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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习仲勋传》编委会

深圳和珠海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带动了广东全省经济发展和其他各项改革。以习仲勋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乘势而上，大胆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价格改革，企业管理改革和计划、商品流通等方面的改革也先后跟进，并取得明显成效。广东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发展。此时的广东，已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 　　价格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搞活市场流通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基本沿用苏联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由国家统一定价，十几二十几年价格不变，价格体制和价格结构基本脱离市场，商品价格背离价值，价值规律失去作用，农副产品和基础工业品价格长期偏低，束缚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基本生活资料长期严重短缺的局面。 　　习仲勋刚到广东，对当地副食品和农副产品的供应紧张局面有深刻的感触。当时广东同全国一样，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市场商品奇缺，四十多种商品凭票限量供应。习仲勋认为价格管理体制非改革不可。他和省委经过研究，决定广东的经济体制改革以价格改革和搞活城乡流通为突破口。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区委书记的朱森林回忆说：“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勋同志刺激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仲勋同志很有体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他价格的改革。”① 　　从一九七八年秋开始，广东省依据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按照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逐步把价格放开。同时，在产品的流通经营上，实行国家、集体、联合体、私人多种经营方式。八月，广州首先对蔬菜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实行部分大宗品种幅度议价交易、小品种自由议价的购销形式。水产品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对国家收购计划外的水产品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议价成交，以搞活流通促进生产，吸引鱼货进城，广州市在全国兴办了第一家河鲜货栈。价格改革过程中也出现过波折。一九七九年水产品市场放开后，草鱼价格骤升，市民意见很大。于是，一九八〇年初又恢复定量供应，市场却出现了有价无鱼的状况。经过比较，人们认为还是放开市场好。水产品市场遂继续放开，生产者积极性提高，鱼塘产量增加，一年内价格就明显下降，“鱼米之乡食无鱼”的状况很快得到改变。 　　一九七九年，广东省大幅度地提高粮食等二十四种农副产品的计划购销价格，提高了猪肉、牛肉、水产品、蛋品、家禽、蔬菜等八种主要副食品及其制品的销售价格，同时对其他农副产品实行计划价、浮动价、自由价、质量差价、地方差价和季节差价相结合的价格政策；改革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把过去单一的国家统一定价，改为国家统一定价、在国家规定基准价的基础上实行上下浮动价以及工商企业协商定价三种定价形式，逐步放开小百货、小文具、小五金等小商品价格，以刺激生产，满足经济建设和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 　　一九八〇年七月，习仲勋在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总结讲话中，再次提出要进一步利用中央给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优势，加快改革购销体制，搞活流通渠道。按照习仲勋的讲话精神，广东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始流通体制的改革。十月，省政府制订了一系列开放市场、搞活流通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允许竞争，保护竞争，实行国营、集体、个体商业一齐上，优惠个体商业，多渠道搞活商品流通，取消不准长途贩运、不准私人经营农副产品批发的禁令，打开城门，大搞各种形式的农贸市场，让农民参与流通，冲破了按计划层层调拨的封闭式和多层次的商业批发体系，极大地活跃了全省流通市场。之后，全省统购农副产品由一百一十七种减少到二十五种，当时这在全国尚无先例，所冒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政府以极大的勇气和胆略，经受住了改革初期的“阵痛”，没有半途而废，坚持改革不动摇，在短期内很快改变了基本生活资料严重短缺的局面，粮食、油料、蔬菜、水产品、干鲜果等市场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城乡购销两旺，物资供应充足，农民的收入也逐渐增加。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加快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按照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等原则，对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一是在工业部门逐步扩大指导性计划，工业生产计划实行以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的办法。为了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对内对外开放的需要，省里下达的工业产品计划，除少数重要产品按指令性计划外，其余大多数产品实行指导性计划。二是在农业方面，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取消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全部实行指导性计划，除对十几种主要农副产品继续实行统购外，其余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改变了“以粮为纲”的格局，促进了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作物比重上升，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三是在物资管理方面，实行指导性计划为主的管理体制，改变了过去单纯由政府部门分配物资的独家经营的局面。 　　广东省的外贸体制改革遇到的阻力比较大，习仲勋和刘田夫等冲破阻力，坚决打破独家经营的局面，适当扩大地市县外贸经营权限，主要是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方面大胆放权，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经过一段工作后，各地区、各部门对外贸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又出现了各自为政、相对混乱的现象。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一九八〇年八月，习仲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要解决分散经营和统一对外的问题。他指出，对外经济活动要在政策、法令和计划指导上统一对外，要在价格、客户、市场等问题上协同行动，不能让资本家钻我们的空子。他说，改革的方向一定要坚持，说统一对外，不是要统一经营、一家独办，要在活的基础上统一，而不能统死，要采取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的方针，进一步贯彻落实鼓励出口的政策和继续推进外贸体制改革。②之后，经过反复的讨论修改，形成了广东省《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意见》，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广东改革外贸体制后，取得显著成果，外贸出口三年翻了番。”③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也开始注意国营企业的改革。随着农村经营体制和价格、流通、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管理体制特别是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国营企业作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企业和市场脱节，许多企业的产品十几年“一贯制”，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也没有关系，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有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对此，习仲勋开始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对促进扩大企业自主权，运用经济手段改善经营管理，进而促进国营企业改革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广东省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完成一九七九年工业生产任务和制订下一年工业生产计划问题。习仲勋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解放思想，努力把工业生产搞活，把经济工作做活。把企业搞活，要突出解决好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问题。我省从明年开始实行新的体制，我们要更积极地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企业“一定要把生产和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要做到按需要生产，搞好产销见面，以销促产。要研究和试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办法。”④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革委会先后批转印发了《关于开展商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的报告》、《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意见》、《关于开展农副产品议价购销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关于开展扩大基层供销社自主权试点的报告》等文件，给企业下放了数十项权力，赋予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有较多的自主权，开始了国营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之路。 　　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坚定地推广“清远经验”，并以此为突破口，推进企业改革。韶关地区清远县，为了扭转工业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冲破“左”的思想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从一九七八年第四季度起，扩大企业自主权。次年四月，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撤销局一级工业机构，国营企业由县经委统一管理，县经委对县财政实行上缴利润承包，企业对经委承包，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开创了国营企业承包的先河。这一措施把经济效益与奖金挂钩，大大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对清远的做法，干部中和社会上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发放奖金是搞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对此，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习仲勋认为清远经验是冲破旧体制的一种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清远经验说明，要把企业搞活，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落实按劳分配政策，要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把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才能把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克服盈利亏本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吃大锅饭”的现象，达到增产增收，扭亏为盈，加快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果的目的。⑤这次会议决定，全省选择广州绢麻纺织厂等一百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在三百家企业试行利润留成的办法。 　　会后，为了总结和推广清远经验，进一步统一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习仲勋带领省委办公厅和省工交、省财政部门的负责人到清远县实地考察，深入研究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他认为清远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经济”，“精简了机构，促进了生产，企业也搞活了，上交财政也没减少，兼顾了国家、集体、职工三者的利益，应当允许继续试验。中央给了我们权，我们给县也要分权。”⑥在紧接着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习仲勋再次肯定了清远经验。他说：“清远县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之所以值得注意，就是他们不是坐等上级给他一个现成的好办法，而是勇于实践，去试验，去闯，上面有些部门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也冷静分析，继续认真搞试点。我认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⑦ 　　由于人们长期受旧框框的束缚，对清远的做法一下子难以完全接受。一九八〇年六月十日至二十一日，在全省工交会议上，清远经验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习仲勋旗帜鲜明地主张推广清远经验。他同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座谈，详细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再次肯定清远经验，要大家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他指出：“实践证明，清远经验的方向是对的”，“省委肯定了清远经验，没有怀疑、动摇过。清远经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生土长的，大家熟悉，学起来容易。不要老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家里也香”，“各地的经验，只要能增产增收，真正做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个人多得，就可以推广。用群众的话说，叫‘国家发大财，企业发中财，职工发小财’。”⑧ 　　七月五日，习仲勋在杨应彬等陪同下，又一次前往清远，深入工厂企业调查研究。他深入企业车间和职工交谈，还先后同七家工厂的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座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和他们一起总结经验，有时工作到深夜十二点，甚至凌晨一两点。他看到扩大自主权、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后，企业内部发生了变化，开始有了自力更生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和改善职工集体福利的经济条件，非常高兴，赞扬清远干部和职工勇于实践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他说，清远经验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看来省委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这个决心下得是对的，假如再早半年，工业的形势就会更好。⑨他再一次强调，清远经验闯出了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确实把企业搞活了，方向是对头的。今后要继续解放思想，使这一经验不断完善提高。 　　在习仲勋的大力促进下，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政府于七月二十九日正式批转了《清远县国营工业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情况报告》。批示指出，清远经验“是一种大胆的、可贵的尝试”，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要求各地学习清远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精神，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创造扩大企业自主权、把经济进一步搞活的经验。 　　清远经验虽然还不够完善，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在当时的形势下，敢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的桎梏，大胆尝试，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它对于改革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起到了重要的带头作用，是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八月一日的《人民日报》、八月二日的《南方日报》详细报道了清远率先试行企业承包制的经验，在广东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全国各地工业部门和经济理论界对此极为关注，前来参观考察者络绎不绝，连世界银行组织和美国的专家也专程来到清远进行考察。 　　到一九八一年底，广东全省一百个县和县级市中，有六十三个仿效清远的办法，改革了工业管理体制，四十八个县市经委对财政实行包干。全国有三百六十三个县和十七个小城市学习借鉴清远体制改革的经验。清远经验也得到了国家经委的肯定。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清远经验，指出：“广东省清远县试行县经委统一领导全县企业的经济活动，几年来已取得了很好效果。”⑩ 　　在习仲勋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涉及面越来越广。除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外，还对劳动工资体制、交通体制、科技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许多经验后来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又有了新的想法。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日，习仲勋带领广东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这次会上，补选他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十分关心广东经济特区试办工作，会议期间专门通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到中南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九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王任重和王鹤寿等出席会议。二十四日上午，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工作，并提出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外汇管理、进口生产资料等海关减免税和尽快解决广东能源、铁路交通等问题，要给广东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对此，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领导人支持广东的大胆构想。(11)胡耀邦向大家讲了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他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黑虎铜锤，以此鼓励广东大胆实践。谷牧再次要求广东应学孙悟空翻几个筋斗，在实行特殊政策方面胆子要再大一点。 　　中央书记处对在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讨论，并做出重要指示。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印发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要求广东省委的思想要更加解放，在深思熟虑、周密谋划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和闯劲，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要有远大的眼光，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路子要想得宽一点，远一点。还明确指出：“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12)，并有权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金。 　　这个《纪要》具有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同时，给广东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广东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和杨尚昆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①陈俊凤等：《广东改革开放若干问题的回顾—朱森林同志访谈录》，《广州党史》2006年第1期，第9页。 　　②习仲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0年8月8日。 　　③《刘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516页。 　　④习仲勋：《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8月11日。 　　⑤习仲勋：《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8月11日。 　　⑥《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57页。 　　⑦习仲勋：《在广东省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9月21日。 　　⑧习仲勋：《在广东省工交系统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6月21日。 　　⑨习仲勋：《到韶关检查工作时沿途讲话要点》，1980年7月19日，韶地字[1980]52号。 　　⑩1982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 　　(11)《刘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434页。 　　(12)《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1980年9月28日；《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汇编(1979—1982年)》，第109—111页。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