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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洛阳

《习仲勋传》编委会

“换一个环境，休息养病”，与其说是八年“监护”的结束，还不如说是异地流放。专案组给习仲勋选择的“休息养病”地点还是洛阳。之后，习仲勋在这里又度过了三个春秋。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晚，习仲勋离开监护所的第五天，还来不及与儿女们见上一面，便由河南省公安部门两位处长陪护乘火车到了洛阳。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让夫人齐心与他同去，以照顾生活。当晚，他们住在洛阳市区的一个旅社。习仲勋提出最好住到离市区较远而又靠近农村的地方，以便接触工农群众，还想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去。 　　习仲勋这次到洛阳，由于问题的性质同上次不同，没有让他去洛阳矿山机器厂，而是将他“安置在矿山机器厂附近的耐火材料厂里，同工人住在一起，交给一个造反派头头管制，仍继续监视行动，但总算有了一定的自由”。从此，他继续过起“既不是党员，又没有工作”①的生活。 　　洛阳耐火材料厂位于洛阳矿山机器厂南侧，中州西路从这两个厂中间穿过。这个厂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发展冶金工业而自行设计、自行建设的我国第一座大型耐火材料生产企业。一九五八年建厂投产，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生产工艺比较先进、设备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颇具规模的中、高档耐火材料生产基地。“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企业是“重灾区”。一九六七年六月因武斗全面停产，持续一年多时间，一九六八年恢复生产后又出现严重亏损。此后，厂里派仗不断，斗争激烈，生产一度陷入瘫痪，只能完成国家下达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几。 　　习仲勋对这个厂是熟悉的，他曾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到这里考察工作，并对当时正在修建的厂办公楼提出过建议。 　　习仲勋夫妇被安置在洛阳耐火材料厂生活区，住在一栋住宅楼的二层西房，面积仅有二十四平方米。房内南侧隔出了一间卧室，外面半间是过厅兼厨房，西面墙上有一个窗户。夏季，由于西晒室内温度特别高，习仲勋身体较胖，本来就怕热，因而格外难熬；严冬，室内温度很低，靠蜂窝煤炉取暖做饭，屋里充满烟油味，十分呛人。特别是窗外不远的电杆上架着的高音喇叭，整天响个不停，使他难以正常休息，心神非常烦躁。这一时期，习仲勋的工资已被停发，每月从厂里借二百元生活费，和其他工人一样，从粮站买回每人每月供给的二十九斤标准粮和五两食油。对习仲勋的这种不公待遇，厂里一些工人群众愤愤不平，而他却笑着说：“我看这就不错了，总比监护时住监狱好多了。”② 　　与习仲勋相邻的民兵连长、电工师傅刘学忠，是习仲勋家的常客，有空也帮着干些活。但是，他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就是按照厂里的布置，监视习仲勋的日常活动，发现情况随时向厂组织部报告。许多年后，刘学忠说：“那时也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是厂里的基干民兵，要听从指挥，服从领导。但是，我很快发现这位邻居是个好老头。他关心工人生活，平易近人，说话办事都在理上。虽然遭受了十多年磨难，却从没听见他发过一句怨言。时间长了，我对他的感情也深了，从心底里同情他，热爱他，因而就难以履行监视职责了。”③其实，真正负责监管习仲勋的是洛阳耐火材料厂党委副书记郭永太。郭永太原是厂里的一个普通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成了群众组织头头，后又当上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开始他对习仲勋态度傲慢，说话打官腔，不时流露出造反派习气。习仲勋很看不惯这一套作风，经常给他讲道理，教育他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之后，郭永太对习仲勋敬畏起来，遇事常向他讨教。在习仲勋的教育和影响下，郭永太立场逐步发生变化，很快与造反派分道扬镳。一次，习仲勋问郭永太：“如果林彪集团上了台，我要上山打游击，我要你给我带路，你带吗?”郭说：“我带。”习仲勋又说：“你如果报告上去，也不过把我押起来，一下子还杀不了头。而你顶多只能做这个厂的一把手，再也上不去。上去了，你也没有这个本事，你说对不对?”郭永太连声说道：对，对。习仲勋把监管他的人教育成好朋友的事，在洛阳耐火材料厂流传至今。一九七八年六月，郭永太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而被免除职务。但是，已恢复工作的习仲勋没有嫌弃这位犯有错误的人，很长时间还与他保持着联系。当组织调查郭永太在监管习仲勋期间的表现时，习仲勋肯定了他的进步，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流放”的日子是漫长而难熬的。习仲勋热爱革命事业，热爱工作，也热爱自由幸福的生活。然而，此时他失去了享有这些的权利，但“没有想到的是，这段时间是仲勋感到最为舒畅的日子。因为他又有了和广大工农群众在一起的机会。虽然深受冤屈，仲勋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温暖，他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④。他的夫人齐心这样描述习仲勋这段生活的感受。 　　这时的习仲勋，由于被关押近八年，身体已不如以前，“恢复身体健康是他所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尽管这里的环境有些压抑，厂里有时气氛还有些诡谲，但他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和直率开朗的性格，每天生活内容主要有散步、读书看报和洗澡三件事。清晨，他起得很早，到附近的南村堤坝上散步，锻炼身体。他步履矫健，走得很快，有些年轻人也跟不上。早饭后，到厂区职工澡堂洗澡，回来时顺便到厂宣传部借上一些书报在家阅读，路上遇见工人或农民群众便打打招呼，聊聊天。天天如此，周而复始。他这样有规律的生活，是基于两点考虑的。读书看报，关注国内外大事，使自己的思想不致在形势的变化中落伍；散步锻炼，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一则免得在困境中受病痛之苦，给他人增添麻烦，二则他想到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相信沉冤终有洗雪之日，只有保持健康的身体，将来才有可能更好地担负起工作重任。一九八二年，习仲勋年届七旬，仍体格健朗，精力充沛。他谈起在“流放”时锻炼身体的体会时说，那时虽然被下放到工厂，但还“可以和工人农民接触，同他们交朋友，说心里话，没有精神负担，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然后散步到七点半，每次走十八华里，风雨无阻。现在身体之所以好和健康，就是那时坚持锻炼的效果。恢复工作以后，就没有条件坚持这样做了”。⑤ 　　齐心由衷地佩服习仲勋超人的毅力。几十年后她回忆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天气，每日早上，他都要去郊区散步两小时。上午和工人一同在浴池洗澡，然后读书看报，下午又到郊区水库散步。时间长了，他和看护水库的邓老头儿及郊区的农民交上了朋友，每每凑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谈笑风生，好像有说不完的话。”⑥ 　　一九七五年八月底，习仲勋专案组派人到洛阳，就拟好的一份审查结论草稿征求习仲勋的意见。结论说：习仲勋问题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而这个结论仍然维持习仲勋犯有利用小说《刘志丹》反党严重错误的定性。看到审查了十几年仍然回到以前的结论时，习仲勋尽管内心非常不满，又觉得没有再增加新的罪名，便表示基本同意。但是，他要求对结论中两段不符合事实、完全凭空主观推断的话作出实事求是的修改，并明确表示：我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⑦在这两段话没有修改之前，我拒绝在审查结论上签字。两段话，一段是说小说《刘志丹》是在他授意下写的，一段是说小说《刘志丹》是反党性质的错误。专案组人员仍坚持要习仲勋写出书面意见，表明基本同意审查结论草稿最后的结论，才肯带走。他们还特别说明，结论草稿待中央研究后再来洛阳征求意见。 　　遗憾的是，不久中国的政治形势又一次出现逆转，一场经毛泽东同意而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不得人心。它否定了邓小平在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批判和打击了一批坚持整顿政策的领导干部，使刚刚出现的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习仲勋的审查结论和他的反对意见，自然无人顾及，再一次冤沉海底。 　　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这一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 　　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九日晨，寒风凛冽，云雾蒙蒙。刚从南村大坝上锻炼回来的习仲勋，被低沉的哀乐声所震惊，一个撕心裂肺的噩耗传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他顿时泪流满面，心情极其悲痛，回屋坐下后一时难以站立起来，好像天要塌、地要陷，大厦将要倾。七月六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逝世。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八个月时间里，三位巨星陨落，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这段时间里，对领袖怀有深深崇敬之情的习仲勋更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播出的那一天，他沉痛地给周恩来治丧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发出唁电，并转邓颖超：“惊闻噩耗，不胜悲痛至极，不能亲临悼念，深为终生憾事。”当时一些人劝他不要这样写，他说，不这样写，老干部不会理解。除非把我关起来，不悼念总理心里过不去呀!⑧ 　　习仲勋是一位性格坚强、“有泪不轻弹”的人，洛阳耐火材料厂的职工却都知道他三次哭悼周恩来的事。一次是周恩来刚逝世后的一天中午，工人们听见习仲勋屋里传出哭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当人们推门进去时，只见他面对周恩来的遗像失声痛哭。一次是厂里职工自发地在俱乐部设灵堂悼念周恩来，习仲勋和工人们一起默哀悼念，他泪流不止，泣不成声。还有一次是习仲勋经过厂门口，看到橱窗里周恩来的照片，边看边流泪。有张是他和周恩来在十三陵水库劳动的照片。他给周围的工人讲述说，周总理在前边拉车，我在后面推车，这张照片把我抹掉了。为什么要抹掉呢?这是历史呀!他一时哽咽地说不出话来，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 　　习仲勋对周恩来的感情极为深厚。三年后的一九七九年他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十分动情地说道：“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在这三年多里，想起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日子，想起总理为革命和建设建树的丰功伟绩，想起总理通宵达旦地为人民操劳，我就深切怀念，心潮澎湃。我总觉得总理没有离开我们，总理的革命精神，总理的崇高品质，总理的音容笑貌，总理的光辉形象，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⑨ 　　朱德逝世后，习仲勋回忆起和朱德在一起的情景，给工人们讲述朱德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质。他说：朱老总心地善良，为人宽厚，经常教诲我们要抓紧时间学习，注意锻炼身体，才能做好工作，为社会主义贡献更多力量。他感叹朱总司令这些亲切的话语再也听不到了。毛泽东逝世后，他独自到南村的山上采了一束小花戴在胸前，默默肃立良久。厂里开追悼会没有通知他参加，他却胸戴白花主动地站在人群中，和大家一起深情悼念。 　　这一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四月上旬，他们把悼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的天安门“四五”革命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因此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大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天灾人祸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习仲勋忧心如焚。 　　从年初开始，洛阳耐火材料厂和全国一样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无政府主义又一次泛滥，生产再次陷于瘫痪状态，当年产量下跌到二点八四万吨，亏损三百二十八点七九万元。习仲勋对一些厂领导和工人说：搞运动，可千万不能放松生产，国家的企业不发展生产，严重亏损怎么行，这样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就会削弱呀! 　　四月七日晚，习仲勋在楼下一个工人家里，通过收音机收听到天安门发生了所谓的“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他顿时控制不住情绪，猛地起身拍桌子说：“胡说，简直是胡说，人民悼念总理有什么错?邓小平这个人我了解，毛主席都说他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唉，中央又发生了什么事?”⑩他像是在问别人，又好像是在问自己，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十月六日，在北京发生了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一消息，习仲勋最早是从女儿桥桥由北京写给他的信中知道的，当时这件事还没有公开，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接到信的第二天便将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与他同去洗澡的一位工人：“女儿给我来信了，有大事，你看看。”这位工人对看别人的家信一时感到为难，习仲勋便催着说：“叫你看，你就看。中央把‘四人帮’逮起来了。不过你先不要外传，中央很快会公布的。”(11) 　　十月十四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诸于世，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次日，习仲勋致信华国锋，热烈祝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他在信中表示：“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尾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12) 　　十月二十二日，洛阳市党政军民四十万人举行盛大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那天晚上，很少动手做饭的习仲勋亲自操刀掌勺和大家一块儿做了一桌饭菜，请来了邻居、朋友共同分享(13)。 　　从这一刻起，习仲勋像变了个人似的，更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厂里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生产建设。洛阳耐火材料厂要召开批判“四人帮”罪行大会，运输科一位职工担心自己的批判稿写不好，习仲勋知道后鼓励说：我来帮你修改，应该深揭、狠批这些人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其影响。他接过稿子，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包括改正错别字。当他看到稿中将粉碎“四人帮”，为民平愤的“愤”字写成“奋”字的时候，迅即改过来，解释说“愤”是愤怒的意思，“奋”是奋斗、勤奋的意思，虽然音同，但义不同，不能混用。这位工人至今一直珍藏着习仲勋精心修改过的这篇批判稿。 　　①习仲勋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82年10月14日。 　　②《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05页。 　　③刘学忠谈话记录，1997年8月16日。 　　④齐心：《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55个春秋》，《纵横》1999年第1期。 　　⑤习仲勋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82年10月14日。 　　⑥齐心：《我与习仲勋风雨相伴55个春秋》，《纵横》1999年第1期。 　　⑦《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07页。 　　⑧《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07页。 　　⑨《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301页。 　　⑩丁敏谈话记录，1997年8月16日。 　　(11)丁敏谈话记录，1997年8月16日。 　　(12)《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07页。 　　(13)《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30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