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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学习与成立陕甘省

张邦英

1936年，我们关中红军主力部队一、三团，为执行党中央西征任务，在国民党东北军严重“围剿”下，从关中特区撤出，于6月底前后兼程到达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当时我任关中红军政治部主任，不多日部队进行改编。陕北省委郭洪涛同志要我去东地区主持工作，我觉得这倒是个进党校学习难得的好机会。遂通过贾拓夫同志联系，见了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同志，经两次面谈，才欣然同意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也是我入党后的第一次学习，自然非常高兴。于是交待了一下工作，便整装前往党校驻地。 　　当时正值红军主力部队西进，瓦窑堡就成为国民党中央军高桂兹八十四师和高双成二十二军八十六师进攻的重要目标。为安全起见，党中央决定各直属机关向保安县(当时的赤安县)转移。我尚未来得进校门，党校的人员就列队出发了，几乎每人都有一个武器，不是枪，就是梭镖或马刀，我即跟着前进。这时我还有一匹骑马，途中特地去一家老百姓家里，看了离开两年身受重伤数月未愈的战友王世泰同志(老红三团团长)。经过两天的行军，同大家一起到达保安县城以北千余里路的一个山沟里的任家坪、刘坪等村，也就是党校新的驻地。 　　全校有学员约四、五百人。绝大多数是陕北苏区县、区、乡领导干部和红军东征中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以及一部分中央长征的同志和县、团以上的干部。共分四、五个普通班人(内有白区工作班)和一个高级班。校长董必武，教务主任兼高级班班主任成方吾，罗迈代中央分管党校工作。 　　为适应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革命战争的需要，学习主要内容为：如何进行建党、建立革命政权和各种群众革命组织；开展对敌武装斗争与白区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方法、政策。在高级班和我们一起学习的有四、五十人，多是县、团以上的同志和党校普通班的班主任，如李景膺、白栋才、杨一木等同志。由罗迈同志担任讲授党的建设，成方吾同志担任讲授社会发展简史，吴亮平同志担任讲授苏维埃政权建设，张云逸同志担任讲授游击战争。他们讲课都很认真负责，特别是罗迈同志对学员抓得很紧，要求很严。并力求理论连系实际。记得一次，他讲完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后，要大家对民主伸缩性的问题举例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伸?什么情况下可以缩?伸至什么程度?缩至什么程度?结果无一个能确切的回答出来。他紧锁眉头，非常的生气，批评同志们不动脑筋，随即又作了明确、生动的解答，使大家恍然大悟。他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感人至深，至今不忘。 　　党校的生活、学习都很艰苦。保安县，原来就是个贫困地方，虽然从1933年以后，许多地方成为革命根据地，但经常处于敌人的“围剿”破坏下，因此，食、住等特别困难，吃的多是些既粗糙又陈旧甚至发霉的米。菜则是少量的土豆和野菜，没有油。两个多月，我们高级班，全班人才买得吃了只羊，还是煮不烂，嚼不动的老公羊。大家感到，好容易改善—次伙食，而却不得口福，有点可惜。记得学员中有一位东征新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下吃不了党校生活的苦，便在墙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住在任家坪，苦菜自己寻，东西南北风，肚里闹天宫。”校领导发现后，曾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就象我这个对那里比较熟而又经受过一定艰苦锻炼的人，也觉得生活很苦。逢礼拜天，如有空闲时间能到保安城里刘志丹同志夫人刘嫂子家中，吃一顿荞麦面饼或其它杂粮面，就很高兴了。 　　讲课，由于受条件的限制，多在室外空地上。一到上课时，你拿一块砖，他拿一块破木板或几个人搬根木条，席地而座，主要是听讲，用心记，没有教材。虽然每人也有一个自作的笔记本，很少有人用。特别印象深的，是成方吾同志在讲社会发展简史时，每讲到学员难懂的问题，便用他身边放的一根小木棍子在地上划写一下。使人大有天作课堂，地作纸，树枝作笔，任你学之感。生活是艰苦的，而大家学习的情绪高涨，精神饱满。 　　党校在这里待了约三个来月，吃、住、烧等更加困难了。适逢我军收复了定边、盐池等县。遂将校址转移到定边县城内。这里地处古长城脚下，与内蒙古接壤，风沙很大，昼夜温差较大，一片塞外的景象。党校虽然又增加了一部分四方面军来的学员，其中有好些女同志，住、吃、等不成问题，可以吃到黄米(秫谷碾的)，炒面和少量的羊肉，生活较前得到改善，客观上对学习有很大帮助。记得当时，从天津新来了一位大学生钱维人同志，是个党员，也很有学问，(全国解放后曾在国务院交通部任局长)同我们一起在高级班学习，吃的对他很不适应，有些学员出于照顾之心，还帮他从街上买点好吃的。当时也搞点文艺活动，我也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红一方面军剧团演出的话报剧，听到蒙、藏、夷民族同志的歌声。许多情况比保安好多了，就是烧柴十分困难，所以各班学员几乎每礼拜抽出一天时间，集体去十多里以外的沙坵上拔沙蒿，人各一大捆背回当柴烧。好些同志尽管手上打起了泡，一时腰腿酸，有点疲劳，但心情很舒畅。 　　到了11月间，此地已是寒风凛凛，大雪纷纷。为了防寒，学校给我们许多人发了个羊毛絮的被子，盖在身上觉得暖烘烘的。这时，正是我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后，准备进驻这一地区休整，急需筹备粮、草，为完成这一任务，在罗迈同志(已被任命为三边工委书记)直接领导下，动员党校一大批学员，分组去农村协助进行筹粮工作。我当时带领一个小组到盐池县以北伸进沙漠里的一个村庄里，经过宣传教育发动群众，从两家地主、富农家中，就搞出埋藏在沙子里存放多年的粮食二十多石，超过了予定的分配任务。由于这一地区收复不多时，股匪尚未肃清，很不安全，夜间只能在村外找个避风的地方露宿，以防匪徒袭击。铺得很厚的稷杆，盖得被子已不是刚发时那样了。不仅羊毛向外钻，而且被子里边成了一团一团的疙瘩，好些地方成了空心，盖在身上不起作用，冷得要命，一夜两腿踡曲一起。同志们风趣地说，你这官当的好，白天是组长，夜晚是“团长”。因而曾有几天患了感冒，也没吃药，抗一下就好了。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特别是学习“党建”、“社会发展简史”，增强了我对党的认识，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从而进一步热爱党。更加认识到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代替，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增加了无穷的力量。 　　12月10日的一天，忽然从学校里传来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起来了，令人异常高兴，有的人将信将疑。于是你传我，我传你，议论纷纷。好多人都说这一下对了，蒋介石这个坏东西早该枪毙啦! 　　接着党校大批同志，由罗迈同志亲自率领去保安。中途罗迈同志因有事去了别处，而大家一路的情绪非常高涨，奋力前进。特别是许多女同志也无一人掉队。到达保安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先后聆听了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当前形势、任务、工作的报告。当时毛主席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高大的个子，头发留的很长，脸显的有点消瘦，穿着一件新作的没面子的羊皮大衣，讲话铿锵有力，神采奕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与旺盛的革命情绪，是多么高涨啊! 　　这时，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等同志代表党中央在西安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围剿”我陕甘宁苏区的国民党东北军、十七路军，已向西安等地撤退。我红军主力部队也进驻渭河以北的——淳化、铜川、耀县、三原、富平、蒲城一带，予以声援。 　　为适应这一新的革命形势，于12月下旬成立了陕甘省，领导机关暂住甘泉下寺湾。分配去这一地区工作的干部，很快经安塞、延安到达指定地址。省委由罗迈同志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曹德茂任组织部副部长，李生华任宣传部长，杨一木任统战部长，申力生任秘书长，刘景范任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霍维德任政府副主席，张仲良任军事部副部长，刘景儒任妇女主任，白向银任团省委书记，黄静波任团省委宣传部长。主要任务，在延安和延长以南许多县以及关中特区，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发展群众性的“抗敌救援会”，与国民党政府、民团等进行抗日统一战线。相机建立党和党领导下的抗日政权和武装，准备向南发展。 　　在罗迈同志的领导下，对各项工作作了布署以后，于1937年初，由我同他一起率两支游击队，翻越了桥山，经过几处民团驻地，顺利地到达了关中特区机关所在地——淳、耀县桃渠河。特委书记习仲勋，见我俩都是很熟悉的同志，非常的高兴。在这里待得时间比较长，着重同特委、红军总政治部商讨，在一定情况下，将苏区向南发展计划。由习仲勋同志对本地区的主要工作和周围地区的统战工作情况和问题，作了比较翔实的汇报。尔后用了好些天的时间，同特委一些同志一起进行研究。在研讨中也涉及到陕北肃反的问题和如何对待白区党员失掉组织关系、自首、叛变的问题，间或也提到中央红军长征和翻雪山，过草地的情形。罗迈同志对当前工作和解决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在此期间，罗迈同志曾和张策同志(特委宣传部长)去淳化县城见了红军前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得知当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而国内和平局势尚不稳定的情况，仍商定向南发展。返回后又同特委作了具体研究。当已起程返回省委时，忽接中央给罗迈同志的电报，指示和平大向已定，省委可以结束。实则是我党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政策，经过双方多次谈判，不得不在原则上承认。于是我们又按照新情况，同特委领导同志作了工作布置，从而对关中特区的巩固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返回中间，还了解了关中特区所辖新正、新宁县(即现在甘肃的正宁县、宁县)的工作情况，遂经过兰州回到省委新址——宜君县七里镇(后来划归黄陵县，即过去的中部县。)这里还设有我军的办事处。随即根据罗迈同志安排，检查了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纠正了存在的缺点，要求进一步做好富县、甘泉氏、固林、中宜县等因民党政府、民团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抓紧建立各级“抗敌救援会”(带政权性质和党的组织)，增强我之力量，这一工作进行了检查布署后，于1937年3月间，撤销了陕甘省。 　　 片段回忆/张邦英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