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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的建设

《习仲勋传》编委会

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积极分子被吸收到党内来，其中许多人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这些干部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度重视这些问题，下决心从培养教育干部入手，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早在延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关怀下，中共西北中央局就逐步形成了注重党的建设和干部培养与教育的光荣传统。习仲勋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他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并兼任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组织兴办了行政学院、民族学院和农业学校、职业学校、医药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等多个专业学校，培养了大批行政干部、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为解放后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准备了组织人才基础。 　　刚刚解放的西北地区特别是新解放区，适应建立党组织和人民政权的需要，大批干部进入党内或参加政府机关工作。据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马文瑞回忆，陕西省一九四九年有基层党组织二千九百四十七个，一九五三年已达到六千七百九十七个，增长一点二八倍；一九四九年有党员六万四千八百六十一人，一九五三年达到十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人，增长百分之七十六；干部人数由一九四九年的六万三千四百七十九人，增长到十二万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增长近一倍。一九五三年西北各省基本实现了乡乡建有党支部，区、镇有党委。① 　　习仲勋在工作中发现，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政策措施在一些地方往往不能很好地贯彻。对此，他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主要问题在干部。当时，新解放区的新干部占百分之九十，他们生活在旧社会，留有旧社会的生活习惯和思想作风，由于缺乏革命锻炼，又没有受到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一时难以适应革命工作的要求。老干部只占百分之十，一般表现很好，但也因没有抓紧学习，不少人没有起到骨干作用，个别人还受旧社会习气的影响，发生了腐化堕落问题。在新老干部之间，根据地来的党员和当地地下党员之间，各个根据地党员之间，还存在不团结现象，有的已严重影响到工作。习仲勋深感“必须重视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②。 　　习仲勋指出：“解决的办法就是团结起来，努力学习。”他要求：“每个地区的一切工作干部，都首先要主动地互相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做好工作。”③在干部关系上，要求根据地的老干部负主要责任，主动地团结地下党员和一切新干部。对所有新干部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足够估计他们的工作成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他们的缺点，采取与人为善、热情帮助的态度使他们克服不足，尽快提高。习仲勋强调：所有干部都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活动。 　　习仲勋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他说：“学习问题是党、政、军全体干部共同的迫切问题”，各级党委“要有正常的学习生活，学习是领导工作的灵魂，必须放在领导工作的主要位置”④，“列为经常的中心工作之一”⑤。他要求在一九五〇年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学习运动，以提高老干部，培养新干部。他说，干部学习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实际工作中学习，每个县的领导干部都要亲自下乡，主持一区一乡的工作，每做完一项工作或发现新的问题，都要和大家一起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全体干部。要表扬好的，批评坏的，对不可救药者坚决清理。“另一个方面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经验的基本教育，这对于新干部特别重要。”⑥他号召县以上干部都要扎扎实实地系统地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点是学好毛泽东号召学习的十二本《干部必读》。他要求新干部选定几本书，熟读精研，作为思想武器，系统地批判旧思想，建立新思想，确立革命的人生观。他指示：各地干部学校要加大对现有干部轮训的力度，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 　　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学习制度，把干部分别编为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组、机关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组和文化知识理论学习组，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要求，具体实施学习培训。中共中央西北局把地委以上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组作为重点，按干部的具体情况制订学习计划，强调自学为主，分段实施，创办《自学通报》，刊登干部读书笔记，促进交流提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西北区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报告》，“并望其他各中央局研究这些经验，提出自己解决高级干部理论学习问题的意见”⑦。机关在职干部的学习，主要是通过业余政治学校进行的，配备专职学习辅导员，坚持每星期学习并讨论一次，许多干部“开始体会到学习是工作的灵魂这一深刻的启示，因而有了比较浓厚的学习空气”⑧。对于区级以上初小文化程度的广大工农干部，则以提高文化水平为主组织学习，收到明显效果。《西北局关于提高区级以上工农干部文化水平的指示》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并向全国批转。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解放初期形成的学习理论气氛，许多老同志至今难以忘怀。他们回忆说：“在这种严格要求下，西北的许多干部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⑨ 　　习仲勋还特别注重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领导方法。他说：“做好这一条才能使干部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并经常保持饱满的情绪”⑩，“领导机关重视并真正做好了提高干部思想政治水平的工作，可以说，我们的任务就解决了十分之九了。”(11)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造成干部工作方法简单急躁、强迫命令作风普遍的原因，不只是下面干部的问题，“根源还是在领导上”，由于上面布置任务多，交待办法少，形成上边决定任务、中间要任务、下边交任务的一种应付工作的局面。他强调指出： 　　注意解决工作方法问题，是领导机关重要的任务。……完成任何任务，都不仅是把任务交给下边，而且要给干部讲道理、教方法。不仅开始时要讲、要教，更重要的，是在工作进行过程中，不断地讲、不断地教。这就是实际的政策、策略教育，就是最有效能的思想政治工作。这里，基本一环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克服经验主义思想，多多研究和吸收新的东西，才有东西讲、有东西教。新的东西不仅是有了，而且很多很多，等待我们去发现出来，加以提炼，用以丰富自己的领导经验。这是要下苦功夫的，认真地开动思想机器，克服懒惰习气，才能做到的。取得知识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12) 　　这是习仲勋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多年做领导工作的基本方法。西北地区的许多干部都是在习仲勋的关怀和教导下成长起来的。 　　习仲勋抓干部教育，特别强调树立“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的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习仲勋在讲到司法工作时，就提出过一个非常朴实的口号，即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方面”。他说：我们“既是为老百姓服务，就应该站在老百姓中间，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中国这个社会，老百姓怕‘官’。怕‘老爷’”(13)。但在我们这里，假如有一个司法人员，叫人家一看他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号召党的各级干部走出“衙门”，深入乡村，把所进行的工作同团结老百姓、教育老百姓结合起来。他说：搞好工作的办法就在人民中。只有通过人民，我们的任务才会解决得最快、最好。“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老百姓高明，其实不然，新的创造要在老百姓中找寻。”(14)习仲勋以身作则，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把群众放在心上，一心一意为群众谋福利，感动着他周围的人，战友们说他是“农民老汉老婆们的干儿子”(15)。一九五〇年初，《群众日报》以《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为题，报道了习仲勋在西北二十多年同人民在一起的奋斗经历，记述了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时时刻刻和群众紧密联系，习惯地关心群众，熟悉群众，和群众如鱼离不了水一样”的生动事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新中国建立和掌握全国政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继续保持党在战争年代的那些优良传统和作风，牢记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提出“两个务必”的警示，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严峻任务。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针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严格整顿全党作风和干部作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西北地区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开展了以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在此之前，习仲勋收到西北民族大学一名学员反映其家乡基层干部违反政策、胡作非为的信件，十分重视，当即作出批示：“这虽是一个地方、一个同志的反映，但这种现象在目前是很普遍的，应将这件材料有意识地进行处理，以便引起各地注意检讨和纠正。”(16)三月一日和七日，彭德怀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第六次行政会议上，连续提出政府工作人员要厉行廉洁朴素的工作作风，严格防止和纠正官僚主义习气，并发出“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腐化”的号召。西北地区党、政、军各机关、团体、单位随即开展了群众性的反对贪污腐化等不良倾向的运动。五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又“展开反官僚主义，事实上已开始整顿干部思想作风”。中共中央提出整风后，中共中央西北局“更明确、更有计划、更普遍”地进行了党内整风运动。(17) 　　五月二十日，是西安解放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市举行庆祝大会，习仲勋在会上作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讲话，总结了西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腐化运动两个月以来的情况，尖锐地指出：“无数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使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铺张浪费等不良倾向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正是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使国家财产、公私经济、群众生产蒙受重大损失的，也是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下级机关执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领导群众将反对不良倾向运动，继续普遍地开展起来，深入下去，并引导运动向着开展全面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方向发展。”(18)他列举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在工作中的各种表现，特别批评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贷放棉籽不负责任，部分棉籽霉烂、致使大面积棉田出苗率达不到要求，给国家和农民造成重大损失的官僚主义行为。指出这种干部缺乏对人民事业负责的精神，党性不强，不深入下层，不接触实际，靠报告了解情况，靠发指示决定布置工作，这样下去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习仲勋要求全体党员和干部，要“好好考虑一番，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一致行动起来”，“克服缺点，向胜利前途迈进”。他最后强调：“现在到了提起全党警惕的时候了!我们已经有一切必要条件来着手清除这些现象了!而且不能再迟了!”他这番具有针对性的精彩讲话，在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五月三十日，根据习仲勋的讲话，中共中央西北局又一次发出了《关于整顿干部作风的指示》。六月二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文转载这个指示。与此同时，新华社广播了习仲勋的讲话。中共中央就此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委、各大军区发出通知，指出： 　　今日新华社广播习仲勋同志《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一文。此文对于西北党内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倾向作了具体生动的分析，可以作为西北整党整干的主要学习材料。中央希望各中央局各省市委负责人在各地整党运动开始时都能作这样一篇讲演或论文，分析该区领导机关与下级人员工作作风中的主要缺点，举出足为典型的实例，公开发表，作为该区整党的主要学习材料，以便学习者用来做学习一般性文件和反省自己工作的桥梁。(19) 　　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和各省市按照计划，先后于六月中旬和七月上旬普遍开始了整风运动。“各省、市均采取总结工作的方法，办整风训练班和开三级干部会，整训县、区、乡干部”。“甘肃和陕西各地，除已召开过一次三级干部会进行整顿外，并均在省的党代表会上检讨领导作风和讨论整风问题”。“宁夏省七月中旬召开党代表会，检查省委领导，结合去年征粮工作，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检讨”。青海省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进行初步整顿的基础上，省委又举办了有县、区级干部九十余人参加的整风班，开展反省和批评，之后受训干部回到县、区领导整风工作。经过初步整顿，“各系统各部门普遍地暴露了不少问题，引起了各级领导干部对许多严重问题的认识，并认识了整风的重要”，八月份集中解决暴露出来的较为重大的问题。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机关还派出干部到各省、市检查整风，帮助工作。 　　“这样由上而下整顿领导，然后结合由下而上检查工作”(20)，领导带头，发动新、老干部用民主的方法教育改造自己，并引导群众开展全面检查工作，深入揭发和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违法乱纪等恶劣现象的整风运动，使西北干部队伍的素质得到提高，干部作风进一步改进。 　　为了巩固整风运动的成果，习仲勋又于年底提出“一九五一年全党必须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做好群众工作”的要求。他认为：“目前我们最弱的一环还是群众工作。解放初期主要是继续支援战争和搭架子，时间力量来不及。但今天再忽视群众工作必铸大错。我们确定今冬明春集中一切力量做好群众工作。现在架子已经搭起，有些搭得很大，大家忙在机关里面，是轻重倒置的。机关一部必须精简，不急之务不办，可以缓办的留待以后办，把人力抽出来下去帮助群众工作。”“今年整风运动收到很大成绩，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大大减少了；但如不使大多数干部都经过群众工作锻炼，则整风成绩仍不会巩固。”(21)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习仲勋的指示精神，向西北地区各级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全党必须用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做好群众工作，必须抓住这一转变工作的中心环节，全力促其实现。(22)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配发了《为什么要用百分之九十力量做好群众工作?》的社论，从而在西北地区党内形成了做好群众工作的良好气氛。 　　①《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67—168页。 　　②《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07页。 　　③《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07—108页。 　　④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0年6月29日。 　　⑤《西北局宣传部关于西北区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报告》，1951年9月22日。 　　⑥《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08页。 　　⑦《中共中央批转西北局宣传部关于西北区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报告》，1951年10月4日。 　　⑧高仰云、杨文海等：《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在职干部学习的报告》，1953年1月21日。 　　⑨《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69页。 　　⑩《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81—182页。 　　(11)《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83页。 　　(12)《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82—183页。 　　(13)《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9、10页。 　　(14)《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0、11页。 　　(15)1950年1月21日《群众日报》。 　　(16)习仲勋关于西北民族大学第五部司法班学员袁廷翰报告的批示，1950年2月11日。 　　(17)《西北局关于整风情况的报告》，1950年8月15日。 　　(18)《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38页。 　　(19)中共中央关于整风的学习材料问题给各地的指示，1950年6月2日。 　　(20)《西北局关于整风情况的报告》，1950年8月15日。 　　(21)习仲勋：《关于西北几项重要工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0年12月26日。 　　(22)《中共中央西北局通知》，1951年1月15日。1951年1月16日《群众日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