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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泰回忆录——大闹学潮

王世泰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延安四中的学生运动热火朝天，重大纪念日都要搞集会、宣传、游行、贴标语，深入农村宣传群众。我因为个头大，有力气，又在党内，被同学们选为护校纠察队长，担负着每次活动的纠察工作，同时也常和同学们一道外出贴标语。贴标语是有风险的，一旦被当局捉住，非坐牢不可，但大家都不怕。有时我们还把揭露敌人反动嘴脸的标语贴到国民党军井岳秀部师长高双城司令部的大门口。贴标语时，一些同学与门口值勤的哨兵周旋，递烟、闲谈、拉老乡，一部分同学趁机把标语贴上，等标语贴好后，发出暗号，大家便一哄而散。这种活动，对敌人震动很大，高双城气得暴跳如雷，声言要彻底查办。因此，我们的活动不得不更加隐蔽，更加谨慎。 　　四中校长徐绍林臭名远扬，他和高崇、李凯被人们称为陕北教育界的三大反动政客。1929年夏，徐绍林对学生发布约法三章，即不准集会，不准游行，不准去向社会宣传，大力推行他那一套反动的教育方针，与高双城勾结在一起，企图利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破坏延安四中地下党组织。 　　徐绍林的倒行逆施，激起学生们的强烈不满，党支部抓住时机，组织了几次大的行动。 　　学校有个教员兼庶务叫吴志超，是徐绍林的爪牙，一肚子的坏水，整天像个哈巴狗似地围着徐转，窥测、监视学生的行动，大家见了就讨厌，同学们早就盘算着要治治这条恶狗。说来也巧，这家伙管理财务账目不清，有贪污学校经费的劣迹，党员教师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党支部，党支部抓住机会，立即组织学生罢课，公开要求校方严惩贪污分子。学生罢课闹得很厉害，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徐绍林不得不忍痛辞退了这个“心腹”。 　　罢课斗争胜利，学生们扬眉吐气，徐绍林如丧考妣，急急忙忙邀请延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崔光亚到校作所谓的形势报告，企图以此恫吓学生，瓦解学生运动。为了抗议学校当局的这次集会，粉碎徐绍林的阴谋，党组织指示党员分头串连同学，约定统一行动的暗号，举行全校罢听活动。 　　集会是在一个星期日，那位县党部书记在徐绍林的陪同下，趾高气扬地登上讲台，进行“训示”，讲话大约进行到十分钟左右时，一个党员发出暗号，几百名学生哗啦一声，全部退出会场。徐绍林对学生们这一突然行动，顿时傻了眼；那位党部书记“大人”，狼狈不堪，灰溜溜地溜走了。 　　连续的学潮活动，引起延安县政府和高双城的惊恐，徐绍林更是到处游说，乞求国民党当局对学生下毒手，四中学生党员中王化成、韩俊杰(一帆)在校比较活跃，敌人便把注意力放在他俩身上。记得大约是1929年11月的一天，敌人采取欺骗的手段，秘密地逮捕了王、韩两人。事件发生后，全校师生义愤填膺，纷纷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党组织一方面利用探监、送饭的机会，鼓励被捕的同志严守秘密，坚持狱中斗争；一方面通知在校党员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大逮捕。那些日子，我们白天在校，夜间外出躲藏，以防不测。王化成、韩俊杰在狱中表现非常坚强，多次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没有供出党内的秘密。由于狱外狱内斗争密切配合和社会上强大的舆论压力，敌人在搞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先后释放了被捕同学。 　　被捕学生的出狱，是全校师生反抗国民党当局和徐绍林迫害学生运动的一次胜利，激发起学生们反抗斗争的极大热情。党组织为了趁热打铁，赶走反动校长徐绍林，提出“打倒徐绍林!”“徐绍林滚出延安四中”的口号，再次组织起新的学潮。这时，我已是延安四中党支部成员之一，负责组织工作和保管党内文件、枪支。 　　我们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公开揭露反动政府和反动校长迫害学生的罪行，争取社会的广泛同情，动员群众起来同学生一起进行斗争；在校内组织学生集体罢课等等。这些行动，使敌人气急败坏，十分恼火，于是1930年8月派遣高双城部队进驻学校，封闭了四中。 　　1929年(即民国18年)，我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官府残酷敲榨，地主趁机巧取豪夺，广大劳苦大众挣扎在死亡线上。面对此情此景，每个热血青年早已无心求学。因此，当学校被查封后，大部分同学即刻离校还乡，党组织召开会议，号召党员投奔谢子长、刘志丹搞武装斗争；暂时离不开家的就回到各自的家乡开展地下斗争。至此，学生全部离开学校，我也结束了学生生活，不久便开始了20年的戎马生涯。 　　 王世泰回忆录/王世泰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