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习仲勋 > 全文图书 > 习仲勋传（下）

在周恩来总理身边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习仲勋接替李维汉为政务院秘书长。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政务院改名为国务院，根据周恩来的提名通过国务院组成人选，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等为副总理，习仲勋为国务院秘书长。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继续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在此期间，他与周恩来朝夕相处，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十分信任习仲勋，支持他放手工作，多次对他说：“我们是好朋友。”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刚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即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总理和副总理分工问题。十月十五日，习仲勋出席了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研究提出在原政务院机构的基础上建立国务院，设立政法、文教、重工业、轻工业、财金贸、交通、农林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八个办公室，由罗瑞卿、林枫、薄一波、贾拓夫、李先念、王首道、邓子恢、李维汉分任办公室主任，协助总理领导有关部门工作。三十一日，周恩来主持第二次国务院全体会议，宣布成立八个办公室，也等于八个“口子”，并决定不属于这些“口子”的部门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分工领导，习仲勋分管总理和副总理分工以外的其余十二个国务院直属机构。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还提出，为加强国务院的集中领导，大事要集中到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有些事情集中到他和陈云、陈毅、习仲勋处。之后，周恩来要去广东工作二十天时间，临行前的十一月一日，他向陈毅、习仲勋当面交待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习仲勋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决定习仲勋担任以贺龙为主任的编制工资委员会(原名编制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要求编制工资委员会争取在三年内，有步骤地将政府系统中应该退休和转到企业、投考学校的各种人员，分别妥善处理完毕，初步做到在政府中定员定额。习仲勋与贺龙一起，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明确和落实了政府系统的定员定额，在废除工资分制的同时实行了薪金制，妥善解决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人员补贴和工作安置问题。 　　五月十日，习仲勋参加周恩来召集的国务院汇报会议，商议周恩来、陈云、陈毅和习仲勋在国务院的分工问题，决定不归各办管辖的国务院各直属机构及其他例行工作，由习仲勋负责处理。周恩来要求：“各主管的同志能够解决的，就可以直接批办，不必传阅；不能解决的再由周(恩来)、陈(云)、陈(毅)、习(仲勋)共同处理和请示中央解决。凡带有综合性的事情，则由习(仲勋)根据分工范围分别批送各分管同志解决。”①这就使习仲勋在整个国务院工作运转中处于中枢地位。习仲勋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在以后工作中敢于负责，竭尽心力，受到各方面的好评，被大家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 　　在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和国务院秘书长初期，习仲勋同周恩来都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周恩来日理万机，常常忙到深夜，睡眠时间很少，第二天还要很早起来投入工作。作为秘书长的习仲勋，具体事务很多，一会儿开会，一会儿来人请示汇报工作，人员来往比较多。习仲勋毅然从西花厅搬到与之一墙之隔的工字厅北院，和几位副秘书长挤在一起办公。他宁愿自己办公条件差一点，多跑些路，也不想因为自己的工作而影响到周恩来的工作和休息。 　　习仲勋日常工作十分繁忙。小到会议活动安排，重要出访代表团成员名单审定，大到国务院部门体制的设置，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重要的外事活动等等，几乎凡是国务院的活动，都有习仲勋的身影。仅从《周恩来年谱》中撷取的零星资料就能看出习仲勋在国务院工作的情况：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批示将《每日汇报表》中记载的本日彭真召集各省、市负责人谈知识分子问题后，要求各地提供关于知识分子五个方面材料的记录，打印出来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习仲勋、胡乔木审阅；一九五六年四月三十日，习仲勋参加周恩来召集的有李富春、李先念、邓子恢、薄一波、罗瑞卿等出席的会议，商谈国务院新增部委的有关问题；五月十五日，周恩来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二十八次全体会议，就召开国务院体制会议作出安排，这次会议决定成立财政、计划、工业、事业、基本建设、政法、综合七个研究体制问题小组，周恩来要求七个小组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可分别请示李先念、李富春、贾拓夫、王首道、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解决；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习仲勋参加周恩来召集的有陈云、李先念、薄一波、钱俊瑞等出席的会议，着重研究讨论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日，习仲勋、彭德怀陪同周恩来到郑州市郊区燕庄关虎屯农业社察看小麦长势，了解生产和社员的生活情况；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家档案局就党政档案的统一管理的报告批给杨尚昆、习仲勋处理，等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习仲勋在谈起这段工作时，还深情地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十年代初期，那时我接任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同志的职务，接着又做国务院的秘书长，总理把好多事情交给我做。”② 　　习仲勋在过去多年地方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善于学习，熟悉工作情况，周恩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事先听取他的意见。譬如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约请习仲勋、齐燕铭谈国务院机关的整风问题；十一月二十六日，约请安子文、习仲勋研究干部下放问题；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向习仲勋、马文瑞了解北京市郊区的规划问题；十二月十八日听取陈毅、习仲勋、陈正人关于国务院组织机构问题的意见；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九日，与薄一波、习仲勋、程子华、韩哲一、姚依林等谈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八月三十一日，与贺龙、习仲勋、阿沛·阿旺晋美谈西藏平叛和内部的民主改革问题；十月十三日，约习仲勋、万里、刘澜波等谈潮白河引水工程问题；十二月九日，约请习仲勋、杨秀峰、张际春等谈文教问题，等等。 　　由于习仲勋对民族、宗教工作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周恩来在处理西藏问题时，都要征求习仲勋的意见。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周恩来委托李维汉、习仲勋同十世班禅交换意见，共同研究制定了《加强自治区筹委会工作，改进合作共事关系(草案)》、《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几项规定(草案)》、《继续贯彻执行处理反、叛分子规定的意见(草案)》、《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具体办法(草案)》等四个文件，为解决西藏平叛后有关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期间，习仲勋同班禅这位已相识十余年的朋友进行了诚挚的谈话，帮他分析西藏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习仲勋指出：从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中央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发生的缺点、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经过平叛改革工作，我们对西藏工作已经初步地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在祖国大家庭内发展繁荣的基础。要珍惜我们这几年的工作，要在工委的领导下，把工作做得更好，把祖国建设得更好。西藏的工作任务很重，内部的事情很艰巨，外事也很艰巨，又处在国防前线，“工作困难是有的，但也有办法，有希望，前途是光明的”③。七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接见十世班禅等人时说，两个月来制定的四个文件，工作做得好，并对李维汉、习仲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习仲勋在工作中常常有话直说，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从不唯唯诺诺。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家计划在首都建设十大建筑，筹建部门曾经计划建造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看到设计图纸，征求习仲勋的意见，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都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国务院办公大楼。”周恩来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④周恩来当机立断把国务院办公大楼这项建筑计划砍掉了。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习仲勋还亲自处理了一件重要工作，那就是防治血吸虫病。那是在一九五三年，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在一次大病后到江南休养。在休养期间，他了解到一些农村血吸虫病比较普遍，严重危害着群众的健康，影响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他回到北京后，就给毛泽东写信，并附送了材料。毛泽东当即把这件事批示交给习仲勋处理，并函复沈钧儒说：“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习仲勋立即组织有关方面人员研究处理这一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南方各省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五八年，毛主席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送瘟神》的诗。”⑤ 　　①《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478页。 　　②习仲勋：《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1月5日。 　　③习仲勋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的谈话，1962年6月25日。 　　④《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1页。 　　⑤习仲勋：《在纪念沈钧儒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1985年1月2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