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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年邓宝珊将军许昌脱险记

雷和

一九三○年初，邓宝珊将军寓居北平。时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与阎锡山合作，通电全国，共同讨蒋。冯阎率大军欲夺武汉三镇，挥师直捣南京。孰料蒋系将领樊钟秀竟统率十万之众进驻许昌，与之抗衡，相持数月。加之蒋方时有外援，冯阎失利，大有垒卵之危。遂派员前往北平，邀请邓赴郑州，共谋破蒋之策。邓欣然应邀。为了争取时间和不使樊钟秀起疑，立即与邢肇棠由捷径入许昌，以老相识的关系向樊钟秀说：“我痛感时局不安，欲返三原或天水故里，顺便前来探候，叙谈片刻即便登程。”樊以为邓这个不速之客，又要速别，不免有些不舍，他深知邓老于军事，即问：“这次冯阎讨蒋，我以重兵防守于此，将持何态，方保万全?”邓亦装作不经意的神态答道：“我深忧时局，黎庶不安，国家不治，故欲退居乡里。对于军事，已经无心研究，未便多言。”樊以为邓确有苟安之心，反而劝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我皆系军人，岂可坐视，妄言苟安?”邓即趁势进言道：“诚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过当今之际，只知争权夺利，四处杀戮，专政者专政，为政者为政，哪个是为国为民计者?就兄台来说，现掌十万大兵集于许昌，到头来也无非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罢了。”三言两语樊钟秀便低头不语。许久，樊问邓道：“若以兄之见，钟秀当持何态?”邓先生说：“我等皆系军人，当以为国为民为前提。若能杀民贼，除民害，救生灵于水深火热，扶众生于富强，即不垂名青史，虽死亦可瞑目；若弄权于乱世，必将被唾弃于后世耳。此次冯阎二君通电讨蒋，实乃为国为民之壮举，可联合而不可相抗，望兄三思。”樊钟秀再三思考后，于是年阴历六月下旬倒戈起义，通电反蒋。这一来激怒了蒋介石，每天派飞机多架，连日轰炸许昌。七月上旬，樊将军送亲友行至西门，不幸被炸伤，经多方抢救，终未见愈。临终，樊钟秀召集所属主要将领至榻前嘱咐：“我以义兵与冯阎合作，共同讨蒋，不幸中弹，恐难治愈。为国家民族着想，我意请邓宝珊将军担任许昌我军统帅，与冯阎紧密合作，完成讨蒋大业。”众将领一致表示赞同。邓先生为了不致使樊失望，亦欣然应允。冯阎更是希望邓先生统率许昌方面的大军。于是，即整编许昌方面的大军为第八方面军，邓任总司令。自邓驻守许昌后，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士气大振。虽然蒋军几度调遣大军进犯，邓则采取“先疲后打”的战略，每次都使蒋军以失败而告终。蒋介石觉得硬打不行，即玩弄软的花招。先给邓个人许送现金若干，后又许任湖北省主席，所部官兵各升一级，补发三月薪饷，另外还补充一些枪炮弹药。妄图以此为诱饵，动摇邓心，削其股肱，孤立冯阎。然而邓先生断然拒绝。蒋介石是阴险毒辣的政客，一计不成，又来一计，使用挑拨离间的办法，以更优厚巨额资金买通了第八方面军的警卫师长焦文典。焦是樊钟秀将军的外甥，是一个唯利是图之辈，当他受贿后，便深信蒋介石离间之计，认为樊去世后，总司令肥缺应由他继承，名正言顺。于是对邓不满，率全师投降，倒戈向蒋，并在九月二十八日扣留了邓宝珊将军。在这生死关头，邓大义凛然，毫无惧色，正告焦的副官长李得才道：“你可转告焦文典，国家至上，民族事大，我个人的生死存亡任凭于他。” 　　正值此际，南京政府于右任院长闻知邓先生被扣押，立即派监察院职员、天水人杨扬村专程至许昌，向蒋军前防总指挥何成浚声明：“监察院决定将邓焦二人一并解送南京，由监察院依法论处，如违令不从，当即弹劾。”何接到公文后与焦文典说明：“扣邓是你，送邓去南京亦该你，放邓当然也由你，一切与我无干，现在可按监察院决定办事。”焦文典进退两难，不送唯恐遭弹劾；送吗，又恐美梦成虚。遂于阴历十月初一日陪同邓出许昌后，又派四名士兵押解护送，他自己却偷偷溜回许昌。邓出许昌后，除所谓的四名护送军士外，还有他的旧部随员，秘书长葛霁云，随从副官曹远峰，译电员雷和等一行八人。行至坝陵桥，巧遇奉招抚使岳维峻之命前往许昌探听邓先生下落的任德修(任原为邓的老部下)，当即向邓报告了他的来意。邓先生即与随员在坝陵桥稍事休息后，给护送士兵每人赠款十元，并令回许昌，转告焦文典、何成浚二人：“我已去禹州招抚使处去了。”任德修立即在坝陵桥电告岳招抚使，说明他已接上了邓先生。岳即率官兵迎接邓先生进入禹州。约一旬后，随岳招抚使参谋长，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及葛霁云等一同去了上海。 　　附注：邓说樊与冯阎合作的谈话，是邓任第八方面军司令后，邢肇棠高级顾问说与我们知道的。 　　 邓宝珊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