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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德地区一段工作回忆

张邦英

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调集胡宗南十四、五万军队，向我陕甘宁边区发起了疯狂地进攻，妄图一举夺取延安，摧毁我党中央领导中枢，消灭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因此，我西北主力部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诱敌深入，主动撤离延安，向北转移，趁机各个歼灭敌人，同年5月，清涧、安定(即子长县)以南等地，相继被敌占领(绥德失而复得)。那时，我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工作。参加了晋北战役之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带领一个工作队在朔县搞了一段土地改革试点，正去临县郝家坡准备向康生汇报土改试点工作情况时，突然接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电报，命我务必在三、四天内动身去西北工作。由于时间紧迫，尚未来得及汇报，我即赶回兴县分局机关驻地，匆忙向同志们和家人打了个招乎，便同警卫员和饲养员，于次日一早就起程前去陕北地区。 　　我们途径山西临县三交镇时，遵照上级的指示，特同当时中央军委机关负责人叶剑英同志见了面。他交待给我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采取积极行动必须在短时间内，从绥德地区动员一万名青壮年，参加西北野战军。以适应战争急需。接着，我们就渡过黄河，经吴堡以北到达绥德义合镇附近，分别见到了西北局贺龙和马明芳同志。他们向我介绍了当地党政军的情况和周围的敌情，并指定我担任绥德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代司令员。并简明扼要地给我交待了任务，主要是依靠当地群众坚持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实行坚壁清野和动员一万名青壮年参加主力部队以及帮助我军筹集粮草和妥善地安置伤病员等。记得贺龙同志还特别嘱咐我，如敌情严重时，可过黄河以东地区躲避一下。谈完之后，他们就出发了。我们也很快来到绥德县城东北二十多里的绥德地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韮菜沟。当时，该地区辖绥德、清涧、子洲、米脂、吴堡、佳县、镇川等几个县。原地委书记白治民已去米脂县帮助工作，军分区司令员吴岱峰，副政委高浪亭带领军分区两个团到北线防御榆林之敌，配合主力部队行动，副专员贺祝山(民主人士，年令较大)和一些同志转移到山西境内。机关留下的主要领导人有：专员杨和亭、地委组织部长白凤章、宣传部长吴文遴、秘书长乔备果、保安分处处长裴仰斗和一部分精干的工作人员及保卫部队等。不多时，陈赓同志带一个营及电台等人员从晋西南前来，找中央商议西北野战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他们先到这里休息了一两天，并了解了附近的敌情之后，迅速前去的。 　　面临当前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我便同绥德地区的同志们一起，广泛地进行了保卫战的宣传动员，积极地组织民兵和地县武装监视、扰乱敌人，并抓紧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经过三个多月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工作，于8月中旬基本完成了动员参军的任务。 　　正当各县分别集中入伍的新战士时，敌二十九军在军长刘戡的指挥下，集结了许多部队，协同钟松的三十六师等，于8月16日分数路从绥德、榆林向佳县方向推进，企图将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压到在黄河西岸一带地区歼灭。当时，由于敌人进攻很快，我们对敌企图不明，估计不足，遂决定地区领导机关和保卫队向佳县方向转移。为了骚扰敌人前进，当绥德一路敌先头部队北渡无定河时，遂命令军分区王英带领一个独立营，在河对面的山上向敌射击了一阵，以迷惑敌人，使其不致如入无人之境。随即迅速向东北方向转移。在经过绥德境内的一个村子(土地岔)时，遇见了已转移到这里休息的绥德县县委书记张方海和县的机关工作人员。大家在一起商议了一下，确定他们向清涧以东转移，我们仍按原计划前进，当时我想的是如何同全区人民群众一起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根本没有去黄河以东的想法。于是，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沿途多次遇到险情。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封家湾。次日早晨离开不久，封家湾即被敌人占领。那天淅淅淋淋地几乎下了一天雨，中午来到一个村子时，群众为躲避敌人全都跑到深山沟去了。我们几个负责人被一名村干部领到他家里，匆忙吃了顿羊肉饺子。之后，又率部继续冒雨前进。晚上住在枣林沟。吃过晚饭，自己用冷水洗澡不和平常那样，一洗就感到头痛，接着腹部疼痛难忍，浑身冒汗，腿不能伸。杨和亭得知我的病情后，他根据陕北人吃了羊肉肚子受凉容易得急性胃炎的经验，认为我患了“羊毛丁”病，遂立即用针和剃头刀，在我身上的两个穴位处又扎又刮，过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地好了。 　　第二天清晨我们刚出发，敌人就尾随进了村子。我们不得不迅速前进，途中在赤牛抓村吃了一顿午饭，接着就翻越前面的一座大山。正当同志们奋力爬山的时候，老天爷又帮了倒忙，下起了倾盆大雨，山洪暴发。同志们被阻在了山坡上，个个淋得象落水鸡一样，行军锅也被山洪冲走老远。真是进退两难。这时，杨和亭同志情不自禁地说：“天还有绝人之路吗!”我说：“天怎么能绝人呢?!”待了很长时间，夜幕渐渐地降临了。我们分析了一下敌情，觉得自己这点人马都不便行动，而敌人那么多的部队更不好行动。于是决定返回赤牛抓村，一面监视敌人，一面抓紧做饭吃和烤干身上的衣服。同时，将所带的一部分同志及跟随的新兵分出去，要他们迅速向敌侧后转移。我和大部分人员深夜继续前进。当我们翻越了那座大山之后，又一条河拦住了去路，雨后河水涨得一人多深，同志们只好冒着生命危险，让骡马走在前头，人拖着马的尾巴，一个个手拉手顺利地渡了过去。接着，又翻越木头峪附近的一座山。走着走着，远处传来几下炮声，以为大概是敌人统一行动的讯号，于是加快了步伐。将要到达山顶时，隐隐约约望见左前方一个山头上有人在放哨，以为是我们自己人吧，就又往前走了两百多米。忽然，对面以猛烈的火力向我们射击，方知遭遇了另一路敌人。因此，我们急速向山的东北方向前进。不料，由于前边大部分人马走的很快，我和杨和亭同志等几个人没有紧跟去，在黑夜中相互失去了联系，和亭带两、三个人从另一个地方走了，我同一个警卫员沿一条小路走进一条小河川。这时天色已明，枪声也逐渐消失了。 　　我和警卫员一边沿河川往下走去，一边盘算着如何甩掉敌人，与其他失散的人员会合。由于河川小、石头多，坎坷不平，走的急，时间又长，不慎将我的一只脚腕子扭了，但是不能停下来，只好忍痛而行。当走进另一条大河川时，忽然发现河对面有个年轻人，正站在一具被洪水冲下来的敌人尸体旁边发愣。开始，我们以为是敌人的探子，想开枪打死他，抵近一问，才知是当地的一个农民群众，身边还放着一个梭标。他也很害怕，不了解我们是什么人，当他知道我们是八路军后，便引导我们向北边的山上走去。当天下午把我们再带进山涧的一个沟时，突然发现距我们四、五十米远的前方，又有一路敌人沿山路向黄河边的木头峪方向急进。为避免暴露，我们悄悄后退到山涧一个免强容纳两、三个人的崖坎下，隐蔽起来。当时，我们因长途跋涉，又过了几次河，河水浸透的衣服，紧贴身上，又冷又饥。下午，那位农民借口给我们搞点吃的而趁机跑了，使我们非常担心，可是又没有去向，只能硬着头皮待在那里。天黑以后，忽然听到沟里隐隐约约的呼叫我名字的声音，不一会儿又听不见了。我们朝沟对面的寨子仔细望去，发现有星星点点的灯光，估计那里可能没有敌人，便慢慢地摸了过去。进寨后，见有八、九个中年农民在家看门、放哨，其余的人都逃走了。听他们说，周围许多村子都被敌人占了，只留下附近两、三个村子还未被敌人占领。于是，我们请他们搞来了两身农民衣服换上，弄了点吃的，填了肚子，便在他们的帮助下离开了该村。走到山下一个沟湾时，我们把军衣、子弹袋藏在石头缝里，将枪插在腰间，准备一旦同敌人遭遇时就和他拼了，绝不作俘虏。接着，沿一条小路往上走，到了另一座山上时，看见许多群众在那里躲避敌人，顿时浑身增添了巨大的力量。 　　次日(约二十日)，天快亮的时候，从西北方向传来接连不断的隆隆炮声。这使我马上回想起十几天前一份中央的电报，在电报中，党中央、毛主席分析了当前战争形势，明确指出西北保卫战即将到了转折的时候。我判断那炮声一定是我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开始向敌反攻(随后了解到这就是著名的沙家店战役)。不一会儿，群众相继报告周围之敌开始向西北方向撤退，去增援沙家店之敌。我即向群众宣传当前形势，要大家解除顾虑，积极地帮助我军进行反攻。接着和部分群众回到附近一个村子里。在这里见到了杨和亭，他说昨晚喊我的名字的就是他们，并带我去曹抓村见了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由于大家都刚从敌人的“围剿”中出来，见面后格外高兴。他们见我的脚腕子肿得很厉害，即搞来一碗烧酒给我擦洗。当时，让俊贤同志一面迅速派人寻找其他失散人员，一面组织县区武装到敌人退却的路上打击散兵游勇，记得还收缴了一些枪枝。 　　几天后，我们把失散的人员全部集合起来，才知道那次同敌遭遇后，走在前边的大部分人马，经过木头峪转移到了佳县县城。当前边又一路敌人到木头峪时，恰巧他们才过去。另外，得知专区裴仰斗和当时的地委秘书长梅行二人，在失掉联系后，一同进入了山西境内。至此，我们大约一个星期未同西北局联系了。当时，他们估计我们陷入敌人的包围圈里，凶多吉少，非常担心。当收到我们再次发去的电报时，才知道这里发生的情况安然无恙。 　　由于我军取得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敌人遂逐渐向南撤退。我们机关人员随后向绥德义合镇逐渐返回，并一边走一边工作，着重抓了督促各县迅速集合新兵参加主力部队；帮助许多群众解决战争造成的生活困难问题；继续发动群众积极支援部队反击敌人；迎接新的形势和新的斗争任务。同时，为了表达绥德地区人民对半年来艰苦奋战、不怕流血牺牲的西北野战军的热爱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地委、专署和群众团体还在绥德城内进行了一次慰劳部队的宣传活动。并请彭德怀等许多部队指挥员和其他干部会了一次餐，受到彭总的好评。 　　当敌人向南撤退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相继迁到绥德义合镇一带。11月间，西北局在义合镇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会议由贺龙、习仲勋等领导同志主持，李卓然同志传达了全国土地改革会议精神，会议在讨论中，并检查和批评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某些右的偏向，并作出了彻底完成边区土地改革的决议。这时，军分区的个别负责人作了调整，由张达志同志任司令员，吴岱峰同志任副司令员。从此，绥德地区除了继续做好发动群众进行生产救灾，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协助主力部队去外地作战，对榆林敌军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外，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土地改革运动。并结合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内存在的一些不良作风方面。为了做好当地土改工作，我们先在西北局的帮助下，进行了土改试点，然后逐步推开，分批进行。当时，由于有一部分干部对老区进行土改的政策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向农民群众广泛深入地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于1948年初，对一些地主、富农进行斗争时，曾发生过火的行动，经引导，及时得到了制止；佳县一些地方在发动群众的方法上有偏向，只注意作贫、雇农的工作，把中农放在一边，引起一些中农的疑虑、害怕，以致发生死人问题。这个情况被中央同志及时的察觉了，西北局要我去检查纠正，我在作了这一工作之后，返回的途中，借机到党中央驻地——杨家沟，先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检查纠正的情况。那时，毛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已离开那里到晋绥去了，我将情况向周恩来副主席和胡乔木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听后，还作了指示。接着，我又到西北局向习仲勋同志作了汇报，并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当地土改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我于1948年7月，调到西北局任秘书长。此时，西北局已迁回延安。我走后，绥德地委书记仍由白治民同志担任。其他党政军负责人基本未变。 　　 片段回忆/张邦英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