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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厦门大学的创办和海外实业的盛衰

陈碧笙,杨国桢

一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陈嘉庚的海外实业仍在继续发展，虽然“东丰”、“谦泰”二轮先后在地中海被德国舰艇击沉，他的海运事业被迫宣告终结，但因得到保险赔款共一百二十万元，除扣除购船原本外，还得利六十万元。而由于经营橡胶厂、转售白铁片和米店营业顺利，财产越积越厚了。他把两笔轮船保险赔款在柔佛高踏丁宜路购进橡胶园一千英亩(取名“大同”)，又荒地二千英亩，发展橡胶种植，又于新加坡马珍律港边购进空地三十万方尺。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陈嘉庚由于各种事业在战时发展顺利，已经成了拥有四百万元资产的大实业家了。他的实业发展重点转移到橡胶业上，除原有橡胶厂外，又投资五十余万元，与人合组“振源”、“振成丰”、“槟城”三个橡胶公司。米店营业继续保存，而所有的罐头厂则全部让出。 　　和陈嘉庚的实业发展恰恰相反，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繁荣和富强，而且在列强的干涉下，这次革命的成果几乎被剥夺殆尽了。一九—二年三月，窃国大盗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三年十月，袁世凯在镇压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后，正式登上大总统的宝座。袁世凯为了实现专制独裁的野心，大搞“敦睦邦交”，向列强开放全国利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日炽，悍然以“对德宣战”为口实，称兵占领德国租借的山东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沿线地带。一九一五年初，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秘密提出夷中国为附属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心切，于五月九日秘密加以承认。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后来人们把这一天订为“国耻日”。这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登上了“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一六年，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死去，政权落到军阀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手中。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勋带“辫子军”入京，逼走黎元洪，于七月一日拥戴溥仪复辟，但昙花一现，仅十二天便宣告收场。接着是段祺瑞执政，进一步投靠外国，加强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内政混乱，外侮日深，国几不国，陈嘉庚痛心疾首，寝食难安。一九一八年，他写了《致集美学校诸生书》，大声疾呼：“吾国今处在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① 　　他认为中国事事落后，宰割由人，如欲发愤图强，一洗国耻，振兴教育是唯一有效的良方。不论启迪民智，提倡生产，改革政治，以至抵抗外国侵略，都有赖于教育，为此必须再接再励，百折不挠，“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他认为实践自己理想的机会已经到来，因此决定亲自回国扩充集美学校和筹办厦门大学。 　　一九一九年五月，在陈敬贤南来接管实业之后，陈嘉庚便启程回国。行前，他把在新加坡的不动产橡胶园七千英亩和房产地皮面积一百五十万平方尺，捐作集美学校永远基金。在“恒美”米厂宴请同业华侨人士时，他发表演讲，陈述自己的志愿说： 　　“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除花红之外，我留一部份添入资本，其余所剩之额，虽至数百万元，亦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是乃余之大愿也”②。 　　为了实现救国救乡的志愿，他决计倾资办学；为使办学得到雄厚财力的支持，他尽力办好实业。以发展实业来扩大办学活动，是陈嘉庚前半生信守不渝的原则。后来，当他的办学活动受到海内外各界人士的称赞，把他誉为“毁家兴学”之时，他觉得这实在是过誉了。他多次向友人指出这种说法的错误，因为自己的兴学并没有达到毁家的地步，而且他并未萌过毁家兴学的念头，如果家真正毁了，又用什么来兴学呢? 　　陈嘉庚回国之日，正是“五四”运动席卷全国，中华民族出现新的觉醒之时。“五四”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民主和科学”口号的提出，也给陈嘉庚的办学活动以巨大的推动力。他情绪高昂，信心百倍，亲自撰写《通告》阐明筹办厦门大学的动机和目的： 　　“专制之积弊未除，共和之建设未备，国民之教育未通，地方之实业未兴，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非有高等教育专门知识，不足以踖等而达。吾闽僻处海隅，地瘠民贫，莘莘学子，难造高深者，良以远方留学则费重难期，省内兴办而政府难期，长此以往，吾民岂有自由幸福之日耶?且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逼于眉睫，吾人若复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鄙人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不揣冒昧，拟倡办大学校，并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③ 　　七月十三日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召集筹办厦门大学发起人会议上，他慷慨陈述说： 　　“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也。……欧美先进各国，统计男女不识字者不及百分之六、七，日本为新进之邦，亦不满百分之二十，我国则占百分之九十余，彼此相衡，奚啻霄壤，国民之程度如此，欲求免天演之淘汰，其可得乎?!嗟嗟!我国不竞，强邻生心，而最痛巨创深者，尤莫我闽若也。……野心家得陇望蜀，俟隙而动，吾人若不早自猛省，后悔何及!诚能抱定宗旨，毅力进行，彼野心家能剜我之肉，而不能伤我之心，能断我之臂，而不能得我之心，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勿自馁其志，而视为杯水车薪，无裨大局，乃知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深望海内外同胞也!”④ 　　他当场认捐厦门大学开办费一百万元，常年费分十二年付款共三百万元，以为表率。 　　创办厦门大学，首先遇到觅地建筑校舍的问题。陈嘉庚以为大学校址当以厦门岛为最适宜。厦门与祖国宝岛台湾隔海相望，又为闽南华侨出入所必经，港阔水深，万吨巨轮，畅通无阻，将来闽省铁路通达，必将发展为更繁盛的海港。他考虑到大学发展的远景，校址必须相当广大，经过实地查看，终于选定了五老峰下的演武场一带。演武场是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练兵之所，清代为阅兵场，鸦片战争以后曾兼作跑马场，后来阅兵与跑马俱废，成为洋人高尔夫球场。其地面积约二百余亩，下系沙质，雨季不湿，平坦坚实，细草如茵。北面奇峰突兀，怪石矗立，主峰下有驰名中外的南普陀寺。南临大海，站在沙滩上远眺，大担、二担等岛屿浮现在天水相连的画面上，点点渔帆，阵阵海风，勾动过多少游人的诗情!这天然生成的佳境，实在是办学的好地方。如果把东起胡里山炮台，西至厦港许家村的这片公共山地，全部划归夏大校界，面积可达二千余亩，将来不愁没有发展余地。“教育事业原无止境，以吾闽及南洋华侨人民之众，将来发展无量，百年树人基本伟大，更不待言!”⑤他越想越感到惬意。 　　陈嘉庚虽然在心里为厦大绘制了美好的远景规划，但他也考虑到当时的政府未必肯拨给全部地址，所以，作为第一步，他提出拨演武场四分之一为校址的请求。这一请求得到批准后，他托上海美国技师毛惠设计绘制校舍蓝图，并积极物色校长教师。 　　一九二〇年一月，汪精卫来漳州找陈炯明，陈嘉庚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时期与汪结识，便邀请他来集美参观，向他介绍筹办厦门大学的计划，并聘汪为厦大校长。但不久汪精卫因粤军回粤成功，便以政务繁忙未暇兼顾而辞职。于是，陈嘉庚另组厦大筹备委员会，聘蔡元培、郭秉文、胡敦复、余日章、邓萃英等人为筹备员，十月在上海开会，举邓萃英为校长。 　　初创的厦门大学，设“师范”(文、理科)、“商学”二部，本科四年，预科二年。一九二一年三月，在厦门及南洋各埠招收新生一百三十六名，四月六日，暂借集美学校“即温”楼正式开学。 　　邓萃英当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开学不久，即欲匆匆忙忙赶回北京，校务交何公敢、郑贞文两人办理。陈嘉庚对此类“挂名校长”极端不满，在劝留无效之后，月底有一批学生写信责备邓萃英，陈嘉庚签列首名，邓只好表示辞职。陈嘉庚没有挽留，他立即电请时在新加坡行医的林文庆返国，接任厦大校长。 　　陈嘉庚选定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那天，为厦门大学校舍建筑奠基。他亲自修改美国技师设计的图案，第一批校舍建筑改为一字形，“群贤”楼居中，左右是“同安”楼和“集美”楼。当时的校址内，怪石参错，荒冢丛立。陈嘉庚亲自督促工人，清理坟墓，开采石条，就地作为校舍地基和筑墙的材料，不但坚固美观，而且节省建筑费不少。次年二月，首批校舍落成，学生由集美迁到新校址上课。随后，又相继建成“映雪”、“囊萤”、“笃行”、“兼爱”、“博学”等楼和生物学院、化学院以及白城教职员住宅等。 　　厦门大学是当时福建省唯一的大学，又是国内科系最多的五所大学之一和最早招收女学生的七所大学之一。初办时，仅设师范、商学两部，后陆续增设工学、新闻、法学等部(科)和国学研究院、预科等。⑥一九三〇年，扩充为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共十七个系。一九三六年改为文、理、法、商三院九系。应聘来厦大执教的，有不少第一流的名教授，如文学家鲁迅，动物学家秉志、何博礼(德国人)，植物学家钟心煊、钱崇澍，数学家姜立夫，天文学家余青松，化学家刘树祺，物理学家朱志涤等等。从该校毕业的历届学生，有的走上革命道路，致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的长期从事教育科研工作，成为著名的学者；不少人散居海外，为发展各侨居国文化经济，密切华侨同祖国的关系，作出贡献。 　　陈嘉庚设想的厦门大学，规模宏大，可容纳学生三四万人。因为自己财力有限，原计划在创办一两年略具规模后，即向南洋富侨劝募。就他所知，福建华侨资产在数百万、千万元以上者颇不乏人，那时住在鼓浪屿拥资千万以上的富侨即有三人。灌口有一位旅居荷印的华侨，富冠全侨，资产在亿元以上，一年即获利二三千万元。陈嘉庚与他相识后，以为“机不可失”，就写了一封亲笔信，请其认捐五百万元为厦大基金，或不拘多寡，捐办一个医学系，以为纪念。信去后，只得其经理用电话通知说：“信已收到"，一句也不提捐款之事。陈嘉庚并不因此而灰心，又续向万隆、泗水两位富侨为厦大募建图书馆一座，所费不过数万元，但也遭到拒绝。劝募失败，陈嘉庚毫不气绥，决心按自己的财力陆续兴建教员宿舍和科学实验室。在写给厦大基建负责人陈延庭的信中，他提出初步建设的方针，“依时代(按五年左右)、学生不多(成千)”的要求，“各科只求完备建设，不求广大规模”⑦。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弟意建筑厦大校舍之最重要不出三事：第一件就是地位之安排，因关于美术上之重要及将来之扩充是也；其次就是间格(隔)与光线，……第三便是外观，……能免花费少资，粗中带雅之省便方可也”⑧。为什么“只求完备”、“粗中带雅"呢?除了财力限制之外，陈嘉庚还有长期的设想。他解释说：“余料不出二三十年，世界之建筑定必更大变动，许时我厦大生额万众、基金万万，势必更新屋式及合其时科学之用法，故免作千百年计，而作三五十年计已足矣”⑨。在辛苦经营、草创厦大之际，陈嘉庚这一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的做法，反映了他坚持办学的决心和远见。 　　在陈嘉庚致力兴学期中，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绵亘不断，集美、厦大两校也相继发生了驱逐校长的学潮。陈嘉庚怀着兴学救国的目的创办集美、厦大，提倡新教育，招收贫寒的有志青年，为“五四”前后的思想解放潮流在闽南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当日的集美、厦大，是福建的“民主堡垒”，学生提出改革教育、改革社会的要求，是进步的。陈嘉庚也认为教师无能，校政乖舛，政府机关得过且过，都是值得谴责的，但他对学生罢课也感到苦恼，认为这样一来，“虽明知其弊，亦无法改善”。他提不出更为妥善的办法，“转念质虽欠佳，而量则愈多愈妙，所谓聊胜于无”，决心“一意热诚致力，毫无反顾”，不因学校出现弊病而缩手灰心。 　　在陈嘉庚的苦心支撑下，厦门大学在军阀混战和社会动乱的环境中，艰难地成长起来。 　　二 　　陈嘉庚返国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期间，他的海外实业经受了挫折，地价胶价大跌，损失达九十万元。“裕源”、“振成丰”、“槟城”三橡胶公司或因股东意见不齐让与他人，或因亏损停业，幸赖制胶厂和米店年年得利，一九二〇年实利仍有九十九万元，一九二一年略增为一百万元。一九二二年，陈敬贤因病回国，陈嘉庚不得不第六次出洋，到新加坡主持营业。 　　根据几年来各业形势的变迁和经营上的经验教训，陈嘉庚认识到橡胶加工和制造业的重要性，集美学校之扩充，厦门大学之创办，“所需经费多赖此途之利源”⑩，必须首先办好。他到马来亚各埠视察，发现各处小规模胶厂多因两年来胶价日跌而亏损，急欲卸去。他抓准时机，出资三十余万元收购了峇株巴辖、麻坡、巴双、峇株牙惹、怡保、江沙、实吊远、太平、霹雳九个胶厂，又投资十余万元，逐厂扩充吊栈热房、改装机器；另用数万元修整扩大已停闭两年的槟城胶厂，俱限年内报竣，使每月生产胶布能力增至三万余担。此外，又增资十余万元扩充橡胶热品制造厂。在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胶厂每年实利都在一百万元以上、一九二四年实利增至一百七十余万元。 　　在这期间，陈嘉庚所经营的企业，纯以橡胶为中心。他私下估计，生胶制造厂已扩充到最大限度，橡胶园也达到饱和状态，“新旧相抵，无须垫本”，惟熟品制造厂尚有发展余地，因不惜投下巨资，扩大经营。同时，发展制胶厂还含有为祖国输送熟练职员工人的意义，他在《个人企业追记》中自述说：“二十世纪为树胶之时代，日本小国尚有大小胶厂四百余所，以我国之广大，无一相当树胶厂。新加坡系产胶区域，政府虽属英国，所需男女工人概我华侨，对于化验制造机器可臻完备，出品种类亦多，可以训练职员工人，如师范学校之训练学生，俾将来回国可以发展胶业。个人营业之外，尚抱此种目的，故不惜资本，积极勇进。 　　由于制造厂所产各种轮胎、胶鞋、医药用具和其他日用品等，概属新产品，乏人推销，于是决计先在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各大商埠自设分店，直接推销产品。次年，又在香港、上海和国内各大都市增设分店十余处。 　　一九二五年，英国殖民地政府限制橡胶生产，胶价转涨，每担从年初的三十余元升至冬季的二百元，加上胶制品畅销各地，陈嘉庚经营的橡胶加工和制造业蒸蒸日上，“为一生登峰造极，得利最多和资产最巨之时”(11)，年终结算实利，达到创纪录的七百八、九十万元。当时他所经营的橡胶园面积一万余英亩，工厂三十余所，分店百余处，代理商遍及五大洲，雇用职工常达数万人，规模之人为南洋第一。据他自己估计，全部资产计有：橡胶园六百万元，谦益等胶厂厂房机器一百万元，活动资金四百万元，胶品制造厂厂房机器一百五十万元，活动资金亦一百五十万元，火锯厂、罐头厂及米店共五十万元，房地产五十万元，共一千五百余万元，除欠银行近三百万元外，实有资产一千二百万元。 　　在这期间，他支付集美、厦大建设和日常经费二百七十余万元，义捐十余万元。另外又筹款二十四万元为南洋华侨中学扩建校舍，并创办了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 　　三 　　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二六年春起，胶价突跌，江河日下，入冬每担仅值九十余元，各胶厂不但无利可图，而且亏损日甚。陈嘉庚原计划创办的造纸厂，已付买机器款二十万元，只好自动放弃。厦大已动工的校舍继续建完为止，集美校舍已建筑近半，到冬季亦不得不完全停止。是年各业亏损和支出厦大集美建校费用各约九十余万元，合计超支一百八十余万元。 　　越年(一九二七年)，胶市迄无好转迹象，加上各小厂竞争剧烈，“绝无毫利可图”，但仍希望胶品制造厂能够打开出路，又在南洋和祖国增设分店十余处，另外投资十数万元承卖环球饼干厂一所。 　　是年，米店及火锯、罐头、饼干各厂虽略有获利，仅足应付义捐和家用，而为了维持集美厦大两校经费，陈嘉庚仍继续付出七十余万元，加上银行贷款利息四十万元，两共超支一百二十万元。 　　一九二八年，由于日本胶制品在东南亚削价倾销，陈嘉庚的胶品制造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祸不单行，私销日贷的奸商因痛恨《南洋商报》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奸商走私，竟不择手段，雇人放火焚毁了陈嘉庚的胶品制造厂，损失近百万元(除保险费外损失五十余万元)。陈嘉庚仍不忍放弃办学事业，照旧汇款六十余万元为集美厦大经费，是年超支更达一百六十余万元。三年的惨淡经营，陈嘉庚每况愈下，资产损失殆半，仅存实额五、六百万元了。 　　一九二九年起，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物价暴跌，专靠出口外销的橡胶每担仅值七、八元，胶鞋每双值二角(原售一元多)，陈嘉庚各厂各分店所存原料及制成品估值也下跌一百余万元。而为了支付两校经费及贷款利息，陈嘉庚又加欠银行一百多万元，无力偿还。到一九三一年八月，终于被迫接受银行条件，将所有资产折值二百余万元，银行也拨出现金若干，改组为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由银行代表三、四人组成董事会，下设总经理一人，仍由陈担任，副总经理一人，由董事会指派，补助两校经费每月限定五千元。这样，陈嘉庚就从大企业主地位下降为外国金融资本支配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股东。在持续“不景气”的最后两年中，陈嘉庚俯仰由人，很不称心。一九三二年，物价继续下跌，各业无利可图，连利息也付不出。一九三三年春，将新加坡、槟城两胶厂租与南益公司经营。入夏，内地各小胶厂营业已略有转机，董事会却决定全部出租，各分店亦一律停业关闭。陈嘉庚虽极力反对，均置不理，最后只好照董事会意见，将巴双厂租与南益公司，约明获利分半数为两校经费，麻坡厂租与益和公司，利润全数充两校经费，峇株厂租与宗兴公司，怡保、太平等厂由各经理人合租，获利抽十分之三为两校经费。 　　七月一日起，英国政府提高进口税率，新加坡是英国属地，所产胶鞋不在增税之列，伦敦英商纷来订购，陈嘉庚估计制造厂每月可以生产各色胶靴、胶鞋二、三十万双，获利十二余万元，一年之后，此业必可中兴，十分欣慰。不料伦敦某英商通过新加坡汇丰银行对他施加压力，要求将各厂所产胶鞋归其一家包销，陈嘉庚严词拒绝，汇丰经理毫不客气地说：“我英国的利权不容他人染指。”陈认为所谓“他人”当然包括华侨在内，不肯签约，而董事会竟越俎代签。陈嘉庚由此看清了在外国资本的钳制下，前途发展无望，因决计全部收盘不干。从是年冬季起，他将各厂分别清理，饼干厂年年有利，招李光前承受，约明抽三分之一的利润充两校经费，新加坡胶厂续租与南益公司，月加租一千元，也抽利润十分之二为两校经费。一九三四年初，清查账款，尚欠人七万余元，通知各货主或将原物领回，或取制成品抵数。至是，陈嘉庚股份公司及所属各厂各分店全部停闭结束。 　　在有限公司成立期间，厦集两校经费每月不敷一万余元，三十个月共达四十余万元，均由陈嘉庚设法变卖厦门学校产业十余万元，并向集通息借三十万元，才得以勉强支撑下去。 　　在经济危机和外国垄断资本压迫的夹击下，不论经济如何困难，收支如何拮据，陈嘉庚对于厦集两校经费仍然极力维持，从不退缩。一九三〇年，一些伙友劝他停办学校或缩小学校规模，他坚决不肯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12)一九三二年，某外国垄断集团提出以停止维持集美、厦大两校为条件，把陈嘉庚的企业作为附属公司而加以“照顾”，他断然拒绝说：“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 　　一九三四年，所有营业全部收盘结束之后，他仍设法动员林文庆南来募得捐款二十余万元，连同出租各胶厂应分利润，使两校得以维持下去。一九三六年，又亲向李光前、陈六使等募款十一万五千元，自捐四万五千元，在马来亚购买橡胶园四百英亩，充作厦大基金。他曾对厦大校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是永远有希望的，我们的学校是永远会存在的。”他为厦大、集美两校多方奔走，筹集经费，的确是百折不挠，竭尽了半生的心力的。直到一九三七年，他看到两校虽能维持现状，但设备缺乏，难以发展，深恐误及青年，经过反复考虑，终于决定将厦大无条件移交国民党政府接办，改为“国立”，使自己得以“专力维持集美”。他后来回忆这一件事，沉痛地说： 　　“厦大自民十年(一九二一年)开办，迄余公司收盘，适十二年足，及至交卸共十六年奇，余支出款项，适与当时认捐四百万元数目相符，其凑巧如是。每念竭力兴学，期尽国民天职，不图经济竭蹶，为善不终，贻累政府，抱歉无似。回忆古语云：‘善始者不必善终’，亦聊以自解耳。”(13) 　　陈嘉庚为兴学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曾经说过：如果在企业中落期间，停止维持集、厦两校经费，是有足够的财力度过不景气之年，以期东山再起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且坚定地说：“果不幸因肩负校费致商业完全失败，此系个人之荣枯”(14)，从不引为后悔。这种倾资兴学、百折不挠的精神，的确令人钦敬。 　　① 《厦大周刊》第十三卷第十九期。 　　② 《陈嘉庚先生言论选辑》，见《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136页。 　　③ 《集美学校校友会杂志》第一期，一九二〇年。 　　④ 《厦大周刊》第12卷第21期，厦大十二周年纪念专号。 　　⑤ 陈嘉庚：《演武场校址之经营》，《南侨回忆录》第14页。 　　⑥ 《厦门大学组织表》，《厦大周刊》第一百五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十月九日。 　　⑦ 陈嘉庚致陈延庭函，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集美校委会藏。 　　⑧ 同上，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一日。 　　⑨ 同上，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 　　⑩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第六次南来”。 　　(11)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三年总核算”。 　　(12)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牺牲非孟浪”。 　　(13) 陈嘉庚：《厦大献与政府》，《南侨回忆录》第19页。 　　(14) 陈嘉庚：《个人企业追记》，“牺牲非孟浪”。 　　 陈嘉庚传/陈碧笙,杨国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