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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陇东搞兵运的情况*

张秀山

刘志丹兵运工作活动时间很长。在1928年渭华暴动失败后，陕西省委派他回陕北特委任军委书记，后并代理特委书记，直接领导陕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他除开展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党的工作外，特别注重军事工作。他派了一批党员到井岳秀、高志清等军阀部队搞兵运，也派人到“后九殿”旧式部队活动，还派人到陕北保运武装(保护商人贩运鸦片走私的武装)里工作。他还曾和曹力如活动到保安县团总的合法地位，曹为副团总。后来他亲自到旧军阀部队中活动，利用社会关系在宁夏骑兵第四师第八旅十六团(团长张廷芝)任副团长，曹力如就接任了保安县团总。以后，志丹从宁夏回来，又把保安县民团带去陇东民团军当营长，搞了太白镇起义，组织了我党自己的队伍。后来在彬县、旬邑、职田镇一带活动时遭到挫折，入狱。出狱后到了平凉。 　　1931年4月间，我从定西和高岗一块到了平凉，住在新编十三师特务二团的团部(团长刘保堂)，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在此以前，虽然我未见过志丹，但是对他的名字却是熟悉的。听到过他的革命事迹，对他很敬佩，能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感到很高兴。经高岗介绍我和刘志丹接上党的关系，才知道刘志丹在彬县搞兵运失败的情况。志丹在彬县经过杜斌丞和南汉宸营救出狱后来到平凉。经过刘保堂引见新编十三师师长陈国璋。陈国璋知道刘志丹手下有人，想利用刘志丹，所以就委任刘志丹为十一旅的旅长。 　　陈国璋为什么要委任刘志丹为旅长呢?这是因为当时甘肃各地小军阀割据，统治陇东14县的陈国璋正在四面楚歌之中。彬县住有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的骑兵旅(原骑兵第四师师长，此时被杨虎城收编为旅)；张廷芝在庆阳以东也想乘机霸占陈国璋的一部分地盘；李培霄部队也在正宁一带活动。尤其是张应坤、杨万清、毕梅轩3个旅开始在镇原一带进攻。这3个旅原属甄寿山部，1930年杨虎城从河南返回陕西后打垮了甄寿山部队，这3个旅逃跑到静宁、固原一带。1931年春，杨万清部在固原消灭了小军阀黄德贵后，杨万清、张应坤、毕梅轩就联合起来进攻陈国障，想占领陇东地盘。陈国璋处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委任刘志丹当旅长，想利用志丹收编李培霄，牵制张廷芝和苏雨生，这样，陈部就得以集中兵力在北线作战，打垮张、杨、毕等部。 　　土军阀陈国璋想利用刘志丹，我们也想利用陈国璋给我们名义和防地，招兵买马成立我们的军队。志丹曾经不止一次说过：“我总要把陕北青年组成一文革命队伍”。当时十一旅旅部驻在宁县，志丹在宁县积极组建武装力量。他派人收编李培霄部(准备给编一个团)，派人到南梁一带联络赵二娃、贾生财、杨丕盛等旧部；并且接待收集各地方来的同志。在平凉就有从青海回来的曹华民、傅剑寒(都是湖北麻城县人，大革命失败后跑到青海、甘肃等地活动)等同志。还有陕西、甘肃各地找刘志丹的一批同志。旅部成立后，志丹叫我当手枪队长，曹华民当书记官，陈鸿宾任参谋长。还有平凉人朱力凯等人也来到旅部，陈鸿宾被派回陕北活动后，朱力凯当参谋长。朱力凯家在平凉东关，他大革命时曾参加过党，这时已脱离党，但表示愿意革命，所以志丹叫他任参谋长(后来他在平凉给国民党干事了)。当时高岗在十一旅没有职务，他是陕西省委和刘志丹取联系的人。记得我们在盘克原活动时，高岗和我曾在一个小庙里给陕西省委写过密信报告情况。因为志丹在旅部时身边还有非党员，所以要避开在小庙里草写。密信是先公开写几句问候的话，然后在背面用白矾水写报告，对方收到信以后，用碘酒一涂字就显出来了。 　　1931年7月间志丹在组织部队时，从宁县到平凉办事后，和刘保堂等一同从平凉到宁县早胜镇，与高广仁联络。这时高广仁又叛变当土匪了，把刘保堂和志丹及我们缴械押起来，收缴了子弹和手枪、冲锋枪，步枪未收去。高广仁原是井岳秀部驻定边县的任和亭团的军官，他活动任团哗变出来到陇东投降陈国璋，陈国璋委任他为十三旅旅长。但高广仁匪性成惯，又叛变为匪，他的部队到了宁县盘克原打开安吉堡，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我们被裹胁押解期间，沿途亲眼看见高匪部把西华池的几个青年妇女用骡马驮走，这些女人哭着离开了丈夫和儿女。后来，高匪窜到宁夏，被马鸿宾消灭。 　　高广仁派他手下一个姓马的团长押着我们到合水县东时，被陈国璋的蒋云台旅(第五旅)打败。为了表示我们不是和高广仁一起叛变的，在火线上，刘保堂就喊：“特务二团枪放下!”我们把没有子弹的枪支放下了，被蒋云台缴走。刘保堂和我们又回到了陈国璋的部队。那天晚上我们住在合水县城外的东关，刘保堂进城见蒋云台谈早胜镇事变的经过，蒋云台对刘保堂说宁县失守是刘志丹十一旅没有守住，要抓刘志丹。刘宝堂回到东关，告诉了刘志丹，志丹只好出走。当时我和刘景范也要和他一起走，志丹说人多不方便，所以他只带了一个副官王壁成冒着大雨走了(因为王璧成是哥老会，在这一带又熟悉，可以得到哥老会的保护)。如果不是早胜镇事变，我们十一旅会聚集更多的革命力量，组成一支浩大的革命队伍，在适当时机打出红旗的。志丹回到南梁地区，就和他的旧部赵二娃、贾生财、杨丕盛等组成了二三百人的一支部队，不久和晋西游击队汇合了。 　　志丹走时叫我和王世泰、曹华民、刘景范以及从彬县运输队来的一批同志跟着刘保堂回到平凉去，就在刘保堂部工作。我们在刘保堂团工作时给陕西省委报告，说一连有多少党员、三连有多少党员。省委来信时把我们的支部写成营委。实际没有成立营委。当时党员有十几个人：一连有王世泰、魏长顺、张秀山、赵光亚、王庭光(后脱党给国民党当军官去了)等；三连有贺耀华、杨植凯、张效良等人。我们组成一个支部。我是支部书记。王世泰是组织委员，曹华民是宣传委员(我先在一连当班长，后当排长)。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李光明来平凉检查我们的工作，他们住在东关的一个小旅店。我和王世泰、曹华民去向他们报告工作情况。子长对我们作了指示，要加强抗日宣传。子长走时留下李光明，让他以商人身份活动，不久即离开平凉。这时旧军队中的军官、士兵大多数是主张抗日的，上边不讲抗日，但下边议论的都是支持马占山抗日举动，当时，国内许多报纸都在宣传马占山抗日事迹。刘宝堂部队里许多军官、士兵也都议论抗日，不满意不抵抗主义，但是也有些反动军官骂共产党。我们连一个姓刘的排长就教士兵唱反共歌。什么“共产党、日本人罪恶比天高”等等，我们共产党员不能公开斗争，只有采取在队伍里边低声唱“国民党、日本人罪恶比天高”。当时我们和士兵个别谈论时，总是议论抗日的问题，有些下级军官在操练喊口号时，把“一、二、三、四”改喊成：“打倒日本!打倒倭奴!”当然，在士兵中多数人是没有什么政治主张的。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经过积极工作，在部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并用结拜弟兄的方式团结了一批士兵群众。我们这样的工作方式是对的，隐蔽活动，可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在有适当机会的时候组织革命兵变。但是当时陕西省委给我们来了左倾路线的指示，要我们发动士兵要求发饷发日用品，改善生活，并在这种日常斗争的基础上组织士兵罢岗罢操，公开上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扩大政治影响。我们当时没有这样做。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当时就认识了这是左倾路线，只是觉得我们这里党员少、力量不大，如果这样做，暴露共产党员的面貌，就会被敌人杀害，毫无价值。在这年的夏天，刘耀西在平凉教导团当政治教官时，因他给教导团的士兵讲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就被陈国璋抓去杀了。耀西是陕北佳县人，志丹在陕北特委工作时就和他熟悉，是个很好的同志。组建十一旅时我们常往返于宁县和平凉一带进行活动，大约是1931年6、7月间我们从宁县到平凉去的途中，在朱力凯家里吃午饭时，得知刘耀西被杀害的消息。当时，我们很紧张。因为志丹到平凉时，刘耀西、附宝珊即在陈部教导团以政治教官身份活动，贺晋年、史法直等同志由定西跑来平凉也在该团工作(公开身份当班长)，志丹到平凉后，耀西常来特务二团见志丹，如果刘耀西暴露出什么情况将对党的秘密组织造成严重损害。后来听说耀西牺牲得很英勇，敌人什么口供也没有问出，我们才稍微放心一些。耀西被坏人告密牺牲后，附宝珊、贺晋年、史法直逃出教导团，贺到靖远活动，史法直回陕北继续工作。 　　1931年秋冬，杨虎城的孙蔚如十七师和新编十三师联合打开兰州之后，在1932年旧历正月十五的晚上，孙蔚如请陈国璋在兰州城里吃饭时杀了陈国璋，半夜时孙部从兰州——平凉——泾川一线同时发动进攻把陈国璋部队消灭了。当时，我带十几个人守平凉东门，因为发的子弹很少，每人只有10发，子弹打完我就在城墙三角处跳下去跑了。王世泰在团部院外，子弹打完被缴了械，以后又在孙蔚如部下工作。在军阀混战时，被俘的士兵就又都当兵了。我到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曹华民跟着刘保堂跑出平凉和其他同志一起随着刘保堂部队在三边继续做党的工作，在抗日战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了。后来，王世泰带一部分在平凉时发展的党员参加了红军陕甘游击队，其中魏长顺在陕甘游击队时任班长，1932年在淳化县鞍子战斗中牺牲；贺耀华在红二十六军二团时当排长，1933年南下渭华作战中牺牲。 　　志丹在陇东一带组织的兵运，是在军阀混战的极其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他坚韧不拔，机智勇敢，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南梁地区组织了一支革命武装，从此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发展到新阶段。志丹走后，我们根据他的指示，继续在平凉工作，成绩不很大，但是也锻炼出一批我党的军事干部，参加了红军。 　　* 此文选自《甘肃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2期。 　　 纪念刘志丹/刘力贞，张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