 当时在临汾亲自参加接受十四集团军物资的十八集团军后勤部第二科科长就是现任武汉军区副政委的谢胜坤同志。
⑨ 和烧香拜佛一样，旧时代安徽一带有一种迷信举动，在住室和厨房贴着红纸条子，上面写着“童言妇语，百无禁忌”字样，祈求家宅之神和灶神听了触犯天神的话不要上天去报告，原谅无知的妇女和儿童的错话。这一年卫立煌四十一岁，笔者二十三岁。
⑩ 以上数字参考了《解放》周刊所刊登的纪念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一周年的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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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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