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平(1902—1993)，原名呈瑞，字麟徵。1902年7月1日出生于陕西蓝田县康禾村。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秋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1933年秋被捕入狱，西安事变后获释。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工委书记。新中国建立后，先后担任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长，陕西省委第二书记，中央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长，陕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三大、十四大特邀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93年5月7日在北京病逝。
　　赵伯平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陕西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为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一
　　赵伯平自幼聪颖，敏而好学。 7岁入私塾，后经初高级小学而中学，十年寒窗，苦读不辍。尤以诗文兼优，深得塾师器重。1916年5月，当他得知驻防渭北的陕军把袁世凯的爪牙陆建章赶出潼关后，立即写了“鱼鳖推‘鼋’登皇位，熊罴逐‘鹿’出关中”的诗句，嬉笑怒骂，入木三分。1918年他在灞桥新寺堡国学鸿儒程松亭先生的私塾攻读“泰西诸子”，写了一篇赞颂泰西文人抵制和反对封建制度的论文“万古冥冥，长夜漫漫，忽焉霹雳一声，灵光四射，此事也何事也?马丁·路德改良宗教之事也。”程先生认为这篇论文不仅文字流利生动，见解亦有独到之处。先生惊其才华，连声赞叹“呈瑞年纪小，文章出息何太早!”后来伯平又以刘邦、项羽争夺封建统治的史实写了一篇《楚汉论》的文章，抑项褒刘。程先生认为“不公”，遂讲了一篇唐朝著名诗人罗隐的《英雄之言》，说明“取国家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刘邦、项羽在看到秦始皇豪华生活和壮丽宫廷之后，都情不自禁的发出羡慕之情。西刘曰“居宜如是!”楚籍曰“可取而代!”这些“英雄”们实质上都是在“救彼涂炭”的招牌下涂炭人民。罗隐的文章对伯平触动很深，教育很大，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程先生反封建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反封建的自觉性。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开始在各地传播。赵伯平在进步老师的指导下，读了许多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爱国诗文，深深地激发了他心忧天下的情感。一次，他听了老师讲授春秋时卫国人宁戚“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曼曼何时旦?”的《饭牛歌》，对劳苦人民饥寒交迫，不甘黑暗统治，追求光明的愿望，深表同情，立即写下了“我愿跟老师反封建”的誓言。
　　1920年赵伯平在陕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更多地接受了民主科学的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教育，多次参加了西安市各学校联合举行的爱国反帝活动，和同学们一起高举着“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军阀——铲除!”的大旗，唤醒民众，“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这种爱国反帝的坚定信念，为他后来在极端危难的情况下参加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4年秋，中学毕业的赵伯平，在内忧外患的国难形势下，本想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实现他“跨马持枪雪国耻，不枉男儿生世来”的夙愿。但因“耕读传家”的旧观念束缚，家庭不同意，遂在蓝田县巩村高级小学教书，担任国文教员。他不仅给学生讲授富有爱国情操的古典诗文，而且把《独秀文存》和《新青年》杂志作为教材，同进步师生一起，探求依靠工农民众拯救国家的真理。1926年初，经友人介绍，他与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会面，切磋有关社会问题。并学习研究了《共产主义ABC》和《社会进化史》等书籍，开始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和理解。是年秋，他的同窗好友、共产党员侯德普等人到巩村小学同他商讨在蓝田开展农民运动等问题。10月，又同侯德普等一起，组织数十名青年，发动农民捣毁了军阀刘镇华设在长安狄寨的军粮台，并把抄收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吹响了长安农民运动的号角。年底，他们又利用鸡毛传帖，动员进步青年，在蓝田孟村女校聚会，发出倡议，号召农民联合起来，同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作斗争。1927年1月，赵伯平参加蓝田县农民代表大会后，到许庙地区的山王村创建了蓝田县最早的村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己的武装——自卫队。2月，经侯德普、亢维恪介绍，赵伯平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担任中共长安县引驾回支部书记、农民协会主任、农民自卫队长时，带领200多名自卫队员参加了西安市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五马克思诞辰大会，公开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拥护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7月，西安的革命形势急剧逆转，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险恶形势下，有的党员悲观失望，消极动摇，有的自动脱党，甚至叛党投敌。而赵伯平逆境弥坚，在极端危难的情况下，毫不动摇，继续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9月，中共陕西省委派赵伯平回蓝田整顿党的组织，组建了中共蓝田特别区委，并任书记。1928年3月改区委为县委，仍任书记。从此，蓝田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有一次，国民党蓝田县政府为了镇压西原一带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农民运动，调集了30多名武装民团，明兵暗匪，无恶不作，农民恨之入骨。赵伯平请示省委同意后，组织农民联合地方进步武装力量，采取“诱敌吃请”的办法，捣毁了敌民团，击毙了敌团长，收缴了敌枪支，为农民除了大害，保护了地下党组织，推动了农民运动深入开展。
　　二
　　1930年7月，赵伯平参加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蓝田巩村小学召开的第五次扩大会议，当选为省委候补委员，并被委以中共陕北特委书记的重任。10月初，赵伯平在绥德县合龙山古庙里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为贯彻立三路线，配合全陕组织暴动，根据省委决定，将特委党团组织合并，成立陕北行动委员会，赵伯平任书记，孔祥祯任军委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陕北暴动总指挥和副总指挥。这次会议后，除个别地方贴过一些“左”的标语外，并没有搞暴动。到12月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即停止执行立三路线，撤销陕北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共陕北特委，赵伯平仍任书记。这时陕北特委已划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内部出现了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组织第二党的分裂活动。河北省委内也出现了支持分裂的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当时河北省委内支持分裂和反对分裂的两方都派代表到陕北特委游说，宣传各自的观点。赵伯平和特委常委经过反复研究，明确表示反对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处，并警告他们的代表不准在陕北地区再传播分裂的观点。正在这时，又传来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指示，说立三路线不是“左”而是右，应当继续反右。为弄清真相，赵伯平率特委代表团赴北平、天津向原北方局负责人汇报请示后，澄清了立三路线仍然是“左”而不是右的问题，坚持了正确路线。随后，陕西特委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组织发动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经特委批准，在赵伯平的单线领导下，由共产党员刘善忠、共青团员高朗亭在农村进行秘密串联，组建游击队。到1932年3月13日终于成立了由刘善忠任队长、高朗亭任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4月18日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由于游击队初创，刘善忠遇害，高朗亭受伤，一度处于混乱状态。赵伯平得知，立即派人帮助整顿，并同马明方、高朗亭一起共同研究，于10月1日以中共陕北特委名义作出决定，改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简称红九支队)。后来这支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一起，成为创建陕北、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武装力量。
　　1931年8月，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领导的晋西游击队，由于遭到敌人的重兵“围剿”，无法立足。刘天章与赵伯平联系商定，将这支游击队和党的关系转交给陕北特委领导。当游击队于9月初到达陕北后，赵伯平热情接待，大力支持。并在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的帮助下，动员当地30多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充实了游击队。10月，这支游击队奉陕北特委指示，到达陕甘边的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于1932年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为西北地区第一支正规的红军游击队。
　　1933年5月，赵伯平调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与县委其他同志一起，参与领导了王泰吉骑兵团起义，恢复了三原心字区和武字区革命根据地。当时王泰吉领导的西安绥靖公署骑兵团驻防三原，主动派人与赵伯平等联系，表示要发动骑兵团起义。王泰吉的侄子王振民是共产党员，在骑兵团一连四排任代理排长，也多次与赵伯平和团县委书记习仲勋等秘密来往，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四排起义的准备工作。赵伯平和习仲勋指示他在政治上对士兵晓以抗日大义，启发阶级觉悟，使其自觉地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在军事上加紧练兵整顿，支援渭北游击队。在党组织的教育启发下，骑兵团官兵的抗日情绪逐渐高涨，自觉捐募枪支弹药，支援红军抗日救国。这时，王泰吉又受任“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剿共”总指挥，移驻耀县。但他不愿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反共政策，在“剿共”期间，他跟在红军部队后边，追而不击，虚张声势，假报战果，使敌人的“围剿”计划破产，红军不战自胜。同时他又急于率部起义，一面托人转告省委，说他要发动起义；一面又亲自找到三原中心县委常委周芝轩汇报了他的起义计划。赵伯平将王泰吉的起义计划及时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立即派余海丰等到耀县和王泰吉一起研究起义的具体安排。接着又派杜衡到三原传达省委支持王泰吉起义的指示。7月21日，王泰吉率骑兵团在耀县城起义成功，并将起义部队改名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到三原县武字区陵前镇召开军民联欢大会，赵伯平代表三原中心县委和人民在会上讲话，祝贺王泰吉起义成功，并给起义部队送了慰劳品。王泰吉也给三原中心县委赠送了一部分枪支弹药，感谢地方党组织和人民对起义部队的支持。后来义勇军在返回耀县途中，在辘轳把村与敌军遭遇，激战失利，遂于8月上旬回到照金苏区根据地，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成为陕甘边红军游击队的一支骨干力量。
　　1933年6月，当时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背着省委强令红二团孤军深入敌人统治严密的渭华地区，进行冒险的军事行动。省委得知后，立即由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和赵伯平等一起，在县民教馆开会，批判和纠正杜衡的错误，并由三原中心县委派人急迫红二团返回。但因为时已晚，红二团已渡过渭河到达蓝洛地区。后在敌人重兵“追剿”之下，惨遭失败。赵伯平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后，一面派人寻找二团失散人员，一面又动员渭北党组织和游击队，积极协助渭华党组织把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安全护送到照金苏区。当时红二团的一位负责人杨琪途经三原见到赵伯平时失声痛哭，埋怨“刘志丹招致了这次南下失败”。赵伯平当即向他说明南下失败完全是杜衡一意孤行造成的，如果听了刘志丹的话，就不会犯这次错误。并将省委在三原民教馆开会批判杜衡错误的真相告诉杨琪，劝他“不要错怪志丹同志”。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为了重振军威，鼓舞士气，赵伯平向省委建议，红二团南下虽然失败，但三原武字区和渭北游击队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更加强大，可以此为基础，组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继续高举红军战旗，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省委立即同意赵伯平的建议，于1933年7月24日在三原焦村堡宣布省委决定，改渭北游击总指挥部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7月26日在三原武字小道口村举行授旗典礼，赵伯平代表三原中心县委对红四团的成立表示祝贺。7月30日，红四团在富平淡村老户沟全歼张德润民团，一举出名，敌人惊恐，遂集中6个团的兵力进行“围剿”。红四团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撤回照金苏区。后来这支部队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3年8月，因叛徒出卖，赵伯平被捕入狱。西安事变后无条件获释。在3年多的铁窗生活中，赵伯平同共产党员吕剑人、韩学理等一起，团结狱中难友，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敌人又多次刑讯，赵伯平始终守口如瓶。敌人见他“坚不吐实”，又玩弄新的伎俩，以判死刑恐吓。赵伯平镇定自若，既不屈服，亦不乞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最后敌人判他有期徒刑10年，他一笑置之，蔑视地说：“判我10年，看你们岂能统治10年?!”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赵伯平主管陕西国统区党的工作和对敌斗争工作，卓有成效。他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精干荫蔽”的政策，总结推广了许多好的经验。他提出要使党的组织精干荫蔽得好，关键在于保证党员质量。党支部不在于庞大，而在于有战斗力；领导机关不在于人多，而在于有才干；党员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质量好，“量的多少不能离开质的好坏”。他认为影响党员质量的主要是三种人，即思想上动摇的“怕死鬼”，行动上乱闯的“冒失鬼”，粗心大意、不守纪律的“马虎鬼”，必须从组织上、思想上认真整顿。他还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反对一切、盲目孤立自己的关门主义倾向，提出了“不生硬、很自然、不特殊、很一般、不狭小、很普遍”的社会活动三原则，要求地下党员“要机动灵活，不要奸猾狡诈；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要把人当人，谨防鬼捣鬼。”在党的组织形式上，为严防敌人破坏，赵伯平提出要采取“辣椒式”的“单线联系”，即一个地方的党员只发生垂直关系，不发生横的关系；一个地方有两个以上党组织的也不发生横的关系，即使这个组织破坏了，那个组织还可以继续坚持斗争。对在国民党机关内部工作的党员，赵伯平提出要善于“阳奉阴违”，保护自己。在活动方法上，一是“鸭子浮水”，表面不动底下动；二是“外圆内方”，既要善于应付，又要坚持原则；三是“假巴多拉”，既要善于假意巴结上司，又要多方团结中间分子。这样“借庙修道”，“同僚合群”，即可达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使地下党扎根于群众之中，粉碎国民党妄图孤立共产党的阴计。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康生搞“抢救失足者”运动，以“莫须有”的罪名，把陕西地下党打成“红旗党——假共产党”，使许多同志蒙冤受屈。赵伯平顶住压力，挺身而出，上书党中央，用大量对敌斗争的确凿事实，戳穿制造“红旗党”的谎言，为陕西地下党正名。后经党中央甄别平反，证明陕西党组织是纯洁的、可靠的，许多同志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还壮烈牺牲。陕西地下党的历史，是一部光荣的革命斗争史。
　　解放战争期间，赵伯平主持中共陕西工委和关中地委工作，对恢复和发展陕西国统区党的组织，发展和壮大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配合西北野战军解放关中和大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10月，中共中央急电赵伯平，要求“以十二分的把握”把中原突围的李先念等同志护送回延安。当时敌人贴出布告“拿住李先念，赏洋五百万!”在这种严峻情势下，如何保证顺利通过400多华里的关中敌占区，赵伯平日夜操劳，同沿途各地下党组织的负责同志一起，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精心安排，终于在人民群众和各界统战朋友的掩护下，闯过重重关卡，保护李先念等安全回到马栏转延安。30年后的1980年9月，李先念在回忆这段传奇般的惊险历程时，对赵伯平说：“陕西地下党是个好党，工作做得很出色。当年我走的那条路，表面上是白区，实际上很安全，简直是一条红色地下通道。”这是李先念对赵伯平等领导的陕西地下党工作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人们不能忘记，在西北人民解放战争中，赵伯平单线领导在隐蔽战线进行斗争的西安军事情报组，打进敌人心脏，搜集大量军事情报，为我军制定针锋相对的战略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特别是打入敌国防部联勤总部第七补给司令部的共产党员杨荫东，精心绘制的敌《兵力配置补给情况一览表》，将西北地区敌人步兵团以上、特种兵营以上的军官姓名、驻地、军械装备、补给情况等都一一按战斗序列填人表内，使用时一看便知。这个“一览表”，一份放在敌军司令部的作战室，一份经赵伯平转交给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此后胡宗南军用地图上23万兵力标签的每一移动，在彭德怀的军用地图上也同时移动。1948年2月，胡宗南的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两个整编师向宜川推进，妄图阻击我军南下。彭德怀急电赵伯平，要求在3日内将刘戡的军事行动报告西北野战军前委。当此燃眉之时，地下交通员就把杨荫东的一份详细军事情报送到赵伯平手里。赵伯平一分钟也没有停，就急电彭总。当刘戡率部于2月28日到达宜川西南的瓦子街时，即陷入我军早已布好的埋伏圈内，激战两天，全歼敌军，称为“宜瓦大捷”。彭德怀对赵伯平说，你们的情报很及时，很可靠，对瓦子街战役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并向赵伯平颁发了一枚功勋奖章，幽默地称赞：“我们的军队虽然比胡宗南少的多，但我们有一支无形的军队却比胡宗南强的多!”
　　四
　　新中国成立后，赵伯平先后主政西安和陕西工作，对医治战争创伤，开创西安工作新局面，恢复和发展陕西经济，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西安工作期间，他创造性地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镇反政策，采取领导、专案人员与群众共同判案的方法，稳准狠地打击敌人，成效显著，多次受到西北局和党中央的表彰。在陕期间，他长期主管农村工作，反复强调农村稳则大局稳，农民安则人心安，对农业和农民问题十分关心。他对关中和陕南、陕北的地理民情了如指掌，对群众生产、群众生活、群众情绪、群众利益关怀备至。早在1948年春，关中老区进行土地改革时，一些地方发生了乱划阶级成份，侵犯中农利益。赵伯平发现后，严厉批评，坚决纠正。他指出，土改中右是不对的，应该划而漏划了地富成份是错误的；但把本来不是地富而乱划错划为地富，这种“左”比右更坏。宁“左”勿右，以“左”为正，看似可爱，实则可悲可憎。它扩大了打击面，破坏了党的政策，脱离了广大群众。他提醒地县干部纠正“左”，既要谨慎，更要坚决。对于错划了地富成份的，即使一户一人，也要坚决纠正过来。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左”的影响，包产到户问题，在陕西争论时间长，范围广，纠了搞，搞了纠，上纠下不纠，明纠暗不纠，几经反复，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生产上不去。赵伯平体察民情，敢讲真话。他直言不讳地说“把包产到户提到两条道路斗争上，是过分的，不妥当的。”1962年7月在中共陕西省委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期间，他曾提出“包产到户不是旧事物的复活，而是新事物的萌芽，很可能是中国农民的创造。”他反复强调，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是要坚持的，但在做法上不能单一化，要多种多样。如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扩大自留地、划小核算单位等等，都有因地制宜的适应性，符合农民的意愿。他还坚决反对取缔和关闭城乡自由市场，主张放开搞活，活跃集市贸易。他说“放则活，关则死，关的结果，把近市变成远市，明市变成黑市，低价变成高价，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利。”他的这些难能可贵的创见，在当时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和推广，反而受了错误的批判。这是一出有案可稽的悲剧。
　　五
　　赵伯平是个满腹经纶的学问家，也是个卓有建树的戏曲活动家。从30年代到60年代，他一直参与和领导了陕西戏曲文艺界的许多重大活动。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创作了《新考试》、《大上当》、《抓壮丁》、《祁半仙》、《特种学校》等秦腔现代剧本，从不同角度有力地宣传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1942年，为配合延安整风，赵伯平先后改编了《三滴血》、《石达开》、《民族魂》等大型剧本，剔除了封建宿命迷信的庸俗情节，增强了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在延安公演后，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好评，称赞这三个剧本改编得好，把反对教条主义、分裂主义和投降主义同党的整风运动紧密结合起来，针对性很强，有普遍的教育和鼓舞作用。
　　五六十年代，赵伯平身负党政重任，仍然在工作之余，与其他同志合作创作和改编了《取桂阳》、《破宁国》、《辕门斩子》等历史剧，被推为传统剧改编的精品。《游西湖》和《赵氏孤儿》两个剧本，也是在赵伯平的主持下，经过反复讨论修改，使这两个传统剧的人物塑造、感情抒发、意境烘托以及唱词道白等都达到了美的境界，历演不衰。1956年春天，赵伯平主持召开了全省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戏曲改革座谈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全省戏曲特别是对秦腔的继承和改革作了精辟的阐述。在表演艺术上，他针对一段时期粗制滥造和抛弃历史遗产的现象，要求演员在“唱、白、做、打”等方面苦练基本功，做到有棱有角，有板有眼，有韵有味，有声有色，把十八般武艺学到手。他的这个讲话，对当时贯彻“双百”方针，繁荣陕西戏曲起到了鼓舞、激励和推动的作用。特别在抢救弦板、阿宫和同州梆子等传统优秀剧种上，赵伯平有特殊贡献。同州梆子戏被人们称为各种梆子戏的鼻祖，销声匿迹近40年，濒临灭种的境地。赵伯平心急如焚，亲自组织班子，抢救老艺人，改编旧剧本，招收新演员，排练新剧目，终于创建了一所具有陕西地方特色的戏校，使这个古老剧种获得新生，博得了“老树红花，别具一格”的赞誉。
　　保护西安明城古迹，赵伯平功不可没。1958年有些人借口“大跃进”，把西安城墙视为封建遗迹，主张拆除。他力排众议，上书国务院，请求保留。在习仲勋的支持下，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古城墙被列为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经全面整修，墙、河、林、楼、路综合治理，面目一新，现已成为全国惟一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旅游景点。
　　六
　　赵伯平为人，光明磊落，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他的突出特点是知难而不退，临危而不惧，遇险而不惊，蒙冤而不怨。早在1929年，曾因一个叛徒背着赵伯平私自代他登报声明脱党，被组织上做了“一时的政治动摇”的结论，他一直被蒙在鼓里。时隔数十年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2年9月经过复查，才真相大白。正像复查报告中讲的：该“脱党声明”纯系叛徒所为，赵伯平没有责任，撤销原结论，还了他的清白。50年代后期，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左”倾思潮，他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既不随波逐流，也不人云亦云，敢于实事求是。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他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保护了戏曲文艺界一批作家和艺术家。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根据康生捏造的罪名，错误地指责习仲勋等利用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赵伯平不为临祸而改节，坚持“石可破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赤”，始终不揭不批，保持沉默。别人多次劝他发言表态，他严肃地说“不表态就是表态。仲勋是个好同志!”他认为迎合某些领导人的需要，就会丢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灵魂，丢掉共产党员的党性。他说：“一个革命者的骨气和节操是很重要的。死有什么可怕!我们的死不一定重于泰山，但也不能像有些人那样，墙头草，随风倒，落井下石，诬陷好人，那就太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了。”十年浩劫中，赵伯平被监禁达7年之久，刑讯逼供，备受折磨。在“监护”中，监管人员多次要他揭发别人的所谓问题，他宁可自己蒙冤受辱，也不投其所好，写违心材料，被称为“一字不屈”的倔老头。
　　赵伯平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直至耄耋之年，仍然孜孜不息，埋头书案，笔耕不辍，撰写了10多万字的回忆录和党史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艰苦朴素，两袖清风，衣食生活从不讲究。他的日常饮食就是“一日三餐家常饭，包谷糁子米儿面，芥末稀饭干馍片，红白萝卜辣子蒜。”他的衣服，特别是衬衣，多半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极端鄙弃奢侈浪费。1968年4月，在“文革”的艰难时期，他还写信嘱咐老伴教育孩子们珍惜现在，毋忘过去，不要福中不知福。他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对同志既严格要求，又亲切关怀，从不整人。用他的话说，是“包公脸，婆婆心”。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受了他的批评甚至训斥之后，不仅不存芥蒂，反而更加亲近，视他为严师诤友。
　　赵伯平一生是忠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有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强党性；他有一身正气，勇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铮铮铁骨；他有豁达大度，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坦荡胸怀；他有探赜索隐，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他忠诚党的戏曲文艺事业，终生爱戏写戏，呕心沥血地创办戏曲院校，精心培育了大批优秀的戏曲艺术人才，被誉为“丹心育奇葩，好雨润百花”的艺苑公仆，剧坛知音。赵伯平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感人至深，是我们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