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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机构与配备省部级领导班子

《习仲勋传》编委会

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联系干部工作，领导了中直机关机构改革和参与了省部级领导班子的配备。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着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精简机构、压缩编制、新老干部交替、调整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千头万绪，涉及面广，难度很大。习仲勋以高超的马列主义水平、坚定的党性原则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不顾年事偏高的身体状况，夜以继日地工作，为理顺工作机构，加强党的建设，配备好省部级领导班子，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和国家新老干部交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习仲勋出席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划时代的命题，指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做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提出到二十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即在不断提高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从一九八〇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二点八万亿元左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习仲勋在这次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于这个安排，习仲勋在大会召开之前就向中央提出退出新一届中央书记处的请求，说自己年近六十九岁，不宜再担当此任，建议另选年富力强的同志担当重任。九月一日，即十二大召开的当天，拟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提出，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他又比较生疏，过去工作中习仲勋对他帮助很大，建议习仲勋仍留书记处。中央同意了胡启立的意见，仍把习仲勋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候选人。九月十二日，习仲勋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共十二大结束后不久的九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习仲勋协助胡启立负责书记处常务工作。九月三十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了书记处的分工，习仲勋除协助胡启立工作外，负责联系干部工作，负责统一战线，民族、宗教方面的动态和方针政策的研究工作。在此后的时间里，他与胡启立一起协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工作期间，年近七旬，但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辞劳苦，忘我工作，往往到深夜。中央书记处大到重大问题的协调处理，小到文件、简报的审阅把关，无不浸透着他的汗水和心血。 　　中央书记处这一时期的一个工作重点，就是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干部制度。早在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讨论通过了邓小平八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①，并尖锐地指出：“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②习仲勋出席了这次会议，坚决拥护这个讲话。他敏锐地感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改革是一场革命。当时他还在广东工作，就开始思考和谋划这项改革。到中央书记处后，习仲勋直接参与和领导了这项工作，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作为这场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大力推进。 　　中央书记处这一时期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问题。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中央机关机构改革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中央直属机关机构改革由习仲勋牵头，宋任穷、冯文彬、邓力群等参加；国务院机关机构改革由万里牵头，余秋里、谷牧、姚依林、袁宝华等参加。十一月九日，中央书记处决定由习仲勋、万里分别负责制定中直机关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交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习仲勋、万里组织力量，经过近两周的艰苦工作，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中直机关机构改革方案》和《关于国务院精简机构和人员的意见》。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这两个文件草案进行了讨论。二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一次讨论，基本同意两个文件，决定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一九八二年一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原则同意《关于中直机关机构改革方案》和《关于国务院精简机构和人员的意见》。在这次会上，邓小平严肃指出：“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这样的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③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中央机关的精简问题，通过《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对精简整编机构工作的分工》意见。中直机关由习仲勋总负责，冯文彬协助，负责的单位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调查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党校、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等。 　　这次中央机关机构改革的目的，是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建立正常的干部离退休制度，使一批老同志退下来，选拔一批年轻的干部进入领导班子，实现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习仲勋要求，中直机关干部要从生产关系重大变革的角度来认识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党中央这个决心下得对，是一项战略决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精简机构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触及到每个人。老同志退下来也是革命。他说，退下来的老同志干什么?有的同志精力还很充沛，有的同志还有剩勇余力，要“余热”利用，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许多事情。④ 　　习仲勋对中直机关的干部说，必须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尤其是中青年干部。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还着重指出，要通过机构改革，采取适当的过渡办法，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建立有利于大量培养、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的新制度，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继往开来、持续发展。机构改革不仅要解决干部年轻化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官僚主义、办事拖拉、工作效率低的问题。因此，机构改革是适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合乎人民心愿的一场深刻革命，绝不是简单地为了撤并一些机构，减少几个干部。如果把机构改革看成仅仅是为了减少机构和工作人员，那就没有认识到这次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深远意义。⑤ 　　中直机关机构改革方案经中央批准后，习仲勋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调查研究，按照单位的特点精心组织、分类指导、具体落实，他多次与部门领导和有关干部谈话，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 　　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机关的机构改革工作中，注意体现群众团体的特点，进行分类指导，就很能说明习仲勋的工作风格。习仲勋在工作中非常注意从实际出发，按照具体情况开展工作。他认为，工会、共青团、妇联是群众组织，组织机构、人员配备、活动内容、工作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等，都要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反映群众的意愿和要求，维护群众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他把机构改革方案和群众组织单位的工作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要求工、青、妇“搞一个精简的方案，搞一个精简的机构，造成一个好传统”⑥，使它们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组织。这三个群众组织在习仲勋的直接指导下，机构得到精简，领导班子得到加强，建立了一系列联系群众的制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作特点。 　　从中央调查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习仲勋工作的细致和耐心。中央调查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遗留问题比较多，机构改革难度较大。习仲勋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个部的问题，先后同调查部的负责人罗青长、陈忠经、冯基平、王涛江等谈话，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他又与调查部的十二位领导干部一起座谈，因为有年龄偏大的干部要退下来，所以还特别请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振清一起听取意见。 　　在座谈会上，习仲勋首先肯定调查部的工作，他说，调查部是中央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长期以来，广大干部战斗在这条特殊的、隐蔽的战线上，工作做得是好的，有很大成绩，这一点一定要充分肯定。解放战争时期，熊向晖、陈忠经同志在胡宗南那里搞情报，熊向晖同志钻到了胡宗南的心脏，当了机要秘书，他很有才华，搞了很多重要情报。调查部班子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少同志长期从事情报工作，这是党的宝贵财富。同时指出，情报工作专业性强，要有连续性，要一茬一茬接下去，解决接班问题对调查部来说更为重要，老同志不退下来不行，要充实年轻同志进入领导班子。他要求进班子的年轻同志要有战斗的、生气勃勃的精神，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随后，习仲勋代表中央宣布了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调查部新的领导班子成员。由于事前工作做得细致周到，退下来的干部心平气和，新进班子的干部信心十足，得到了中央调查部干部职工的拥护。 　　习仲勋特别叮嘱新班子要处理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他说，调查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多灾多难，受苦很大。真正恢复过来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调整调查部领导班子以后。在延安时康生管过这个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没有放过。部里有人来信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真实的，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情况那么复杂，看一些同志所犯的错误不能离开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那个时候周总理也不能硬顶。对有些问题，不要再纠缠了，不要揪住不放。有的人说了点错话，做了点错事；有的是违心地奉命办事；有的可能想的不周到而犯了点错误。有错误不要紧，只要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听取正确的批评，向群众说清楚，群众是会谅解的。这些同志今后要严格要求自己，改造世界观，争取不犯或少犯错误。习仲勋这种实事求是、关心爱护干部的工作方法，受到大家的赞扬。 　　习仲勋还特别关注机构改革后新班子的建设和干部的成长。在接见调查部新领导班子成员时，他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要鼓起勇气，挑起担子，事情就是压出来的，要主动挑担子。年轻的同志多向老同志学习，多向老同志请教，拜他们为师，必要的会议请他们参加。老同志要主动、热情地帮助年轻的同志。你们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大事要广泛征求意见，然后集中起来。就是要发扬民主，不要各行其是，不要搞一言堂。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帮派，对干部不要分亲疏，办事要公道。比如你和我虽然关系很好，但办事还是要坚持原则，办事没原则，就是没有党性，或叫党性不强，就应进行批评。这样，你们就可以搞出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来。⑦ 　　经过习仲勋的辛勤工作，他所联系的部门的机构改革都进行得很顺利。通过改革，党中央直属单位局级机构减少百分之十一，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百分之十七点三，各部委的正副职减少了百分之十五点七，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百分之十六，平均年龄由六十四岁降到了六十岁⑧，正常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建立起来了。 　　在谈到机构改革的成果时，习仲勋说，这次改革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比较快，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普遍好评，原因是：一、领导决心大，一开始就下定决心，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二、坚持走群众路线，改革方案几上几下，反复酝酿；三、老同志从革命大局出发，站得高，看得远，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 　　正值中直机关机构改革进行之际，一九八二年六月，中共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可参照中央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的精神和做法，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酝酿制定机构改革方案。条件成熟的地方，在机构改革方案报经中央批准后，可在下半年开始进行；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可先做酝酿准备，明年开始。”⑨省级机构改革从一九八二年十月开始到一九八三年三月基本结束。在此期间，为了推进各省市区领导班子年轻化，习仲勋多次约请有关省市领导人谈话，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一九八三年二月，习仲勋到福建省就干部“四化”、地方机构改革、领导班子建设和改进工作作风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陪同他实地考察了福州、泉州、厦门、漳州和闽北山区。 　　二月十七日，习仲勋在厦门召集厦门市领导谈话。当他看到在座的既有年龄较大的老同志，又有中青年干部，还有妇女干部时说，今天这个会很好，来的干部中有老的，有新的，还有年轻的女副市长，你们在新老合作和交替方面带了头。新老要交替，要合作，非这样办不可，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积极选拔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上来，老同志要大力扶持他们工作。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有成就的人，干事情时都在三十岁左右，三十几岁是最能干事的时候。 　　习仲勋强调，现在我们就是要宣传这个思想，要大胆提拔年轻人，要热情支持和积极帮助他们工作。对青年人，把担子放在他们身上才能锻炼出来，不压担子，永远也不行。我们老同志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要给青年人压担子，要给他们加责任。已经和将要到领导岗位上的年轻同志，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担子很重，既要虚心学习，又要大胆工作，要有一股闯劲；要勇于和善于开创新局面。我们老同志要有这个觉悟，站好最后一班岗，保持晚节，在我们去见马克思之前看到新秀都健康地成长起来，我们也就放心了。如果我们现在不下决心调整班子，不自觉进行新老交替，选拔青年干部上来，那是要贻误党和国家大事的。现在，我们有些公社党委书记五十岁，许多县委书记五十几岁，还有六十多岁的。如果再不抓紧进行新老交替，再过十年，那时我们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状况会老化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挑选干部。从今年开始，各省、市、自治区每年都要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一批，不是让他们坐机关，而是让他们下去，到一个公社去，到一个大队去，到一个工厂去，锻炼几年，然后逐步地择优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培养德才兼备干部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一项战略措施。挑选人才，品质是最重要的，当然还要有才，就是德才兼备。大学生不一定才都好，但文化水平是成才的基本条件，要尽量高一些。大家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努力学文化，提高文化水平，在这方面要抢时间。选拔、推荐年轻同志进领导班子，要群众推荐，光上面几个人选拔不行。说张三李四好，要群众公认才好，群众不批准，你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什么事也办不成。 　　习仲勋还对老同志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我们老同志退下来，超脱一些，还可以做些事，甚至可以比在职时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中央有个经验，就是现在有很多事情都是请老同志去做。中央组织了一个调整配备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的指导小组，宋任穷同志负责；还新组织了一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薄一波同志负责。这两个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中央党政机关各部门退下来的老同志。我们老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看看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是对的，还是错的?在紧要关头，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现在去总结，对自己、对工作都有好处，对搞改革也会有帮助。多年来有一条经验，就是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事前诸葛亮。毛主席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事前诸葛亮，他也是根据实践，根据他个人的实践，千百万干部、群众的实践，才能总结出一套正确经验，进而把这些经验上升为革命理论。但当他背离了这些根本原则的时候，也免不了犯错误。所以说，一个人能当事后诸葛亮也是很高明的。 　　在讲到党和机关作风问题时，习仲勋严肃地指出： 　　现在，有些部门官僚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比较严重，工作上瞎指挥，各自为政，这怎么行呢?我们中央机关和各级领导机关，都要抓大事，抓方针政策问题，抓思想倾向问题，要放手让下面的同志大胆工作；要为下面的同志服务，给下面的同志以正确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而不能给下面找麻烦，增加负担。要在机构改革中切实解决好这些问题，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 　　今年的事情很多，但要抓住重点。要进行省、市、自治区和地、市两级的机构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上半年还要选人大代表，开六届人大；下半年要开始整党。机构改革既要精兵又要简政。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提到的李鼎铭先生是个爱国绅士。他当时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精兵简政就是他提出的，毛主席采纳了他的意见。现在精兵还没有完全搞好，简政更没有搞好，还是过去那么多文件，那么多的报表，那么多的材料，你这个情况简报，他那个情况简报，使人没有办法看。我的秘书每天送给我看的文件、材料连十分之一都没有看，一些机关有的事本来用一个钟头可以办完，非得拖几天不可。所以，体制要改革，规章制度和工作方法、作风也要改革。要定机构，定编制，定业务范围，不要因人设事，要因事设人。人员宁可少一点，但要精一点。机关也要搞责任制，分工负责，既然由你负责，在一定时间内搞不好你就得下来，让有才能的人去干。⑩ 　　三月十日，习仲勋就福建的调查研究情况向中央写出《关于福建见闻的报告》，肯定了福建省的机构改革工作，同时根据干部群众的意见向中央建议加快机构改革步伐，通盘考虑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习仲勋在福建闽北山区调研时，发现了林业生产上的一些问题，为此专题撰写了《闽北山区建设和林业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回到北京后，习仲勋把这两份报告上报中央领导同志。 　　习仲勋返京时路经长沙，与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等就进一步加快改革，扩大对外开放问题进行了座谈。他指出，省与省之间的协作很重要，特别是像湖南这样的内陆省，要同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建立联系，互相支援，共同发展。 　　三月二日，习仲勋与万里、宋任穷、陈野萍在北京召集山西省霍士廉、罗贵波、李立功等十三位同志座谈机构改革和领导班子建设问题，宣布了山西省新的领导班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调整配备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的工作大部分已经结束，但还有少数省份因多种原因没有调整到位。甘肃省就是这样，由于省委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存在一些隔阂，有一些意见，班子调整迟迟不能到位。习仲勋对此极为关注，先后三次同甘肃省的九位领导同志谈话，了解情况，沟通思想，消除误会，听取他们对领导班子配备人选的意见。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习仲勋和宋任穷召集中共甘肃省委的十一位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会，研究甘肃省领导班子问题。习仲勋指出，中共甘肃省委从宋平同志主政以来，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坚决贯彻执行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及各种原因，各级领导班子一般都存在着老化问题。这次调整配备班子都要朝着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向努力。在座的中共甘肃省委的领导同志，除一人五十九岁外，其余都在六十岁以上。当然，同志们工作时间都很长，很有能力、很有经验，做了很多工作，这些中央都是清楚的。中央要求各省区领导班子的配备三月份搞完，甘肃不能再拖了，这次请你们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针对有些人对甘肃省进十二大人选的不同意见说，我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安排工作，如果有些不周到的地方，引起你们误会，主要由我承担，不能推到其他人身上。(11)由于习仲勋耐心细致的工作和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使中共甘肃省委的领导成员消除了隔阂，达成了共识，一致表示支持中央的决定，新的领导班子的配备工作很快得以完成。 　　一九八三年三月，全国机构改革结束，中央机关和省、地一级的机构及干部人数普遍减少，领导班子年龄普遍下降，文化程度普遍提高。 　　由于习仲勋在领导中直机关机构改革和省部级领导班子调整配备中坚持原则、任人唯贤、公道正派，取得了很大成绩，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并赋予了更大的责任。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四日，中央书记处决定：以后凡各省市自治区人大、政协副职配备的报告，不必再提交书记处讨论，由中央组织部报习仲勋、胡启立同志批准即可。习仲勋深感责任重大，对干部的选拔任用更加慎重，严格把关，使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 　　在机构改革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健全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教育培训以及离退休干部的生活待遇、医疗保障等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习仲勋为此倾注了心血。习仲勋与万里一起，按照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组织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局制定了老干部离职休养的制度，使我国干部离退休步入正常化轨道。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630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627页。 　　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453页。 　　④习仲勋：《接见调查部领导干部的谈话要点》，1982年4月9日。 　　⑤习仲勋：《在全国总工会第九届第四次执委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8月3日。 　　⑥习仲勋：《在全国总工会第九届第四次执委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8月3日。 　　⑦习仲勋：《接见调查部领导干部的谈话要点》，1982年4月9日。 　　⑧《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698页。 　　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702页。 　　⑩习仲勋：《同厦门市领导见面时的谈话》，1983年2月l7日。 　　(11)习仲勋：《关于甘肃省领导班子配备问题的讲话》，1983年3月31日。 　　 习仲勋传/《习仲勋传》编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