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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出发开展“三反”、“五反”①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对贪污腐败现象发动了大规模的猛烈进攻。习仲勋用较大的精力领导了西北地区的这一运动。 　　抗美援朝战争经过一年多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把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随着战争的持续，军费相应增加，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一九五一年国家军费支出较一九五〇年增加一倍以上，财政赤字达百分之十一点五。一九五一年十月下旬，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十一月下旬，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工作措施。习仲勋在闭幕会上作了《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的总结报告，阐述了开展运动的重要意义，明确了工作要求。他指出：“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运动，我们热烈响应这个号召，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这个运动开展了，必将给国家积累大量财富，增加国防力量，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获得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也必然会大大推进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建设工作。”“增产节约并不是解决某种困难的临时手段，而是建设我们国家的根本方法，是我们国家建设中一个经常性重要性的政策。”习仲勋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是把注意力转到领导工业生产及经济事业上，管好现有企业；二是重点发展农业，增产粮食，发展畜牧业、林业生产；三是金融贸易必须紧紧地与生产结合，为生产服务；四是加强财政工作，保证公粮、税收任务的完成；五是调整机构，提高工作效能；六是厉行节约，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他强调：这次会议后，各地要继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学习运动，“结合检查工作，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优点，纠正缺点，解决突出的问题，以提高干部思想，严肃国家法纪，改进作风，推动工作”②。《人民日报》对这次会议作了重点报道，全文刊登了习仲勋的讲话。 　　就在这个时候，东北和华北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来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特别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老革命、高级干部也发生了贪污腐化问题，印证了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预见的，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这使毛泽东非常震惊，深感不制止这种现象，党就会被严重腐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的任务就有落空的危险。于是，中共中央又在十二月一日和四日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全国“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中心任务，必须进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坚决斗争”③。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公判大会，果断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向全国人民表达了反对贪污腐化的决心。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于十二月七日召开增产节约动员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和西安市各直属机关的党员干部一千四百余人参加大会。习仲勋作了动员报告。他指出：“为开展这一运动，必须首先进行一次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这是当前全体干部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只有在开展这个运动中间，在开展这个运动的思想基础上，才能很有成效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他批评了有些人对增产节约运动的不正确认识，提出了在工农业生产和商业、金融贸易各行业应该采取的措施，并针对有人认为西北地区贪污不严重的说法，列举典型事例予以驳斥。他说：“贪污案件的不断发生，是国民党作风和资产阶级思想在侵蚀我们的肌体，相当数量的干部在蜕化的道路上葬送了自己的前程。这说明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强调：“这一切情况，说明了虽然我们去年曾进行了反官僚主义、反铺张浪费的整风运动，并得到了很大成效。但今天仍需要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反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开辟道路。”他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检查总结工作，以民主的方法，在短期内集中力量进行这一整风运动，为明年的增产节约运动打好思想基础。④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指导运动，习仲勋于第二天召集有西北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署、法院、财委及人事部负责干部参加的座谈会，用一整天的时间听取汇报，研究解决办法。会上反映的大量问题，使习仲勋感到震惊： 　　贪污现象是极其严重的，也是很惊人的。检查署、法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单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贪污案件，共损失国家财产八十余亿元(旧币)。其中陕西五个专区的材料即达三十四亿元(旧币)。这只是很明显的已经暴露出来的案件，估计只占实有贪污案件的半数或三分之一。财经系统、公安、司法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贪污现象较严重。各地基本建设工程中，驻北京、天津、上海等处办事机关中，都有不少问题。税务、贸易机关中问题也很多。仓库保管干部偷卖粮食、出卖粮证事件，已发现多起，有内外勾结偷粮一二十次之多者。银行系统也有漏洞。……一般党政机关的总务部门也有不少问题。甚至陕西省保育院发面粉都每袋偷出几斤。区乡干部中敲诈勒索现象发展了。……凡大一点的贪污案件都牵涉颇广，且多半与奸商勾结。集体贪污在贪污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数量。贪污行为已经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纪律检查委员会一年半来共处理了犯贪污蜕化错误的党员一千四百余人。 　　习仲勋深深感到：“党内享乐腐化思想确实增长起来，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他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说：“这是由于在胜利的和平环境下，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社会的传统恶习，猛烈地侵袭我们。在实行大量招收和包下来的两项办法中，有不少贪污腐化分子混入党、政、军机关，尚未被清洗或改造。老干部数量少，经验不足。其中有一部分经不住新的考验，发生了变化，自己放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被拿着糖弹的敌人所征服。贪污分子中，旧人员和新招收来的分子占大多数。凡旧人员和新招收人员越多的地区和部门，贪污现象也就越严重。这是大胜利、大发展局面下必然会有的一个阴暗面，二中全会早已指出这个危险。”他从严重的问题中感到：七届二中全会的预见和所规定的防止腐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检查西北地区两年来的工作，习仲勋认为：“过去还很难抽出时间和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斗争，半年来我们也处理了一些贪污案件，并处决严重贪污分子十六人。因宣传不够，作用不大。”⑤ 　　习仲勋忧心忡忡地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坚定地表示：“今天，可说已到紧急关头，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大规模的反贪污斗争。准备抛弃少数蜕化分子，挽救多数犯错误分子，并在党内、外进行普遍教育，为今后加强经济工作打下思想基础。如果再迟了，就必然会毁坏更大数量的干部，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并汇报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的安排部署：“我们计划于十二月下旬开始整风，各地都集中力量，在短时期内进行，最迟于明年二月中旬结束，准备即由开展反贪污斗争开头；紧接着检查各种浪费现象；最后联系具体实例，检查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⑥ 　　习仲勋这个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报告，再次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赏。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四点，通宵工作的毛泽东向各大区书记转发了习仲勋的报告，并向习仲勋指示：“我认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见，都是正确的。你于十二月八日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开得极好。只开一天会，已使你了解情况，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以后动员群众，开展斗争，即将迎刃而解。”毛泽东批示各大区负责人：“仲勋同志的报告，请你们转发到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各级军区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⑦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赞赏跃然纸上。 　　习仲勋从毛泽东的指示中得到极大鼓舞，更加坚定了抓好这项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他主持召开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六十二次行政会议，成立了以马文瑞为主任的增产节约委员会，专门领导运动的开展。之后，他又用两周时间深入甘肃、青海等地，检查运动进展情况。甘肃、青海两省暴露出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事件，惊醒了那些思想麻痹，以为“甘肃、青海地区落后，生活艰苦，不会有贪污、浪费情形”的干部，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了，但有些机关还没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习仲勋对甘肃、青海的干部说：“贪污和浪费现象在西北一样是严重的”，“要开展运动，最主要的是领导干部要有决心，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进行。要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广大群众中造成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的憎恨心理。发动群众上下检查，互相监督，表扬好的，检查坏的。”他要求“认真地领导这一运动，不仅要做到消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并且要使每个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受一次很好的教育，树立起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⑧。为了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他还提出了对彻底坦白者“重罪轻处，轻罪免处”的政策原则。 　　习仲勋时刻关注着各地运动的发展，严格掌握政策，防止了“左”的偏差，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开展。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西安市在革命公园举行宣判贪污罪犯大会，西北区、陕西省和西安市党政军各单位工作人员以及群众七万余人参加，会上宣判了十四名犯罪分子。习仲勋在办公室通过收音机收听了大会实况，发现宣判的十四名罪犯中有七名是事先审核过的，另有七名未报经批准，而且定刑过重。大会结束后，他把大会主席团负责人找来研究，指出问题，严肃地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是教育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起来清洗这些污毒，肃清贪污、严禁浪费、纠正官僚主义，提高干部，挽救干部，改进工作，建立优良的社会风气。因此要发动大家进行大胆的检举和真诚的坦白，坚决贯彻坦白者重罪轻办、轻罪免办的方针，只有对那些罪恶重大又坚不坦白改悔者才严厉惩办。”“如果定刑过重，就违背了这一方针，就使群众不能正确了解政策，并会给贪污犯法的人增加顾虑，而阻塞真诚坦白和大胆检举的道路，对整风运动的开展是有妨害的。”他强调：“我们不要以为运动来了，办重一点不要紧，这是对政策不严肃的表现，正因为运动来了，更应正确地掌握政策，才能顺利地把运动推向前去。”⑨习仲勋这一番话，“得到大会主席团诸负责同志的热烈拥护”，使大家受到教育。当天有关方面对七名定刑过重的罪犯作了复审，减轻了他们的刑罚。 　　一月六日，西北区召开区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大会。习仲勋作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讲话，再次进行动员。他根据已揭露出来的问题，对贪污浪费现象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大贪污不少，小贪污更多。许多大贪污都是从小贪污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坐视我们队伍里的战士，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⑩他批驳了“贪污有罪，浪费无妨”的错误思想，严肃指出：“贪污可耻，浪费也可耻；贪污有罪，浪费也有罪。”“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之母。官僚主义分子，常常就是浪费行为的倡导者、批准者，是贪污行为的掩护者、纵容者。”“在反贪污、反浪费的同时，必须痛击官僚主义。”他强调指出： 　　必须认清，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会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军队及一切财经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许多干部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就有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 　　他号召机关全体干部：“坚决地把侵蚀到我们肌体中的政治微生物来一次大清除、大洗涤，让阳光普晒一遍吧!这是一次巩固与加强共产党的战斗力，密切人民政府、每个革命干部与群众间联系的有历史意义的运动。让我们大家努力，把革命的队伍整顿得更坚强，更有战斗力!”(11)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习仲勋就把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看成是事关亡国、亡党、亡头的大事，是十分有远见的。 　　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各种方式强力推进和引导运动的发展。一方面严厉批评那些认识不足、指挥不力、不带头检讨以及阻挠压制民主运动的负责干部，一方面宣布由各单位首长负责，限期十天做好工作的命令，使群众斗争和民主检查运动真正地像毛泽东要求的那样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一月二十日，习仲勋再次召开西北区机关、陕西省和西安市三级负责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再推进一步》的报告，详细分析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一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下一步工作作了具体安排。这时，西北地区“各机关的群众，由干部到勤杂人员以及家属等都普遍的发动起来，消除了顾虑，敢于提意见、批评、质问、揭发和检举；除在本机关大会和小会上面对面的揭发问题外，光西北区一级机关增产节约委员会就已收到六千七百余件检举材料”(12)。习仲勋对他收到的四十多封检举信件“一一批阅、批转各有关机关负责查处。凡是问题比较严重、而被检举人员在西安市者，即派干部前往有关机关共同调查处理”。二十五日，习仲勋通过《群众日报》，向所有给他来信的人致谢，说明所有信件都已交付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或其他有关机关认真查办，并“希望各地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都能够以认真的负责的态度去处理群众的检举信件，多多听取群众的意见，使广大人民得以经过各种方式参加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运动中来”(13)。 　　一九五二年初，“三反”运动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到春节前，西北地区各个单位把贪污案件大体清理出来，贪污款额达四十五亿元(旧币)，浪费款额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亿元(旧币)。 　　二月上旬，西北地区的“三反”运动进入“打虎”阶段。在毛泽东强有力的督促下，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打虎”声，各省区按照中央要求，普遍下达了“打虎”任务。尽管如此，习仲勋在具体工作中仍然保持着一贯的沉稳作风。在“打虎”运动的高潮中，他及时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和西安市的三级高干会议，反复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第一要正确掌握方向，第二要抓住重点，第三方法、步骤要对头，克服群众中出现的简单急躁情绪和蛮干做法。(14)对不同贪污对象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并提出“密切指导，严密控制，坚持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力图把群众运动起来后可能产生的“左”的偏向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他把这些想法也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肯定他“提得很好”，“在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15) 　　为了在运动中稳定多数，孤立少数，及时适当处理揭发和坦白出来有问题的人员，按照中央有关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结合实际情况，于一月十九日和二月二日先后制定了严格处理贪污分子手续的有关规定和《关于“三反”运动中若干问题的处理规定(草案)》，受到中共中央肯定，并转发全国，通知“各地均可采用”。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清查出一些机关内部人员同社会上的不法资本家内外勾结，侵吞国家资产的案例。于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中央决定在开展“三反”的同时，在工商界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开展城市工商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指示，要求从二月开始，在西安、兰州、迪化、西宁、银川、宝鸡、南郑、天水、伊犁、喀什等城市工商业界开展“五反”运动。 　　习仲勋一直注意正确引导“五反”运动的发展。在西北地区“五反”运动刚开始时，各地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做法，习仲勋都及时予以纠正，特别是对出现的一些右的和“左”的做法，都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解决。他指示在西安、兰州、迪化、西宁、宝鸡、南郑等城市已经开始进行的“五反”，由各省省委掌握，其他分区以下的县城市镇一般都暂不进行“五反”，何时进行以后再定。较大城市如三原、咸阳、天水等地内部“三反”已很紧张，不宜同时开展“五反”，需要提早进行的，必须经省委批准并缜密计划后再开始。他认为这些市镇是城乡交流集散之地，与农村群众生活关系很大，搞不好会使整个经济生活，包括农村生产在内，受到重大损失。他还通过各种大会和报纸严厉驳斥“五反”是“反商人”、“反一切剥削”、“消灭资本家”，“五反”是“不要统一战线”等谣言。经过“五反”运动，严厉打击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五毒”(16)，孤立了少数严重违法与完全违法户，保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正当经营，调动了工人和店员的积极性，巩固和扩大了统一战线。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习仲勋特别注意对一些重要案件的处理，引导运动健康发展。西安、青海、甘肃等地在处理不法工商业者时惩处偏重，习仲勋向有关负责人说明政策，讲清对工商业者退补过重“必将过分损害资本家的积极性，对生产不利”的道理，使这些地方对处理过重的问题及时作了纠正。他还明确指示：“要主动的照顾和帮助与我们在解放后一直合作共事很好的上层人士过关，这对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是大为有利的。”(17)这些做法，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人，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分子，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场习气得到扭转，“保证了西北的干部在广大的区域中，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风气正，作风硬，为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8)；打击了不法工商业分子，维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正在进行的抗美援朝运动。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室和位于西安市仁爱巷的民委礼堂，晚上经常灯火通明。习仲勋同中共中央西北局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的成员大多在这两个地方研究“三反”、“五反”运动的工作，特别在运动后期进入处理阶段时，对每一个案件都研究得十分仔细，工作格外紧张，往往通宵达旦。习仲勋严格执行政策，实事求是地处理大案要案，展现了他一贯求实稳健的工作作风。 　　张治中与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共事中“相知深，感情融洽”，从习仲勋身上深切地感受到，共产党革命几十年，聚集全国四方的精锐，人才济济，车载斗量。“二十多年的奋斗经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学习精神和切实、刻苦、稳健的作风。这些优点反映到政府设施的，是有效率的、没有贪污的政府，反映到党员行动的，是俭朴、肯干、实事求是的军政干部。”(19) 　　①“三反”、“五反”运动，即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②《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94、199页。 　　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482页。 　　④1951年12月11日《群众日报》。 　　⑤习仲勋：《关于彻底展开反贪污斗争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1951年12月11日。 　　⑥习仲勋：《关于彻底展开反贪污斗争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1951年12月11日。 　　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568—569页。 　　⑧1952年1月6日《群众日报》。 　　⑨1952年1月5日《群众日报》。 　　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03—204页。 　　(11)《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07页。 　　(12)1952年1月23日《群众日报》。 　　(13)1952年1月26日《群众日报》。 　　(14)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西北区级、陕西省级、西安市级三级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2月11日。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225页。 　　(16)“五毒”，即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种行为。 　　(17)中共中央西北局致新疆分局、各省市委并转各地委并中共中央电报，1952年4月14日。 　　(18)《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68页。 　　(19)《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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