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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卫立煌先生——第八章 仰慕共产党

赵荣声

一 　　卫立煌所率领的军队和八路军合力粉碎日军在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之后，学会了在敌后作战的本领，增强了信心。一九三八年夏季发动了一次较大的战役：进攻侯马和曲沃。第一，因为日军占领风陵渡以后，不断向黄河南岸的潼关打炮，截断了陇海铁路的行车，我军攻打曲沃和侯马，扫荡晋南三角地带，能解除风陵渡炮击的威胁。第二，曲沃和侯马是同蒲铁路南段最大的车站，是晋南日军后勤补给的中心，攻下这个地方，能牵制晋南日军的行动。我军在这样的目标之下两度攻占侯马，获得很大的战果。击毙了敌方有名的联队长高木，击毁了两架敌机，焚烧了储存在侯马的大量弹药和汽油。很长一个时期，风陵渡的敌人不能炮击，黄河南岸的陇海铁路又恢复通车。 　　在侯马战役之后不久，日军为补给所受损失，派了一个庞大的汽车队，由道清路向西行，经过晋城、沁水、翼城，向侯马运送军需物资。这个情况被我十八集团军太行总指挥部侦察到后，通知卫立煌派部队伏击。这时驻扎在沁水一带的是卫立煌的嫡系部队第十师。师长彭杰如立即组织部队在沁水翼城之间的东坞岭一带设伏。让开大路，隐蔽在西厢山里。等到日军汽车队进入伏击圈，先集中迫击炮打毁日军前面开路的装甲汽车，又把后面护送的战车击毁。山陡路窄，辎重汽车前后受阻无法逃脱。我军冲锋号声在西山回荡，埋伏的几个团向下猛冲，押运物资的日军顽强抵抗。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烈搏斗，打死日军近千人，活捉三十多个，缴获轻重机关枪五十多挺，步枪四百多支，还有被服等物，发动周围数十里的村民都未能搬完。缴获的汽车不能往山里搬，第十师的官兵们只好把汽车轮子卸下来，往山南运，准备上缴作为俘获汽车的见证，而把汽车身子用火烧掉。后来因为汽车太多，自己的技术力量不足，轮子也来不及卸完，便付之一炬，总共烧掉三百辆汽车，这是抗战以来夺得汽车最多的一次。 　　这一战役叫东坞岭战役，也是国共合作的一次胜仗。事后第十师把俘虏上缴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的日文翻译从俘虏中间问出一个名叫冈邦雄的左翼作家。这个头上扎了纱布的冈邦雄说，被焚的汽车是日本最健全的小西汽车队，日本没有第二个汽车队可以和它比拟，可惜烧掉了，不然中国军队使用起来有多么好。 　　在晋南处处挨打的日军探悉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垣曲，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两次对垣曲进行扫荡。 　　卫立煌一面指挥他的军队在王屋山下、西阳河边进行阻击；一面西行七十里，带着他的司令部全体人员转移到中条山脉当中峰峦环绕的平陆县太宰村。 　　这个太宰村处于丛山之中，只有很狭窄的小道与外面相通，一向十分闭塞。妇女梳高髻的多，剪过发的少；裹小脚的多，天足的少；齐膝的褂子大襟上镶滚着很宽的多色花边，据说还保留唐朝的遗风。因为这里山泉缺碘，又和外界隔绝，很多人患甲状腺大脖子病，没有得到治疗。村中最严重的问题是缺水。工作团来到这里，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除向这些山地农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还要进行卫生防病的宣传。 　　扫荡坦曲县的日军没有停留多久又复退去，前敌总指挥部因为在深山工作不方便，离开太宰村，仍然回到垣曲县辛庄村。工作团人员在东归的途中行经一个叫做鬼绝崖的高峰时，看见山顶上两户人家，有总部副官处一个小副官带着几个勤务兵在打扫拾掇。我们走近一看，墙上贴着“福禄鸳鸯”的红纸犹新，似乎是结婚不久的新房，但是没有看见一个房主人，只见苍蝇极多，不知从那里散发出死尸腐烂的恶臭，门外还堆集了很多的马粪。据副官处的小副官说：“总司令一个多钟头以前骑马经过这里，看见这个老百姓家里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实在看不下去，叫我们收拾收拾。我们刚刚掩埋了两个一丝不挂的女尸，脸上都烂得看不清楚了。日本鬼子真可恨啊!”这个小副官说至此又象舞台上的演员旁白那样向着墙壁说：“也真奇怪，交战的地方离这里还有二十多里，人都跑光了，日本鬼子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 　　这就是战地上许许多多的悲惨事情之一。 　　大家回到垣曲辛庄，庆祝胜利。过两天，卫立煌拿出他自己作的一首诗给秘书们看，一张纸上写了几行核桃大小的字： 　　“两度来登鬼绝崖，其难好比上天台。 　　民在倒悬谁来救，处处饥寒处处灾。” 　　机要室主任戴允孙是总部里的首席文职人员，首先按原韵和了一首，清词丽句，铿锵可诵。刘毓珩和我们几个青年秘书也各作和诗一首，只有孙鼎禾难产，由戴允孙给帮了忙。各人都用毛笔缮写后，由戴允孙统一拿去向卫立煌交卷。卫立煌很高兴，一个星期以后，发给每人一件草绿色府绸衬衫作为奖品。那是由西安办事处从后方采办来的。 　　我自己所作的歪诗至今还记得，原句为： 　　“元戎旌旆照秋崖，河上诸军拥将台①， 　　忧乐早关天下计，经行犹念孑遗灾。 　　当时我把卫立煌所作鬼绝崖的诗，当作一个思想动态向我们秘密的党支部汇报。我说过去做大官的人常常引用苏东坡的词“但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句，比喻官做得高了，孤立有危险。卫立煌说他登鬼绝崖如上天台，实际是说他官做到这个地步，一步一步爬上来，不容易，其中是有感触的。末后两句同情老百姓受灾受难，鬼绝崖山上人家的悲惨现象能够打动他，使他萌生同情心。和那些空唱忧国忧民高调的人有所不同，卫立煌这种思想状态还是不错的。党支部几个同志听了我的汇报，还是和过去一样，叫我继续帮助卫立煌读书。要巩固和提高他与八路军的合作关系，光靠同在一个战场上抗日利害一致是不够的；还要向他多灌输一些新的知识，提高他的认识水平。只有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是最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认识到共产党的目标和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于我们真能多理解一些，那时他对我们的合作才更为可靠。 　　日军扫荡了一阵退走以后，中条山一带获得暂时的安定。卫立煌不那么忙，夜晚电话不多，夜深人静，我这个“童言妇语，百无禁忌”的小秘书，陪他阅读和谈天的机会就多起来了。 　　二 　　当时，欧洲的形势是：英、法、德、意四国的首脑在德国慕尼黑开会，成立慕尼黑协定，把捷克出卖给德国，作为鼓励希特勒进攻苏联的礼物，给法西斯阵线大长声势。在中国战场上是：日军主力分路进攻武汉，同时进军占领广州。日本利用蒋的动摇，一面积极使用他们在战场上的优势兵力；一面通过几条渠道向蒋诱降。卫立煌比我们消息灵通，知道抗战形势的不利，知道投降的可能性不小，特别是看到日军沿江西上，江淮地区已经沦陷，向我叹息道：“我们都成为无家可归的人了。将来变成怎么样一个形势呢?很难说。反正我不能投降日本。”如果中国投降，坚决抗日的将领将要碰到非常悲惨的下场，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他要抗战到底，那非常好，那就一定要与八路军长期合作，我听了非常高兴。 　　有一天晚上，卫立煌找出一本很厚的书给我看，他说：“这是上次朱玉阶带给我的，他说这本书很重要。”我一看，是一本装订印刷和抗战期间我国后方出版的书籍有些不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我说：“这本书我没有见过，不知道里面讲些什么。我先拿去看一看吧。”原来这本书还是今年(一九三八年)刚出版从苏联带来的，书店里面没有卖过，大家都没有见过，只有中央领导同志们有。第二天我对卫立煌说：“我讲不了这本书，过去没有见过。苏联革命的历史我一点也没有研究，没有底子，这么一厚本书，我一时也啃不下去。”卫立煌说：“那就算了，不讲这本书。我们可以随便谈些别的，比如说：中山先生说中国是次殖民地，共产党的刊物都说是半殖民地，见解为什么不同?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主义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我听了很感兴趣，他能提出这些问题，可见他阅读报刊已比往昔仔细，对于政治理论的兴趣比过去提高了。我首先谈到中山先生看到中国受到列强——几个帝国主义的压迫，比只有一个宗主国的殖民地处境还要恶劣，把中国说成次殖民地，是从她的地位低下而言的，有些感慨系之的。进步书刊说她是半殖民地，是就她的社会性质而言的。今天的中国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应当来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革命的锋芒不是向着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 　　次日，在我替他买的书籍当中找出一个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说：“我对于苏联的革命历史没有学习过，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倒知道一些，因为我在学校学过一点社会思想史，帮助我们来读这本书是有好处的。那就先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三个人谈起吧……”根据上次讲《政治经济学》他似乎听进去很少的教训，尽量避开抽象的理论，避开术语名词，多讲历史事实，多穿插一些故事。一连多日，最后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实现乃是历史必然的规律，也就是中山先生所讲的大同世界。”才转到另一个题目，说我们在大学里学的“社会学”乃是从美国搬来的一套骗人的东西，在不合理的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不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光是零敲碎打的企图解决几个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只起麻醉粉饰作用。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有时带着我的爱人靳明一起到卫立煌这里来谈话。卫立煌对于这个也从西北战地服务团里来的人，也是“童言妇语，百无禁忌”，敢于在她面前讲赞成八路军共产党的话，无所顾忌。他对她和对我稍有不同，在一杯六安瓜片茶之外，还从饼干罐子里拿出两块西安带来的洋点心和月饼招待她。 　　卫立煌平日没有吸香烟的习惯，但是有人送他从外国带来名贵的雪茄烟，他偶然也吸一吸。有一个晚上，他一个劲吸雪茄烟，满室氤氲，烛光为之昏黄，他忽然提出一个我所料想不到的问题，他说：“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 　　我心情激动得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稍加考虑然后说：“这个问题我就回答不了了。我不是跟你讲过，我只参加过‘民先’，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么?我到八路军才三个月，时间太短，还参加不了共产党，要是到那里半年，就差不多了。共产党的组织是秘密的，外人不能乱问，怎么参加呢，我真说不上。” 　　沉默了一会儿我又说：“朱总司令常来，你跟朱总司令谈谈不好么?” 　　这时候日军扫荡刚走，从垣曲到武乡的道路不通，我们和八路军总部之间还处于被截断的状态，卫立煌说：“朱玉阶一时来不了，你到延安去问问吧。” 　　我说：“也用不着到延安，路太远。我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问一问林伯渠老先生吧。” 　　卫立煌同意这么办，他从他自己的那个行军床底下拉出一个小皮箱，从皮箱中取出一百元交给我，叫我“不要到军需处去领旅费”，又说：“以我的秘书的身份代表我去找共产党。不要跟任何人说你到那里去，不要耽搁，天亮了马上就走。” 　　我到了西安以后，立刻就找林伯渠同志，把这件事向他汇报了，林老听了以后不置可否，朝我脸上看了一阵之后反问我说：“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么样呢?据你分析，他的思想到底是怎么一个状况?” 　　我就对林老说：“关于卫立煌提出想参加共产党的问题，有四种可能性： 　　“第一，卫立煌和八路军接触一整年，常和朱总司令来往，和八路军接近，看到八路军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特别是到延安见了毛主席，看到延安生气勃勃，有许多新气象，他对我说过，‘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办法’。他按照八路军的经验办了工作团，从延安找人你都知道，那么这个孙中山卫队出身的人，希望参加共产党，可能有几分真心话。 　　“第二，他的消息灵通，他对于蒋介石投降日本有怀疑。如果不抗战了，他的地位就没有了，不如先和共产党联系好，将来做一个继续抗日的人物。 　　“第三，几十年来，中国的许多军阀哪一个不是东拉一手西拉一手，左右逢源?和这个拜把兄弟，在那个那里派代表。卫立煌看惯了这些手段，是不是也弄这一手? 　　“第四，我们也要防一手，也要提防他是执行国民党的秘密任务，试探共产党的态度，至少是试探我这个人是不是共产党。” 　　林老听了我的分析以后，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林老又叮嘱我严守秘密，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绝对不许乱讲。 　　回到垣曲辛庄村以后，我把林伯渠的话如实地报告卫立煌，附带告诉他，花了四十元作旅费，其余的钱都替他买了进步的书籍。 　　这年冬季，朱总司令再一次到卫立煌这里来，是从延安开会回来经过垣曲的，单独和卫立煌密谈了两天。在他们两人谈到的许多问题当中，我估计可能谈到这个问题，至于怎么谈的经过，则不知道了。 　　邓小平、杨尚昆两同志于一九三九年经过河南渑池渡河经晋南到河北省去，曾在河南和卫立煌见过面。卫立煌又向他两人表示愿意参加共产党，他们过去对卫立煌没有接触，感到很奇怪，没有作什么表示。此事杨尚昆同志于一九八一年还在广州和朱劭天谈起过，他一直记得。 　　三 　　我到西安见林老的一个多月之后，我们秘密党支部的成员之一——担任前敌总指挥部特务营政治指导员的朱劭天同志，从渑池县十八集团军兵站给我带回来一封信，是“胡服”写的，称我为“荣声兄”，约我到渑池县去和他晤谈。当时我还不知道胡服是谁，劭天同志说就是刘少奇同志。刘少奇这个名字我知道，他是北方局书记，是我党很有名望很重要的领导同志。他怎么会来到离卫立煌的前敌总指挥部只有百里之遥的渑池，叫我去见他呢?次日，我从垣曲渡过黄河，再走八十余里，来到了陇海铁路线上一个不大的县城渑池——十八集团军渑池兵站。这个地方是北方的八路军和南方的新四军跟延安的重要联络点。回到了十八集团军的机关如同回到了自己的家，我载欣载奔地跑进了大门，急于想看看少奇同志是怎么一个样子。跑进刘向三同志的屋子，在黄昏中看见一个高大的人影，啊哈，这不是已经见过两次却不知道名字的那位同志吗?我高兴地跑过去热烈地握住他的双手。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在洪洞县马牧村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采访，一天天刚亮，看见总司令房间里出来五个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个穿着蓝色的棉军服，戴着蓝色帽子，斯文儒雅，后面四个警卫都穿着八路军的灰色棉军服，挂着“八路”臂章。他们出了总部的大门，翻身上马而去。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整个八路军都穿的是灰军服，只有这个人是蓝军服，又有四个警卫员(朱总司令到西北战地服务团来，每次只带两个警卫员)，这个人是谁呢?我找了两个熟人询问，都说不知道。当时我因为有事情急于要做，没有来得及再问，但对于这个穿蓝棉衣的人，一直留下一个神秘的印象。一九三八年二月初，我作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记者，和袁勃一起在临汾采访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生们捉拿阎锡山的高级顾问托派匪徒张慕陶进行批斗的新闻，稿子写成以后，送给十八集团军临汾办事处处长彭雪枫审查，雪枫同志说：“你们来得正巧，有一位高水平的同志在这里，可以请他看一看。”里屋内踱出一个文质彬彬的人来，穿着蓝色的棉军服，留着较长的头发，正是前次在马牧村总部看见过的那个同志。他看了稿子以后，循循善诱地向我们提出修改意见，指导我们修改。我们在他面前工作了两三个小时，就象在他乡遇见故知一样，觉得非常兴奋。稿子改成以后，因为办事处在刘村，离城还有十八里，急于送往邮局投寄，没有顾得上向雪枫同志请教这位同志的大名，事后一直觉得惋惜。一九三八年四月，工作团经过延安赴延水关，在延安停留三日，正碰上刘少奇同志作大报告。我们全团人员都去参加，我个人要找一个机会单独活动——秘密去见滕代远参谋长，滕参谋长又带我到中央军委统战部的窑洞汇报，牺牲了难得的听刘少奇报告的机会，也就不知道刘少奇同志是什么样子了，十分可惜。没想到现在在刘向三同志的屋中看见他，我实在高兴得不得了。 　　吃了饭，少奇同志说他是中央代表，刚从延安来，“中央最近刚刚开过会，讨论了统战问题，有些事情和你们这里有关系，怕你们搞出了毛病，特地找你来说一说。”然后点起香烟，听我的汇报。我一直讲到晚上十点钟，直打哈欠，他就叫刘向三同志再拿一床棉被来，让我和他并排睡在他的床上。 　　从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我党在延安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抗战开始以来，王明在统一战线中执行了一条错误的机会主义路线，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凡是国民党不允许做的事情不敢做，凡是国民党不答应的事情不敢干，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而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则坚决反对这种投降主义思想，主张在统一战线当中要独立自主，放手大干，如发展军队，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都不能看人家眼色行事。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也还有另一种倾向，例如我们这几个缺乏政治经验，二十岁刚出头的冒失青年，一个劲向卫立煌宣传鼓动，鼓动得这位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视同股肱、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竟然提出他能不能加入共产党的问题。这也搞过了头，是错误的。在六届六中全会开完之后，少奇同志就任中原局书记来到河南的时候，路过渑池，特地秘密地把我找去，亲自给我以亲切的教诲。 　　次日，是一个阴冷有雾的初冬日子，在不大的十八集团军渑池兵站，安安静静没有人来人往。少奇同志关上房门，开门见山地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你想替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好的。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不但对党没有好处，反而有危险。 　　“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命根子，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台柱子，他过去跟了蒋这么些年，现在又带这么多军队，要是你把他挖过来，蒋介石怎么会甘心?我们党和国民党讲好了，彼此都不在对方的党、政、军里面搞党的活动，不建立秘密的党支部，我们就要言必信，行必果，真不在他们的军队里建立秘密的党支部，不挖他的墙脚。你们这样一搞，要是被蒋介石知道了，不放心，他就不把力量对付日本，而把力量对付我们，这样就会动摇抗日战争的大局。” 　　我听了少奇同志这些话，不觉为之震动。我连忙替自己辩护说：“参加共产党这个问题完全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不是我们有意引导他这么做的。” 　　少奇同志说：“昨天你还说你们伴着他看延安出版的刊物和生活书店出版的小册子，对他的思想有影响，这不是引导吗?” 　　沉默了一会，少奇同志又说：“你们懂得的事情太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成为过去，以后无论在哪里，无论对什么人都绝对不许再提起这一件事，以免引起麻烦。‘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总会懂得这两句话的意思吧。” 　　少奇同志接着又说：“你们这个党支部还是有成绩的，做了不少工作。你们所发展的三个党员，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经过几年考验的，我都同意。但是，这次中央开会，作了一项决议，撤退在国民党军队中所有的我党秘密党组织。根据中央的精神，要把这个支部解散，从现在起，你们改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军队，当卫立煌的部下，停止组织生活，停止和党作组织上的联系，保留党籍，长期隐蔽下去。你们几个人在这里是绝密的，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回去，我给你们证明。” 　　我一听说要解散我们的党支部，感到非常惶惑。少奇同志就把《孟子》中“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一句话的道理讲了一遍，告诉我：“解散党支部的目的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不是一解散支部就把工作停止了，把人撤走了。相反，解散支部是退一步进两步，为了更好地做工作。你们知道：共产党奋斗的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在今天，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如果光知道抗日，不知道阶级斗争；光讲联合，把自己讲成国民党的附庸了，那不是要亡党，断送革命了吗? 　　“独立自主的方针具体到你们那里，就是不搞党的组织活动，留下共产党的人。你抗日，我们就支持你；你不抗日，我们就反对。撤退支部也是必要的，长期埋伏也是必要的。中国革命是一件长时期的事情，斗争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采取种种不同的方式方法。 　　“蒋介石是靠枪杆子起家的，陈诚、卫立煌这几个人掌握兵权。我们和这样的人搞好关系，将来大有用处。现在卫立煌对你们不错，到底关系还浅，那就要好好地帮他做事，使他能够对你们放心，更能采纳你们的意见。要真正变成他的心腹，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们要作长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钻的越深越好，官做的越大越好。你们只要能在卫立煌下边呆下去就是成绩。有事情我会派人来找你们，你不需要知道我在哪里，搞些什么。以后不许找各处地方上的党组织，不许找八路军的办事处、兵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不要再去。” 　　我觉得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看党的文件，就不知道党的政策，不知道怎么做工作。少奇同志说：“现在不象以前了，现在党有公开的报纸，你们一看党的报纸，就知道党的政策了。” 　　谈到最后，我坚持一项意见，一定要有一个人和我保持联系，我有情况可以报告，有问题可以请示，如果完全断了线我不干。少奇同志说：“那也可以。”就从另外的屋子里找来一个人和我见面，他就是满口山东话的刘子久。当时子久同志穿着朴素，风尘满面，象个普通战士，我以为是一个通信员，还不晓得他就是我党地下的豫西特委书记，数月以后的河南省委书记。 　　谈完以后，少奇同志叫我回去传达，好好讨论，然后把支部解散，一个星期内到渑池向他汇报。我又在渑池住了一宿，第三天天明返回垣曲。 　　回去之后，我把支部几个同志找到一起，详细地传达了少奇同志讲的话。大家听说中央负责同志知道我们几个人呆在这么一个角落里，还称赞我们的工作有成绩，都感到受宠若惊。但是听说要解散支部，又感到别扭。经过反复讨论以后，多数同志认为党中央的统战方针、策略当然是经过仔细研究，非常正确的。少奇同志传达中央精神，他既看得远，策略性又高，应该照办。只有新党员王若兰坚决要去延安，不接受长期埋伏的任务。她听说中央领导批准她入党，当然很高兴，但是对于降志辱身十年八年埋伏的办法受不了。我怎么劝阻都不行，就带她同赴渑池去见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和蔼诚恳而又严肃地向她进行了政治思想教育，讲到共产党员自我牺牲，组织纪律，反对自由主义等等，不但说服了王若兰，也深刻地教育了我。至今我尚记得少奇同志讲话当中有一段从我们当天看见黄河上面翻船引起的议论。少奇同志说：“船是怎么翻的呢?可能有好几种原因，也许年久失修，船身有漏洞，也许碰着礁石，也许负载过重，也许遇到急风险浪。假如船上划船的人，同心协力向着一个方向划，服从指挥，动作一致，发挥主观能动性，出危险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如果遇到危险情况，各搞一套，你往这边划，他往那边划，就一定要出毛病，最后全船覆没。我们党向来反对自由主义，强调集体意志，强调组织纪律，就是要求大家往一个方向划，要求大家听指挥，不然就要翻船。你们在山西，看到牺盟会搞的热闹，你们也想照着他们的样子干，那是不行的。阎锡山本来就是地方实力派，自搞一套，过去他就不听蒋介石的，今天标新立异，蒋介石也没有法子。卫立煌带的是蒋介石自己最基本的队伍，他抓得很紧，你们要象牺盟会那么搞起来，你们就要碰壁。” 　　四 　　在我青年时代，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鲁迅，鲁迅作品对于旧世界批判得那么尖锐深刻，对于新社会的渴望是那么强烈，给予我一股力量，鼓舞着我往革命的路上走，鼓舞着我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奔走呼号。现在有两天的时间在渑池县聆听少奇同志的直接教导，我思想上发生很大的转折，觉得“一二·九”运动的狂热精神固然应当保持，而“一二·九”时代的心地单纯、斗争方式简单则已不能适应今天非常复杂的斗争需要。今天需要斗争艺术，少奇同志不但在方向上路线上正确，而且通晓人情世故，熟悉国民党内的许多情形，对于具体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回想少奇同志对我讲的话，实在意义深远。 　　回到垣曲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少奇同志的教导。 　　回想在我初到卫立煌那里去的时候，注意过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他与国民党中顽固派的关系。知道他是“嫡系中的杂牌”，不是浙江人，不是“穿黄马褂”的，向来都是最苦的差事分派给他，大官都让别人当去了，卫立煌有牢骚，有不满，有矛盾。我了解到这些牢骚和矛盾就觉得自己不错了。现在根据少奇同志的教导检查自己，幼稚病还很大。那就是我一听到总部里的同乡们夸耀他们的卫老总在剿共战争当中的本领和功劳就不爱听，就不继续打听下去了，这是自己闭塞了自己的耳目。找出这种毛病之后，我深入地听总部里老人们的谈今说古，我对于卫立煌的了解就加深了一大步。原来卫立煌一向对蒋不满之处除了“苦差事都是我们去干，官都叫别人做去了”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尖锐的矛盾是兵权问题。这些都是除掉他的几个主要幕僚，外界不可能知道也想象不到的事情。将领之争兵权，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 　　自从民国以来，每一个带兵的军官都愿意有兵，拥兵越多、越好，权力就越大，其他的一切也随之而来。卫立煌在军队中混了多少年，对这一点有很深的体会。但是他在蒋介石统率之下，从来只被当作一个打硬仗拼死命的工具，未被视为心腹；只有打仗的时候让他带兵，打完了仗立刻把他带的兵收回，让他当个光杆司令。北伐完成以后，蒋介石建都南京，看看形势稍定，就“飞鸟尽，良弓藏”，借着卫立煌没进过学校应当读点书的理由，把他送到北平进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解除了卫立煌的兵权。卫立煌在陆大时牢骚满腹，和西北军冯治安等人结为金兰兄弟，打算投入冯玉祥阎锡山部下，另找新主子。一九二九年石友三在浦口倒戈，津浦路中断，南京空虚，形势危险，卫立煌跑回安徽组织军队，对于支持蒋介石政权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当然欢迎，给以第四十五师的番号，委派卫立煌为第四十五师师长，但同时另外委派了一些黄埔系统的人当旅长、团长、营长，不让卫立煌自己委派自己的人。卫立煌虽然当了师长，在下面生不了根，非常懊恼。从外面看，卫立煌是蒋介石手下一名嫡系将领，实则蒋介石对他又利用又提防，利用的他的能打，提防他不象陈诚、蒋鼎文那些浙江同乡那样死心塌地的拥戴他。卫立煌在当时的情形下，看到中国还只有蒋介石的地位最优越，政权站得住，虽然心中不满，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还不得不听蒋的驱使，跳不出蒋介石用高帽子哄骗和用金钱收买的圈套。有时甚至和蒋介石公然闹翻，硬顶，只要蒋介石略施小计，稍给颜色，又把他收买过来了。卫立煌也明知蒋的假意，小腿扭不过大腿，还是甘愿受蒋介石的笼络和收买，同时心中愤愤不平，感到苦闷。 　　一九三二年卫立煌当十四军军长和红军作战时。由于张国焘指挥错误，卫立煌进占金家寨。这是国民党军队在几次“围剿”当中首次捞到便宜，和许多参加“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比较起来，卫立煌是“功劳”最大的。但是蒋介石除了将一个新建县命名为立煌县，并犒赏一笔巨款之外，只给以鄂豫皖三省边区“清剿总指挥”的空头名义，把他手下两个主力师调走，把八十三师刘戡调到华北归徐庭瑶指挥，把第十师李默庵调到江西剿共，使得卫立煌心中积愤难平，越想越气。后来调卫立煌到江西参加“剿共”，给他的官衔是“赣江清剿总指挥”，隶属于前敌总指挥陈诚和东路总指挥蒋鼎文之下，这两个人资历和战功均比不上卫立煌，这种安排引得卫立煌大发其火，借口蒋介石没有批准他的十四军军部按照十八军陈诚的例子把特务连扩充为特务营，他就公然撂挑子，不请假便自行离职回南京去了。胸襟狭窄的蒋介石当然也非常生气，认为卫立煌太任性太狂妄了，决定要给他撤职查办。这件撤职的文稿已经写好，蒋介石用红笔在“卫立煌”三字旁边画了杠子，南昌行营主任熊式辉乘着命令还没有发表之际，疏通调解，让卫立煌住进南京中央医院做了一个小手术，补请病假，才算敷衍过去了。从此卫立煌对蒋就更为心寒了。 　　一九三三年底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由李济深等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因为抗日的口号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如果全国各种反蒋力量来一个大联合，那对于蒋介石是非常不利的。蒋介石为此十分着急，想尽一切办法应付。此时便有人劝卫立煌，如果要弥补前次向蒋介石撂挑子造成的隔阂，获得领兵挂帅之权，不如赶紧向蒋表态，愿意去打福建。卫立煌遂去电向蒋请缨，并主张采取迅速手段，猛力一击。蒋介石害怕福建战事旷日持久，引起别处响应，正在计划调集其嫡系精锐部队和十九路军猛拼生死，见卫立煌如此表态，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发表卫立煌为第五路总指挥，和第四路总指挥蒋鼎文、第三路总指挥张治中领兵齐头并进。把本来属于十四军的两个师调回来归原建制，加上一个三十六师宋希濂，又调第四师冷欣和八十九师汤恩伯听卫的指挥，另外特别犒赏卫立煌十万元。卫立煌比起国民党其他将领来，打仗时又勇敢又灵活，很迅速地就带着两个主力师穿过红军游击区入福建。他表面上让宋希濂师去攻取延平，旗鼓鲜明地、直奔福州，吸引福建方面的注意力；暗中把他两个师埋伏在洋口沙县一带，不向福州进攻，接受陈铁的建议，偷偷地绕行到福州的南边闽江以南地带，威胁十九路军向广东的退路。原先在福建受十九路军辖制的刘和鼎部，对于十九路军是表面服从，暗中有二心，此时卫立煌利用他和刘和鼎同为安徽合肥县小同乡的关系，秘密和刘和鼎互通声气，摸清福建军政各方面情况，进一步让刘和鼎投靠过来，拆福州“人民革命政府”的台，协助宋希濂攻延平，十九路军守延平的部队只好投降。这时另外两路，张治中和蒋鼎文所带的队伍进展顺利，在福州成立的不到一百天的“人民革命政府”遂告垮台。蔡廷锴带着十九路军的主力向泉州南退，打算退到广东，不知卫立煌埋伏的两个师都选择山区有利的地形在等待着，蔡廷锴的兵行经一条公路受到突如其来的伏击，上有飞机扫射，下有猛烈的火力，使得蔡廷锴经营多年的十九路军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失。在此情形下，卫立煌再来个穷追不舍，连蔡廷锴所乘的汽车部被打坏了。在这样赫赫战功之前，卫立煌想着蒋介石这一回该封他一个较大的官了，多给一点军权了，那知结果是委派了陈仪当福建省主席，蒋鼎文当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其他肥缺都让政学系，复兴社，CC派和浙江同乡一分而光。卫立煌完全落空，蒋介石先派他当闽赣边区的“清剿”总指挥，后调任豫鄂皖三省边区“清剿”总指挥，兼豫鄂皖三省边区督办，位于豫鄂皖三省边区“清剿”总司令安徽省主席刘镇华之下。刘镇华原是镇嵩军首领，反袁投段祺瑞，后来又投冯玉祥，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又投蒋，是一个老军阀。卫立煌的所谓边区督办，所辖地区仅仅两个行政专区，连半个省主席也顶不上。最伤心的是又把兵权拿走了，第十师李默庵部和八十三师刘戡部开到闽西归蒋鼎文指挥，卫立煌的军职仍然还是十四军军长，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军部，带枪的只有一个特务营，这叫卫立煌心里怎么不恨之入骨呢? 　　按照唯物论辩证法的学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一年以来共产党八路军对于他的影响只能算是外因，他们本身的内部矛盾，是卫立煌变化的重要根据。了解到这些，对于卫立煌一年来对八路军不当仇人当友人，对他愿意从八路军引进干部，到延安看见什么都新鲜，对我当着他的面讲国民党顽固派不好他听了高兴，就找到了根据了。他对于我讲的唯物论社会主义等等并不是从理论本身理解它，而是他内心在寻找否定他们蒋委员长的道理，所以尽管我讲得不好，他也欣然听之，点头赞成。假如我们把国民党中央军视为铁板一块，就不能从其中分出真心愿意和我们接近的朋友和假意和我们周旋的朋友。如果我们不耐心去倾听他们的遭遇，也了解不了这么深。我对于卫立煌的了解由表面到内心，都是从刘少奇同志的启发之后开始的。 　　循此继进，我慢慢又找到卫立煌命令我上延安询问他能不能参加共产党的问题的内在原因，其近因依旧是一个争夺军权问题。在一九三八年的夏季到秋季，这个“嫡系中的杂牌”，又和嫡系中的黄埔系统发生了一次非常猛烈的内讧。当卫立煌发火发到最高点的时候，又和他十年前在北平进陆军大学和冯阎系统的师长冯治安等拜把兄弟，准备投靠冯玉祥、阎锡山的时候一样，打算公开与蒋介石决裂了。我自己向党汇报的时候，曾经对于卫立煌询问他能不能入党这一举动有过四条分析，现在看来那是隔靴搔痒，没有接触他们内部矛盾的最尖锐之处。 　　原来在一九三八年夏季，蒋介石为了扩大军队编制，让一些军官们有升官的机会，在集团军总司令之下，增设了军团长一级，在全国委派军团长三十多人。在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里面，扩编第十四军为三十三军团，提升十四军军长李默庵为三十三军团长。李默庵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北伐初期就和胡宗南等黄埔一期的标兵一样，当上了比顾祝同、卫立煌、蒋鼎文这一辈低一级的营长，而到了北伐末期，都升到了团长一级。一九二九年卫立煌又当师长的时候，原先准备保举跟随他多年有私交的黄埔生充当其旅长、团长，没想到蒋介石派来了李默庵当他的旅长。李默庵虽然听卫立煌的指挥，同时又可以直接通天，向蒋打报告。其后卫立煌升十四军军长，李默庵继任第十师师长，一直是一个准备顶替卫立煌的候补官。 　　当卫立煌当上了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十四军军长的职务自然落到了李默庵的身上。如今李默庵被任命为第三十三军团长，他就更进一步要把军权都控制到他自己的手中，进一步架空卫立煌了。也正是我在卫立煌那里“童言妇语，百无禁忌”的一九三八年夏季，李默庵以三十三军团长的身份直接向蒋介石上了一个有关三十三军团人事任免的条陈，其中首要是： 　　八十五师长陈铁升任第十四军军长； 　　八十五师副师长陈武免职； 　　第十师师长彭杰如升任第十四军副军长； 　　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升任新给番号的九十三军军长(由于刘戡不愿放弃其师长职务，仍兼第八十三师师长)； 　　另外调派几个黄埔学生充当师长副师长。 　　蒋介石马上就批准了。 　　卫立煌闻之勃然大怒，对参谋长郭寄峤说：“将来怎么打仗呢?把几个会打仗的调空，调走了。刘戡这个人乱来，打仗不行，将来不得好死。②要是这么搞法，这个队伍我是带不起来了。我是不能干了!” 　　新任十四军军长陈铁，副军长彭杰如，和被罢官的陈武三个人一齐从阳城到垣曲见卫立煌，表示都不干了，都要回家种田去了。卫立煌说：“我的心已经变了，不是从前的卫立煌了。我们当共产党去。当共产党你们干不干?” 　　三个人都说：“愿意干。” 　　陈铁是卫立煌最信任最亲近的部下，一九三八年春天，他们即在一起谈论蒋介石太没良心。后来卫立煌到延安，回来对陈铁说：“延安和我很好。你不要离开部队，我们同共产党一道来整垮他(指蒋)。”陈铁说：“好，只要能够把他整垮，出了口气我就甘心了。”现在陈铁对着卫立煌和彭杰如、陈武说：“我没有看过什么进步书籍，我思想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对于委员长不满，他这个人心太狠了。” 　　由于卫立煌是从第十师师长、第十四军军长这么一级一级升上来的，现在他在山西最基本的队伍就是第十师、八十三师、八十五师。过去在大别山打共产党和在福建打十九路军也是依靠这几个师。因为在其中时间长，和部下熟悉，便很自然的养成了派系感情，树立了山头。当年卫立煌在广东当第三师第九团团长的时候，陈铁就是第九团卫团长手下的营长，陈武是副营长。他们虽然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但是他们和卫立煌共事多年，卫立煌对待他们亲切诚恳，他们也和卫立煌推心置腹。军队当中最有实权最重要的一级是师长，既是一个直接指挥几个团长统率万人的作战首领，又有人事经济任免决定的实权。抗日开始时，彭杰如是第十师师长，陈铁是八十五师师长，兵都抓在他们手上。十四军长李默庵虽有篡夺卫立煌地位之心，他下面两个师长拥护卫立煌，和卫立煌亲近，也就没有办法。如今李默庵被蒋钦命为军团长，他就把陈铁架空，把彭杰如明升暗降，让陈武滚蛋。再另换几个人当师长副师长，就挖了卫立煌在下面的根子，卫立煌怎么能容忍呢? 　　于是卫立煌公然向蒋介石提出反对意见，不赞成这次调动。他提出的方案是： 　　李默庵任三十三军团长； 　　陈铁任十四军军长； 　　刘戡任九十三军军长(不兼师长)； 　　刘戡的八十三师师长派陈武继任； 　　八十五师师长由副师长陈鸿远继任； 　　第十师师长仍由彭杰如担任。 　　照这个样子，这几个主力师完全由卫立煌的亲信控制，李默庵成了空头的军团长。李默庵的复兴社朋友在蒋的左右积极帮他活动，力量是不小的；卫立煌一连几个电报，要求蒋介石按照他的建议重新委派，态度坚决顽强。两种意见的斗争已白热化，在黄埔系统势力强大的情形下，李占优势；考虑到华北的实际状况，蒋暂时还离不开卫。蒋介石最后迁就了卫立煌。一因卫能打仗，二因李的资格还浅，指挥不动在山西的各种杂牌军。权衡利害，蒋介石只好割爱，牺牲了羽毛未丰的李默庵。 　　这样一场戏剧性的争权斗争，乃是卫立煌派我去询问他能不能参加共产党的真正背景。当时他的确有带队伍脱离蒋介石的企图。在中国多年内战中爬上来的卫立煌，看惯了独立、倒戈之类的戏法，当时卫立煌想：我一直拼命为你打天下，你总是对我毫无情义，我一次二次三次都容忍了，难道永远当傻子?你怕八路军，你不希望八路军发展；我不怕。我见八路军真正爱国爱民，公平正直，我就赞成他们。 　　这时，我党的政策是不挖国民党的墙脚，不希望国共摩擦妨碍抗日，卫立煌愿意和我们友好，愿意做我们的同盟者，把八路军当作他精神向往的理想境界，很好嘛。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合作对于民族革命战争是有好处的，我们也愿意帮助他抗日，帮助他向前进。③ 　　①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退至靠近黄河的中条山脉。 　　② 刘戡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受胡宗南的调遣，在进攻延安的战役中被消灭。 　　③ 卫立煌和李默庵斗争的历史事实，主要情形我都记得。为了求其准确，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乘陈铁来京开政协第五届第四次会议的机会，我又和他畅谈了两天。承他告诉我他当年和卫立煌的谈话经过等等，并泛谈从北伐战争到辽沈战役的许多事情，又把他所写的《卫立煌先生史料的参考资料》底稿留给我了。这位八十三岁的老朋友这时已生病，不能起床，是躺着和我谈的，越谈越兴奋，请他休息一下他也不住口，数日后进入医院。一九八二年春季，我收到贵阳寄来民革中央委员、贵州省副省长陈铁先生的讣告。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声.—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