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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对陕甘宁边区建设的贡献

阎树声

林伯渠是跨越两个世纪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漫长的战斗历程是同当时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都以彻底的革命精神和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勇往直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5年10月，林伯渠跟随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为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为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全国胜利的转折点。延安时期，林伯渠一直担任着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党中央许多政策要先在陕甘宁边区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到其他根据地。当时，林伯渠是延安著名的“五老”之一，他深知自己责任重大。 　　抗日战初期，林伯渠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同时兼任中共驻陕党代表职务，虽经常住在西安从事统战和外联工作，但还经常关怀和过问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1940年10月，林老受命卸去驻陕党代表之职，由西安返回延安，集中全力领导边区政府的工作。此时，正是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时候。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林老回到边区后的中心任务，就是全力贯彻党的十大政策，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林老在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边区军民，殚精竭力地工作，做出了巨大的成绩，把边区这块昔日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政治民主、经济改善、文化发展的地区，在全国堪称模范。   　　把边区政权建设成为民主政治的楷模 　　中共中央指出：“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①为了有效地调动各阶层人士参加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的积极性，林伯渠狠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     　　林老认为搞好“三三制”选举，是建设“三三制”政权的基础。为此，1941年1月，边区政府发布了关于实行选举的指示，规定了有关选举的各项重要事项。但是在边区普选运动开始以后，社会上却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和反响，具体进行中也出现了或“左”或右的现象。比如，一些开明的地主、士绅，称赞“三三制”是“共产党宽宏大量，仁义治国”；部分反动地主则想乘机竞选，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担心“咱们流血换来的政权，又让地主豪绅们跑进来，敢保不会上当?”不少党员和干部，误以为“三三制”是“共产党三分之一，国民党三分之一，无党派三分之一”等。1941年2月，林老在边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上，着重论述了“三三制”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他强调指出：“我们总的政策，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内容就是要照顾到各阶级各党派的利益。必须坚定的把握住这一点，才能不因时局的变化而迷失方向。”实行“三三制”政策，并不是共产党放弃领导，相反，只有共产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使多数的非党人员接受党的政策，才叫做党的领导，他号召政权工作者要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宽阔胸怀，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搞好“三三制”政权建设。同年5月1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边区中央局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5月18日，林老就此纲领向广大党员干部作报告指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文件，在它的条文中，贯彻着统一战线的和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边区每一个政权工作者，必须根据新的施政纲领，检查我们以往的工作……进行今后的工作，保证全部纲领正确而圆满的实现。”②林老以容纳万有的真诚说服教育工作，对边区的“三三制”选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历时半年多时间，全边区80％以上的选民都参加了选举，不仅普遍建立起“三三制”县级政权，并且选出了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参议员。 　　1941年11月举行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是边区民主建政的空前盛会。林伯渠在开幕词中向大会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希望各参议员尽量反映各个角落人民的意见、要求与呼声；第二，希望各参议员坦率地指出政府工作的缺点，第三，希望这次参议会给政府指出今后的大政方针，作为政府今后工作的依据；第四，希望政府工作人员要忠诚的为人民谋福利，以加强政府的力量，适应目前新的形势。③林伯渠还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陕甘宁边区三年来的工作概况，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检查了存在的问题。并从边区当时正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和处在战争环境的具体特点出发，指明了边区政府的中心工作与方针。大会严格按照“三三制”的原则，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的组成人员，林伯渠连任边区政府主席，党外民主人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在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1／3，超过的退出，由非党人士递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在政权建设中，林伯渠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既坚决贯彻“三三制”政策，又从边区内部阶级关系的实际出发，把县以上政权与乡村基层政权作了适当区别。他说：“‘三三制’形式，主要在县级以上政权表现出来，中间分子在县级政权机关中占三分之一，乃至更多一点的位置，对于争取边区和全国的中间势力有重大作用。”但是，在土地早已分配的老区，中间分子的数量并不多；在土地未经分配的新区，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比重还相当大，所以在乡政权人员分配上，乡参议会和乡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应占2／3以上，在乡长中，共产党员可以占大多数。“不如此，不足以防止豪绅地主把持乡村政权。”④在建设“三三制”政权的过程中，林伯渠还论述了“政体”问题。他主张边区的政权构成应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统一于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他说：“政体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就是政权组织多元化还是一元化的问题。”⑤关于参议会与政府的关系与职能，他认为二者都是人民的权力机关。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而在参议会闭会期间，由参议会选出并对参议会负责的政府委员会，就是该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会的工作职能：一方面向政府反映人民意见或提出某些建议；另一方面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通过政府提出的重要决议和法令。在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都要保证党的领导，对涉及路线、方针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应先在党内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再提交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政权工作范围内的具体问题，都在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上讨论，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贯彻。这样，可使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结合，“党内党外的政见有更好地沟通”。⑥林老这些精辟的论述，对当时边区政权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林伯渠把能否团结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共事，使党外人士在政府工作中有职有权，视为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开始实行“三三制”时，因为党内外合作共事是一个新事物、一种新关系，双方都还不大习惯，也缺乏必要的规章制度，有时不免发生一些隔阂，甚至是较大的隔阂。在这种情况下，林老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办法，改善同党外人士的关系，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比如，在边区政府工作中，林老对副主席李鼎铭非常尊重，经常亲自找他交换意见，商量工作，使李鼎铭深受感动，与共产党人合作得非常融洽。1944年，中外记者团来延安考察时，一位英国记者单独和李鼎铬进行了谈话，问他：“你是否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回答说：“我是有职有权。”事后，这位英国记者多次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⑦林老不仅注意团结政府中的党外人士一道工作，而且重视广交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他发起成立的“怀安诗社”，把外地到边区来的爱国人士和边区的一些有影响的老知识分子组织起来，通过诗词唱和，交流感情，宣传政策，使大家心情舒畅，把积极性发挥出来。 　　在林伯渠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建设“三三制”政权中，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从政治上团结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党内外广大干部精诚团结，尽职尽责地为抗日救国、建设边区而辛勤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曾赞扬说：“延安的‘三三制’搞得好”。⑧ 　　精兵简政是党中央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这项政策首先在陕甘宁边区提出和实行，然后推广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成为党在抗日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坚决实行中央号召的精兵简政，把精兵简政当作既是克服困难的重要政策，又是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  　　从1942年1月至4月，边区政府进行了第一次精简，裁并骈枝机构百余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缩编了24%，取得了初步成绩。但只能说在“编”上做了一些工作，还未做到切实的“整”，机构仍未臻于完善，人员也未充分合理调剂。因此，以林伯渠为首的边区政府又决定从5月初进行第二次精简。 　　在第二次精简中，林伯渠向边区政府一级干部作了深入的动员，并经政务会议研究确定，这次精简边区政府是以“了解情况，掌握政策，督导行政，培养干部”为基本任务，以“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务)事(务)分开，合署办公”为具体办法。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第二次精简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政务事务适当分开了，明确了任务，各负其责；边区政府秘书处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实行了合署办公；精简了上层，加强了县政府的权力，健全了区乡政府组织。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整顿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9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根据这两个文件的精神，边区政府又决定进行第三次精简。林伯渠认为第一、二次精简工作的主要缺点是认识不够深刻，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为此，林老要求各级政府要召开动员大会，开展工作大检查。1942年林老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简政整政问题》报告，进一步要求把精简和整风学习紧密结合起来。他还委托边府秘书长李维汉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经边府党组多次讨论修改，于1943年3月在边区政府委员会上通过施行。随后，林老又领导边区政府制定和颁布了《政务人员交代条例》、《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政纪总则》、《政务人员公约》等规章条例，保证了精简工作的顺利进行。     　　历时半年多的第三次精简，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等五个目的。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并了1／4，直属机关从35个减为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至279人，减少40%以上，避免了头重脚轻的弊端。边府以下各级政府机关的精简，也取得很大的成绩，精简下来的人员，一是转入生产，充实下级机关；二是送往党校和各类干部学校，继续培养提高。 　　林伯渠领导的这三次精简，一方面，进一步克服了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改变了领导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消除了彼此不协调，遇事推诿拖拉和各自为政的现象，使干部作风大为改观，党政军民与上下关系明显改善；另一方面由于实行了精简，减少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开支与浪费，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同时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经验，为战胜严重的物质困难，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要的作用。 　　反腐倡廉是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此，林伯渠一贯重视，领导边区政府制定颁发了许多廉政建设的法规命令和指示。1938年颁布了《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39年又重行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1941年制定了《工作报告大纲》，1942年发出《关于派公正干部切实调查群众控告案件的命令》，1943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等等，这些法规对于贪污渎职、营私舞弊等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行为，既进行了有效遏制，又使对发现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严肃查处有法可依。他对一切违法违纪行为绝不容忍和姑息迁就，对干部既严格要求，又很关心。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垂范，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艰苦朴素。他多次微服出访，深入到基层了解民情，为群众排忧解难，被誉为“革命先锋一老牛”。在林老的带动和倡导下，边区政府形成了一种发扬民主，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的好风气。中外记者参观团在边区实地考察后，一致公认边区政府是一个廉洁的抗日民主政府。  　　经济建设是“我们工作的中心之中心” 　　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一向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苦。根据这种情况，林伯渠认为要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解决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就必须认真抓好边区的经济建设，强调这是“我们工作的中心之中心。”林老积极响应党中央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特别是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发表了关于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重要讲话后，他立即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指出要克服保守的单纯财政观点，首先要有效地发展经济，才能解决财政的困难。在领导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林老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正确方针，用了极大的精力抓边区的经济建设。 　　林伯渠十分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他经常说，陕甘宁边区土地宽阔，是个发展农牧业的好地方，在历史上就是以农业为主体。我们要解决吃饭穿衣问题，都得依靠发展农业。为此，林老领导边区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生产积极性。 　　第一，优待移民和难民。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总面积为12.9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每平方公里约15.2人。总的来说是地广人稀，而且分布极不平衡。绥德分区一些县人多地少，延属分区一些县又人少地多。历史上群众就有迁移的习惯。沦陷区和国统区民不聊生，也有许多老百姓逃来边区谋生。为了接纳安置移民和难民，鼓励他们发展生产，边区政府曾多次公布优待移、难民条例，规定移、难民开公荒者可以长期有使用权，三年不交公粮；垦私荒者三年不交租；政府帮助解决吃住困难，借贷和调剂耕牛、农具、籽种；政治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林伯渠非常关怀移、难民的生产，1943年他得知先一年由米脂县迁移到延安南三十里铺边区农场的马丕恩及女儿马杏儿，由于辛勤劳动，当年就分得粮食21石的事迹后，立即予以嘉奖，授予他们“劳动英雄”称号；并在边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向马丕恩、马杏儿父女分别颁发了亲笔题写的“移民模范”与“妇女光荣”的奖状和奖品。在林老与边区政府的鼓励下，移、难民成了边区一支劳动大军。据统计，1941年和1942年，全边区共安置移、难民12911户，33173人，其中1／3是劳动力，一年即可开荒20万亩，对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第二，开展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在边区生产建设中，涌现出许多劳动致富的农民，著名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就是最突出的一位。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林伯渠、李鼎铭联名通令全边区，号召农民向吴满有学习。1943年2月，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提出6条作为向吴满有开展劳动竞赛的条件，并请边府建设厅高自立、霍子乐两位厅长作评判员。吴满有复信杨朝臣表示应战，并倡议把两人之间的竞赛扩大到两个村庄和全边区部队、群众中去。此事立即引起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极大重视。林伯渠和李鼎铭联名向各分区专员、各县(市)长发出指示，要求立即组织和领导好生产劳动大竞赛。这样，在全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群众中，便迅速掀起了生产劳动竞赛的热潮。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又号召在工业战线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各条战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层出不穷。为鼓励开展劳动竞赛，边区政府还召开了各种群英会，按劳模们的贡献，分别给予重奖和不同的奖励。在全边区形成你追我赶，奋发向上的良好风气。   　　第三，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减租减息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当时边区的土地关系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约占全边区一半面积的老区，进行过土地革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另一半是新区，尚未进行土地革命，广大农民仍受着封建地主的剥削。减租减息斗争就是在这些新区进行。根据这种情况，为了调动占全边区一半农民的抗日与生产积极性，林伯渠领导区政府制定了《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土地典当纠纷处理原则及旧债纠纷处理原则》、《地权条例草案》等法规，明确规定，出租人应按所规定的减租额收租，不得多收或法外增租，一般减粗率不得低于25%；承租人应按所规定减租后之租额交租，不得短少，具有能力交租而故意不交者，出租人有请求政府依法追交之权。还规定，“出租人不得任意收回租地”，出租人依法收回土地时，“须于本年作物收获后次年作物耕种前之时日为之，并须于收获后一月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仍须交纳本季地租。”并且在贯彻执行中，还根据边区的传统租佃形式，作了具体的规定。这样，既照顾了农民的利益，也保护了地主的合法权利，从而调动了农民生产和地主经营土地两方面的积极性。 　　第四，军队实行屯田政策。这虽然是朱德倡导的，但也倾注了林伯渠的许多心血。早在1940年春，林老利用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之机，就曾亲自带领农业技术人员去南泥湾进行踏勘，认为这里是开荒生产的好地方。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到南泥湾地区实行屯垦后，用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林老对此十分欣慰，1943年春节，林老亲率边区政府慰问团到南泥湾慰问，视察了驻军的生产情况后，向记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谈话，他说：“像这样忠于保卫边区而又竭力设法减轻民负的军队，乃真正的是我们边区人民自己的军队。”⑨号召边区广大干部和群众，向军队学习，并在各方面给军队以具体的帮助。当时，在林伯渠和边区政府的支持下，边区留守部队还在槐树庄、大凤川、豹子川、清泉沟、葫芦河等地屯垦，也都为边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第五，创办光华农场。林伯渠高瞻远瞩，为了发展边区的农业，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指导科学种田，他亲自筹建了光华农业试验场。1940年春，林老骑着毛驴，带领几位农业科技人员，走遍了延安杜甫川的山山水水，最后选出一块靠山临水向阳的川地、还有一大片坡地和山地的地方，作为农场场址。川地种植农作物和蔬菜，坡地种植果树和建立牧场，山地植树造林，溪水饮畜和灌溉。由于林老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光华农场发展很快，修建起办公室、宿舍和简易实验室，还有做实验用的糖坊和烤烟房。林老还特别批准建造了一座酒坊，酿酒提炼酒精，保证延安卫生部门的需要，并用酒糟喂养奶牛。最多时奶牛发展到200多头，其中不少是林老通过关系从河南的开封、洛阳等地买来的。林老很有远见，他为了促进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1939年就开办了边区农校，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他还把延安许多学过农业专业的人才调到光华农场去工作。人数虽然不很多，但专业颇为齐全，搞农艺、园艺、林业、植保、畜牧、兽医、养蜂、养蚕、水利和农业经济的都有。林老大胆使用人才，对他们既尊重又信赖，也很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并想方设法通过多种渠道购买图书资料和优良籽种，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专业特长，引进和培育了适合陕北高原种植的狼尾谷、马齿玉米、春小麦、白皮马铃薯、黄金烟和甜菜等；引种成功了卷心白菜、金皇后番茄、球茎甘兰、露八分萝卜等180多种蔬菜；试植成功了梓树、大苹果、西洋梨、法国葡萄、甜杏等10多种果树；还培植了20多种草本和木本花卉。林老和边区政府对研究成果极为重视。1942年，甘泉等县流行牛瘟，严重威胁农业生产，林老立即指示光华农场派兽医前往防治。在试制免疫血清和疫苗成功后，由于没有兽用注射器和盛血清的玻璃瓶而无法使用。林老就动员农具厂、陶瓷厂等单位来支援，用铜制造注射器，用瓷瓶代替玻璃瓶，仅用半年时间，就扑灭了边区7个县的牛瘟。狼尾谷在两年内推广到边区17个县，面积10180亩，产量比当地谷种提高10%以上。四川黄皮马铃薯在农村广泛推广后，产量比本地种籽高出34.9%。黄金烤烟的试种成功和推广，边区办起了卷烟厂，出产的“曙光”牌香烟，成为当时边区受欢迎的畅销商品。 　　在发展农业生产中，林老领导边区政府除采取上述重大措施外，还有鼓励和推广植棉、发放农贷、兴修小型水利、水土保持、改造二流子、开展互助合作等措施，也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林伯渠对边区工业的发展也非常重视。早在抗战初期，林老就认为“抗日没有经济基础不行”，他指示边区政府用国际救援总署给的9000多元法币，办起了“难民工厂”，既救济难民，又发展壮大边区经济基础，并亲自选定当地干部吴生秀担任厂长。后来又办起了棉织、毛织、制药、化工、造纸、火柴等工厂。为了解决技术力量问题，林老利用作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从武汉、西安等地物色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送他们到边区来发展工业。林老还指示边区政府民政厅把当过县长或建设科长的当地干部，比如盐池县的靳体元、米脂县的艾秉勤等派到工厂担任管理干部，并要求尽量招收本地工人，为边区培养技术人才。在实际工作中，林老以他长期从事财经工作的丰富经验，要求工厂要特别注意搞好经济核算，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林老还尽力帮助工厂排忧解难。有一次，难民工厂资金周转不过来，林老批准该厂卖掉5%的布，并亲自找朱德同志商量，为八路军预定50000条毛毯，签订合同，部队先付一部分款、解决了难民工厂资金周转不开的具体困难。在林伯渠的关怀与指导下，边区的工业不断发展，而且越办越好。难民工厂也有长足的进步，还生产出呢子和皮货。林老指示边区政府，给搞外事工作和参加外事活动的同志，每人做一套呢子衣服，以后又给科长以上的干部每人一套。有一次，周恩来去重庆时带去了一些毛毯和皮货，国际救济总署的兰道尔看了，称赞边区难民工厂办得好。他曾多次对国民党官员说：给你们的钱比他们多几倍，你们什么都干不出来，陕甘宁边区的产品不错，有呢子、毛毯、皮坎肩。 　　林伯渠为保证和促进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还领导边区政府大力发展商业贸易。边区有三宝——咸盐、皮毛、甜甘草，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特别是食盐，它是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在靖边、定边、盐池一带储量丰富，取之不尽。要把这个死宝变成活宝，就要发展打盐和运盐事业，开展对外贸易。对此，林伯渠在认真调查的基础上指出，边区周围有一千万以上的人口，每年需要60万驮盐(每驮150斤)，这就是说盐有广阔的销路和市场，可换回边区经济建设需要的物资和资金，此后，边区各县市组织了很多运盐队，采取得力措施发展运盐事业。1941年9月，《解放日报》发表了高克林写的富县城关第一次运盐经过的调查报告，即《鲁忠才长征记》，毛泽东看后非常重视，并为之作序，在全边区产生很大反响，这年外销食盐就达到近30万驮，创造了边区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对增加边区的财政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除发展对外贸易外，为了筹集建设资金，林伯渠发起组织劝储团，号召边区人民节约储蓄。使群众生息取利，使银行集腋成裘，收到了利公利民的效果。林老还竭力主张在边区发行救国公债，向老百姓借钱，作为经济建设的资金。1941年全边区经济建设共投资700万元，其中500万元是当年发行公债的集资。 　　在林伯渠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人民收入大大增加，公家取之于民的部分大大减少，粮食和日用品等基本自给，农业上做到“耕三余一”甚至“耕二余一”，工业振兴，财政平衡，物价稳定，边区呈现一派丰衣足食景象。这不仅渡过了难关，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1947年胡宗南进犯边区，边区军民打了一年多仗，粮食供给都没有发生严重困难，正是边区经济建设成就的见证。  　　“创建精神文明是我们的职责” 　　旧社会遗留给边区人民的几乎是文化荒漠，教育十分落后，迷信愚昧严重，边区人口90%以上是文盲，知识分子凤毛麟角，有些地区识字的人仅占0.5%。林伯渠一到边区，就很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林老经常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的疾苦决不可漠不关心；创建新的精神文明，是我们的职责。为此，林老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说：现在抗战，财政确有困难，但要舍得花钱办学校，这方面不要卡得太紧，目光要放长远，要着眼于为新中国的未来培养人才。在林老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在对教育经费的调拨、学校干部的配备、提高教师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尽力给予支持，使边区文教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     　　林伯渠根据毛泽东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指示精神，在1942年召开的边区高干会的发言中，论述了实施抗战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发展的次序。他提出：“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教育，必须以干部教育为主，国民教育为辅。应该是：第一，干部在职教育，第二，干部学校教育，第三，社会教育，第四，儿童教育。” 　　对于干部教育，林伯渠把在职干部教育放到全部干部教育的首位来抓，贯彻“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精神，坚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联系实际，进行业务、政治、文化和理论方面的教育，使广大在职干部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以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对干部队伍素质提高的需要。除此之外，为了培养造就革命干部，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的倡议下，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行政学院、军事学院、延安大学等二十多所干部院校，培养了成千成万的革命干部，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林伯渠不仅参与了陕公、鲁艺等一些院校的创办工作，而且亲自兼任行政学院的院长。林老还从边区的实际出发，领导边区政府创办了抗日军人家属学校、农业学校、新文字干部学校、医药学校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以及各种类型的短期干部训练班，解决了各方面对专业技术干部的急需。  　　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教育以扫除文盲为中心一环。以林伯渠为首的边区政府提出：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为此，采取创办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等形式，进行抗战政治文化教育。到1941年，全边区这四种组织共有3940处，人数达47071人，对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尽快扫除文盲，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林伯渠还与吴玉章等一起，发起成立了新文字学会，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边区创办了新文字报刊和学校，“收到了很大的成绩”⑩。 　　由于林伯渠的提倡和推动，边区的中小学教育也不断在改革中前进，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抗战期间，边区共有中等学校7所，其中中学3所，师范4所，在校学生2487人。1943年，边区有初小、完小444所。1944年边区政府提出“民办公助”的政策以后，各县创办了570多所村学和150所私立小学，到1945年上半年，小学发展到1377所，学生达34004人。还有遍布边区各地的3300多个读报组。 　　医药卫生事业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改变旧社会给边区留下的愚昧、迷信、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的落后状况，林伯渠非常重视和关怀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领导边区政府，充分发挥千余名中医、200余名西医、50余名兽医的作用，发动和组织他们到农村或疾病流行的地区去服务。教育和动员群众，同分散在边区各地的2000多个巫神进行斗争，取缔他们的活动，揭露他们的骗人伎俩。大力提倡建厕所、立猪圈、挖水井、灭虱子、勤洗晒、新法接生等，改变群众中的不卫生习惯。为解救边区人民的疾苦，提高边区人民的健康水平，边区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诸如：实行以预防为主、专门工作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群防群治的工作方针；中西医相结合的医疗方针；建立健全卫生机构和卫生制度，颁布医药卫生条例和章程；成立各种医药学术团体；严禁幼女缠足等。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改变了边区卫生的落后面貌，促进了边区人畜两旺，也都无一不渗透着林老的心血。 　　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开创了革命文艺的新纪元。在蓬勃发展的文艺运动中，林伯渠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鼓励边区文艺团体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走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深入实际，熟悉群众生活，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创作了许多反映人民生活、生产和革命斗争的好作品，演出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以新秧歌带动起来的民间诗歌、快板、说书、演唱、自乐班、窗花剪纸等新艺术活动都积极开展起来，大大地丰富了边区人民的文化生活。边区文艺的方向和道路，显示了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相结合、专业文艺创作同民间文艺相结合，揭开了中国文艺运动史上新的一页。林老高兴地说：陕甘宁边区“群众文教建设的阵容，也为之一新。”(11) 　　总之，延安时期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在政权、经济、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为当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为保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许多经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42页。 　　②③⑨(11)《解放日报》，1941午5月19日、1941年11月19日、1943年2月26日、1944年12月8日。   　　④⑤⑥《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第376、381、387页。 　　⑦⑧《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第25页。 　　⑩《中国青年报》，1960年6月18日。     　　 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所编 主编 郭 林 阎树声.—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12