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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书记身边工作二十年

张志功

岁月易逝，回顾我在老领导习仲勋同志身边工作20年的日日夜夜，不禁浮想联翩，感慨万端。 　　1950年3月，我在西安由青年团西北工委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给习仲勋当秘书，直到1964年。由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党内斗争的原因，习仲勋被无辜戴上了“反党分子”的帽子，随后下放到河南洛阳，我则全家下放到山东济南。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分开了14年。1978年4月他任广东省委书记，重又把我调到他身边继续当秘书，直到1984年5月。我内心一直深深感激老首长对我的莫大信任和关怀。我的成长与他的言传身教、亲切教导是分不开的。 　　在这前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的职务变动过许多次，但是不管他工作怎么变动，担任什么职务，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会副主席，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一直称他习书记。20年相处，他是我的首长，是我心目中的好书记，又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们建立了革命的深情厚谊。他的几个孩子自小就亲切地叫我张叔叔，长大工作了，也依然叫我叔叔，亲如家人。这20年是紧张战斗的20年，也是我与习书记亲密合作不断学习进取的20年。 　　我初当秘书的职责是收发文电、抄写文件、处理群众来信、接待来访，后来又兼管生活及保卫，参与起草文件等。多年相处，深切感到习书记忠于党中央、忠于党的事业，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干部和人民群众极端地热忱。 　　在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期间，习仲勋是周恩来总理的好助手、好管家，无论大小事情，方方面面，凡安排会议、处理文件、解决问题，等等，只要经过他的手，都办得妥妥帖帖；起草文件、写讲话稿，更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甚至文件发出去了，还在思考有无不妥之处，有时竟要我取回来重新改过，周密仔细到如此程度！他一贯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博得了周总理的赞许。后来，他在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省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都始终保持了这种优良的工作作风。 　　待人以诚 广交朋友 　　习书记一向对人诚挚宽厚。不论在西北、在中央，还是在广东，他在工作中结交了各族各界各阶层的许多朋友，特别是不少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等，还有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上层人物，如十世班禅大师、喜饶嘉措、黄正清等，真正做到同他们坦诚相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成为挚友。大家一致赞誉习书记是统战工作的典范。 　　原民革中央主席屈武，是习书记的陕西老乡，又是老朋友，一次去家里看望他，新上岗的门卫战士不认识，被挡了驾。这位老朋友进去后先不说缘由，见面头一句就对习书记略带讽意地说：“贵府真是侯门深似海啊！”习书记起初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当弄明白是门卫慢待了他时，当即向他赔情道歉，两人一笑了之。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的党外人士余心清，和习书记共事多年。1958年秋，余心清和周总理的秘书许明、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丁乃光等一起去西北几省考察，一路深入基层、开会座谈、听汇报、参观工农业生产。习书记对“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浮夸风、瞎指挥，很有看法。在批评这些方面冒进蛮干的同时，也对地方工作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文化大革命”初期，余心清被造反派当成“牛鬼蛇神”揪斗，不仅身心受到摧残，人格也受到莫大的侮辱，终于不堪忍受而愤然自杀。事后习书记非常惋惜地对我说：“余心老是一位跟着党走的高级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为人正派。‘士可杀不可辱’，他哪能受得了那种侮辱呢?我那时要是在北京，开导开导他，兴许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习书记的一位亲密战友，曾因在一些问题上与习书记意见不尽一致，一度疏于来往。但习书记却与人为善，不计前嫌，宽容大度，从不说人家一个不字，反而总是念叨他的长处和优点。当这位战友病故时，他不仅亲往吊唁，沉痛哀悼，而且亲切慰问其家属，帮助妥善处理后事。至今许多党内外朋友谈起习书记，都念念不忘合作共事的旧情厚谊，并异口同声地称赞说：习书记是个好领导。 　　习书记不仅在国内广泛地联系和团结党外人士，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还把统战工作做到国外。1979年至1981年，我跟他几次出访澳大利亚、美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在各国海外侨胞举行的欢迎宴会和座谈会上，他畅谈国内外形势及祖国的日益繁荣强大，讲爱祖国、讲大团结及祖国统一的必要性，并欢迎海外侨胞回大陆观光和投资。1981年，到瑞典出访时，适值“台湾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在那里召开“欧洲华侨代表会议”，他认为这是做国民党工作的好机会，便让华侨代表给毛松年捎信说：“如果毛松年愿意见我，我乐意见他，谈两岸三通，谈和平统一，什么都可以谈，都是中国人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和平统一祖国的博大胸襟。 　　爱护干部 平易近人 　　他体贴关心干部，无微不至。对犯错误的同志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真心爱护，热情帮助，从不整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工作中，他保护了许多干部。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曾有人攻击他，说他包庇“历史反革命张某某”，袒护“特务王某某”。历史验证全不是事实。 　　青海省原省长孙作宾，也是一位革命老同志了，1957年被打成右派，降为省图书馆馆长，情绪低落。在那个年代，党要求人们要同右派划清界限。出于保护自己的原因，大家都怕与右派分子接触。在孙老处境极为困难、急需人帮助的时候，习书记于1958年来到青海视察工作，特地不避嫌地看望了他，给了他以莫大的精神安慰和鼓励。 　　“文化大革命”期间，西安造反派把习书记从洛阳揪到西安批斗，一度关在西北大学。1967年夏秋之际，陕西师范大学红卫兵把我从济南也揪到西安，要我配合他们提供习书记的所谓反党材料。一次，西安某个造反派组织在陕师大礼堂召开“拼刺刀会”批斗习书记，把我也带到会场。红卫兵不懂政策，一味蛮干，胡批乱斗，他们硬要习书记交代“反党”罪行。在场有的人揭发习仲勋1959年率团出访苏联会见赫鲁晓夫，并质问“为什么赫鲁晓夫要见你”，以后又到东德拿望远镜瞭望西柏林，有里通外国的嫌疑；还揭发习书记家里设有秘密电台，等等，逼他当场表态交代。习书记辩解说：“出访苏联会见赫鲁晓夫、在东柏林瞭望都是事实，但绝无里通外国和私设秘密电台之事。”造反派听了很不满意，既呼“打倒”，又喊“砸烂”，不依不饶，万般凌辱。我亲眼目睹了这次“拼刺刀会”的全过程，不禁心酸落泪，痛心疾首，向天发问：习书记老革命何罪之有?竟受这般侮辱。事后，习书记对红卫兵小将不但无怨无恨，还开脱说：“他们年轻幼稚，革命道理懂得不多，单凭一股热情，容易受蒙蔽上当，不能怪罪他们。”对于当场揭发问题的人，习书记也不计较，并帮助他解决困难问题。这反映了一位政治家的大度和宽广胸怀。 　　同志有病住医院，无论是同级或下级，习书记工作再忙也要抽空去探视慰问，处处体现党的关怀和温暖，大家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习书记善于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心里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谈，毫不拘束。过去的战友、同事，基层的干部群众，凡是到了北京或者广东，他都挤时间热情接见他们；有经济困难的，特别是来自革命老区、对革命有过贡献的群众，还帮他们买票送上火车，并给以必要的补助。他把这看作是密切联系群众、了解下情的极好机会。群众称赞习书记官做大了，没有一点架子，一样平易近人。回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之所以带领部队能打胜仗，解放初期他领导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除了战略、战术和中央政策对头以外，主要还得益于他的为人和有一个良好的群众基础。 　　廉洁自律 不搞特殊 　　习书记一言一行，很注意政治影响。他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他的住宅已经很破旧了，硬是不让粉刷维修，家具、沙发、地毯陈旧了，也不让更新。他很注意节约，绝不铺张浪费。 　　1958年春天，他和周总理、彭老总一起去河南三门峡，召集豫、陕、晋三省领导人开会，研究三门峡水库坝高问题。会后到三门峡、陕县、偃师县参观座谈，接见干部和群众，他一直在总理及彭老总的后面，有意避开记者镜头，不让突出报道自己，反映了他非常之谦恭。 　　他讨厌摆谱，反对搞形式主义。几次出国访问，或是下基层调查研究，既不带警卫员，也不带医生护士，只带必要的工作人员。我跟他几次出差，都是身兼数职，既是秘书，又是警卫和勤务员。下乡时，不事张扬，轻车简从，只允许少数地方官员陪同，绝不前呼后拥，尽量减少地方麻烦。1958年秋，他到陕西省基层视察工作，代表国务院到蒲城等县探望下放劳动锻炼的机关干部。地方干部好心组织群众及小学生打着小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发现后非常恼火，严厉地批评他们这种做法，说干部搞特殊化是不正之风，此风绝不可长；又说他虽然“官”做大了，也只是一个人民公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兴师动众搞这一套。说得他们都不吱声，欢迎的人群也偃旗息鼓悄声散了。 　　1978年4月，习仲勋到广东任省委书记时，特别不适应酷暑，到了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那时省委只有常委会议室有空调器，他的办公室及住处只有风扇，酷热难熬。澳门知名爱国人士、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先生见此情景，就好心主动给广东省委送了三台空调器，指名分给习书记一台。省委接待处通知我去取回后，我以为习书记定能收下马先生的馈赠，谁知他坚决不同意接受，当即叫我原封不动地送回省委接待处，让装到省委会议室大家享受。他就是这样廉洁自律，不搞特殊化，与广大干部同甘共苦。 　　1978年秋，习书记在广州开完干部会以后，随即到粤东地区搞调查研究。每到一县，都有县委书记、县长一班人远远地在边境迎接。最后离开时，县委原班人马又远送出境，好像是早已有的一种礼仪。大家不以为然，习书记却非常反感，认为劳民伤财，脱离群众，影响很坏，坚决制止了这种做法。 　　在广东任职近三年期间，习书记无论上班、开会、下乡，还是参加外事活动，一直坐的是一辆小面包车，机关给他配备豪华进口小轿车，他坚决不要。杨尚昆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时，也同他一样坐小面包车。两位老革命、老同志如此艰苦朴素，给广大干部作出了榜样。 　　习书记初到广东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才一年多，千头万绪，百废待兴。既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又要狠抓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更要筹划改革开放，向中央要权，“杀出一条血路”，创办特区。群众知道他从前曾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对他期望甚高，形象地说他和杨尚昆加在一起“吨位重”。1979年初，我收到大量给习书记的群众来信中，有一封不署名信指名批评他“习以为常”，意思是他初来时劲头很大，后来雷声大，雨点小，政绩不突出。习书记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讲了这封信，表扬了写信人敢于进言的精神，他说批评对他是个鞭策，提醒他戒骄戒躁，更好地工作。习书记讲话以后，这件事很快流传开来。群众反映他作为省委第一把手敢于开诚布公作自我批评，说明他作风民主，心底无私，为大家树立了榜样。 　　广东省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结为友好省州。应新州政府总理的邀请，习书记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于1979年11月出访，返回时途经香港参观访问。按当时政策规定，每人可免税带一大件家用电器如彩电、电冰箱等，因为价格比内地便宜很多，那时出国人员都竞相采购。但是习书记在香港定了一条纪律，明确要求大家回去时带头不买不带任何大件家用电器。同志们都很自觉遵守，以致从香港乘火车到广州车站下车时，迎接代表团归来的同志及铁路工作人员发现我们13个人竟然没有一件大件家电时，都很惊奇了。这件事影响很好，一时传为佳话。以后他几次出国，仍是带头什么也不买，不仅大件不买，小件也不买。他坚决反对崇洋媚外，说国人一定要自尊、自重、自爱，要长志气；产品现时没有的，或者质量不如人家的好，承认自己落后，努力自强不息，奋斗10年20年就赶上去了。 　　习书记当“官”几十年，从不谋私，不讲私人情面，不给任何人、任何地方批钱批物。一次，他的家乡“父母官”进南京找他要物资。那时物资很紧张。他坚持原则没有答应，并讲了为什么不能批的理由，地方官表示谅解，还说在领导面前上了一堂党课。 　　习书记对夫人齐心一贯要求很严。齐心本人也很自觉、自爱，不因是首长夫人而自恃高贵。她不参与政务，却很支持习书记工作。与平民百姓一样，在生活上从不表现特殊，在工作上也不甘于落后。齐心在中央党校工作时，离家很远，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来去都乘公共汽车。难能可贵的是她在党校奶婴儿期间，为了避开下班乘车高峰，连续几年让保姆抱小孩提前坐公共汽车回家，待她下班回到家里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 　　习书记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先后离开他时，大都被分配到边远贫困地区。两个警卫员，杨荫华去了西藏，卫焕新去了内蒙古，还有几位同志下放陕、甘。他们听党和习书记的话，没有挑挑拣拣，没有要求提高级别待遇，同首长依依不舍地话别后，都心情愉快地踏上了新的征途。习书记不因他们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就特意照顾和提拔他们，而是让他们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为人民服务。 　　1979年，习书记除兼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外，同时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为了便于联络工作，军区领导请示他，希望给我在军区某个部门安排一个职务。他表示不妥，没有答应。他就是这样，毫无私心，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对秘书一向高标准严要求，从不封官许愿。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因为习书记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所以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也都严于律己，谨慎从事。我在工作中，有时难免没有领会他的意图出些差错，往往受到他极其严厉的批评，但都是中肯的善意的肺腑之言。由此总结经验，我才不断有所进步，有所提高。 　　1979年冬，江苏省亚明先生等几位书画名家应邀到广州做客作画，由省委出面接待。闲暇时我也有一点欣赏字画的雅兴，那时我若是求一张名人字画，应该是很方便的，但我考虑到自己是首长的秘书而没有启齿。在习书记一贯严字当头的影响下，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能自觉地时时处处以他为榜样，注意影响，遵纪守法。 　　教育子女 勤俭节约 　　像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习书记的生活十分简朴，穿衣吃饭概不讲究。有几套毛料中山装只在会见外宾和参加重大政治活动时穿，平时就穿布衣布鞋。内衣、裤子破了，补了穿，舍不得轻易扔掉。平常吃饭主要是面食素菜，鱼虾很少上桌。饭菜只求可口，不太注意营养搭配，完全按北方人的生活习惯，招待来客也一样。全家平均月开支，是20世纪50年代中央领导人当中消费水平偏低的。我当时帮他管账，领工资及日常开支都经我手。他的孩子看电影、坐公共汽车用几毛钱，买一根冰棍花五分钱也向我要。我对他们花钱抠得也比较紧，有时甚至有点过于苛刻。因为我管钱，每一笔支出，哪怕是几分钱，都要记账。月终，我把当月的收支流水账单送给习书记看。孩子们都怕自己用多了钱被爸爸批评，小小年纪就懂得自觉约束自己，自小养成了良好的节俭习惯。至今姐弟几个聚在一起见我时，还常常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这许多童年往事。正是由于严格的家教和环境的熏陶，才使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成“黑帮”子弟，并分别到陕西农村插队或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战士，都能经受住考验和磨难，由此也锻炼和造就了他们，成为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材。 　　生活多彩 风趣盎然 　　习书记平时除了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工作外，有许多项业余爱好，生活得很充实。 　　他喜欢跳交谊舞。作为健身，每周六晚活动一次，有益于身心健康，消除疲劳，提高工作效率。他始终精神饱满，心情愉快，精力旺盛，坚持参加此项活动。那时文娱活动比较单调，所以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经常相约参加舞会，一来休脑强身，二来借此机会相聚，海阔天空畅谈。 　　20世纪50年代，由于他主管中央宣传部和政务院文教委工作的关系，看文艺演出的机会较多，对京剧及豫、越、粤等地方剧都产生了兴趣，对家乡戏秦腔情有独钟。和戏曲界很多演员特别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常香玉等都很熟悉。他和周总理同著名剧作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是好朋友，同北京人艺及人艺的几位主要演员也很友好，常有往来，人艺一旦有新戏演出，必然邀请他们两位。他们也乐于观看。 　　习书记比较注意锻炼身体。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好的身体，就难以做好工作，生活也不幸福。下放洛阳期间，他每天早晚两次坚持徒步走几十里路。 　　习老家住北京东城区交道口，中央一度改革警卫制度，撤走了警卫，我就跟他上下班。为了锻炼，从住地到中南海办公，来回途经北海公园，侧顺道走进去，边走边看，步行半小时，走得他满头大汗却觉浑身清爽。住宅院内有一小块空地，他和工作人员一起劳动，种了许多品种的蔬菜，一年下来还真收获不小，乐在其中。 　　20世纪90年代初，习书记已是耄耋之年。经中央同意，他主要是在深圳休息，那里是他领头开创的特区。我每年都要去看望他一次，为他祝寿。他的住处挂了历届中央领导人和他的合影，还有不少名人字画和鲜花布满房间，十分温馨。著名作家、书法家周而复亲笔书写的寿联挂在墙上：室有芝兰春自韵，君如松柏翠常青。对习老而言，此情此景，十分贴切。饭后我俩促膝畅谈，从回顾他当年革命的故事，到谈论国际国内形势，又关心问及我个人的生活、家庭情况等，说长道短，亲如父兄。笑谈中，我静静地注视着老人，他长者般的慈祥和蔼常令我感怀不已。想当年，他驰骋疆场，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英雄气概，何等潇洒，又何等地威武！步入政坛，独当一面，辅佐总理，处理国家大事，指点江山，又是何等地游刃有余！ 　　蒙受冤屈 壮志犹坚 　　1962年的夏天，中央领导人都到北戴河开会去了，习书记留在北京，周总理要他“看家”。大热天，他忙着主持召开一个全国性会议。北戴河会议后，紧接着中央在北京召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会不久，风云突变，习书记正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习书记作为一位老党员，打从十几岁参加革命起，就一贯忠诚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竭尽全力为党工作。他万万没有想到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提出：《刘志丹》小说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为叛徒高岗翻案，并且宣扬习仲勋自己。康生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念了这个条子，习书记就这样被打倒了。这时，他犹如掉进了万丈深渊，百感交集，怅惘痛苦，无法分辩。 　　八届十中全会进行到后期，一方面继续揭批习书记，要他检查交代，同时决定成立以康生为首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另一方面，在9月25日突然对我实施隔离审查，实际就是秘密变相关押。由公安部一位科长深夜把我押送到东城区西总布胡同一幢三层楼房，怕我跳楼，还把窗户都钉死，通宵达旦开着灯，八名警卫人员日夜轮流看守。整个关押期间，我的家人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更不知道我的去向。专案审查委员会认为我跟随习书记多年，一定掌握了他大量的所谓反党言行，要我交代揭发。在长达近两年的关押审问中，我始终坚持原则。这也是习书记多年言传身教的，就是做人处世一定要实事求是，要讲实话，讲品德，讲党性。 　　康生精心策划企图把习仲勋打倒的这一罪恶阴谋，虽然得逞一时，终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时过16年以后，终于雨过天晴，党中央对习书记作了公正的评价，推翻了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所谓习仲勋反党一案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 　　尽管历史对他曾是那样的不公平，使他遭遇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使他的身心和人格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与玷污，但他对党、对毛主席始终没有任何怨言，对党中央、对党的事业坚信不疑。这正是他的不平凡之处。一般的讲，对错整的干部都是平反之后才给分配工作，唯独他则是先出来工作，一年之后才正式平反。1978年4月，他复出到广东上任前夕，党中央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他以充分信任和热情鼓励。到广东之后，他常对人说，耽误了我16年没有工作，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更加精神百倍地工作，紧张到甚至早晨坐在马桶上、晚间躺在浴缸里也看文件。在广东任职近三年，他大胆地雷厉风行地抓工作，首先抓了拨乱反正，主持平反许多冤假错案；又狠抓了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抓了工业生产；特别是在中央支持下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为经济特区的设立，为广东的全面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平心而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之所以能够实行特殊政策，在改革开放方面先走一步，并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效，为以后经济持续稳步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了中央的关心支持、路线方针政策的对头，广东省各级干部及全省人民的努力奋斗以外，也与习书记作为班长，带领省委、省政府一班人齐心协力、团结战斗是分不开的。 　　习书记自参加革命之日起，几十年来，与老一辈革命家、与众多战友一起，忠心耿耿，并肩战斗，共同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他退居二线以后，仍同以前一样，继续执著地关注国家大事，联系群众，调查研究，批阅文件，处理问题。他就像一头秦川老黄牛那样，一天也没有轻闲过，耕耘不止，奋斗不息。正是：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 　　纵观习书记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既有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之日，又有风和日丽、碧波粼粼之时；既有兵变失败的教训，又有打仗获胜的喜悦；既有风云突变、批斗受辱、身陷囹圄的怅惘和困惑，又有不畏艰难险阻，铁骨铮铮、坚贞不屈、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既有历经坎坷磨难、吃尽酸咸苦辣的伤痛，又有赤胆忠心、无愧于党和人民、深受群众拥戴敬仰、事业成功的欣然。 　　回顾习书记的革命生涯，谦虚严谨、艰苦朴素、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任劳任怨、忠诚于党、团结群众、爱护干部、实事求是、反对极左、堂堂正正做人、正正派派做事，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他的革命经历当中，熠熠发光，光彩耀人。 　　(作者系习仲勋同志原秘书)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