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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岁月

《习仲勋传》编委会

一九六七年以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地方各级党政负责人绝大多数被打成“走资派”，受到冲击“靠边站”，无政府主义泛滥，一些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野心家和坏分子，乘机煽动操纵群众组织，致使“派性”膨胀，派仗不息，武斗迭起，全国混乱局面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原来预计三年结束，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毛泽东又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没有想到过。”①当时，毛泽东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想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但事情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于无政府主义泛滥，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社论。社论提出，要在新的一年中实现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同时，指出要打倒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 　　对习仲勋实行“监护”，是周恩来深思熟虑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他用这个办法保护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在此前的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周恩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年算一次吧，已经是相当长了，就够我们锻炼的了。②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年发动，两年胜利，三年扫尾。③基于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周恩来觉得必须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制止造反派组织对所谓“走资派”的任意批斗和擅自“定性”，以结束许多老同志人身遭受摧残、安全得不到起码保证的状况。一九六八年前后，几乎与习仲勋同时被监护的许多老同志对此都有切身的体会。万里曾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中，幸亏总理把我“监护”起来，否则，早就被斗死了。④ 　　然而，周恩来的努力是有限的，“监护”仍难以使习仲勋摆脱被林彪、“四人帮”操纵的专案审查、非法审讯和政治迫害。 　　习仲勋在“监护”期间度过了一段漫长而又难熬的日子。他被关押在北京北新桥交通干校，住在一间狭窄的小屋里，除监护人员送饭和有事来找外，很少能见到其他人，几乎与世隔绝。这里还住了些什么人，习仲勋一无所知。他仍然要接受专案人员的审查讯问，无休止地写交代材料。所幸的是，监护所为他每天送来《人民日报》，可以了解一些情况，有时还可以在指定地点散散步，洗洗澡。习仲勋后来与人交谈时说：“监护所内的浴室也很特殊，每个喷头都用木板隔成单间，高达三米多，但下面却离地面约一尺，使洗澡者互不见面，防止‘串联’和相互通气。洗澡时只能看见小腿和脚，这种被监护人员的特殊‘见面’，谁也不知对方是谁。”⑤为了锻炼身体，习仲勋就在小屋里转圈子，一边转，一边数，常常转到好几千圈，又倒回来。这七八年来，小屋成了他磨炼意志的小天地。⑥ 　　在监护期间，林彪、“四人帮”和康生以及他们直接操纵的专案组加紧对习仲勋的审讯和“定案”。习仲勋回忆说：“监护中悠长的岁月也是不容易度过的，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还不放过我，想方设法折磨我。”⑦有一次，专案人员找习仲勋谈话，指责他写的材料不真实，交代问题态度不老实，并诬蔑他和台湾某人有联系，是里通外国分子。这两句用心险恶的话，引起了习仲勋的高度警惕。在那个特殊年代，如果被认定有里通外国问题，是完全可能被置于死地的。他意识到，这是有预谋的政治陷害，顿时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愤而为自己辩护说，这纯属诬陷。 　　专案人员在审讯时透露出其中原委。原来他们出于给习仲勋定上“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罪名的目的，从敌特报刊和所谓群众揭发中搜罗到两件很正常的工作上的事情，有意无限上纲，欲置习仲勋于死地。 　　一件事是，习仲勋少年时代的同学陈建中(原名程建文)，一九四九年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担任了国民党评议委员，曾在台湾电台发表过策反讲话。陈建中与习仲勋既是同学又是同乡，早年一起参加革命，后来陈建中投靠国民党，两人分道扬镳，彻底决裂。“四人帮”、康生控制的专案组却借题发挥，逼迫习仲勋承认与陈建中有联系，搞特务活动。习仲勋义正词严地说，过去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无法改变。对敌特报刊的挑拨离间，不加分析就予以相信，这正好上了敌人的当。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随朱德和习仲勋到东欧访问的一个工作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习仲勋在民主德国参观柏林墙时，想越墙叛国投敌。专案组抓住这子虚乌有的事情，要习仲勋“老实交代”。习仲勋对这天方夜谭般的政治诬陷怒不可遏。他回忆了代表团访问的经过，连声说道：纯属无中生有!代表团的活动，完全受所在国政府的安排和保护，有众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陪同，这怎么可能呢?简直荒谬绝伦! 　　习仲勋对这两件诬陷他的事，义正词严，据理力争，专案人员只好不了了之。 　　在漫长监护的日子里，习仲勋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他思念昔日朝夕相处的同志和战友，也十分惦念妻子和儿女。然而，他没有和他们见面的自由，只能望墙兴叹。他回忆说：“我独处斗室，断绝了和一切人往来，连直系亲属也看不到，更不知道外边的真实情况。”⑧ 　　八年过去了，他没有妻子和孩子们的任何音讯，更不知道他们的境况，上次见面还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那时正在北京郊区参加“四清”运动的妻子齐心，在习仲勋赴洛阳前专门请了一天假看望他，此后两人再没见面。他惦念着齐心，齐心也挂念着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齐心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与习仲勋没有“划清界限”，被康生列入五百人黑名单之中受到审查，在“五七”干校劳动长达七年之久。当时四个孩子都尚未成年。三个稍大一点的孩子，桥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安安到山西省运城地区临猗县临晋公社云冲大队插队，近平到陕北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小儿子远平和妈妈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上“五七”中学，初中毕业后，就被剥夺了继续升学的权利，到工厂当车工学徒。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齐心于一九七二年冬给周恩来写信，请求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希望能与习仲勋见面。她在信中说，我和孩子们已经多年没有见到仲勋了，请总理让我们母子早日见到他；我们在北京已无住处，请组织解决住房问题；存款也早已冻结，希望能解冻一部分维持生活。周恩来很快做出批示，要求有关方面予以落实。 　　之后不久，习仲勋被专案组带到北京城里的一个地方，齐心和孩子早已等候在那里。见到习仲勋，孩子们一下子围了上来，亲热地叫着：爸爸、爸爸。他八年没有见过孩子了，顿时热泪盈眶。面对两个女儿，他已经分不出哪个是桥桥，哪个是安安，看着两个长大了的儿子，竟然完全不认识了。习仲勋离开家时，近平十一岁，远平八岁，这时已分别是十九岁和十六岁的大小伙子了。此时此景使他想起唐朝诗人贺知章的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诗中描写的是离乡老人回家时的感慨，这时他却是因为长时间未见孩子而不认识了。⑨二十五年后，习近平颇为感慨地谈起了这次相见时的情景：“他看见我们就哭了，我赶忙给他递了一支烟，也同时给自己点燃了一支。他就问我，你怎么也抽烟了?我说，‘思想上苦闷，这些年，我们也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抽烟我批准了’。到第二次再见到我时，他竟然把自己用的一个烟斗给了我，并说：‘我知道你没有条件抽纸烟，回去以后就用这个烟斗抽旱烟。’这是他在困难境地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一直保存到现在。”⑩ 　　孩子们关切地问这问那，还问到他在西安遭受批斗的情况，习仲勋破涕为笑，只说了一句话：“斗得不轻，但我的待遇最好。”(11) 　　临别时，齐心特别告诉习仲勋说，这次能见你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和安排的。一九七九年春，习仲勋谈到当时听完这句话后的心情说：“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簌簌流下了泪珠。恩来同志处境困难，日理万机，却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在监护中的革命老干部，让我和久别的家人相见。”同时，“也爱护年轻一代，让他们在困难的环境里茁壮成长，这对在监护中的我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舞啊!”(12) 　　习仲勋在被监护期间，除了接受专案组审查、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外，还要为其他人的“外调”提供证言。这些外调材料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负责人，也包括历史上和他有过某种关系的人。习仲勋在写证言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一些无理要求，他或严词拒绝，或干脆缄口不语。有人要他提供整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材料，他看出这些人的险恶用心，坚决顶了回去。他对来自地方和基层信函调查的回复，更是一丝不苟，实话实说，决不见风使舵，不为政治压力所屈服。身陷囹圄的习仲勋，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三年先后四次为富平县委副书记常生春写“证言”，其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正直的人格令人感佩。 　　常生春，陕西富平县人，一九三三年参加陕甘边游击队，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经济员。是年初夏，在照金苏区陈家坡战斗中负伤。“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硬说他负伤被俘投敌。为此，多次来人来函要习仲勋作证明。一九六七年九月和十二月，还在西安被军管的习仲勋，两次写材料详细说明陈家坡战斗的情况和常生春参加革命及加入团组织的经过，证明常生春没有什么问题。时过六年之后，造反派仍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再次要求他写证明材料。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和八日，习仲勋又写了两份证明材料。在十一月一日的证明中写道：“陈家坡战斗发生在一九三三年初夏。当时我和黄子文率领游击队前往耀县白区打土豪，行到陈家坡中敌埋伏，战斗一开始，黄即先行撤退，直到我负伤被俘和最后跳崖脱险，这一时刻中，未见到常生春，后来才知道他钻进梢林撤走了。常生春在陈家坡战斗中没有问题，不久就派到妇女游击队担任领导工作。”在十一月八日的证明末尾还补充写了一段话：“常生春一九三三年在照金苏区与敌作战中确曾负过伤(右臂或左臂)。这次战斗除有负伤人员外，没有阵亡的，也没有失踪的。所谓被俘的四五人，都仅半个小时就脱离了敌人，这说明这些人中没有投敌叛变的。当时在敌人队伍中，还有我们的党团员，所有这些情况，都能够随时得到他们的证明。因此，常在这次战斗中是没有问题的。即使他被俘过，也无投敌之嫌，否则，我不会和他谈话并分配工作。对被俘回来的战士，当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案作出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13)但是，康生对毛泽东的批示，采取了消极拖延的态度。 　　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后，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条战线全面整顿，许多老干部被解放出来，全国出现了一派生机。三月，重病中的周恩来，在接受第三次手术前想到许多亟待处理的积案，他和秘书一起清理出来，并提出具体意见，嘱咐秘书抓紧办理。在此之前，周恩来审查阅改汪东兴、纪登奎写给党中央的《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时提出，由中央专案所管的六百七十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整体查清”，“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这样，长期遭到监禁的彭真、安子文、薄一波、杨尚昆和黄克诚等人陆续被释放。 　　习仲勋多次要求给毛泽东写信，却每每被专案人员无理拒绝。一九七五年春节后，迫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专案组突然通知习仲勋说，可向毛泽东写一封短信，并说：“最多不能超过四页，越少越好。”(14)专案组还特别指明了要写的几个问题。当天，习仲勋就把给毛泽东的信写好交给专案组转呈。他在信中汇报了“文化大革命”中经受锻炼和考验的情况，认为自己“总算随着时代的进程熬过来了”，“使我真心接触到改造自己思想的实际，提高了想问题和看书学习的自觉性，特别是自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认真地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懂得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下决心坚持下去。” 　　事隔两天，专案组负责人到监护所向习仲勋宣布：你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还特别对他说，你“犯有严重错误，所谓严重错误，就是写《刘志丹》那本书是反党性质的错误”(15)。来人接着说，根据以上结论，可以解除监护，但是中央决定让你“换一个环境，休息养病”。 　　十三年漫长的审查、批斗和监护，仍然没有摘去“反党”性质的帽子。此时，习仲勋虽感茫然和悲伤，但仍然坚信冤屈终有洗雪之日。 　　①毛泽东接见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协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②周恩来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时讲话记录，1967年9月2日。 　　③周恩来接见全国铁路运输会议全体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10月29日。 　　④《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987页。 　　⑤丁根喜谈话记录，1997年5月30日。 　　⑥《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29—530页。 　　⑦《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8页。 　　⑧《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8页。 　　⑨《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8页。 　　⑩习近平谈话记录，1996年12月24日。 　　(11)习近平谈话记录，1996年12月24日。 　　(12)《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18页。 　　(13)《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04页。 　　(14)习仲勋给邓小平的信，1977年8月22日。 　　(15)《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04—505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