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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林伯渠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及其思想转变特点

朱 凯

林伯渠是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之一，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功勋卓著，薄海同钦，他早年是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后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之一。由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到热忱坚贞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此值林伯渠诞辰110周年之际，笔者特就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及其思想转变特点略作论述，作为对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缅怀和纪念。   　　一 　　林伯渠(1886—1960)，原名祖涵，生于清末湖南省安福县(今临澧县)农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04年，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在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强烈影响下，他于同盟会创建初期便宣誓入会，立志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谋求人民的自由幸福和中华民族的振兴昌盛。此后遵奉党命，先后在湖南，东北、上海等地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舍身忘死，备经艰辛，多有建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奔走策动湘西巡防营举义反正，有力促进湖南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之一。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他依然坚持民主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继续紧紧追随孙中山，义无反顾地积极参加反袁起义、护国运动、反对张勋复辟和护法(即维护民元《临时约法》)等历次斗争，屡仆屡起，再接再厉。他的革命精神与非凡表现，多次获得孙中山的赞许和褒扬，因而深受器重，倚为干城。20世纪20年代，正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频遭失败、举步维艰的严峻时刻，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林伯渠看到中国革命未来希望的曙光，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更使他获得新的精神食粮。在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的热情帮助指导下，他从1918年起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密切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反复的比较，终于认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拯救中国振兴中华的唯一真理，从而牢固确立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正式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这标志着林伯渠业已完成从旧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转变，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全新的起点。从此，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直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顽强奋斗,勇往直前，终身不渝，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 　　二  　　林伯渠由著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家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绝非偶然。除了时代的发展进步及中国社会内部发生深刻变化等客观条件外，我们还应从他自身探求内在的因素。笔者认为，林伯渠在其人生道路上实现这一伟大转变有三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林伯渠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由于他把自己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定不移地把争取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作为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始终孜孜追求救国救民的真谛，从而为他服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第一块思想基石。自幼年时起，壮丽的祖国河山，勤劳淳朴的人民，传统文化的熏陶，长辈乡贤的教育启迪，使林伯渠蒙发了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甲午战争以后，东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亡国危机。少年林伯渠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社会的黑暗与种种不平，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忧国忧民之心油然而生，从此立下匡世救国，振兴中华的人生志向。他后来曾回忆说：戊戌以后，“即获读《新民丛报》，加以唐才常汉口起义等影响，蒙混的仇满和富国强兵思想，当时是很强烈的。”①正是在这种炽烈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支配下，青年林伯渠毅然加入中国同盟会，坚决走上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正是他在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中继续坚持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巨大原动力。为了祖国和人民，他认为个人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只有同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只要接受并服从真理，就能实现振兴中华的夙愿。敢于弃旧纳新，坚持择善而从，是林伯渠爱国主义思想的鲜明特点。因此，当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有说服力、能够真正解答中国革命的根本出路和一系列实际问题时，就断然舍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竭诚皈依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为之奋斗终生，忠贞不渝。1945年3月28日，林伯渠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他举办的祝寿大会上深情致答词说：“这些年来，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史无前例的，在它的浩瀚的事业中，积累着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诚努力与果敢的自我牺牲。在这条战线上，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同时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从他们中间吸取战斗的力量。”② 　　第二，林伯渠是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派。他一直以不屈不挠毫不妥协的革命姿态，长期奋战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线，因而这种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成为他决然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又一重要基石。早在少年时代，林伯渠就受到戊戌变法运动的思想影响，曾认为改良维新是苦难祖国自立自强的可靠途径。可是，资产阶级变法运动的迅速惨败，证明改良主义的办法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为了实现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宏愿，他又从资产阶级反清革命派那里获得新的思想武器，决心用革命的手段彻底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通过在中国创建民主共和国来实现重振国家和民族的美好理想。为此他奔走呼号，奋力拼搏，矢志反清。中华民国成立了，然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辛亥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到以袁世凯为头子的北洋军阀集团手里。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那样：“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③当时，有许多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志消沉，还有不少人蜕化变质，转而依附封建军阀以谋求一官半职，沦为其政治仆从和走狗。而林伯渠却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武装讨袁主张，义无反顾地加入“二次革命”斗争行列。“二次革命”转眼彻底失败，他流亡到日本，又积极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继续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取消共和悍然称帝后，他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潜回国内，英勇参加湖南护国军事斗争。袁世凯毙命后，段祺瑞等继承了袁氏的全套衣钵，加紧推行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政策。林伯渠坚定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毅然投身于湖南护法起义军的斗争行列，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大浪淘沙，昔日的革命者不断发生分化和分裂，有人隐退，有人落伍，有人变节，而林伯渠在每个关键时刻都经受住了历史的严峻考验，坚秉初衷，一往直前，始终战斗在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第一线。坚定不移地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大小军阀的反动黑暗统治，执著地追求祖国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深切地同情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而从不谋求一己的私利，是他一贯的基本政治态度，也是他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他的这种进步思想，显然与人类最先进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有若干沟通点。因此，这就为林伯渠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飞跃，也完全符合历史的发展逻辑。恰如林伯渠本人所总结的：“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④ 　　第三，林伯渠断然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立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更非为了应景追求时髦，而是他根据自己十多年来的亲身实践，经过严肃审慎的理性思考和痛苦深刻的反思总结，从而郑重作出的历史性抉择。彻底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固然为林伯渠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提供了可贵的基础，但这一重大转变绝不是自然而然就完成的。林伯渠当时的确认真学习了刚刚传入国内的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他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学习革命理论的过程中，总是紧密联系自己多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深入总结以往斗争中的沉痛教训，对各种社会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和反复比较，终于牢固确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衷心信仰，坚定树立共产主义的终身信念。辛亥革命以后，历次与旧社会旧势力反复拼搏，连连失利，这不能不使以身许国的林伯渠常常感到痛苦和迷惘，迫使他不断反复思考革命屡败的原因，促使他努力求索拯救祖国和人民的新出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多党议会政治、地方自治等种种建国方案都尝试过，但事实证明它们都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中外反动势力依然像永不死亡的恶魔一样，牢牢控制主宰着国内的一切，广大劳苦大众身受野蛮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水深火热一如往昔。面对血淋淋的现状，林伯渠逐渐对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式方法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正当他在黑暗中苦斗、在苦闷中摸索的时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引起他的极大兴趣。从1918年春夏起，他的挚友李大钊多次与他通信，邮寄有关资料，介绍俄国革命情况及对中国形势的见解，尤使他在思想上深受震撼和启发。林伯渠后来曾回忆说：“这些时候，一些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时常苦恼着我。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究竟应该怎样的干下去才能把革命贯彻到底呢？当时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作出圆满的答案是不容易的，完全靠着欧美式的议会政治无疑地已证明了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我得到一些新的启示，知道了劳苦大众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知道了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这个阶级的解放事业是与全人类的命运血肉相关的。这些发现是从当时在北京和日本东京的几位朋友，其中之一就是李大钊同志寄给我的一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品里得到的。他是我第二次到日本时拜把的兄弟，经常地寄刊物给我。就依靠这些零碎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了我的疑虑，渐渐地把握住真理。……1920年冬天我到上海的时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主义者，而变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经过李大钊的介绍，1921年1月(按：据考证，应在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州之前)我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会见了陈独秀，在多次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一些浅显的共产主义的理论。那时候，正筹备把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正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他们征求我加入，我的入党就这样在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下，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参加的。”⑤由此可见，正是在李大钊等师友的指导帮助下，通过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更重要的是紧紧联系自身多年斗争实践进行切肤的反思和深刻的总结，林伯渠很快就确立起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迅速完成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林伯渠指出：“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⑥和他一样，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一大批人都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老同盟会员，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英勇斗士。他们也几乎与林伯渠同时，相继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战斗行列。如董必武生前就回忆说：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转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⑦吴玉章也说：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⑧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坚决摈弃过时的资本主义政治观念，坚定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所指引的革命道路，绝不是某一个人的单独行为，而是当时不少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中国人共同作出的、具有历史性的重大选择。  　　三 　　到了延安以后，身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曾多次回顾自己的这一段历史。1941年他在亲笔自传里写道：自己将近40年生活与斗争，“是与中国这个世纪里的全部历史紧紧地连在一起的。而在这多年革命者的活动中，又有一半时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过着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始终是严肃的，在临难不苟这点上是当之无愧。上次国共分家时，程潜曾想说服我(登)报脱离共产党并表示愿加保护，但我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从苏联秘密回国后，明知非常危险，除准备被捕时的口供外，心里仍很坦然，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这说明了在严重关头自己还能站得稳脚，因而不致落在时代的后面。”⑨1945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为林伯渠六十寿辰发来祝贺函，称林伯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你领导陕甘宁边区政府，不顾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实行了三三制，发展了农工生产，提高了人民文化，给新民主主义的各种制度立定了规模。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你所成就的尤为显著。你代表党把目前挽救时局关键的主张，民主的联合政府，首先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你毫不动摇地擎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⑩同日，林伯渠复函中共中央表示深切的感谢并称“在这60年的途程中，正是中国历史变化最多的年头。我只是跟随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我们人民的浩大事业中尽一点微薄的力量。我所走过的道路，也只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一个彻底民主主义者的道路。我能够光荣地站在无产阶级的行列里，是党培养了我，人民群众教育了我，革命实践导了我。……我愿意和全党同志在一起，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年代的工作，并愿意向人民群众学习更多的革命本领，为着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11)当时，他还特意向毛泽东请教,问：像我这样的人如何学习？如何为党工作？”毛泽东回答道“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像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是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林伯渠非常重视毛泽东的这一教导，并身体力行，坚持到底，毫不动摇。同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开幕典礼上发表讲话，再次回顾自己近40年的革命经历，指出：“我这个人，头15年是为旧民主主义而奋斗，后25年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从我所经历的这一段，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决中国问题；中国革命的方法，也只有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才能够找到”。“我们应当使同志们懂得，没有马克思主义不行，有了马克思主义不善于掌握和运用仍然是不行的。”而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办事”，“这就是马列主义中国化”。(12)直到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他又一次着重阐述了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意义，指出：“在没有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中国革命不能免于失败，在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如果不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还是不能免于失败。而一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则无往而不胜。……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不仅在过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重要的；在现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13)林伯渠自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就牢记并忠实履行自己对党的誓言，努力学习，顽强拼搏，历经种种考验，始终是一名伟大坚贞的共产主义战士。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因病与世长辞。6月2日，首都各界群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举行公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致悼词说：“林伯渠同志，从青年时代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林伯渠同志的伟大革命斗争精神，维护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立场和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3)     　　现在，林伯渠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快36个年头了。回顾林伯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走过的革命道路，依然对中华民族的世代子孙具有许多宝贵的教益和启迪。今天，我们仍需认真学习林伯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精神，继承他们的遗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率领下，坚定不移地彻底执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永远坚持共产主义的伟大信念，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党和国家所确立的宏伟蓝图一定能够实现！ 　　注释： 　　①④⑤⑥⑨(11)(12)(13)《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80、238，3—4、238、8—9、461—462、463—473、657—658页。 　　②林伯渠在中共中央祝寿会上的答词，1945年3月28日。 　　③《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9页。     　　⑦《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71年8月4日。     　　⑧《吴五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110、112页。 　　⑩中共中央致林伯渠的祝寿贺函，《解放日报》，1945年3月28日。 　　(14)《人民日报》1960年6月3日。 　　 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编 主编 郭 林 阎树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