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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中央派代表去神府特区

张邦英

1936年西安事变后，我党在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下，经过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驻在西北革命地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和我军之间的战争，随之平息下来。 　　1937年春，由于神府根据地远离中央，通讯联络困难，尽管从俘虏军官口中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但对当时党的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不大了解，仍打到榆林地区，与驻在当地的国民党高双成的八十六师和高桂滋的八十四师等军队发生战斗。对此，在西安的国民党向我方代表提出抗议，说神府红军不停战。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搞好双方关系，经周恩来副主席向国民党提议，由我党中央派代表去神府根据地，传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中央对神府地特区当前工作的指示，并带给该地一部电台和几位领导干部。当时确定吴溉之和我为中央代表，其它人员有王补、李登瀛、强晓初等领导干部和电台队长、报务员、译电员、警卫员、饲养员等，共约十四、五人，骡马三、四匹。 　　我们约于1937年4月底前后从延安出发，经十个星期左右便到达目的地。临行前，为安全起见，由我红军后方留守兵团，将我们的人员等情况，用电报专门通知驻在安定、绥德、米脂的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和在佳县等地的阎锡山二○九旅段树华部，沿途予以照顾。当我们经过蟠龙，进入八十四师警戒线时，他们好象还未接到通知，让我们停下，查看了所带的介绍信，询问了一下我们的情况。不一会儿，师部派来一名副官和两名士兵接我们，并经安定的瓦窑堡、绥德、米脂，一直送到佳县乌龙铺二○九旅的防区，然后，晋军又派人经佳县送到万卢峪，使我们顺利到达了神府根据地。 　　在他们沿途护送我们的过程中，一般很客气，并表示友好，路上的住处也是他们安排的。在途经八十四师师部所在地绥德和二○九旅旅部所在地佳县时，高桂滋师长，段树华旅长都亲自请我们吃了饭、洗了澡。记得高桂滋在请吃饭时，还让过去曾是共产党员的杨璞来作陪，因为我们早知他成叛徒，所以根本没理他，吃完就走了。 　　象我们这样一批人，第一次来到国民党军队驻地，沿途引起许多群众的注意。当时我们都穿红军军装，带着八角五星帽，经过每一个城镇时，总有许多人来到面前和跟在后头，含着新奇和喜悦的目光注视我们，好象要知道红军究竟是什么样子。在我们到佳县的当晚12点左右，许多同志都睡了，忽然一位放内部哨的同志报告我(为防止意外，我们每晚都有自己的同志放内部哨)，有个二○九旅的士兵要见我们的负责人，使大家吃了一惊，但又不好不见，就让他进来。听他说，他是个团员(也可能是党员，记不清了)，山西人，现在某连当上士文书，要求跟我们一起走，或介绍他去延安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是不可能让他同我们一起走的，只能向他说明当时的有利形势，动员他回太原家乡找党的关系，进行抗日活动，这件事时过境迁，早已忘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不知哪个组织来函，让我证明此事，经反复回忆，确有其事，遂即写下证明，但仍不知那人究竟是谁，后来从一个熟人口中才得知，他曾在二机部当副部长的雷荣天。 　　在我们到达神府根据地时，当地的党政军和人民群众非常高兴，并在特委所在地贺家川召开了欢迎大会。接着，特委又召开干部会议，由吴溉之和我分别传达了中央统一战线新精神即我党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建议，和对神府特区当前工作的指示，强调要正确认识形势，加强抗日宣传，与周围的国民党军队抗好统一战线关系，训练部队，准备打仗。从而使大家进一步时确了党在当时的工作方针。遂后，我们又分头到下面一部分地区了解情况、检查工作，深感当地的环境艰苦，党群基础好，干部情绪高，工作比较扎实，游击战打得好。当时，张秀山担任特委书记，杨和亭、武开章、毛凤翔、刘长亮、张江全分别担任组织、宣传、统战、民运等部长，乔钟灵任特区政府主席，王兆相、王保珊同志分任独立师师长和政委，杨文谟、李治洲、王国昌、王恩惠分任正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秘书长，刘瑞兰、温桂亭、负责做妇女工作。 　　此次我们去神府根据地工作，连同往返路途共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于6月上旬返回延安。到神府的时候，那里的同志虽然已开始主动与国民党军队谈判，但还有小冲突。回来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们将自己的工作和在神府了解的情况，向中央有关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听后，表示满意。从此，神府根据地不仅能用电台同中央保持联系，而且也可以持介绍信通过国民党军队的驻地，往返于延安和神府之间。对神府根据地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中央电示神府党派五名代表，去延安参加5月中央苏区党代表会议，就是通过我们带去的电台得到通知派人参加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党我军这时已开始同周围国民党的军队、政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关系。 　　 片段回忆/张邦英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