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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习仲勋传》编委会

刚刚解放的西北地区，经济十分困难。西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主任贾拓夫是这样描述的：“旧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处于经济落后的国家，而旧西北则是这个国家中经济上最落后的一部分。交通闭塞、工业微弱、商业萧条、农业破产、粮食不足、棉花减产、畜牧衰退、土产滞销、灾荒频仍、物价高涨、负担奇重、民不聊生。”①这个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的局面，加上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又严重破坏了重要的经济设施，西北地区经济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局面。 　　彭德怀、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毫不畏惧，满怀信心，迎难而上。习仲勋在西北首届交通会议讲话中说：“今天，我们在全国胜利了!在西北胜利了!因而我们的工作重心，进入了一个新环境，负起了一个新的任务，已由结束战争转入和平建设新时期。”“当责任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把那件事情办好，也就一定会办好。”② 　　当时，有许多人在看中国共产党人的笑话。他们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③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用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卓越成绩，让这种看法彻底破产了。同样，已拥有在陕北局部执政十多年经验的习仲勋等领导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使西北地区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等在完成接管、初步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有重点地开展了恢复工作。主要是：恢复工业生产，活跃贸易市场，调剂金融，平稳物价，整理财政，以及整顿学校，巩固治安，教育和组织群众等”④。其实这个时候西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并未完全结束，清剿匪患的任务仍然很重，但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习仲勋审时度势，做出清醒的抉择，果断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习仲勋在多次会议上反复强调：“生产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们已经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胜利，还必须在经济战线上取得胜利。像西安这样的城市，只有在经济战线上获得大踏步地前进，才有可能根本改变自己的面貌。各阶层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在经济战线上打胜仗!这就是我们新的城市工作的基本方向。”他告诫各级干部说： 　　多想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或放松的中心工作。离开经济，离开群众生产活动的抽象政治，我们有很多人确实是谈得太多了。从那些抽象政治空谈中解放出来，面向经济，把生产事业办得更好一点，把关系群众生活的事情办得更好一点，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努力做到的。⑤ 　　这时，西北地区同全国一样，首先面对的是市场严重不稳，物价剧烈波动的严峻形势。从一九四九年十月到一九五〇年三月，以上海、天津为先导，西北、华中继起跟进，已先后两次出现物价上涨风潮，投机商人趁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下旬，西安、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物价比七月底平均上涨三点七倍⑥；一九五〇年二月下旬，西安市六十种商品的平均物价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又上涨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三，其中十四种食品的平均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三百八十一。⑦这种情况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正常秩序，威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障碍。 　　为了击退经济战线上的这股恶浪，中共中央西北局按照中央的部署，从河南、安徽和陇海路沿线的城市调集粮食、棉布等物资，在西北各地集中抛售，使物价迅速回落并保持了平稳态势。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收入，紧缩通货。一九五〇年一月，成立了“西北五省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习仲勋担任主任，委员“包括各界民主人士、党政军及财政贸易银行等负责人，文教及工青妇代表、各省市主席及市长”，下设推销发行、宣传动员和债券债款出纳三个委员会。一月九日，习仲勋同委员会副主任杨明轩、西北财经委主任贾拓夫联名给西北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各省、市、县迅速成立推销公债委员会并开展工作，“推销对象主要应放在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和城乡殷实富户及富有的退职文武官员，机关部队及工人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号召带头”⑧。这项工作对解决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物价波动和筹措恢复经济资金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建立初的几次物价上涨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建国初期国家财政困难，货币发行过多而造成的。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战争还在继续，军费开支浩大，加上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连同国家政府军政人员的开支在内，使国家财政支出较大。这时城市的税收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国营企业也正在恢复之中，上交利税很少，财政问题比较突出。当时，各大区仍然沿用根据地时期自收自支的财政政策，公粮、税收基本掌握在各省、市政府手中，中央财政只统一支出而未统一收入，财力分散，入不敷出，庞大的支出主要依靠货币发行来解决，致使物价多次上涨。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二月中下旬召开财经会议，形成《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各地结束以往财经管理上的分散局面，统一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把国家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克服财政困难，稳定金融物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经工作方面采取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措施。 　　中共中央西北局敏锐地认识到《决定》的重要性。为了坚决贯彻中央决定，彭德怀向西北地区各级干部提出厉行廉洁朴素作风的号召。三月七日下午，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群众堂举行第六次行政会议扩大会议，彭德怀、贾拓夫等分别讲话和传达政务院《决定》，号召大家禁止浪费，节衣缩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群众日报》发表重要谈话，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照这一决定指示的方针，立即行动起来，以最高的党性忠实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保证迅速全部实现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11) 　　西北军政委员会于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用七天时间召开了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财经负责人会议，传达全国财经会议精神，就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作具体部署。会议采取“先打通思想，然后来算细账，用打通思想来作精打细算的基础”的方法，“自始至终发扬民主，大胆揭发缺点，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求得大家思想和步调一致”。这次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会议闭幕时各省同志表示‘这七天上了一大课’”(12)。 　　习仲勋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在开幕式上作了《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而斗争》的讲话，会议结束时还作了总结讲话。在讲话中，他首先阐述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重大意义，指出：“统一国家财政经济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任何事业，离开这个主题都是走不通的。过去我们长期处于分散的环境中，收入支出形成‘各自为政’、‘独立国’，这在那个时候是需要的，否则就不能存在。但在今天全国已经统一，新的时期已经到来的形势下，如果仍然继续搞‘各自为政’、‘独立国’，就要犯严重错误。‘经济是政治的实际内容’，财政经济不统一，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真正的统一，已获得的胜利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巩固起来。”(13) 　　就西北地区如何落实中央决定，习仲勋提出重要意见。他指出：政务院这个《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增加收入，缩减开支，统一领导”，因此，“贯彻中央《决定》的基本方向，就是多收一点，少支一点，统一起来，而且还要把事情办好”(14)。他强调：第一，必须整编机构，核实人数，实事求是地设立工作机构和配备人员。他说：“正如一部机器一样，必须合理地配置零件。不必要的庞大机构，人浮于事的现象，反而会降低工作效率。”(15)一个人全年须开支四千多斤小米，有些单位减少人员不报告，这是集体贪污，假如把这项开支移到建设方面就会起很大作用。第二，必须进行普遍深入的物资清理调查工作，凡是国家和人民的公共财产，都要重新进行清理调查，同时检查管理经营制度和工作作风。第三，必须从多方面着手，厉行节约，省人省钱，严惩贪污。“提倡精打细算，反对大少爷作风。拿钱和泥，不算本领。我们负责给人民办事，所要求的是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成绩。”(16)第四，必须扩大税源，完成今年税收任务。第五，遵循政务院的《决定》，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各方面的制度，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要克服本位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思想，坚决确立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的思想，不要强调自己地区和单位的特殊性。习仲勋针对有些同志忽视财经工作的倾向指出：“所有的党政工作，全是为着发展财政经济而服务的，做革命工作，不过问生产，就是想当革命队伍内的‘二流子’”(17)，“不搞好财经工作什么事都搞不好，要搞好它必须花些本钱，这就是干部，西北局已准备最近作一个决定，把好的干部调到财经工作岗位上去。”(18) 　　按照政务院的《决定》和习仲勋的讲话精神，会议“整了一下思想，算了一下账，定了一个收支概算”，重新制定了一九五〇年西北地区的财政收支概算，收入超过原定任务的百分之八，支出缩减百分之五十以上，财政赤字由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降到百分之四十左右，西北区级机关机构在严格核实人数和统一编制的基础上，编制减少百分之五十左右，军费和行政费支出减少百分之二十左右。 　　紧接着，又以彭德怀、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先后发出《关于贯彻政务院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为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的决定的通令》和《为贯彻政务院关于实行国家机关现金管理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中共中央西北局还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贯彻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全力实现军政委员会的《决定》，要用一定的时间，“让财经部门负责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目的是为了认真、精密的研究讨论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求得及时的彻底解决”，“政府各级部门工作中的党员首先必须完全自觉并严格的无条件的执行”(19)，从组织上保证了《决定》的贯彻落实。 　　由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采取一系列的正确措施，西北地区的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各项税收显著增加。一九五〇年一至三月，西北地区税收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六，四月份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五月份完成百分之一百零三；财政工作开始进入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的轨道，由于建立严格国库等一系列制度，财政收支逐渐接近平衡，货币发行量大大减少，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西北地区六十种商品的平均价格三月份以后发生了明显变化，四月份较二月下旬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二，其中十四种食品价格跌落了百分之六十二，五月初物价转入平稳状态，之后一年多物价控制在涨落百分之几的范围内(20)，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得到彻底扭转，使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物价的“盆地”。这一时期形成的良好经济环境，对稳定人民生活和发展公私生产十分有利。(21)“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旧中国经济改组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开始”(22)。陈云就全国所指出的“一九五〇年三月以后，国内市场的性质已经改变，官僚资本操纵下的以投机和破坏国民经济为目的的市场，已经基本上改变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以服务于人民生活和恢复及发展生产为目的的市场”(23)的状况，完全符合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 　　随着西北地区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和物价趋于平稳，市场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国民党统治时期畸形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病态开始暴露出来，“表现为销路呆滞、周转失灵、减产歇业、失业骤增”。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把经济工作重点调整到工商业和进行工厂的民主改革上来。 　　首先，按照《共同纲领》中确立的国家经济居于领导地位的基本原则调整公私关系。利用国家庞大的购买力，通过加工订货方式，把资金投向若干主要的私营企业，使之按照国民经济需要进行生产，并给予私人资本一定的合法利润。西安市十个政府单位在全市各主要行业加工订货，共付出加工费约二百三十亿元(旧币)，使大部分私营企业渡过了难关。国营贸易机构充分发挥调剂供求和调整物价的作用，保持各种商品的适当牌价，使合理合法经营的工商业者取得正当利润。组织收购各种土特产品，让农民保持一定的购买力，进一步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 　　其次，调整产销关系，也就是“克服生产中的盲目性、使生产与消费在互相平衡下，求得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西北地区原有的工业，基本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产品质次价高，但因没有其他地区的产品的竞争而垄断着西北市场，凭借着通货膨胀和虚假的购买力取得销路和超额利润。一九五〇年初，陇海铁路恢复通车，特别是三月全国财经统一后，“战时工商业所孕育着的病态充分暴露出来了”，产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因而使工商业界感到很大痛苦”。针对这种形势，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财经委员会于五月召开第一届工业会议，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制定了整顿与改造旧企业的方针与办法，根据市场与资源条件，审定了事业计划，确定了发展扩大、缩小合并、停办缓办与维持生产现状的方针。重点地发展了电力、纺织，主动地停办了十一个小工厂，合并了五个工厂”(24)。之后，又分别“召开了西北区面粉、纺织、火柴、煤矿等专业会议，克服了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使产销相对地、初步地带有计划性”(25)。经济平稳地发展起来。 　　再次，加强国营企业民主管理和调整私营企业劳资关系。在这方面，习仲勋下了较大的气力，他经过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会议解决问题。一九四九年十月，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公营企业联席会议，研究部署保持和恢复原有工厂的生产秩序。一九五〇年三四月间，他又主持召开西北首届交通、电业、纺织等专业会议及西北首届工业会议，讨论经营企业化和管理民主化，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克服本地产品垄断地位丧失后所遇到困难的问题。按照这些会议精神，“西北国营厂矿普遍进行了整编、精简、清理仓库、建立制度等工作”，并“开始实行管理民主化，普遍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吸收职工参加生产管理，发动与提高职工的觉悟与劳动热情；同时学习东北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经验，试行定额管理与责任制，改进与建立成本会计制度；并组织工作组到几个大厂具体帮助，培养典型，吸取经验”，使西北地区“国营厂矿基本上得到改造，生产上有了比较显著进步，渡过了全国经济改组期间的困难。许多厂矿由前半年的亏本转为后半年赚钱，在完成上缴任务外，还有盈余”(26)。 　　为了进一步动员和依靠工人阶级，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习仲勋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肯定和赞扬工人群众解放初期在保护工厂机器、恢复生产等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提出新的希望，要求公私企业中的工人运动，把“团结全体工人职员，努力搞好生产”作为今后工作的方针，强调在公营企业中工人就是主人，要负起搞好生产的全部责任；在私营企业中，工人也要负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责任。他说： 　　我们工人要靠自己的劳动发展生产，在这个基础上去解决自己的困难和维护自己的生活福利，争取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寸，这样也就克服了目前整个工业生产中发生的困难，也就是工人阶级全体人民的利益。……实行经营企业化，是我们公营企业能否发展的关键。在公营企业中要认真执行管理民主化，逐步贯彻经济核算制……工人必须参加各种管理改进的工作。(27) 　　习仲勋对私营企业的工人说： 　　在私营企业中要经过劳资协商会议签订集体合同，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起来，共同努力，搞好生产。一方面资本家不能再随便打骂、虐待、开除工人，另一方面工人也不要再采用罢工、怠工等办法对付资本家，使劳资关系成为民主、平等、两利，这样资本家就会有信心、有兴趣，拿出更多资本投入生产事业，减少工人失业，增加生产。如何使资本家对搞生产事业有兴趣愿意搞，我觉得这是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工人今天要提意见搞斗争，也就是从这个问题出发，不是斗争使得资本家不敢开门，不敢搞工业，而是敢于搞、乐于搞，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我们工人同志必须懂得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一个一个解决。 　　习仲勋的这些主张有利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28)，符合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实际，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 　　由于抓住了企业民主改革的三大关键环节，西北地区工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在西北工人第一届代表大会号召面向生产以后，广大职工群众的努力，实行了整编、精简、清理资产、反浪费运动，开展生产竞赛，实行了民主管理，建立了各种制度等工作，更促进了广大职工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生产数量增加，质量改进，成本减低，因此，绝大多数的公营厂矿不仅在设备简陋，技术条件差的情况下不为外来产品挤垮与渡过了去春的困难，并在完成上缴的折旧利润任务外，还有盈余。”(29)电业成本显著下降，西安电厂十月份成本比一月份降低百分之五十九。纺织出纱量比一九四九年提高百分之六十七点多。煤业、水泥、面粉、毛纺和皮革等行业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 　　为了进一步深化企业民主改革，中共中央西北局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日召开了西北第二届工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北五省工业厅厅长及西北工业部所属公司、局，厂矿的厂长、经理、技术专家和工人代表一百五十余人。会议集中讨论了加强指导，促进私营工矿企业与手工业发展，进而生产更多的生活日用品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问题。 　　习仲勋在会上作了《依靠职工，把工业提高一步》的讲话。他在强调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作用，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指出：一九五一年的工业建设是在继续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加强建设国防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全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是有条件的重点投资，也就是重点建设的方针。西北地区也同样如此，国家的投资只限于几个部门，但这并不等于其他部门就无事可做了，而是要把事情做得更好。“有一个钱就办一个钱的事。但必须确实办好，并且争取多办事。”他总结概括了一年多来工业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保护了旧的企业，恢复了生产，而且还接近和达到战前水平，有的还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并指出：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吃一堑长一智，这也是收获。习仲勋在这里特别强调：各级干部和企业管理者都要重视学习。他说： 　　学习新的科学技术是我们经济工作干部现在的主要任务，搞工业的干部要专业化，少兼职，不兼职，集中精力学习管理工业的知识。现在必须懂技术，技术是决定一切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学习管理生产的理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现在的环境同过去截然不同，要有一套新的管理方针与办法。我们现在学到了一些，摸到了一些规矩，所以工作有了成绩，但这是很少很少一点。我们要创造的和要学的还很多很多。 　　他指出：“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取得成绩靠两条，一条是学习，一条是依靠职工群众。这两条又是统一的，即我们向广大职工群众学习，依靠职工群众搞好生产。”我们的民主管理要前进一大步，必须集中群众的智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让他们不但努力生产，而且让他们当主人，积极想办法、出主意。“我们必须十分关心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和问题。哪怕是一些小问题，也要十分关心的去解决，一时不可能解决的，务必充分说明理由，好好解释。”为人民负责，就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准备不成熟的缓办，无把握的宁可不办，要办就办到底，办好。 　　习仲勋还鼓励大家团结一致做好工作。他说：工业方面的干部是团结的，党与非党同志是团结的，新干部和老干部、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都是团结的。“有了这个团结，我们才有上述的成绩。我们还要继续团结，而且团结得更好。”他要大家注意两点：一是要在共同进步的基础上团结；一是在非原则问题上要善于合作。共产党员特别要克服简单作风，虚心倾听和考虑党外同志的每一个意见，赞成和支持党外同志每一个有益的建议，并坦诚接受党外同志的批评，严格改正自己的缺点。习仲勋说团结问题是有针对性的，并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反复强调这个问题，从而使党内党外同志团结一致，合作共事，使公私企业协调一致，共同发展。半个世纪后，许多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那个年代，环境是艰苦的，但人与人之间融洽的关系却又使苦变成乐。这种局面，与习仲勋强调团结，善于做团结工作是分不开的。 　　一九五〇年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西北地区同全国一样，不分民族、职业、信仰，广泛地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给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强大动力。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按照习仲勋的提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代表团给与会代表作了抗美援朝的报告，之后代表团分赴西北各地先后作报告数十场，并逐级传达，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广大群众。至五月，西北“全区普遍形成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游行示威的城乡人民在一千万人以上，边远的南疆参加集会和示威的人民亦达九十七万多，占全区人口三分之一”。经过爱国主义运动的教育，“各地人民增产竞赛、自动参军、集体纳税、热烈捐献、优待烈军属等工作，不断地在蓬勃顺利的进行和发展着”，“截至七月底统计，已捐献飞机一〇八架，大炮九门，高射炮七门，坦克一辆”(30)。全区形成了学习马恒昌(31)的高潮，“工矿业中的马恒昌式的竞赛小组达一千二百余个”(32)，调动了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好转。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习仲勋关心支持香玉剧社义演的事至今被传为佳话。 　　常香玉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在西安领导着一个民营的香玉剧社。全国声势浩大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捐献运动，深深地鼓舞了她，她“决定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为抗美援朝尽力作出贡献”(33)。习仲勋得知后，积极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香玉剧社从八月上旬开始前往开封、郑州、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巡回演出，受到各地广泛的欢迎，也使常香玉“深深地感到了作为一个新中国主人的光荣”。九月二十八日，正值纪念第三个国庆节前夕，她写信给习仲勋汇报了义演的情况，激动地说：“这些光荣，都是党和你教育和帮助我的结果，当此国庆节的前夕，我特向你致诚恳的感谢，并向你保证我们一定加倍努力，完成我们光荣的捐献任务，争取使‘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早日飞临朝鲜前线，把美国侵略强盗消灭干净!”(34) 　　香玉剧社在半年多时间里，演出一百八十多场，用演出的收入购买了一架战斗机，提前完成了捐献任务。一九五二年二月，他们回到西安，受到习仲勋亲切接见。习仲勋对常香玉说：“你和你的剧社，倾注全力，用自己演出的收入，捐献一架飞机，这对志愿军、对全国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香玉同志，你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你们的爱国壮举，在全国乃至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35) 　　经过两年多努力工作，西北地区国民经济在迅速恢复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的各项工业生产已经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以几项重要的国营企业来说，以一九四九年为基期，石油生产增加百分之一百一十，电业设备增加百分之八十五，发电量增加百分之四十四，售电量增加百分之九十六，机器工业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纺织工业布产量增加百分之十八点三，纱产量增加百分之三十八”，“纱生产效率提高百分之四十五，布提高百分之六十二点三。一九五一年国家在西北工业建设上的投资已超过西北现有国营企业资金的总值。私营企业亦均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36)。一九五二年又有新的较大的发展，粮食、棉花等产量普遍恢复和超过解放前的水平。至此，西北地区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已经完成，为下一步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①贾拓夫：《西北经济战线上的两年》，1951年10月1日《群众日报》。 　　②习仲勋：《在西北首届交通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3月24日。 　　③《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60页。 　　④《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28页。 　　⑤《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33页。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商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年版，第545页。 　　⑦贾拓夫：《关于目前西北财经工作问题》，1950年7月21日《群众日报》。 　　⑧习仲勋、杨明轩、贾拓夫致各省委、新疆分局各区党委并报中财委电，1950年1月9日。 　　⑨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还分别于1949年4月和7月出现两次大幅度物价上涨。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120页。 　　(11)1950年3月9日《群众日报》。 　　(12)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西北财政会议的报告》，《西北政报》第1卷第2期。 　　(13)《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20—121页。 　　(14)1950年3月21日《群众日报》。 　　(15)《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21页。 　　(16)《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23页。 　　(17)《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125页。 　　(18)习仲勋：《在西北财政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50年3月24日。 　　(19)1950年3月29日《群众日报》。 　　(20)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曾有部分投机商人乘机活动，使9种主要商品价格平均上涨18.55%，其中小麦上涨22.2%，棉纱上涨35%，煤上涨40%等，但时间很短即趋于平稳。 　　(21)贾拓夫：《关于目前西北财经工作问题》，1950年7月21日《群众日报》。 　　(22)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调整工商业的报告》，1951年3月。 　　(2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718页。 　　(24)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一九五〇年工作概况及五一年的方针任务》，1950年12月。 　　(25)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调整工商业的报告》，1951年3月。 　　(26)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一九五〇年工作概况及五一年的方针任务》，1950年12月。 　　(27)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0年5月10日。 　　(28)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0年5月10日。 　　(29)1951年1月19日《群众日报》。 　　(30)西北军政委员会给周恩来并转呈毛泽东：《1951年上半年工作报告》，1951年7月。 　　(31)马恒昌(1906—1985)，奉天(今辽宁)辽阳人。劳动模范，原沈阳第五机器厂工人，1949年他带领的小组获得“生产竞赛模范班”红旗。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马恒昌小组”向全国职工发出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全国工业战线开展了学习马恒昌活动。 　　(32)西北军政委员会给周恩来的报告，1951年11月13日。 　　(33)《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443页。 　　(34)常香玉给习仲勋的信，1951年9月28日。 　　(35)《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444页。 　　(36)贾拓夫：《西北经济战线上的两年》，1951年10月1日《群众日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