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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两赴关中特区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

一、纠正“左”倾错误，开展关中工作 　　习仲勋平反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并担任了中央党校训练班第三班的班主任。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习仲勋认真学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对于党的新政策的掌握和理解水平，为今后开展新的工作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加紧开展着巩固和恢复根据地政权的工作。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并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委，将陕甘革命根据地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关中特区和神府特区，统归西北办事处领导。同时，成立了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两个省委和两个特委的工作。 　　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行政区划调整后，原陕甘边南区根据地划为关中特区，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建立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归陕甘省领导。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派习仲勋去关中特区担任领导职务。习仲勋结束了在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活，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为了让习仲勋更好地理解和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毛泽东安排习仲勋参加了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习仲勋回忆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会上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完整地阐述了中共的政治策略，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① 　　当时，南区根据地的工作局面与陕甘边南梁中心区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从1935年春至同年冬季，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兵力对陕甘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进行了第二、三次大规模的“围剿”，华池中心区一带几经反复，斗争残酷。但在此时，陕甘边南区根据地因为没有遭受敌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局面相对比较平静，这种形势为南区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发展提供了机遇。1935年10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转变为正式的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并陆续正式建立起新正、新宁、永红、赤水、淳耀等5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共辖19个区的党政组织，还组建了新正、新宁、淳耀等县的独立营。在建党、建政和建立地方武装的基础上，南区根据地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南区党委还在1935年冬举办了训练班，培训干部，并在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在新正、赤水、淳耀、新宁等县进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运动，初步打击了乡村封建势力的经济基础，满足了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正当南区根据地各项工作呈现良好发展局面之际，错误“肃反”的阴影也开始蔓延到陕甘边南区根据地。1935年10月，陕甘晋省委派鲁贲任南区党委书记，执行“左”倾错误政策，在南区进行错误“肃反”，逮捕杀害了一批干部，使革命事业的发展受到影响。但此时，由于陕甘边南区距离陕甘根据地中心区域较远，“左”倾错误影响时间不长，加之南区党和政府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在实际工作中自觉抵制“左”倾错误，使“左”倾错误的发展受到限制，当时这块苏区仍然相对比较巩固。 　　在习仲勋离开瓦窑堡去关中工作前，周恩来同志专门找他谈了话。习仲勋后来回忆说：“第一次和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党派我到关中苏区去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恩来同志在瓦窑堡找我和张仲良同志谈话，从整个形势对我们讲了敌情，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瞩地制订战略部署，他那种卓越的军事才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②谈话后，习仲勋立即前往关中特区，途经陕甘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鄜县王家坪时，应来自江西的长征红军干部、时任陕甘省主席的朱开铨的邀请，热情帮助其尽快熟悉陕甘边区的工作情况。朱开铨回忆说：“习仲勋、张策同志被中央派往关中特委，在—上任途中经过王家坪。我们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是在习仲勋同志任主席的原陕甘边区政府的基础上建立的，现在使用的干部大部分都是他在职时使用的。对这些干部，我认为绝大多数都很好，既有一定的工作水平，又比较忠厚老实，我接任陕甘省主席后感觉工作很顺手。为了对这些干部加深了解，我绝不放过这个机会。于是，我把习仲勋、张策同志留了几天，请他们给我介绍这个地区的情况，他们很详尽的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以后，不管是去中央开会还是从中央回关中，经过这里他们一般都要住个两三天，对我的帮助很大。”③ 　　1936年1月，习仲勋第一次赴关中特区。在他的主持下，关中特区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陕甘边南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从此改名为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关中特区党委书记贾拓夫，原陕甘边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副主席张邦英仍担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并增补习仲勋为第一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关中特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机关驻新正县南邑村，从此，关中特区工作逐步摆脱了“左”倾错误干扰，革命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关中特区党委和政府成立后，习仲勋积极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肃清“左”倾错误影响。习仲勋还向特区的广大干部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纠正过去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并结合错误“肃反”的教训，教育干部正确认识错误“肃反”的危害，特区党和政府还创办了一份油印的关中小报，及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特区工作情况和经验，使干部和党员开阔了视野，端正了认识，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各项工作全面开展的基础上，习仲勋积极培养骨干，吸收了大批群众积极分子入党，参加革命活动，进一步壮大了党的队伍。关中特区新正、新宁、永红、赤水、淳耀等县党的基层组织有了大的发展。新正县由原来的3个区委发展到包括甘肃正宁和陕西栒邑、邠县交界地区的6个区委、36个乡党支部，有党员]60余名；新宁县原来仅有九岘、金村2个区委、11个乡党支部，后来很快又在湘乐、石鼓一带建立了2个区委、4个乡党支部，党员数量有了很大发展；永红县建立了3个乡党支部，有党员90余名；赤水县建立了5个区委、22个乡党支部；淳耀县建立了5个区委、31个乡党支部，有党员720名。④ 　　习仲勋还领导关中特区大力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为巩固关中根据地创造条件。1935年11月21日，《中央关于发展陕甘游击战争的决定》指出：“游击战争不但为着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而且它本身带有创造、巩固与扩大苏区的任务。因此，游击战争在这方面，同红军主力的作用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⑤为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中央把当时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划分为绥吴、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关中6个军区。中央要求每个军区至少要建立一个独立团的墓干部队、几个游击队和若干个游击小组。游击队受基干部队的指挥，基于部队受省军事部和特区军事部的直接指挥，并在壮大和巩固的过程中，将其转变为正规红军。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习仲勋对发展和扩大地方武装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将新宁、新正、赤水三县的独立营依次改编为关中独立第一、二、三营。关中特区成立了关中军区司令部，统一领导红一团和关中独立第一、二、三营。同时，大力加强各县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建设，发展和整顿地方武装，关中各县地方武装纷纷建立或壮大。淳耀县组建了淳耀六支队、七支队、八支队、九支队、十支队和淳耀警卫队；赤水县组建了赤水十二支队、十三支队和赤水独立三营；永红县扩建了永红保卫队；新正县组建了特务队、五支队、八支队、新正武工队和新正独立二营；新宁县新建了十八支队、十九支队、二十支队、二十一支队和新宁独立一营等地方武装。⑥ 　　在习仲勋和关中党政机关的统一部署下，关中特区的地方武装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夺回了被敌人占领的许多地区，永红县保卫队曾配合兄弟部队和主力红军作战，攻克了国民党军固守的底庙城，并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进犯的国民党军队，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新宁县的地方武装单独或相互配合作战，寻机打击敌人，开展游击战争，努力扩大、恢复和巩固关中特区。⑦各县区还组建了许多游击小组，在苏区内惩处敌人，消灭土匪，为保卫群众的斗争果实作出了贡献。 　　在游击战争和地方武装大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和偏差，主要表现是：由于环境复杂，干部力量薄弱，游击队发展过猛，致使一些出身不好，思想不纯的人，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混入游击队，导致个别游击队组织不纯，发生了多起叛变事倒。这些偏差给关中特区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后来，习仲勋加强了对游击队的整顿和训练，清除了混入游击队的不良分子，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素质、战术水平和群众纪律观念，进一步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增强了战斗力。 　　在地方武装的有力支持下，关中特区不断扩展。1936年3月，新宁县开辟了第三区，辖九龙川、石鼓、湘乐、鲁家原等乡级政权，共辖九岘、金村、湘乐、平子等4个区级政权；永红县下辖5个乡级政权；新正县下辖6个区级政权；淳耀县下辖5个区级政权。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关中特区在沟通苏区与白区党组织的联系工作方面，发挥了一定的桥梁作用。当时，许多从白区到陕甘根据地或由根据地到去白区工作的党员干部，往往经过关中特区，受到当地武装人员或秘密交通的护送。1936年3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从瓦窑堡出发，去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就是经由这里化装出去的。王世英等从上海进入陕甘根据地找党中央汇报工作，也是从这里进入苏区的。习仲勋等对此项工作任务高度重视，想尽办法，出色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艰巨任务，为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等还领导关中特区进行了土地政策的转变工作。根据中央有关土地政策的指示，关中特区对过去陕甘晋省委采取的一些“左”的土地政策进行了纠正和调整。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依据当时的形势提出：“在苏区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我们应当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佣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等的自由。”⑨对地主的政策，中央也作了调整：“对地主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地主耕种份地之数量与质量，由当地农民群众多数意见决定之。”⑨陕甘晋省委过去在土地革命中执行的“左”的政策给关中特区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习仲勋说：“当时由于在土地政策上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经济政策上没收了小商人的一些东西，以及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政策，造成了关中苏区群众的相当恐慌，对外则形成了赤白对立。”⑩根据中央的土地政策精神，关中特区在土地革命中掌握政策界限，逐步调整了对地主、富农的政策，改变了“将地主赶上山去吃草”的“左”倾观念，使富农也愿意发展生产并进行各种工商业的活动。但在纠正“左”倾过程中，又产生了右的倾向：“把已没收的地主土地又退回了地主，分到土地的雇农和贫农感到地权不稳定，而对革命发生了怀疑。”(11)这种现象在新正、赤水等县比较严重。习仲勋和特区党委政府发现这一新的偏向后，派出工作组纠正错误，“又进行了第三次土地重新调整，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进行了平均分配土地。”(12)调动了农民春耕的积极性，保障了土地革命政策的准确性，减少了工作中的盲目性，防止了偏差的发生，使土地革命适应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土地革命的深入，激发了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关中特区人民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努力生产自救，迅速消除战争的创伤，积极参军参战，大力支援前线，使根据地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 　　正当习仲勋领导关中特区党和政府准备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的时候，国民党东北军对关中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关中特区工作转入了战时轨道，土地政策调整工作被迫中止。 　　二、领导关中特区的反“围剿”斗争 　　习仲勋到关中特区后不久，面临敌人大举进攻根据地的严峻局面。习仲勋领导关中特区地方武装与强大的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1936年三四月间，国民党反动派趁红军主力东征之际，调集东北军6个师的兵力，纠集地方保安队、反动地主民团，对关中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闪击关中特区党委和政府机关的企图，红一团和关中独立第一、二、三营与鄜县两个独立营奉命在鄜县杨家原、套洞原阻击敌军的进攻，掩护了关中特区党委和政府机关的安全转移。战斗中，关中独立三营营长卞德荣英勇牺牲。4月，肖劲光在鄜县主持召开了红一团和关中独立第一、二、三营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决定将关中独立第一、二、三营合编为关中独立第三团。此后，红一团和关中独立三团开赴瓦窑堡，担负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光荣任务。 　　红军主力撤离关中特区后，国民党军进入根据地，大肆烧杀，编制保甲，清查人口，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一些地主豪绅也反攻倒算，实行阶级报复。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关中特区全面失陷，贾拓夫、江华等率大部分武装力量参加西征，党和政府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整个特区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严酷斗争局面到来后，根据中央的指示，习仲勋、汪锋等组成关中工委，(13)留在关中，率领关中各地方游击队，依靠群众坚持对敌斗争。对于这一时期的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情形，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在军事上划关巾为两个作战区域，成立南、北两路指挥部，当时，关中整个5个县份，全部被敌人占领，仅有中心区域，敌人都建立了据点，仅余新宁县一个乡(平道川)敌人是没有骚扰到的。红军游击队也是分散的秘密活动。当时国民党则进行清查户口，编制保甲，收买利诱中共干部投诚叛变。而关中的革命运动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严重形势下，整个党的工作是在一个艰巨的恐怖时刻。因此，当时关中党如何的善于退却，如何的保存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党的严重任务，于是党决定了凡是一些外来于部和群众关系不很密切的人员，而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甚至不能立足的人员，立即分散撤退，不致遭受敌人的逮捕屠杀。虽然个别干部(高乱娃)向敌人投诚，或个别干部被敌人杀害(秦善秀)，可是群众的革命热情是没有被敌人镇压下去的，而始终是站在革命方面的。”(14) 　　在习仲勋的统一领导下，关中特区各个县区的地方武装积极行动起来。新正、新宁、永红等县的地方武装英勇地开展了反“围剿”斗争，神出鬼没地与敌军展开殊死的战斗。新正二支队屡建奇功，一次战斗中，新正二支队被敌军重兵包围6天，弹尽粮绝，战士们只靠野菜和酸杏充饥，但不屈不挠，顽强作战，终于冲出了重围。不久，新正二支队奉命拔除敌军设在西坡的两个碉堡，队长赵铁娃化装成敌军的催粮官，深入敌营探清了敌情，然后在晚上一举端掉了敌人的碉堡，消灭了全部敌军。回民游击队利用熟悉地理环境的有利条件，在子午岭森林中，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与敌人兜圈子，搞得敌人筋疲力尽，掩护了群众，取得了很多胜利。新宁一支队奇袭湘乐川的莲花池的东北军一个连，俘敌20余人，缴获步枪20余支，战马20余匹，机枪1挺。永红保卫队攻克了底庙的敌军据点，极大地震撼了敌人，敌底庙镇长狼狈逃窜，我地方武装收复了苏区的许多村庄，恢复了县委的工作。 　　在习仲勋的教育引导下，关中特区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表现出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新宁县干部在敌人“围剿”时，由杨园子转移到子午岭密林中的龙池一带，昼伏夜出，依靠群众与敌人周旋。后来，敌军大兵压境，截断了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在粮食断绝的条件下，干部们就采集刚刚脱蕾的杜梨和山杏充饥，吃得上吐下泻，浑身打颤。但大家的革命意志没有动摇，坚持了一个月才冲出了重围，转移到月明塬开展游击活动。 　　由于习仲勋领导地方武装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国民党反动派的器张气焰被打了下去，敌人一夕数惊，慌恐不安。曾经不可一世的宁县保安中队长庞明胜吓得逃回了老家，盘踞在盘克的敌人也逃回了早胜。合水的反动民团头子被打得落花流水，连他的卫士也被我地方武装俘获，乘马被缴获，他本人仓皇逃窜，差点送命。一些保安队纷纷缴械投降，有的与我地方游击队订立于互不进犯协定。反“围剿”斗争的开展，也使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得到了提升，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受到了群众的赞扬。 　　5月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习仲勋调往甘肃环县参加西征作战，中共关中工委暂时撤销。不久，汪锋等组建了中共关中临时特委，所辖党组织未变。(15)6月，汪锋赴保安向党中央汇报关中工作，中共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撤销。     　　三、主持七界石会议，扭转危急局面 　　10月间，在西征作战取得辉煌胜利的条件下，中共中央再次派习仲勋返回关中特区，任关中特委书记，开展恢复关中特区工作。在返回关中特区之前，习仲勋按照中央的安排，参加了著名的九月政治局会议。习仲勋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主席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倾向。会上，毛主席还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参加这次会议，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摘‘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振主义。同时，思想上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张闻天同志同我谈工作，说对民团、保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可以先试试。”(16) 　　10月初，习仲勋再赴关中特区。此时，关中特区的工作局面已经非常困难。据习仲勋后来回忆，当他返回关中特区时，“我们的游击队只能隐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17)习仲勋首先在淳耀县槐庄子主持召开会议，恢复了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特委书记，霍维德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随后，习仲勋又在赤水县的七界石召开了关中特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词·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和恢复关中各县区政权问题。会议作出如下决定：以县为单位整顿和扩大游击队，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郭秉坤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统一领导关中游击队。在行动上，则以集中打扰、分散活动为原则；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进步和中间的民团、保甲，孤立和打击少数最反动的敌人；进行整顿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18) 　　七界石会议后，关中特区的反“围剿”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习仲勋后来回忆道：“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根据中央九月会议决议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支武装队伍，都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期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定，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乡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支弹药。这样，到‘双十二’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也壮大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组织也秘密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19) 　　在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关中特区全面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了顺利的开展，各县的地方武装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仅一个月时间，全特区的游击队便发展到14支，500余人，其中半数是新成立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对关中特区又组织了一次“进剿”行动，但迅速被地方武装击败。经过新正的前马原、赤水的郭家掌、淳耀的让牛村等几次较大规模的战斗后，敌人龟缩在据点，再也不敢外出骚扰。 　　习仲勋领导关中特区党政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统战工作，针对敌军的不同情况，灵活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游击队就向他们宣传“打到东北去，收复家乡”、“一家人不打一家人”等抗日号召，教育国民党军的官兵以民族利益为重，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对马鸿逵部队的官兵，游击队则按照回族的风俗习惯，将被击毙的马部官兵集中起来，送到新正县的两个回民乡，由清真寺阿訇对死者按回族习惯埋葬；对被俘人员，在进行了抗日救国宣传后，每人发给路费10元，送回原部。这些工作对敌军的震动极大，使国民党保安队不断分化瓦解，有的向游击队缴械投降，有的逃离苏区，有的与红军游击队签定停战协议。后来，“西安事变”发生，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基本停止了对苏区的军事行动。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决定，以县为单位，组织力量全面出击，仅用10多天时间，不但收复了全部苏区，而且开辟了新的区域。关中特区及其所属的各县党和红色武装完全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四、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反“围剿”斗争胜利后，习仲勋根据“西安事变”后新的形势，逐步转变政策，在关中特区认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1936年12月，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怂恿下，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调动大批军队，由东、西两个方向向西安推进，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夺占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讨伐军”由何应钦任总司令，下属两个集团军。东路集团军10个师，由刘峙指挥，从东面直逼西安，先头部队5个师已进至华县；西路集团军10个师，由顾祝同指挥，拟由甘肃靖远、宁夏同心、陇东环县向甘肃陇西、天水集中，尔后向东进攻西安。 　　为了支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粉碎何应钦“讨伐军”的东西两路进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经庆阳、宁县、正宁、长武，邠县、咸阳、兴平，进至兰田、商县以南，协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突击敌东集团军，力求歼其大部或一部；以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陕甘宁独立师，在环县附近牵制敌第一军；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在定边、盐池、吴旗警戒宁夏之敌；以红八十一师(后恢复红二十七军番号)东进延安。 　　2月26日，红军主力进至宁县、正宁地区时，蒋介石已被释放。敌东路集团军由潼关东撤，红军即在关中特区一带休整待命。不料蒋介石获释后，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将军，并指使其部队对西安进行军事压迫，以东面的10个师、西南和西北面的15个师，向西安对进。1937年1月，国民党中央军重新进逼西安。1月3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将领：“时局变化，亲日派回师进攻我抗日联军，唯有万众一心，巩固团结，坚决作战，争取最后的胜利。”1月5日，由杨虎城将军领衔，在西安发表了一份态度严肃、措辞强硬的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将军和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1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坚决要求南京政府立即下令停止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高级将领，在杨虎城的主持下，共同协商和拟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红军主力迅速出击，红一军团进至西安之淳化、三原、耀县地区；红十五军团进至西安东南一带；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进至崇信、灵台地区；红二十七军(即红八十一师)进驻洛川，准备支援东北军、十七路军作战。同时，红军接替了东北军在延安等地的防务。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由保安迁至延安凤凰山麓。从此，延安这座庄严雄伟的古城，成为指引全国人民革命方向的灯塔，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由于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做好了对付蒋介石“讨伐军”进攻的准备，加之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和杨虎城将军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及国内外舆论压力，“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2月初，进至三原、泾阳、耀县一线的红一军团返回关中特区的正宁、宁县及栒邑一带驻防，军团部驻正宁宫河镇，第一师驻正宁罗川，第二师驻宁县早胜镇，第四师驻栒邑县境内。不久，红十五军团也返回陇东根据地，进驻庆阳和西峰之间的驿马关一带，军团部驻驿马关城内，直属骑兵团驻庆阳桐川一带，七十三师驻西峰什社，七十五师驻镇原孟坝镇，七十八师驻彭原义门村。这样，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全部返回根据地驻防整训。 　　当时，西峰镇是国民党甘肃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并由甘肃地方军阀鲁大昌盘踞，红军未能进驻，但红一方面军的驻防分布实际上对西峰构成了包围态势。 　　西安事变后，红军主力云集关中特区，给习仲勋带来了喜悦和信心。当时，习仲勋身处关巾特区反“围剿”斗争的艰苦环境中，对于党在西安事变后政策的变化情况并不了解，他认为发展关中特区的大好时机到来了。习仲勋回忆说：“双十二事变后，全国政治形势起了变化，整个革命运动高涨起来了，党对西安事变发表了团结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但是因为关中交通不便，没有及时接到中央指示，因此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方针没有接到指示，为了不失时机，即决定各地以县为单位的红军游击组织向外出击，扩大恢复苏区、争取民团、保甲自动交枪。”(20) 　　借着主力红军到来的这股东风，习仲勋领导关中特区军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收复失地、扩大根据地的行动，他们发动群众，搜集武器，打击国民党军队，抓捕豪绅恶霸，摧毁国民党地方政权和保甲组织。当时，在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同志们的思想中还没有什么友区、友军的概念。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昨天的“围剿”根据地的敌人今天成为抗日友军，这样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前线战斗的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同志们在思想上不是瞬间就可以实现的，也缺乏这样的精神准备。 　　一天，习仲勋接到了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来信，信中说，彭德怀要约见习仲勋和关中特委的同志，传达党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后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习仲勋立即与张策一道去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见到了在西征战役时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彭德怀同志。彭德怀向他传达了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要求习仲勋和关中特委的同志们转变观念，注意尊重友区和友军，正确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对此，习仲勋说：“中央红军南下以后，传达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政策以后，关中党才停止了扩大苏区和消灭国民党军队的行动。”(21) 　　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了，中共中央根据时局转变及时制定了新的重大方针和政策，这些都给地处陕甘宁根据地最前沿的关中特区的地方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引起了习仲勋的思考。很快，习仲勋领会了中央的新精神，根据关中特区的实际，习仲勋领导党政组织及时调整政策，停止了扩大苏区的行动，把对友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突出的地位，利用红一方面军主力进驻的极为有利的时机，积极与主力红军密切配合，动员群众，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 　　4月，关中特委和特区苏维埃政府移驻新正县马家堡。为统一指挥关中特区的地方武装，设立关中特区司令部，张仲良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此后，中共中央通知习仲勋作为关中特区代表，到延安出席重要会议。习仲勋遂前往延安。 　　在延安，习仲勋连续参加了三个会议，这些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5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同日，习仲勋出席了中共陕甘宁特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5月2日—14日，习仲勋作为关中特区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作为当前党的中心工作任务，使习仲勋明确了斗争的任务。5月15日，习仲勋出席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发展，提出要将陕甘宁特区转变为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域、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与军事的模范区域、实现民主共和制的模范区域的伟大任务。会上，选举了由17名执行委员、6名候补执行委员组成的中共陕甘宁特区第一届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后，习仲勋回到关中特区，在6月间召开了关中特区各县、区委书记会议，传达了会议精神，为贯彻党中央“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方针，习仲勋对关中的具体工作作了新的部署。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关中特区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及时调整根据地内部的各种组织，将苏维埃政府改为抗日救国政府；取消了共青团，成立了青年救国会；取消了贫农团，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等广泛的群众组织，停止了扩大苏区和打击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为了保证转变政策和和调整组织工作的顺利进行，关中特区对干部开展了以转变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针对于部群众中存在的许多思想问题做了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保证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 　　习仲勋为了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增进各界人民对红军基本政策的了解，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发动关中特区各级地方党政组织和红军主力一道组成了流动宣传队，深入山区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采取边宣传，边肃清匪患的方式，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使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爱护老百姓，是真正的为穷苦人谋利益的，诚心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群众觉悟起来后，纷纷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从中涌出来了不少积极分子。党组织吸收他们入党或参加红军，进一步壮大了抗日队伍。 　　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在南下关中和北返进驻宁县、正宁、栒邑地区时，也曾参与了关中特区的抗日宣传活动，向关中特区人民群众广泛宣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启发群众的抗日觉悟。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曾在宁县南义井召开了军民大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宣传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同时为了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邓小平还在南义井听取了关中特区新宁县组织部长王秉祥、统战部长李积成的汇报，对关中特区党的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促进了关中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为了避免国共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保证关中特区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习仲勋领导关中特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展了划分界线的谈判。这项工作开展得非常成功，在当时影响很大，受到了社会各界舆论的高度赞扬。 　　当时，关中特区的新正、新宁、永红、赤水、淳耀等5个县与国民党正宁、宁县、栒邑、淳化、耀县等县所辖地域犬牙交错，国民党军在关中特区的边沿地带挖战壕、筑碉堡、设路卡，进行军事威胁。新正、新宁、赤水、淳耀等县为保卫苏区，同国民党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双方毗邻地区，长期形成了拉锯状态，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为消除红白对立的局面创造了基本条件。习仲勋及时组织和领导关中各县积极与国民党地方当局沟通联系渠道，在各县开展划界谈判工作，分别划定各自辖区的界限。为了指导这项工作，习仲勋还派出关中特委统战部长杨载泉参与了各县的划界谈判。 　　新正县与国民党正宁县的划界谈判是在1937年3月进行的。新正方面代表是郭廷藩、杨载泉，国民党正宁县方面代表是其县长朱门、教育科长巩保初等，并邀请驻正宁罗川的红一师政委邓华和国民党平凉党部书记长为评判人员。谈判共进行了三轮，在谈判中，新正方面代表以抗日大局为重，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在有原则、有条件的前提下，作了必要的让步，将已建立区乡政权的长乐原区(即新正红五区)让出。经过新正代表的艰苦努力，双方最终达成了划界协议。协议规定：新正县与国民党正宁县辖区的界限是，南起杨家畔、解家川、半川、上南坡头以东，北起西五畔沿沟以西为两县分界限。划界后，新正县辖5个区，28个乡，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人口34000余人。 　　新宁县与国民党宁县方面的谈判于4月进行。第一轮谈判，因双方对平子、良平、盘克、杨畔的归属问题争执很大，未能达成协议。不久，又举行了第二轮谈判，新宁县代表是王秉祥、杨载泉，国民党宁县方面代表是其县长王序宾、保安大队长师保元、中队长庞明胜。红二师驻宁县代表王子宜也参加了谈判。为了维护抗日大局，新宁县作出了让步，最后双方商定以“西安事变”当天双方占据的区域为准划分区域的归属。协议规定：沿庞家川、黑庄子、马家崖窑、东五畔一线，以东属新宁县，以西归国民党宁县。这样，新宁方面将潘村岘子以西包括盘克镇划归了国民党宁县，平子半坡村虽然从1934年起就是红军的游击区，但因未建立苏维埃政权，也划归了国民党宁县方面。协议达成后，因南仓一带百姓强烈要求脱离国民党区域，故而双方再次举行谈判，最终商定将南仓也划归了新宁县。划界后，新宁县辖3个区，14个乡，面积3000平方公里，人口13000余人。 　　在此前后，赤水、淳耀等县也经过多次谈判，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划界协议。关中特区的划界斗争获得了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促进了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和发展，为关中特区的革命政权赢得了宝贵的和平，为红军主力出师华北敌后抗战，建立了巩固的战略后方基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时，关中特区的新正、新宁、赤水、淳耀等各县“均属八路军的后方，军民协作，相安无事，前线之军心赖以维持，后方之团结赖以树立。”(22) 　　习仲勋和关中特委还利用红军主力进驻友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时机，在国民党管辖地区开展建党工作，采用派民运干部开展救亡运动，建立群众组织等方式，培养革命骨干，建立和壮大党的队伍。当时，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开展工作的主要区域是宁县、正宁、合水、栒邑、淳化一带，先后在上述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关中特委和红军在宁县建立了中共宫河支部、早胜党支部，在正宁建立了中共纪纲党支部等。4月，关中特委在栒邑、淳化设立了红军募补处，分别归属关中特委领导。淳化红军募补处，主任王伯栋，对内做党的工作，下辖3个党支部，主要活动于淳化县城和方里、润镇一带；栒邑红军募补处，主任薛和肪，对内代行中共栒邑县委职能，下辖两个区委，9个党支部，主要活动于栒邑县城及张洪、土桥地区。(23)到1937年上半年，在关中特区周围建立了中共合水县委、中共栒邑县委和宁县工委，扩大了革命影响。 　　为了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扩大红军、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中央军委在1936年12月发出指示：利用一切机会扩大红军。习仲勋和关中特委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号召各县把扩大红军作为重要工作，积极动员贫苦农民青年参加红军。1937年2月，关中特区新正、新宁两县的所有地方游击队被整编为关中第四游击大队，全大队共400人。3月，第四游击大队在富平补充到红四师中去，扩充了主力红军。 　　总之，“西安事变”后，习仲勋和关中特委经过半年的艰苦工作，使关中特区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为抗日战争做了必要的组织、思想和物资准备。同时，习仲勋和关中特委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进一步发动了各界人民群众，掀起了关中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关中特区抗日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使之与陕甘宁边区的其他地区一起，最终成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战略后方。 　　①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0日。 　　②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 (1979年4月8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02页。 　　③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39页。 　　④《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12--115页。 　　⑤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下)。 　　⑥《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12--115页。 　　⑦《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14--115》页。 　　⑧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第730页。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第730页。     　　⑨“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936页。 　　⑩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陕西省档案馆全宗33号，案卷1号。 　　(11)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陕西省档案馆全宗33号，案卷1号。 　　(12)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陕西省档案馆全宗33号，案卷1号。 　　(13)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陕西省档案馆全宗33号，案卷1号。 　　(14)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陕西省档案馆全宗33号，案卷1号。 　　(15)《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09页。 　　(16)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0日。 　　(17)习仲勋：“红刚照亮了陕甘高原”，《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0日。 　　(18)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1943年1月3日)，陕西省档案馆全宗33号，案卷1号。 　　(19)习仲助；“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0日。 　　(20)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陕西省档案馆全宗33号，案卷1号。 　　(21)习仲勋：“关中党史简述”，陕西省档案馆全宗33号，案卷1号。 　　(22)“朱德彭德怀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陕甘宁边区”(1939年12月25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301页。 　　(23)《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15--116页。 　　 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