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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对丁玲的关心和帮助

王增如

1982年到1986年，我在丁玲身边工作的时候，就听她说过，习仲勋很能干，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后来，我又亲眼所见、亲身所历了习仲勋与丁玲之间的一些交往，有几件事情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习仲勋两次批示，称赞丁玲是一位革命的老作家! 　　1985年4月初，丁玲和陈明在广西参加了全国高校理论研讨会之后，到了陕西。 　　她此行的目的地是延安。从1936年到1945年，她在陕北住了10个年头。从她离开陕北至今，又过去了40个年头。延安，是她创作思想和写作风格的重要转折点。她在那里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一批党的高级领导者和军队高级将领，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再访延安，一直是她有生之年的强烈愿望。 　　4月4日，丁玲夫妇由杜鹏程夫妇等人陪同，在西安参观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1936年10月，丁玲羁留西安等待进入陕北解放区时，就住在那里。她向纪念馆同志详细介绍了当年房间内的布置陈设，又为纪念馆题字留念。下午，在陕西省作协，丁玲会见了刘志丹夫人同桂荣等老人，然后与陕西省作家和大学中文系师生座谈，讲了很长时间的话。她思维敏捷，语言明快，说古论今，当场答问，会场内的气氛十分热烈。在场的新华社记者徐士杰深受感染，之后他又专门采访过一次丁玲，写成《创作自由及其他》一文，传回总社，后来发表在新华社的有关刊物上。 　　4月21日，文章刊登的当天，习仲勋就看到了，丁玲谈话的观点，一下子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新华社西安讯 著名作家丁玲同志最近去延安探亲访友，途经西安时，对当前我国文艺界一些敏感问题，向记者谈了她的一些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作家要正确理解创作自由，正确理解党的号召与行政干预是不同的……近几年间，从总的方面看，党对文艺界并没有太多的行政干预。这两年有那么多的新人新作涌现，而且有不少是很好的作品，很有希望的作家。行政干预过多，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文艺领域的现实可以说已经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党对文艺的一系列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行政干预，确实非摒弃不可。但党的号召和行政干预不同。党号召作家走向生活，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群众干四化、搞改革的崇高思想，给作家指出最广阔的创作天地，这体现了党对作家的关怀和爱护。不难设想，我们的作家如果离开了四化、改革的沸腾生活，而只关心小院、小街、小窗里的琐事，那他的创作自由恐怕只能是狭小天地里的自由。至于你深入了生活，采集了素材，要写什么人物，用什么题材，是没有人会去干涉的。 　　二、创作和评论一定要百花齐放、一定要百家争鸣。创作自由，评论也要自由，允许批评反批评……作品不能批评，听到一句批评就跳脚，这样的作家不会有很大的作为…… 　　当时，戏剧家协会正在开会，讨论中也涉及创作自由的问题。当天，习仲勋就把这份材料批给了正在主持会议的剧协主席曹禺，并且在上面写了一段批示：“请曹禺同志阅退我。丁玲同志讲得好，真不愧是位革命的老作家，青年作家应该向她学习。这也证明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精神她是领会得很深刻的。” 　　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是1985年1月召开的。习仲勋之所以提到那次大会，是因为在会议之后，文艺界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几年党对文艺界干涉过多，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自由，由此影响了文艺的繁荣。影协、剧协等全国文联下属协会召开换届大会时，一些很有名气的协会领导人(如夏衍)落选，局面失控。中央认为，在文艺界一部分人中间，对于四次作代会精神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习仲勋觉得，丁玲的思想和党中央是一致的，这篇讲话有理有据，她又是一位资历很深的老作家，这些话从她口里讲出来，有利于纠偏，有助于澄清文艺界的一些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很符合党中央的意图。 　　这时，丁玲已经回到了北京。4月22日晚上，她在家里接到习仲勋打来的电话。习仲勋赞扬她在西安的讲话讲得好，并且告诉她说，已经把这份讲话批给了曹禺。 　　曹禺在剧协会议上传达了这份材料后，退回给习仲勋。习仲勋意犹未尽，4月24日，他又在这同一份材料上，给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写了一段批示：“秦川同志：请您亲自去看看丁玲大姐，她如同意发表她在西安的谈话，请她修改后，加按语或写一短评在《人民日报》发表。”习仲勋的字比较大，这两段批示，把这份材料的天头及空白处几乎写满。 　　秦川和丁玲住在同一幢楼里。4月23日晚上，他遵照习仲勋的指示，登门拜访，给丁玲拿来习仲勋的批示，请她修改那篇讲话。后来，该文以《丁玲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为题，刊登在6月24日《人民日报》上。 　　就在这篇文章刊发出来之后不久，有一位上海的老朋友来看望丁玲，谈话中间谈道：有人曾经向习仲勋告状，说丁玲在下面很活跃，很“左”。习仲勋告诉那个告状的人说，丁玲这个人不“左”，她很正!当时关于丁玲“左”的传言一时很盛，但是习仲勋没有听信。 　　有了这两件事，丁玲感到，习仲勋理解她，了解她，也支持她，他们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相通的，所以后来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向习仲勋求助。 　　二、习仲勋帮助丁玲解决《中国》的编制，并说：刊物还要办下去! 　　由丁玲和舒群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1985年正式出版发行，但是由于当时机构改革、工资改革正在进行之中，所以编制一直批不下来。《中国》的主办单位是中国作家协会，他们也感到无能为力，因为批编制的事由中直机关编制委员会管。没有正式编制，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不了，丁玲为此十分着急。无奈之中，她想到了习仲勋。 　　1985年7月6日，丁玲给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打了一个电话，约见习仲勋。7月9日下午，丁玲和陈明应约去习仲勋处，向他反映了《中国》至今没有编制名额，工作难以为继的问题。习仲勋听了，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难，答应帮助解决，并鼓励说，刊物还要办下去! 　　7月13日，丁玲因为糖尿病、肾病加重，要去首都医院住院。下午，我来到木樨地她的家中。那天很热，丁玲看我满头是汗，说，你先坐下歇一会儿，总书记前几天送荔枝来了，还有几个，你也尝尝。说着，陈明就从冰箱里拿出荔枝，个儿很大，很红。陈明告诉我，这是福建荔枝，是前天中央办公厅寿照明副局长代表胡耀邦总书记送来的，来人还说，艾青、爱泼斯坦等人也都送了。 　　这么好的荔枝，那时在北京是稀罕物，市场上难得见到。我说，给周欣留着吧!周欣是丁玲十分疼爱的外孙，那时还在上小学。丁玲说，有周欣吃的，今天习仲勋也送荔枝来了，派秘书送来的。我又问，《中国》的编制问题有消息吗?丁玲说，昨天上午又给习仲勋打电话问过，也告诉他我要住医院了，齐心同志接的，她说习仲勋已经和胡耀邦汇报了，没问题，让放心。那天下午，丁玲住进首都医院(现北京协和医院)。 　　过了两天，7月15日深夜，丁玲家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把陈明从睡梦中惊醒。他看了一下表，已经11点50分了，心中突然掠过不祥之兆：是不是丁玲的病情有变化，医院打来的电话?他赶紧走进客厅，拿起话筒。电话中传来熟悉亲切的陕西口音，是习仲勋的声音。他告诉陈明：编制问题已经告诉有关领导了，让作协给《中国》几个名额，《人民文学》不是有30个名额吗，不要再增加新的编制名额了，就从作协解决。陈明很感动，说：这么晚了，您还没有休息，还在想着这件事。习仲勋说：明天我去北戴河，如果再不行，可以找我的秘书，给我挂长途电话。他又关切地问起丁玲的身体情况。陈明说：丁玲想赶紧把编制的问题解决了，住到河北蔚县去写作。习仲勋说：丁玲同志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可以不下乡了，你要特别注意她。 　　第二天，丁玲听说了这件事，既感动，也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她给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写了一封信，把习仲勋的意见告诉他，信里写道：“目前《中国》的工作人员，只有三个名额(是作协暂借的)，分到编辑部的名额，只有一人。对于《中国》，这实在是有关存亡的严重问题。这一困难，曾向你、邓友梅、杨子敏同志当面详谈过，谅能得到你们的谅解。但是至今，没有名额，缺乏合适人员的现况，仍毫无变化。想来，这一困难一时难于解决。七月九日，我拜访了习仲勋同志，谈到了没有编制名额的严重情况，仲勋同志十分关切，说将设法帮助解决……我自然知道，作协也会有困难，但比较起来，你们解决困难的能力和条件，远非《中国》所能比拟的，希望你们能给《中国》以平等待遇。” 　　7月25日，丁玲再次给习仲勋写信： 　　《中国》创办，原是响应党中央实行全面改革的号召，计划试行民办公助，思想上由作协党组领导，经济上逐步做到自负盈亏，不吃大锅饭，不向国家伸手。去年十二月经国家出版局批准，《中国》不是民办公助，而是作家协会所属的两个大型文学刊物之一。这时已届岁末，因此作协来不及把《中国》的编制名额、经费预算等列入八五年的年度计划，只临时借给三个编制名额和年度业务包干费十万元。现在时逾半载有余，刊物已出了三期，这一情况没有丝毫改善。《中国》既不是民办，也不像公办，和作协领导下的其他几个期刊相比，很难说没有天壤之别。 　　日前，我为此专门写了一信催问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同志。达成同志说，“如能得到您的文字批示，当作为特殊情况处理”。为此，我只得再次向您呼吁，恳请转告有关方面，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我们的编制名额问题，适当进人，以济燃眉之急，不胜盼祷。对于已经出版的头三期刊物，更加盼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批评。 　　您政务繁忙，我却以这些琐事一再麻烦您，心很不安，实在也是出于不得已，请多多原谅。敬祝暑安! 　　她把信寄给习仲勋的秘书，请他转交。 　　8月25日，丁玲再次致信习仲勋，向他呼吁说：“《中国》从明年一月起改为月刊，目前正在进行筹备。在这一紧急关头，特再申请，千祈你在百忙中赐以关照，通过作协或其他有关部门，切实给《中国》解决几个临时编制名额。与作协所有大、小期刊编辑部的人数比较，《中国》编辑部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恳切陈辞，还请早日批示。” 　　在习仲勋的关照和有关同志的努力下，事情终于得以解决。8月26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编制委员会发出[1985]11号文《关于〈中国〉杂志社编制问题的批复》：“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一九八五年八月廿三日你会关于申请《中国》杂志社编制的来函收悉。经研究，同意《中国》杂志社事业编制十五人。” 　　从7月初到8月底，丁玲电话、信函、面见习仲勋，达六次之多，习仲勋都耐心答复，多方协调，在丁玲十分困难的时候，帮了她的大忙。 　　三、习仲勋指示首都医院大夫：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丁玲的生命! 　　1986年春节过后，丁玲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住进了重症监护室。虽然首都医院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甚至施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丁玲的情况仍然不见好转。2月17日一早，漫天飞雪，遍地皆白。重症监护室主任陈德昌把陈明找去，告诉他说，现在丁玲的肺、心脏不好，肾也有问题，各种药物都用了，但是没有效果，如果继续发展，恐怕就这一两天时间了。有些领导和老同志要见她一面，就请他们来吧。 　　陈德昌向来出言谨慎，话讲到这个程度，看来情况已经相当严重。陈明立刻要我和丁玲的女儿蒋祖慧分头给一些同志打电话，报告丁玲病危的消息。 　　上午10点多，艾青第一个来到病房，难过得流下热泪，连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紧接着贺敬之、柯岩、高铁等也来到医院探视。 　　下午2点多，习仲勋和齐心来到丁玲床前，探视之后，专门听取陈德昌汇报，详细询问了治疗情况。 　　习仲勋特别对医生强调说：“丁玲是很有名望、很有影响的老作家，这位革命的大姐，人很好。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她的生命。” 　　在习仲勋等中央领导的关怀和医护人员的大力抢救下，丁玲的病情曾经一度好转，延长了半个多月的生命。3月4日上午10点45分，丁玲逝世。 　　中午12点30分，习仲勋将电话打到首都医院，对陈明说：“我11点50分听到丁大姐逝世的消息，心里很难过。请你节哀，请作协把后事办好。” 　　四、在丁玲丧事安排上，习仲勋当机立断! 　　丁玲生前长期受“左”倾错误的迫害，身上被泼了许多污水，陈明希望通过悼念活动，给丁玲恢复名誉，给她一个公正的评价。他要求举行追悼会，遗体覆盖党旗，“丁玲生平”全文在报纸上发表。为此，陈明打电话约见习仲勋，向他寻求帮助。 　　1986年3月10日下午3点半，我陪陈明赶到了中南海勤政殿。走进习仲勋的办公室，他热情地和我们握手。这是我头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他，他那黑里透红的脸膛，朴实的微笑和一口浓重的陕西话，让人感到很亲切。 　　陈明先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习仲勋不让他再说下去，关切地问：“现在都有什么问题?中组部中宣部怎么定的?” 　　习仲勋说：“遗体告别也是纪念仪式，生平也是对历史作评价嘛。不开追悼会是中央已经作了决定的，不开追悼会，遗体告别可以覆盖党旗嘛。”陈明马上说：“给丁玲覆盖党旗，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习仲勋环视四周，问：“李伯钊大姐盖没盖?”有人回答：听说是盖了。李伯钊是1985年4月逝世的。 　　“李大姐盖了，丁大姐当然也可以盖，都是作家嘛。干脆打电话找郑伯克来，把这些事定下来。”习仲勋一边说着一边打电话，请中组部副部长郑伯克马上来。 　　在等待郑伯克时，习仲勋又和陈明聊起了往事：“丁大姐我是很佩服的，她去年在西安的讲话讲得很好，我马上批了字。” 　　陈明提到丁玲被人说成“棍子”，被泼了许多污水，所以最好还是给她开追悼会，澄清一些不良影响。 　　这时，郑伯克走进来。 　　习仲勋问他：“李伯钊大姐盖没盖党旗?” 　　“不清楚。”郑伯克答。 　　在座的秘书插话：“听说盖了。” 　　习仲勋说：“既然李大姐盖了，那就破个例，给丁玲同志也覆盖党旗。”他又感慨道：“陈明同志对丁玲同志是很好的。” 　　陈明说：“我也是为党工作，本着一个党员应该做的去做，可我也保护不了她，还是党救了她。” 　　习仲勋说：“‘文化大革命’中谁也保护不了谁。有些事以后还要有些规定。”“丁大姐的悼词，也就是生平，可以评价高一些，她在现在的女作家中也是这个了。”习仲勋说着竖起了大拇指。“同时也还有个国内国外影响问题。缺点就不要说了，谁没缺点呀?我也就是四六开，死后能三七开就不错了。” 　　说到悼词，我冒失地问了一句：“生平能全文发吗?”又补充说：“只有2500字。” 　　习仲勋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只有2500字，可以全文发。一个是覆盖党旗问题，一个是生平全文发表问题，就在这里定下来，不要再报告来报告去了。” 　　告辞的时候，习仲勋忽然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了。陈明补充说：“她在北大荒下乡14年。”习仲勋又问我：“你是哪一年出生的?”“1950年。”“那比我女儿还小一岁呢，桥儿是1949年生的。那我叫你小姑娘没叫错吧。”他和陈明握过手，又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北大荒14年，不简单。” 　　后来，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丁玲的遗体仍然没能覆盖党旗，北大荒人献了一面绣有“丁玲不死”的大红旗。习仲勋同志拍板决定的其他问题，全都得到了落实。 　　(作者系丁玲同志原秘书)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