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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革沙场虽死犹存 纪念先烈以启后人*

张秀山

今年4月1日，是刘志丹英勇牺牲44周年。志丹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是西北红军和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他为中国革命赴汤蹈火，奋斗终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对此，党和人民一直给予了崇高的评价。毛泽东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他是：“红军模范”。志丹与西北人民血肉相连，多少年来，称颂他革命活动的许许多多的歌谣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他一直活在西北人民的心中。但是，志丹也经历了艰苦复杂的斗争。他曾几次坐过监狱，既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也坐过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推行者的监狱。就是在他壮烈牺牲之后，他的英灵也久久不得安宁。1947年胡宗南进犯边区时，他被掘墓扬尸。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大搞“文字狱”，对刘志丹横加贬斥和诬蔑中伤。但是历史不容歪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中的丰功伟绩是抹煞不了的。如今，“四人帮”垮台了，志丹曾经蒙受的不白之冤业已得到澄清。为志丹昭雪，西北人民高兴，曾经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也深感欣慰和鼓舞。 　　我与志丹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4月。当时，他刚刚出狱来到甘肃的平凉，我也从定西到了那里。他因搞兵运工作被军阀苏雨生缴械拘捕，后经陕西省知名爱国人士、杨虎城的高级参议、志丹在榆林中学时的老师杜斌丞先生营救出狱。在这之前，我同他虽未见过面，但对他的名字却相当熟悉，也听到过一些他的革命事迹。他是西北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1924年入团，第二年春入党，住过黄埔军校，在广州受到过我党当时著名的活动家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他参加过北伐。“八七”会议后，他领导1928年著名的“渭华起义”。党的“六大”后，他任陕北军委书记，直接领导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他的这些经历，使我及和我一起来的同志十分敬佩。当时，我们都住在刘保堂的团部。刘系旧军人，与志丹是老乡，很讲义气，在交往中他与志丹结成了朋友。刘是军阀陈国璋部特务二团团长，陈很信任他。志丹告诉我：根据省委指示，他正准备通过刘的关系到陈部新编十三师搞兵运工作。我听了很高兴，同去的同志也都愿意在志丹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我们都希望在陈部建立一支由党直接掌握的队伍。当时，陈有一定的实力。后来，陈国璋同其他军阀之间存在着争地盘的尖锐矛盾，腹背受敌，急于求助，便委任志丹同志为十一旅旅长。以后，由于形势逆转，难以立足，志丹便离开了陈部。行前，他要我们先去刘保堂部继续做兵运工作等待他的消息。 　　志丹到了陕甘边的南梁，因为他在陈部搞兵运工作时，在山里搞了一支农民武装。他去后，马上整顿扩大为一支有300多人的队伍。1931年秋，晋西游击队和商贩队一起来到南梁，与志丹的队伍会合，谢子长也由陕西省委派到游击队。1932年2月，组成了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子长、志丹先后任总指挥。游击队成立后，转战陕甘广大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为西北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932年冬，根据中央指示，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但就在这时，“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杜衡，以中央代表和陕西省委书记的身分来到了红军。他一来，便对刘、谢横加指责，把他们的正确主张诬蔑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路线”等等，并撤销了刘、谢的领导职务，把子长送到上海“受训”，只是由于广大指战员的再三请求，志丹才被留了下来。但不给分配重要工作。1933年6月，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放弃已经建立起来的照金根据地，南征渭华，到敌人重兵设防的西安附近作战。志丹再三提出反对意见，杜衡拒不接受。结果，红军刚刚开到秦岭山区，便被敌人重兵包围，苦战月余，使我党辛苦创建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就这样给毁掉了。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在地下党的掩护下突出重围，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周折，才回到了照金根据地。而“左”得要命的杜衡却临阵脱逃，最后当了可耻的叛徒。 　　红二十六军南征时，照金根据地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仍在坚持和发展。1932年春，三原武字区已创建了西北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发展壮大起来的渭北游击队，此时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团，它和由王泰吉起义军组成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以及耀县起义的游击队，先后来到了照金根据地。为统一领导，特委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甘边指挥部，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游击队连续出击获胜，并打下了旬邑县城张洪镇，使根据地得到了发展。 　　志丹回来后，大家既关心他的身体，也关心他的工作。谈到工作时，他说：“你们原来怎么做的，还照样做，以泰吉为主，我可以协助他工作。”这样，他就担任了总部参谋长。这样，志丹提出了进军南粱，在陕甘边界的山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同年11月，总部党委决定把总指挥部改为四十二师师部，师长王泰吉，参谋长刘志丹，并把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编为红三团。这样，红二十六军就有两个团了。在王、刘指挥下，红军在关中、陇东和陕甘边界地区开展攻势，接连打了许多胜仗，扩大了主力红军，建立了地方游击队，革命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泰吉要求出去搞兵运工作后，志丹任师长，又打了许多胜仗，在几个县建立了根据地。 　　1934年6月，志丹回后方任军委主席，全面负责陕甘边区红军和各路游击队的作战指挥。入冬，陕甘地区已经有了十几个县的根据地。11月，在梨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由习仲勋任主席。这时，陕北一带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发展。1932年，陕北便开始进行游击活动。1933年夏，以马明方为首的陕北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划分4个游击区，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各县游击队顿趋活跃，延川、安定、清涧、神府游击队连打胜仗，初步建立了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区。1934年春，谢子长回到陕北，统一了各县游击队，组成了陕北游击队指挥部。陕北游击战争迅猛展开。同年8月，子长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根据地。陕甘边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了有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推子长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会后，红二十六军三团由子长率领到达陕北，同陕北游击队配合作战，连打胜仗，使陕北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不幸的是子长在河口战斗中负伤，不久牺牲了。 　　1934年底，志丹等同志来到了陕北。次年2月5日，在赤原县周家崄召开了陕甘边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西北工作委员会。会议决定由志丹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志丹发布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和调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的命令。4月下旬，红二十六军三团及抗日义勇军来到陕北，在志丹的指挥下消灭了寺尔畔的敌人。5月1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在李家岔会师。之后，在玉家湾会议上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两支红军，在志丹指挥下，抓住有利战机，连续作战，先后歼灭了杨家园子、张家圪台和定仙焉的敌人。随即南下，横扫顽敌，历战历捷，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和保安6座县城，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物资补充了自己，使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联成一片，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这样，根据地就已发展到了30多个县份，红军和游击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正当西北红军和土地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我党经历着一场巨大的灾难，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央苏区和临近各根据地的瓦解。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北上。在这前后，王明路线也进一步波及陕北。1934年1月，王明路线的推行者从平津来到陕北。他们经过策划，在所谓“肃反”中，对志丹等同志进行政治迫害。1935年，劳山战斗刚一结束，志丹就被逮捕。这时，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吴起镇。当地驻军和群众纷纷向中央反映：刘志丹等大批陕甘、陕北党、政、军的领导干部被捕。毛泽东了解情况后，立即派王首道等同志前往瓦窑堡帮助解决问题。不久，被捕的同志便被释放。当我们走出监狱后，首道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好同志，中央宣布你们无罪。”党中央、毛泽东拯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我们怎能不被深深地感动呢!之后，毛泽东、周恩来还亲自接见了志丹。志丹见到恩来时，很亲热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恩来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接着，恩来便领志丹去见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志丹，并对他进行了亲切的慰问和鼓励。之后，志丹被任命为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等重要职务。1936年春，志丹率部在神府地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恢复和扩大了神府苏区。随后东征，不幸于1936年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志丹虽然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但他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品质和共产主义精神仍然深刻地留在我们心中，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志丹在创建陕甘、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中，之所以能够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从而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觉得，关键的一点是：他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处理得较好。他重视理论，也善于学习，而且学习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在于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他善于从革命的实践中体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用于西北革命的具体实践。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志丹联系自己的实践，总结经验教训，深深体会到中央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他在军阀陈国璋部搞兵运工作时，几次同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并一再告诫我们，一定要争取带兵，千万不要做“细腿子”(当时对旧军队中文职人员的称呼)，讲了他在大革命时的沉痛教训。他说：那时，我本来可以在北伐军中带一个营或一个团，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允许，让他在马鸿逵的部队中当了个政治处长。结果，“武汉政变”一发生，他便被从军队中赶了出来。他说：如果我那时带兵，本来是可以起义的。志丹在陈部搞兵运工作时，并没有忘记农民，他曾多次派人去陕北南梁一带组织党员，联系当地的农民武装，建立革命队伍。后来，这支队伍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重要力量。他向往井冈山的道路，多次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象毛泽东、朱德那样建立根据地，搞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他说了，也做了。陕甘、陕北根据地就是学习井冈山的榜样建立起来的。 　　志丹重视调查研究，善于思考问题。他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1933年冬，他根据西北形势的特点，起草了“陕甘边关于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的决议”。这个决议提出，在陕北、陕甘边和关中建立3个革命根据地，以利我军取得较大的回旋余地，机动作战，各个击破敌人。这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在此之前，红二十六军已派强世清、魏武、杨仲远、白雪山、王兆相等同志去安定、绥德、清涧、神府一带在地方党领导下建立了游击队。同时，志丹在关中、陇东地区展开攻势，建立了合水、保安、庆阳游击队，派杨琪任二路总指挥。在关中，红二十六军派出张仲良、王安民等同志组成三路指挥部，开展游击战争。经过反复的斗争，上述设想终于实现，为粉碎敌人“围剿”，把各个苏区联成一片，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志丹有高度的军事指挥才能。他能及时抓住有利战机，积极、主动、灵活、果断地消灭敌人。1934年2月，志丹指挥红军由照金北上，沿途歼灭了姚曲、小石崖、五里镇等地的民团，经张村驿、直罗镇、黑水寺直到东华池。在从东华池出发时，他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扬言部队要向安塞、安定进军，但部队进至保安县刘家砭时，突然掉头西去，经三道川，奔袭蔺家砭，出敌不意，一举消灭了张廷芝的一个营，又在崖窑歼敌一个骑兵连。接着封锁消息，断绝了西去的交通。第二天，迅速出击，消灭了元城子、李家梁两地的民团。之后，又挥师南下，经合水抵达西华池。这时，敌人随后追来，红军乘敌尚未展开之际，立即发起攻击，红三团正面出击，骑兵团侧翼迂回，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一举歼敌两个营和一个机枪连。红军取胜后，回到南梁，稍加休整，又南下消灭了槐树庄之敌。就这样，红军在短短的半个月内连续作战，打了9个胜仗，消灭了大批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物资，打得敌人闻风丧胆，我军则越战越强。志丹指挥作战，之所以常常取得胜利，还由于他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战斗中，他争取一些地方势力，那怕是不稳固的同盟者，如建庄、小石崖等民团，暂时保持了中立，从而使我得以集中力量，打击了主要敌人。 　　志丹党性强，守纪律，有全局观点。他虽远处西北一隅，但心怀全局，一直向往着全党，向往着中央，关切着其他苏区的斗争形势。红二十五军长征抵达陕北时，他十分高兴，大力动员群众热情接待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他还一再号召大家向红二十五军学习。当他得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北上陕北时，他立即建议红十五军团去接应中央红军。志丹曾多次遭受错误路线和宗派活动在“整军”、“反右”、“肃反”等名目下进行的打击，但他一直能从党和革命的利益出发，坚持真理，顾全大局，从不计较私人恩怨和个人的得失。他胸怀坦荡，作风正派，联系群众，深受西北军民的爱戴，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 　　志丹牺牲的时候，年纪很轻。他没有能够看到我们的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他在九泉之下知道我们的党历经千难万险，排除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正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一心奔向四个现代化，该是多么高兴啊! 　　* 本文选自《红旗》杂志1980年第7期。收入本书时编者有删节。 　　 纪念刘志丹/刘力贞，张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