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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习书记的历历往事

贾延岩

我作为一个有幸结识过习仲勋同志的晚辈，忆及到一些和他有关的往事，虽然这些事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都是些细小之事，但我细思起来却也还很有些感慨和领悟。 　　初 识 　　那是1978年4月的一天，我应邀来到北京前圆恩寺胡同一个平房小院。我是来见刚结束了16年的关押、审查而重新分配工作的习仲勋同志的。 　　当时华国锋跟他谈了话，暂时安排他就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他想除了原有的老秘书外再找一个年轻的秘书，而一些老干部及他的夫人和子女推荐了我。久仰他的大名，但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第一次见他就是去面试的。 　　也许是“文化大革命”和“农村知青”使我已经历过了许多“风雨和世面”，也许更是因为这位习伯伯是那样慈祥豁达没有使我感到一点拘谨和忐忑，话谈得非常轻松和畅快。一上午谈了近两个小时，中午留我在家里吃的面条，饭后他要回招待所休息，因为当时狭小的家里还安不下他的床位。也许是谈得还投机，也许更是为了慎重，他又约了我第二天上午再来继续交谈。 　　在两个上午的时间里，开始是他问我答，后来谈成了互问互答，再后来他们全家都参加了进来共同讨论，所涉及的是个人简历、中国历史、党的历史及国家现状之类的问题。我还问过他遭撤职的“利用小说反党”是怎么回事。两个半天的谈话没有涉及“当秘书”一个字，简直就是海阔天空轻松愉快地谈心。 　　几个月后调令从广东发出，我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的普通青工戏剧性地脱去了劳动布的工作服换上了军装，担任了省委书记的秘书。 　　从此我把对他的崇敬埋藏于心，甚至把“习伯伯”这自然而亲切的称呼也改掉了，代之而用的是生硬的工作用语“习书记”。 　　体恤民情 　　1978年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第二年，社会上民众最强烈的要求莫过于平反冤假错案。 　　根据习书记的明确要求，在那个时期我去过最多的省委部门是信访办，外出最多的工作是抄写大字报。 　　面对每天无数的人民来信，习书记不满足于经过信访办严格筛选后送达我们的少数信件，他指示我要经常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并在接待室直接倾听来访者的呼声。 　　当时的广州中山三、四路交口处和整条北京路上，万头攒动，群情激昂的人们在这里贴了许多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我根据习书记的要求经常骑着自行车去看和抄写大字报。有一次我的自行车摆的不是地方，被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给扣了，我求了半天才要回来。 　　有一天，在北京路口，我被一群披麻戴孝，悲愤不已从远地赶来的人贴的大字报所吸引。大字报内容是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出于事关重大和我自己难以抑制的同情和义愤，我忍不住悄悄给这些人出了主意：到省委门口信访接待室去直接申诉，并指点了他们去省委的路怎么走。 　　回来后在办公室我谈起了这件事，遭到了同事们的好言相劝：你可不能这样感情用事，机关里知道了，一个领导的秘书怎么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这影响多不好!我向习书记汇报了这个案子的大概，并直言了我的所为和同事们的批评，习书记开始是笑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每一次我有关普通群众来信或上诉的汇报，习书记都是听得那么认真，有时他还颇动真情和感慨。 　　“李一哲大字报案”、“彭湃家属惨遭迫害案”和“海南儋县血案”等冤假错案都是在习书记直接关心下处理和平反昭雪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刮台风，广州郊区水稻受灾严重，习书记焦虑地说：不能只听汇报，咱们自己去看看。驱车来到郊外，我们几人沿着泥泞的田埂往受灾稻田的深处走去，警卫员赵长富走在前面，习书记紧锁着眉走在他后面。突然习书记十分生气地大吼了起来：赵长富，你来干什么来了，庄稼都这样了，你还不紧不慢地迈着四方步，这是逛马路呢!事后，赵长富感到挺委屈对我说：“首长年岁大了，路又窄又滑……”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回想起来，我都还能感觉到他对普通民众的疾苦，发自肺腑的一腔深情。 　　严于律己 　　习书记不仅在生活上和思想、工作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他的这个“己”还包括到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自己的子女。 　　我们几个当过习书记秘书的同事凑在一起，大家一致的感叹是：给习书记当秘书别指望得到特殊的关照。但在我们这些人心里对习书记是叹服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能上能下，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得失的人。 　　记得我受到过的一次表扬：一次大家聊天，习书记问我：你从工厂调过来干什么工作，工厂同志们知道么?我回答道：因为广东调令来之前，我曾去应聘过《科普》杂志的记者，《科普》也来函了解我的情况，于是我跟厂里的同事们说的是到广东《科普》的记者站。习书记听了后哈哈大笑：你真会撒谎啊，我很喜欢你这个不张扬! 　　记得我受到的一次批评：一个外国元首访问中国路过广州在机场停留，我陪同习书记去机场会见。回来后的晚上，习书记对我说：“你今天怎么穿这件衣服去机场了?”说得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我认为那还是我的一件好衣服。看着我发愣，习书记严肃地说道：“艰苦朴素是好的，但也不能穿着补丁衣服去见外宾呀，这是违反外事纪律的!”我这才想到我这件衣服的后脖领处补有一个不很长的包边。 　　我还记得桥桥在城外的第一军医大上学的事情。当时从住所到军医大有很长一段路都是稻田和野地，由于她星期天晚饭后必须归校参加晚点名，但父女多年分离，现在一星期才见一次面，晚饭后总还有说不完的话。有一次她离家太晚，司机李配京师傅好心，用汽车送了桥桥一趟。习书记知道后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桥桥，以后再晚都是我陪她骑自行车返校。 　　多舛的命运 　　习书记22岁作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就曾遭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的关押并差点被活埋。49岁时，又遭诬陷为“反党”，被撤去副总理职务，监护、审查和下工厂劳动长达16年。 　　1987年，在我曾追随习书记工作和生活过的广州珠岛，我又一次见到了他。习书记仍是那样乐观和健谈，言语中更多的是对我这个晚辈的关怀和教诲。他对我说：无论做什么事，干什么工作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做人，自己要问心无愧，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我当时只是想看望和慰问一下他老人家的，但也不知他是否知道，因为我的耿直，我也刚从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岗位上被撤了下来。想想他一生的坎坷，看看他乐观豁达的神情，他的这些话是他内心的独白，也正是对我的安慰和鼓励。 　　临别时，习老在住房外的草坪上跟我合了一张影。我和他从来没有靠得这么紧过，我能清清楚楚地感到他的正气和铁骨。 　　(作者系习仲勋同志原秘书) 　　 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