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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终生难忘的会面

忽培元

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习仲勋”这个名字了，是从祖父讲的故事里听到的。 　　当我1989年有机会同习老见面时，我的祖父已去世多年，习老也已经是70多岁高龄的老人。 　　那是早春二月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农历大年初三晚间，突然接到陕西省委办公厅的通知，说习老有一篇纪念班禅大师的文章要写，要我立即到机关接受任务。我当时在陕西省委研究室工作，早几天就听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老回到阔别多年的陕西考察工作。到了机关才知道，起草小组由习老的老部下、省人大副主任李连璧牵头，我和另外两位同志参加。当时已是夜里9点多钟，负责联络的同志讲，习老眼下在宝鸡市考察，明天一大早想接见起草小组，并谈文章的写法和内容。于是我们连夜赶往宝鸡。一路上，李连璧讲了许多解放初期习老主持西北局工作时的情况，末了很有感情地说：“习老和马老他们是西北革命的重要人物。你们年轻，又能写，以后可以把他们的革命经历写出来，对青少年是很好的教材。”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宝鸡渭河边上一家新建的宾馆见到了敬仰已久的习老。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会客厅里光线很好。我们坐在沙发上喝茶等待。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身着整洁深色中山装的习老在省委书记张勃兴陪同下，神采奕奕地走了进来。金色的阳光，照耀着他，使那笑容可掬的脸更加显得容光焕发、精神矍铄。我们站起来，李连璧迎上前去。 　　“噢，连璧同志，你身体还好吧。” 　　“我好着哩，还是瘦，习老身体好?” 　　“嗯。只是还不能称老。在西安也许勉强可以，到了北京就不行啦。我才70多，北京80岁的人还多哩。”说着爽朗地笑起来。大家也都笑，原先思想上的那一点紧张和拘束感顿时无影无踪了。 　　接着，李连璧把我们三个人一一作了介绍。 　　习老很高兴，要大家坐下说话。 　　张勃兴说：“习老，李主任他们四个人是昨天连夜由西安赶来的，路上车还坏了，早晨5点多钟才到，几乎一夜没睡觉。” 　　习老说：“大家辛苦了，特别是连璧同志，也70多了吧。你是我点的名，50年代，你就任陕西省委秘书长，一说要在陕西找人写文章，我首先想到了你。他们几个是你的助手吧。” 　　李连璧说：“习老有什么想法就说，我今天还是你的秘书长。” 　　“对，咱们再合作一次吧。” 　　大家都乐了。客厅里的气氛更加宽松而愉快。一夜辛劳，随一阵谈笑风生，早已不知去向。习老开始谈自己的想法。他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唉，白发人送黑发人啊!班禅大师比我小20多岁。1951年他应中央人民政府之召赴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17条协定的签字仪式，路过西安我们见面时，他才十几岁，长得眉清目秀、和善聪慧、举止文雅、彬彬有礼，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要由青海动身回拉萨去，西北局负责派员护送，我还专程赶到西宁为他送行。那次临别，他哭了，握着我的手说：‘习书记，我一定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局的重托，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努力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我和班禅大师从此成了知己朋友。他几十年如一日，对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真心拥护，对毛主席、党中央和祖国人民坦诚拥戴和热爱，为西藏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从个人交往来讲，我们相处很好。他对我很信任，心里有什么话，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就找我来谈。直到去世前这一次进藏，他还专程到我家里。我见他胖得走路都不灵便，便提醒他说，你可不能再胖了，太胖对心脏不好。他笑着说，习书记，我这是专门养的老佛爷形象。藏族僧众看到我瘦了不好。我说你老佛爷形象也得符合医疗保健哇!他说他还年轻，等这次回北京就减肥。我这才放心了，两人手拉着手，我送他出门上路。谁料到他会一去不复返……” 　　“班禅大师的一生，是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为争取西藏自治区的文明进步、发展和繁荣而努力奋斗的一生。他不幸逝世盾，中央决定我写一篇文章来悼念。并建议由中央统战部负责起草，我想来想去，还是到陕西找人一道来写。我对班禅大师的感情要体现充分，语言要平实真诚。要突出他的爱国思想和热爱西藏人民的赤胆忠心。不要突出我个人，更不要居高临下，政治说教。” 　　那次见面，总共不到一个小时，习老谈话的时候最多也就半个小时，但他那语重心长的一席话，简约深邃，动情透理，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次强烈的感召和震撼。对于我，更是深深地体会了情真意切、胸怀坦荡和虚怀若谷这样一些成语的真正含义。 　　第二次见面，大约是过了一周。纪念班禅的稿子起草好后，习老要回北京了，李连璧去送别，回来说：“习老提出要见见你们几个。”于是，在西安人民大厦后五楼，我们又见到了习老。一见面，习老就说：“我对连璧同志讲了，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习老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很动情地说：“西北革命中，我们牺牲了许多好同志啊，像刘志丹和谢子长同志，他们的斗争经历都十分丰富，很值得写。你们年轻人可以抽出时间，做做这件事情。把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很有必要。” 　　习老语重心长的这段话，坚定了我利用业余时间了解和反映西北革命历史的决心和信心。 　　习老返回北京后，又请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和人民日报社的几位老同志对纪念班禅的稿子进行了反复加工修改，最后定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习老做事高度认真的精神令人感动。 　　第三次拜见习老，是1997年4月在深圳。此时我已在延安市委任职。听说习老住在这里，就很想一见。经同秘书联系，说习老需要静养，不便会客。第二天，我却出乎意料地接到电话，说习老提出要见延安来的同志，我很感动。十多年不见，习老身体比我想象得要好得多。他一见面便问：“听说你回到延安工作，这很好。我也很想回延安看一看。延安的铁路修通了没有?” 　　我说：“修通了。每天向西安发一对客车。货运列车也不少。” 　　“石油和煤炭开发怎么样?” 　　“原油年产量达到100多万吨，煤炭产量突破600万吨。” 　　习老高兴地说：“这几个大项目都是1984年你们在北京召开经济汇报会上定的。” 　　我说：“就是。那次会议的筹备我参加了，习老对我们工作支持很大。” 　　习老说：“中央应当支持延安的建设，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根本。” 　　随即，习老又问：“延安石油和煤炭储量有多少?” 　　我说：“现已探明石油储量4.3亿吨、煤炭储量71亿吨。” 　　习老听了很高兴，说：“嗯，很有发展潜力。但是你们要注意合理开发、科学利用，要搞好环境保护。陕北的荒山绿化，也是一个大问题，可以做大文章。” 　　我点头称是，心里难以平静。80多岁高龄的老人，还如此关注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怎能不令人感动。 　　“延安的老乡生活怎么样?”习老又问。 　　我说：“80%以上的农户解决了温饱问题。” 　　习老说：“这很不简单，你们有什么好办法?” 　　我说：“主要是走生态农业的路子，就是改变过去广种薄收的老耕作习惯，改变单纯的打坝修梯田的办法，讲究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并重，退耕还林还草，搞户包小流域治理，收到了显著成效。群众讲是‘山绿了、河清了、民富了’。枣园乡有一个庙沟村搞得最好。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后充分肯定。” 　　习老很高兴，又问：“其余20%的人打算怎么办?” 　　我说：“我们开展扶贫攻坚，采取各级干部下去包村包户的办法，计划在三年之内脱贫。” 　　习老说：“这个办法好。就是要保证干部下基层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现在听说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干部成天高高在上，吃喝玩乐，怎么能不脱离群众?干部下到贫困地区包村包户扶贫，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自然就和群众打成了一片，群众没有不拥护的道理。我们过去就是靠宣传发动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才取得政权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 　　会见结束了，习老提议大家合影留念，并且坚持把客人送出楼门口。我走出好远了，一回头，还见习老站在那里，挥着手说：“回去问候延安的同志们好。” 　　我答应着，眼睛湿润了，一路上心中总是翻腾着两句话：“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根本”，“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这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人生格言，也是一位年逾八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晚辈的赠言。 　　三次见面，习老给予我的教诲是丰富而令人终生难忘的，它将永远鼓励和鞭策着我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努力实现党的宗旨，顽强攀登完美的人生境界。 　　(作者系中共陕西省延安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协原主席)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